兩岸在政治制度、法令規章、思想觀念與新聞價值迥異的基礎上進行新聞交流，原本即存在一定程度的制約，受兩岸關係發展進程與氛圍的影響尤為顯著，而無法單獨進行。 事實證明，兩岸新聞交流在推動兩岸關係朝正向發展方面的作用是重要，也是顯著的，尤其是兩岸關係長期處於不穩定的狀態下，兩岸新聞媒體在相互採訪交流中，肩負起溝通、認知、釋疑、解惑的重責大任。新聞記者是站在時代尖端、瞭解社會民情的觀察員，也是兩岸同胞情感的聯絡人，透過從業人員的口筆報導與資訊傳遞，使海峽兩岸之聯繫終能不脫離民意與時代潮流。多年來兩岸關係雖跌宕起伏，但始終在曲折中向前發展，其中兩岸的媒體工作者，持續不懈地發揮了特殊的輿論推動作用。 　 兩岸新聞交流發展歷程中，中國大陸在開放的步幅與相關管理法規的發布上，均較我國為快速，可以合理推論大陸官方非常清楚其內部需求，以及兩岸傳媒交流合作的重要性與勢不可擋的趨勢。然而，大陸在對臺相關政策中的策略性內涵，幾乎完全脫離不開其「統戰」思維。單純作為一個維繫國家政權控制力與擴張力的依據，「統戰」思維似乎並無其特別謬誤或值得爭議處；然而面對國際事務或處理兩岸關係，惟私的「統戰」意圖即有其明顯偏差。 另對於一個力推新聞傳媒「走出去」戰略的政權，中國大陸沒有一部《新聞法》實有礙傳媒事業的發展與國際評價。微觀而論，作為最低限度的新聞道德，欠缺《新聞法》將無法在保護新聞自由的同時，嚴格限制新聞界濫用報導權和評論權的行為。宏觀而論，未訂定《新聞法》，將使中國大陸新聞傳媒邁向國際社會之路困難重重。 新聞交流在兩岸關係發展佔有重要地位，然而交流互動中所潛藏的不利或危安因素，卻是吾人應深切體悟與善加防範者。如何秉持馬總統大陸政策「以臺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的最高綱領，落實「創新強國、文化興國、環保救國、憲政固國、福利安國、和平護國」主張，並融合雙方「正視現實、開創未來、擱置爭議、追求雙贏」、「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的共信共識，循「先易後難、先經後政、循序漸進」步驟，使中國大陸對臺灣的「威脅極小化、機會極大化」，實為我產、官、學界積極開展新聞交流互動重中之重的要務。

2012年1月14日，台灣總統大選結束，敗選的民進黨黨主席蔡英文在發表敗選感言時說，「這一次，我們已經接近山頂，我們還差一哩路。」一樣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開，政治權力結構重組，接任的習近平的對台政策明確從九二共識轉向一中框架。究竟蔡英文的這最後一哩路與民進黨的中國政策有多少關連，民進黨要再取得執政權應該如何調整其中國政策，本文從中共形成一中框架對台政策的形成背景與意涵，對照民進黨各派系的中國政策，並分析歷次台灣總統大選民進黨中國政策的論述主張與選舉結果的關連性，來探討強調台灣是個主權獨立國家的民進黨，在國際局勢、兩岸因素、內部意見的整體環境下，如何突破中共所設下一中框架的兩岸關係：發現民進黨雖然有各種強硬手段與柔性手段來突破一中框架，但比較具體可行者僅外交手段及交流手段，因而提出五個穩健做法：一、進行心態調整，突破一中不等於要建立臺灣共和國。二、強化維持現狀的論述。三、營造正面和平安全環境，兩岸與外交並重。四、建立兩岸交流平台，維持台海的穩定。五、全球化視野下建立兩岸經濟競合關係。希望民進黨在主動宣示不追求法理台獨，並積極與中共展開交流的情況下，能增加民、共政治互信，共同維持海峽兩岸的和平穩定發展。

2000年3月18日，民進黨籍的總統候選人陳水扁意外勝出，當選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締造台灣歷史上第一次的政黨輪替；2004年陳水扁再接再勵禪連執政。在陳水扁執政的八年期間，對兩岸政策接連出招，先是認為「九二共識」是「沒有共識的共識」，而以「九二精神」代之，然後拋出「一邊一國論」、終止「國統會」與「國統綱領」、「四要一沒有」及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等言論或政策，其間中國大陸於2005年3月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因此兩岸關係一直處於起伏不定與風波不斷的狀態。本文係以立法院公報為研究主體，針對民進黨政府於此期間的兩岸政策作探討，主要著重在政治與經貿方面，研究重點為民進黨執政的特色、政治理念、兩岸經貿政策，而與國民黨主政時期相較有何延續與變遷之處，及其面對全球化趨勢採取何種的思維與作為，從立法院公報的角度觀察民進黨執政八年兩岸相關政策的變遷。 關鍵詞：兩岸關係、兩岸政策、立法院公報、四不一沒有、九二共識、一邊一國 / On March 18, 2000, DPP presidential candidate Chen Shui-bian unexpectedly won the election to become the 10th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result has made the history of the “party alternation in power” for the first time in Taiwan. On March 20, 2004, Chen Shui-bian once again was elected president for a second term. In the eight years of his rule,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has made a serial moves on the cross-strait policy. Firstly, he alleged that the "92 consensus" is "Agree to Disagree " and replaced with the "92 spirit". After that he brought up “ one side one country,’’ abolishing “National Unification Council or the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Unification,” the “ four imperatives and one non-issue” policy, and joining the United Nations under the name of "Taiwan”. During that period, the passage of the "anti-secession law" in March 2005 created more tension on the already stressful relationship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his thesis is to research the Legislative Yuan Gazettes, aimed at the cross-strait policy taken by DPP government, and the main focus is on the aspect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rade. The main point is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political beliefs, and the cross strait economy and trade policies of the ruling DPP government and to compare the continuances and changes to the KMT ruling era, as well as to review DPP’s thinking and action in coping with globalization. From the Legislative Yuan Gazettes’ angle, we could observe a different aspect of cross-strait policies taken by DPP in the eight years in power. Keywords: Cross-strait relations, cross-strait policy, the Legislative Yuan Gazette, four no's plus one , 92 consensus, one side one country

戰爭不會無故發生，和平也不會從天而降。沒有辛勤的灌溉，哪有豐盛的果實！你要坐困愁城，還是破繭而出？這正是近幾年兩岸關係發展過程的最佳註腳。2008年以前兩岸相互敵視，臺海上空始終籠罩著戰爭的陰影，2008年以後則在馬英九就任總統起，對中國大陸採取務實、彈性又具謀略的作為，終使兩岸撥雲見日逐漸看到和平的曙光。但也由於某部分因素，看似光明的前景卻又沉浸在茫茫白霧之中。 「信心建立措施」（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CBMs）是國家間用來降低緊張局勢，並避免戰爭衝突危險的工具；CBMs並不是直接用於解決已發生的衝突或對立，而是建立一套架構用來避免或降低，由於不確定和誤解所產生的衝突或對立。而「軍事互信機制」即是整個「信心建立措施」最重要的核心，因為其他型式的信心建立措施固然可以降低雙方敵意，卻不具化解危機與防止戰爭的功能。「軍事互信機制」可視為軍備管制的一種型式，藉著刻意設計的、明確的合作方式，使得參與各方的軍事意圖變得明確清晰，降低軍事行動的潛在性威脅以及對發動奇襲或使用武力威懾形成制約。 兩岸間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的複雜程度，在國際間可說是前所未見，因為影響的因素多元且難解。它包含有國內的因素如安全威脅的認知、嚴重的政治分歧、領導人的風格特質等；也有中共的關係如長期威脅、政治企圖、終極目標的不同；更有國際間的角力，以美、日為其代表，美國尤居最重要的關鍵。也因此，造成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多重困境，如共通性的問題、美國的因素，加上筆者獨特認為難以理解之恐懼的謬誤（先政治後軍事、共識問題、美國軍售、信心危機、軍力比較等）。以至於開創兩岸新局，成就歷史大業的契機，正慢慢的流失。 對於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不論學、政界各方均有相當的論點，也由於立場與角色的不同而隨之變化。經筆者的整理與研究，在目前的環境下其進程仍宜以穩步為基礎但可多變的方式進行，區分近、中、遠三個階段實施。初期嚴格以純軍事議題為主，後續則依進展的程度與當時的環境，適時加入非傳統軍事的因素；同時以積極不致爭議如授權智庫、培育談判人才等的作為充實之。總之，兩岸信心建立措施的推動是受到許多主、客觀因素的限制，臺海兩岸若欲獲得維持一個長久的和平與穩定之環境，避免不必要的軍事衝突，亦唯有戮力於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規劃與運作方可見效。兩岸關係能否更進一步的改善，「軍事互信機制」的建立具絕對的關鍵指標，更是政治協商前的最後一哩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