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公共關系業務的發展以政府及公營企業為濫觴, 但近年公關行業的興起, 企業界 的省思實居首要之功。社會上掀起的公關風影響所及是: 企業公關單位及公關公司的 紛紛成立。由此看來, 研究國內企業界之公關現象的時機應已大致成熟。本論文之研 究動機即在, 體認到需要有一些人把國內各種公關現象予以有系統地整理、分析, 以 便建立起一套屬於我國本土性的公關知識。 本研究將重點置於新聞記者與公關人員認知差異的問題上, 希望透過這個研究, 可以 有助於記者與公關人員彼此的瞭解。 本研究以「整合系統理論」為理論基礎, 將公共關系視為一個社會系統, 并引用Sir- gy的系統分析層次概念, 將公共關系的研究分為個人、人際、情境及發展等四個層次 。其次, 從Culip 等人的「生態學」觀點出發, 說明「公共關系開放系統模式」如何 可以預期及偵測組織與公眾的關系, 進而維持、促成雙方的利益或消弭利益衝突。 Gruning&Hunt將公共關系行為分為報業代理/ 宣傳、公共資訊、雙向不對稱及雙向對 稱等四種模式, 其中雙向對稱模式之精神與前述公共關系開放系統模式一樣, 均強調 雙途、平衡的溝通型態。 McLeod & Chaffee研究人際間之傳播行為, 提出「人際共向測量模式」以說明人際間 之認知關系, 這種認知關系可分為: 瞭解或同意性、正確性及一致性三種。Broom 主 張將此一模式應用到公關領域, 所以本研究把原模式中的二個客體以公關人員和新聞 記者取代之, 便成了「公關人員與新聞記者共向測量模式」。基本上, 新模式之產生 系依循「公共關系開放系統模式」和「雙向對稱模式」而來, 在這個基礎上, 公關人 員與新聞記者之認知關系便成為本論文欲探討的問題。 前述公關行為四個模式中的報業代理、公共資訊及雙向不對稱三模式, 意涵公關人員 企圖支配或控制大眾媒介的心態。此一假設若與媒介議題設定功能的概念合并討論, 將引發對媒介設定議題能力的存疑?Pavlik 指出: 許多研究顯示報紙的議題只不過反 映其它社會部門和機構的議題, 尤其是公關單位, 這一說法無疑地突顯了公關人員在 資訊傳遞上的角色, 也引起我們對二者( 新聞記者與公關人員 )關系型態的興趣。G- ieber & Johnson 提出三種「消息來源與新聞記者的關系型態」, 頗能解釋二者微妙 的關系。 過去國外許多研究顯示, 記者與公關人員間存有很大的認知差距, 例如: 1.記者看不起公關行業, 認為公關人員不具專業能力, 職業道德很低; 相反的, 公關 人員卻對自己的職業充滿信心, 給予很高的期望。 2.在傳統新聞學的觀念上, 記者與公關人員的看法非常一致, 但對新新聞學的理念則 意見分歧。 3.記者認為新聞工作地位崇高, 很具專業地位; 但公關人員卻認為新聞記者與公關人 員之專業地位一樣崇高。 4.記者與公關人員的關系型態為何, 有人主張是合作式的, 但也有人贊成是對立的, Pyan & Martinson則指出這是種愛恨交加的關系 上述結果是否也與本國的情形相同呢? 我國之公關研究起步甚晚, 尚未累積足夠的資 料, 就目前的發現而言, 我們知道: 1.記者認為公關人員或新聞聯繫人是新聞報導的障礙, 而後者則指記者采訪報導時常 發生錯誤。 2.公關人員或新聞聯繫人普遍對記者存在負面印象, 但對自己的工作期望很高。 3.這二者的關系亦是愛恨交加, 不是全然合作的情況。 4.這二者對傳播媒介的角色功能看法差距不大。 由此看來, 不論是在國外或在國內, 公關人員與新聞記者「相輕」的現象似乎普遍存 在, 二者既愛又恨的矛盾情結也不可免, 這種人際關系的確頗為有趣。 本研究采問卷調查法, 以立意抽樣法抽出國內二百五十家企業公關人員及十家日晚報 的二百五十名記者進行調查。 研究發現, 記者與公關人員對公關行業、新聞工作的價值、彼此專業地位及二者的關 系型態等議題, 存有認知上的差距。記者認為公關工作較不專業、地位不高、彼此關 系型態不是非常合作的; 公關人員則認為自己的地位與記者差不多, 相當專業, 二者 的關系是合作式的; 另外, 這二者對新聞工作的角色與價值也有不同的見解。

有關「工作倦怠」的研究，最早在1974年由紐約臨床心理學家Freudenberger提出。在過去文獻中所述及之工作倦怠現象，大部分屬於心理學研究領域，探討了倦怠的意義、性質、成因、症狀與影響結果，藉由分析工作倦怠的形成過程及造成因素，進而提出預防及克服倦怠的處理方法。 早期工作倦怠的研究對象多半針對「助人工作」領域，如諮商輔導員、社會工作者等，隨後始加入其它專業領域，如教師、圃書館員及其它經常接觸他人的不同職業，有關工作倦怠的情形也開始廣泛受到研究人員關注(Chou, 1991; Maslach, 1982b; Pines, 1993)，如perlman & Hartman(1982)就認為工作倦怠現象其實普遍存在各種職業領域。因此，本研究關心的問題是：新聞從業人員是否如同其它職業領域亦面臨工作倦怠的困擾。 Endres(1988)與Cook & Banks(1993)初步證實新聞從業人員的確面臨工作倦怠。為瞭解新聞從業人員的工作倦怠現況，本研究採取Maslach的看法，從情緒耗盡、缺乏人性、個人成就感低落三個面向探討，並定義工作倦怠為「新聞工作者個人在與環境互動及因應過程中，未能有效處理工作壓力，因過度負荷而顯現出情緒耗竭、缺乏人性、低個人成就感的心理狀態」。 Cook & BankS進一步研究影響報社新聞從業人員的工作倦怠相關因素，檢驗報社大小、工作類型、年齡、性別、收入、工作年資、教育程度與工作倦怠之間的關係。不過，此項研究僅由人口背景變項探索工作倦怠，顯然無法完全彰顯新聞工作本身特性和新聞工作情境對工作倦怠的影響。 Caputo(1991)回顧過去文獻後指出，工作倦怠的因素可能來自工作環境和個人背景兩者。黃臺生、黃新福、張世杰（民83）根據國內實證研究論文，將影響工作倦怠的因素歸納為個人、工作、組織三者。 因此，本研究除了探討個人層面的人口背景變項對工作倦怠的影響外，並探討組織及新聞工作特性是否影響新聞從業人員的工作倦怠。 在個人層面，本研究探討了人口背景變項，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教育背景、婚姻狀況、新聞工作年資等變項。在新聞工作特性與組織環境因素層面，本研究探討工作壓力來源因素，包括新聞工作特性、工作條件、人際關係、組織結構與氣氛、報業環境變遷等變項，以瞭解新聞記者工作倦怠現象與新聞行業及新聞組織相關的因素。 此外，發生工作倦怠的員工因無法成功處理工作壓力，會引發士氣低落、高度怠工及高流動率。此種情形若長久持續，通常的反應就是變換工作，或甚至轉業（Malach, l978；李美燕，民84）。從此點來看，工作倦怠的結果可能影響新聞從業人員的離職意願，甚或影響新聞從業人員對工作的「專業承諾」。因此，本研究亦探討了工作倦怠是否影響新聞從業人員對新聞專業的承諾。 根據研究問題與目的，文獻部份探討了新聞從業人員工作倦怠的本質與意義、癥候、形成過程、造成工作怠的相關因素、及工作倦怠的影響與結果。本研究除了以問卷調查研究相關問題，並就調查結果訪問實務工作者，探詢研究發現在實務上的原因與意義。 本研究發現，新聞從業人員工作倦怠情況並不嚴重，工作倦怠的程度僅介於「有時如此」與「甚少如此」之間。整體而言，研究發現，個人人口背景變項（性別、教育背景、年齡、教育程度、新聞工作年資、婚姻狀況等）均與新聞從業人員工作倦怠程度無顯著相關。不過，年齡較輕、年資較淺、未婚的新聞從業人員個人成就感有較為低落的傾向。 而在工作倦怠與及其它變項相關程度力面，研究發現工作壓力感受愈強烈者，其工作倦怠的感受亦愈強烈。且新聞工作特性、工作條件、組織結構與氣氛、人際關係等方面感受到較為強烈的工作壓力者，倦怠感亦較強烈。另外，本研究亦發現，工作倦怠感受愈強烈者，其專業承諾、大眾服務、工作承諾感受愈弱。 而關於工作倦怠變項的最佳預測變項力面，研究發現，在控制相同個人人口背景變項下，工作壓力變項可以有效預測工作倦怠，其中又以新聞工作特性的壓力來源最能解釋工作倦怠的變異量。

本研究目的為探討國內新聞從業人員在採訪創傷新聞事件後，是否亦間接地受到創傷壓力所影響；又，社會支持與記者的創傷壓力調適有何關聯；而至今國內新聞界在記者創傷議題這部分的認知與作法處於何種階段。在研究方法上，採用質化的深度訪談法，訪談了包括文字記者、攝影記者以及主管職位等13位國內電視新聞從業人員。研究結果發現，普遍而言，國內電視新聞從業人員所承受身心壓力都較一般人來得高，而部分曾經採訪過重大創傷事件或創傷受害者的記者，更可能經歷深層的創傷壓力徵狀，包括侵入性回憶、逃避、高度警覺等。另外，部分受訪記者對創傷新聞事件的反應冷靜，可能源自記者良好的心理建設，但仍有記者是因為同儕壓力、尋求榮譽感或生計壓力等原因，而必須表現勇敢、甚至漠然，此亦可能為創傷壓力反應的一種。容易造成記者創傷壓力的新聞事件主要包括兩類，一為重大災難，一為看似平常、但可能對個別記者影響深刻的普通新聞事件；而易造成創傷壓力之新聞事件特性包括事件本身的嚴重度、記者深入了解新聞故事、與記者關係密切的人成為新聞主角、具情感張力的畫面。最後，個性、性別、路線、職位、電視台定位等變項可能影響記者是否容易面對創傷事件並受創傷壓力所影響。 接著，研究發現記者主要以「自我調適」與「尋求社會支持」兩種方式來應對可能承受的創傷壓力。在自我調適的部分，受訪記者以「娛樂」以及「重新定義生命或工作價值」的方式，來調整自己的狀態。在尋求社會支持的部分，首先，不若國外文獻對同儕支持的全面推崇，國內記者認為同儕支持主要能夠滿足資訊層面，但對同儕支持所提供的情緒支持仍有遲疑，可能與國內新聞圈的競爭激烈有關；第二，記者認為新聞組織能夠、也必須提供全面的物質支持與資訊支持，但由於現今不論是第一線記者或新聞主管，對記者創傷議題仍不熟悉，因此大部分受訪記者對組織是否能提供情緒支持採保留態度；第三，國內電視記者已不排斥尋求專業支持，但這方面的資訊相當缺乏；第四，雖然記者在擔心傷害家人的情況下，對家庭較不提及自身所承受的創傷壓力，但家庭仍提供了記者深層的情緒支持；第五，宗教支持為國內記者能夠舒服地吐露自身壓力的管道，提供了全然的情緒支持，此為國內新聞脈絡較特殊之處。 再者，國內新聞界雖已開始對記者創傷議題開始有初步的認知與作法，但整體的普及度與實行度仍不高。本研究在理解國內情況與參考國外各新聞組織的作法後，對國內新聞界在記者創傷議題可能能夠努力的方向，提出了若干建議。最後，亦在思考研究發現與研究限制後，對未來學術研究提出幾點建議。 /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rauma experiences of journalists in Taiwan after covering disaster, crime and justice news or interviewing traumatized victims, and how social support mechanism plays a buffering role in their trauma-stress coping. This thesis also explored news rooms’ attention and response toward this issue. This study adapted the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and the grounded theory methodology to analyze in-depth interview data of 13 TV journalists inTaiwan, including script journalists, photojournalists, local journalists and managers.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interviewed journalists live under physical and mental pressure. Some of those who have covered traumatic news experienced traumatic symptoms, including intrusion, avoidance, and hyperarousal. Although some journalists keep calm when they confront traumatic stress events, we still couldn’t overlook the potential traumatic effect since journalists may suppress their authentic feelings because of peer pressure, sense of honor, or bread and butter. In addition, the interviewed journalists employed “self-adjustment” and “seeking social support” to deal with the traumatic stress. First, the journalists relieved their pressure by means of entertainment, and redefining the value of job and the priorities of life. As for social support, the journalists thought that peer support could satisfy the need of information, but may not necessarily offer fully emotional support because of the flaming competitions between journalists and news organizations. As for news rooms, the journalists asked for tangible support, namely resources and informational support, but were suspicious of the emotional support. Then,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journalists are willing to seek professional support, but seldom seek support from family because of the worry of horrifying their family members. However, it does not mean that the emotional support from family is not important, and being there is the best support for journalists. Finally, religion support is the main channel from which the journalists could feel safe, peace and calm, which is a unique phenomenon in the Taiwan media settings. In the end, after understanding the Taiwan media situations and consulting the practices of foreign news organizations, this study recommended some suggestions and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studies and news rooms accordingly.

本研究是以較常接觸、處理外籍配偶新聞報導的平面媒體記者為研究對象，並由「新聞組織」、「記者個人」和「消息來源」三大面向切入，透過與十四位不同採訪路線記者的深度訪談，深入探究記者在產製外籍配偶新聞報導的過程中，將如何受到其所屬媒體的組織文化、編輯政策、組織決策、採訪路線安排，以及記者個人的人口特質、族群態度、新聞專業意理，甚至是消息來源主觀態度與立場等因素的影響。 　　研究發現，影響記者報導外籍配偶新聞的重要因素包括：新聞組織的商業邏輯、上層長官喜好、採訪路線安排、消息來源立場，以及記者個人的認知與知識基模等，這些因素都是造成記者以特定新聞框架看待外籍配偶議題的結構性因素。 　　訪談發現，記者報導外籍配偶新聞時，多呈現以下幾種不同新聞框架，包括：「以商業邏輯為主」、「偏重衝突對立」、「同情弱勢受害者」、「社會光明面」、「翻轉刻板印象提供進步知識」以及「以本地人為優先」。而上述框架的出現，主要受到記者所屬「採訪路線」的影響。 　　整體來說，較少直接接觸外籍配偶個案，或多接觸負面個案的記者，較容易對外籍配偶抱持刻板印象，而且容易以偏概全。相反的，當記者透過中介團體轉介或個人人脈累積，而有較多機會直接接觸、採訪外籍配偶時，將有助於改變記者看待外籍配偶的族群態度，縮短彼此的族群距離，進而修正記者原本存有的刻板印象或偏見。由此可知，增加記者與外籍配偶間的「社會接觸」（social contact），的確有助於縮短兩者間的族群距離，並改善記者原本對於內外團體認知的藩籬。 　　本研究發現，把記者視為「行動者」進行研究，可深入瞭解組織、記者個人和消息來源因素如何交錯對記者的外籍配偶新聞產製造成影響。而此分析取徑也可提供「族群傳播研究」和「弱勢新聞再現研究」新的觀察視野，讓後續研究更加重視「記者個人刻板印象與意識形態」、「組織決策」及「消息來源傳播策略」等因素在族群新聞產製過程中的重要性，以及所可能帶來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