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地區近十年來大型火災死傷頻傳。每逢相關事件發生，大眾媒介總會增加版面或時段擴大報導。而過去研究針對此類災難報導的社會功能評價不一，認為其雖可協助社會大眾了解環境風險，但報導內容有時亦過度強調危險，未來應蒐集更多相關資料以滿足讀者知的權利。本研究之動機與目的，即在觀察災難事件中消息來源與議題類型的關聯性，藉以了解媒介之議題建構過程與特徵。 過去有關消息來源研究多著重與媒介之關係，研究取徑常著重討論哪些消息來源有較多機會接近媒介，或掌握社會權力詮釋社會事象，而議題建構過程之研究則多觀察議題之類別、產生要素和影響機制，以了解不同議題彼此競爭以詮釋媒體或社會真實的機會多寡。本研究認為單從「消息來源」或「議題內容」進行觀察，殊難呈現議題整體建構過程的重要性。根據文獻探討可知，社會議題之建構成功與否，須視媒介是否尋找足夠消息來源詮釋事件因果、進行社會爭論與批評、並提出解決問題以引起大眾之問題意識。社會學家Beck即指出，媒介透過挑選消息來源與議題重點，因而影響了「災難」這類社會問題的定義。由此可知，消息來源和議題兩者似須同時觀察討論，方能了解事件建構的整體過程。 而災難事件正包含豐富之消息來源與議題，適合作為本研究主題。但有關災難報導之研究不多，相關研究曾發現媒介多選擇官方、警方及專家（科學、法律學者）為主要消息來源，而議題內容多以受災反應、受災衝擊情況及檢討責任歸屬為主。 本研究以上述理論推導為基礎，合併「消息來源」和「議題」與「生命週期」三者為研究架構，觀察災難報導之議題建構特徵，並以《中國時報》及《聯合報》有關「衛爾康餐廳大火」（民國84年2月16日至3月15日）之純淨新聞中有關消息來源之引述內容進行文本分析，歸納巨命題並進行編碼與製圖；以下是研究問題及主要研究結果。 1. 在災難新聞報導中，各種消息來源類型主要提供哪些議題？ 研究發現，兩報多偏向找尋「評論／涉入者」作為主要引述之消息來源，「當事人」之頻次則偏低。而議題類型出現頻次以「責任歸屬及調查」與「其他」議題為主，「災禍現場描述與逃生情況」與「災因與傷亡損失等檢討」出現頻次最少。在事件發展過程中，消息來源角色所提出之議題類型多與其採取之行動情節相近。 2. 在新聞報導之事件發展過程中，各類消息來源出現是否有其順序與消長？ 本研究發現，在事件發展過程中之消長順序在兩家報紙中皆以「當事人」為首日主要引述消息來源，但其出現機會隨即快速減少。接棒之消息來源在整體事件中則往往成為主要引述角色。 3. 在新聞報導之事件發展過程中，個別議題出現是否有順序與消長？ 本研究發現，兩報之議題類型長順序皆為「災禍現場描述與逃生情況」→「責任歸屬與調查」及「其他」→各項議題交互出現→「責任歸屬與調查」→「其他」。 4. 不同消息來源所提供的議題是否也有不同消長順序？ 「當事人」所涉及之主要議題類型，依序為「災禍現場描述與逃生狀況」與「救援及善後行動」。「處理者」所涉及之主要議題類型順序，兩報均為「災禍現場描述與逃生狀況」與「救援及善後行動」為主要議題，而以「責任歸屬與調查」及「其他」議題為後續主要議題。「評論／涉入者」皆以「責任歸屬與調查」及「其他」為各階段主要議題，以「責任歸屬與調查」為事件結尾之主要議題。

災難是一項重大的創傷事件，常帶給人長久而深遠的影響。然而，多數的研究所關注的焦點都只在與創傷後壓力疾患(PTSD)有關的症狀反應上。本研究以羅夏克測驗作為研究工具，以了解921地震受災的居民內在的人格結構，並進一步探討PTSD與羅夏克測驗反應型態的關係。最後共收集32名在地震發生一年十個月後仍居住在組合屋的災民為樣本，比較他們的羅夏克測驗結果與常模的差異，結果發現當中有高比例的人呈現出逃避型的問題解決風格，普遍來說是壓抑情緒的，有著較低的現實機能(reality testing)與壓力耐受度；此外，他們有著較低的自尊與自我認同感，並且對人的關係是疏離的。此外，本研究根據災民們的創傷後壓力症狀篩選出3名符合PTSD診斷的災民，結果發現在13項與PTSD有關的指標中，3人都達到標準的只有2項(低Afr與T = 0)，2人達到標準的則有2項(低X+%與高X－%)，只有1人達到標準的有4項(矛盾型或逃避型EB、CF+C > FC、V > 0、pure H < 3)，3人都未達到標準的有5項(m > 1、Y > 1、D Sscore < 0、Dd > 2、MOR > 1)，整體而言並不支持PTSD的羅夏克測驗反應型態。根據本研究的結果，筆者認為應多關注災民在創傷後壓力症狀之外所受到的影響。此外，在使用羅夏克測驗衡鑑災民的心理狀態時，應避免當為鑑別診斷的決定性資料，而把焦點放在一般的適應功能上。

災難事件發生時，災難資訊的分析和傳遞需具有即時性，才能讓資訊運用達到防災與救災的目的。網路基礎設施普及後，災難資訊的提供者加入廣大的網路公眾媒體，單獨透過搜尋引擎檢索無法即時的反應災難目前狀態；而像災難應變中心這類傳統頻道的災難通報管道有限，經常無法負荷突然爆發的資訊。這些因災難爆發的瞬間巨量資料，已無法完全使用人力蒐集、過濾與處理，需要發展新的工具能夠快速的自動化分類新媒體頻道資訊，提供救災防災體系應變或政府決策時參考。 本研究收集莫拉克颱風八八水災期間五個頻道資料，經過文字處理與專家分類後，由頻率分布、分類結構組成與詞彙共現網絡，觀察不同頻道資料集之性質的異同。在未考慮詞性與文法的狀況下，使用向量空間模型訓練OAO-SVM分類器模型，評估自動化分類方式的績效。 根據分析結果我們發現災難發生後，網路上的資訊隨著時序存在著階段性的期程，能夠由各個頻道瞭解災難的進程。透過詞彙共現網絡，瞭解救難專家書寫相較於俗民書寫使用的詞彙少重複且異質性較高。使用OAO-SVM訓練分類器結果，救難專家書寫的頻道分類績效優於俗民書寫。分類器交叉比較後，對於同性質頻道的內容具有較好的分類績效。透過合併相同屬性資料集訓練，我們發現當訓練資料的品質夠好時，分類器能夠有不錯的分類績效。品質不夠時，可以經由增加訓練資料的數量來提升分類的績效。本研究的歸納，以及所發展出來的分類方式與資訊探索技術，未來可以用於開發更有效率且精確的社群感知器。 / When disaster events occur, information diffusion and transmission need to be in real-time in order to exploit the information in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covery.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network infrastructure, mass media also joins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providers of disaster events on the internet. However retrieved information through search engines often cannot reflect the status of a progressing disaster. Traditional channels such as disaster reaction centers also have difficulty handling the inpour of disaster information, and which is usually beyond the ability of human processing. Thus there is a need to develop new tools to quickly automate classification of information from new media, to provide reliable information to disaster reaction centers, and assist policy decision-making. In this study, we use the data during typhoon Morakot collected from five different channels. After word processing and content classification by experts, we observ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datasets by th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classification structures and word co-occurrence network. We use the vector space model to train the OAO-SVM classification model without considering speech and grammar, and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automated classification. From the results, we found that the chronology of internet data can identify a number of stages throughout the progression of disasters, allowing us to overse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aster through each channel. Through word relation in word co-occurrence network, experts use fewer repeating words and high heterogeneity than amateur writing channels. The training results of classifier from the OAO-SVM model indicate that channels maintained by experts perform better than amateur writing. The cross compare classifier has better performance for channels with the same properties. When we merge the same property channel dataset to train classifier, we found that when the training data quality is good enough, the classifier can have a good performance. If the data quality is not enough, you can increase amount of training data to improve classification performance. As a contribution of this research, we believe the techniques developed and results of the analysis can be used to design more efficient and accurate social sensors in the future.

臺灣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與環境資源，在西方勢力東來的時代中，自蒼茫的西太平洋升起，走入中國近代紛爭的歷史，也隨之走入了列強爭奪海洋控制權以及經濟權的殖民史。這樣命定的歷史及文學身世，是整個清代臺灣文學的底蘊，而漢文學與海洋空間的遇合，則是那個時代的文學中最引人入勝的景致。 當一個大陸民族與海洋空間相遇時，作者們（或說以漢文化為主的文人官吏）在具體地與海洋逐步接觸的過程中，如何去經驗海洋、書寫海洋？作者們又是透過怎樣的文化機制去認識海洋、經營海洋？這是本論文的主要問題意識。循著這個問題意識出發，分別從政治的海洋、危險的海洋以及美感的海洋等三個不同性質切入，試圖描繪出清代台灣記遊文學中的海洋風景。以下是各章摘要： 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動機、問題意識、以及對目前的相關研究成果所作的梳理，並介紹本論文的研究方法、研究大綱等。 第二章「遠近之間──清代臺灣記遊文學中對於海洋空間的距離感」，在漫長的歷史之流中，臺灣雖隔著臺灣海峽與東亞大陸比鄰，自古為原住民族之樂土，直至西方勢力東來與漢人向海洋逐漸擴張之後，始成為各方政治勢力競逐的場域。而本章所要探討的主旨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從距離感變化的兩個要素︰「關注度」與「易達度」切入，探討在列強勢力的進逼過程中「海洋空間」產生了怎樣的「距離感的變化」。 第三章為「海洋空間的災難書寫」，相對於漢人所習於生活的陸地空間而言，「海洋空間」涵藏著無數危險因子，然而，有別於其他朝代，清代社會因為政治經濟等因素，造成文人官僚頻繁往來於臺海之間，因而也發生許多令作者們印象深刻的遭難經驗，而對於這些特殊遭難經驗的記述與描寫，則成為清代臺灣記遊文學中書寫海洋空間的一個重要主題。本章所要探討的中心問題是︰清代臺灣記遊文學中關於海洋空間的「災難書寫」呈現出怎樣的特質？如何再現？作者們如何去回應這個特殊的經驗。 第四章為「臺灣八景詩中的海洋景觀」。本章進一步歸納與分析，這些記遊文學的作者們如何透過對於海洋空間的「美感觀照」，在文學語境中去收攏安頓原本陌生的海洋景觀，並從其所呈現出來的「美感圖式」中，分析其中所蘊含的文化內涵。 第五章「結論」中，則統整前面對於海洋空間的距離感、災難書寫以及美感圖式等三個面相，並進一步指出對於海洋空間的書寫可能。

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向來為政府的基本職責之一，而要如何在重大災害發生之際，擬訂周全的處理計畫，確保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則取決於政府的「緊急災難管理」（emergency management）能力。 我國政府自民國八十三年由行政院頒佈「災害防救方案」後，無疑為我國「緊急災難管理」的體系與決策運作制度立下新的里程碑。然而此一體系在歷經了民國八十五年「賀伯風災」、八十六年「溫妮風災」、台北縣汐止鎮「林肯大郡災難」、八十七年桃園縣「華航大園空難」，直至去年（民國八十八年）「九二一大地震」的嚴苛挑戰後，卻如殘垣破瓦般不堪一擊。政府雖於今年（民國八十九年）六月底完成「災害防救法」三讀程序，然而其內容除了在提高災害防救委員會的層級，以及擴增消防署之功能上有所建樹外，仍多半延續舊有的災害防救體制，是否真能一掃以往「災害防救方案」在執行過程中所產生的缺失，仍有待時間來加以檢驗，但吾人不難從今年七月二十二日「八掌溪事件」，政府救災體系的複雜，以及決策運作的紊亂中看出端倪。 本論文的研究目的在探討我國如何建立一個足以防範多元災害的整合性緊急管理體系，並成立從中央至地方一條鞭式，運作順暢的災難決策運作模式。本論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透過文獻資料分析，從制度面、決策面與程序面三面向進行美、日兩國的個案比較。制度面旨在探討緊急災難管理之組織體系與架構；決策面旨在分析中央至地方的決策運作模式；程序面則是從美、日之救災實例過程中尋求可供我國政府參考，提高救災績效的運作程序。在此舉美國政府處理加州北嶺大地震（又稱洛杉磯大地震）以及日本政府處理阪神大地震之經過為例。 本論文除透過文獻分析進行美、日兩國的個案比較之外，更於其後藉由「德菲法」（Delphi technique）問卷調查的方式，設計開放式問卷以供專家學者針對如何改進我國目前災害防救體系做出具體回應，以收集思廣益之效。最後則綜合專家學者之意見並取得共識，找出最可行的方案，以作為本論文之政策建議。 本論文的政策建議仍分為制度面、決策面與程序面三面向分別加以探討。除建議我國政府可倣效美國「緊急災難管理」體系，成立台灣之FEMA（緊急管理總署）外，必須將決策層級改為中央－地方兩級制以利決策管道之順暢，至於培訓專業人才、健全法源依據、賦予地方政府較大的決策自主性、加強緊急通訊設備等課題，都是攸關「緊急災難管理機制」健全與否的重要因素，政府千萬不可等閒視之。 「緊急災難管理」是一門「科際整合」的（inter-disciplinary）學問，本論文僅從組織的觀點切入，建議後續研究人員可從法制層面、軍事民防層面與都市計劃層面進行研究探討，使我國「緊急災難管理」體系與制度更趨完備。

本研究以2009年8月的莫拉克風災中出現的網路災情資訊平台及其行動者為研究對象。探討資訊平台作為民間災難資訊的彙整和即時傳遞，其能夠有效的條件為何？過去災難資訊與網際網路的研究主要探討，其作為新的媒體的傳播特質，因此，本研究除了建立在對資訊平台行動者擁有的技術條件之探究外，主要從「網路動員」的集體行動角度切入，探討該行動是基於何種人際網絡樣貌，而能讓此網路動員得以發生？ 透過次級資料收集和對資訊平台行動者的田野深度訪談發現，災情資訊平台有效性的問題不只是討論行動者擁有社會條件為何，更有趣的是行動者如何從中衍生有效性論述，並建構一套擬似「客觀」有效性標準，作為區隔他者資訊平台進而確立自身正當性的說法。借用Bourdieu象徵鬥爭(symbolic struggle)的分析觀點，對行動者如何進行資訊平台有效性的論述進一步分析。從行動者的有效性論述邏輯中，浮現一個爭奪資訊平台正當性的意見場域。災難情境作為一個突發性的例外狀態，不在政府例行化運作機制可以反應的程度，也因此使其原本作為救災以及災情資訊掌握的正統角色有了被挑戰的機會，而民間災情平台的集體行動則是挑戰此正當性的「異端」，透過網路開放式和平權化的特性，因而得以作到社會性的災情通報、彙整和溝通傳遞的資訊系統。 資訊平台的行動者作為一種網路動員並非僅是匿名而隨機的網友匯集，核心行動者多是屬於網路資訊圈或自由軟體的社群，其共享某些知識、價值或文化氛圍。他們熟悉網路資訊的傳遞或各種網站架構技術，再加上日常以網路資訊為共同興趣的聚會或交流形成不同的社群圈以及相對情感關係更緊密的「小圈圈」。線上、離線社交互動是跨越時、空限制的延續，彼此熟悉的程度高、信任度也高，也因此能協力完成高度動態分工的災情平台架構和維持。其他透過間接關係從網路上召募而來的資訊志工，則是受到災難感的情境影響，較平時更有機會產生對於組織或運作機制的系統信任。而災情資訊平台的有效性，除了建立在在網際網路技術物的開放和平權特性條件外，同時也在於行動者建構有效性論述，讓網路動員持續具有正當性，在災難情境中召喚更多人投入，形成另一股相對於「失靈」政府的公民動員的力量。 / This study aims at discussing the factors of information effectiveness presented in several online platforms built for Typhoon Morakot when it attacked Taiwan. Previous researches which have discussed information flows on the Internet during or after disasters focused on the media effect of the Internet. However, online information platforms built for Typhoon Morakot disaster were not only about the internet technology, but presented a social phenomenon of online mobilization. Based on this observation, this study underlines the discourse and relationship of the key actors ─ the bloggers and engineers, who constructed 4 major information platforms, and explored how these social factors make information platforms possible and effective. The methods of this research are through interview and second-hand data collection, and two results are analyzed and concluded as key factors which contribute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information platforms. First, not only the actors’ technology or media backgrou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effective problem of information platform but also their discourses about information effectiveness, which were based on their social conditions, were crucial. The key actors constructed seemingly “objective” standard in their discourse to justify their platforms’ legitimacy for distinguishing theirs from others. Borrowing Bourdieu’s theoretical lens of Symbolic Struggle,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context of actor’s discourses and found different logics of information effectiveness which emerged a field of opinion of discourse for legitimacy comple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government’s failure in dealing with the disasters as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formation platform’s appearing is also closely connected to legitimacy competition. The catastrophe that Typhoon Morakot brought to Taiwan was far beyond the government’s routinely mechanism can response to, and challenged government as the only orthodoxy of disaster information and rescue. Hence, civic action mobilized in delivering disaster information on several important internet platforms was the heterodoxy to challenge orthodoxy’s legitimacy. All these mobilization and competition of discourse are possible because of the open and equal-right characters of the Internet. Second, the online mobilization of information platform was not based on people’s random gathering, but based on most of the key actors belong to specific “circles”, such as those from the internet information or open-source communities. In the communities, these people are all interested in internet-related topics and are familiar with onlin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Moreover, they became much closer circles by regular meeting and daily communicating on social media and off-line parties for their common interest: internet and information. Their bonds and relationships are formed by intensive on-line and off-line daily practices which brought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trust ─ that is why they could work together and cooperate to keep the platform working.

受到氣候極端變遷的影響，近年來，世界各地接二連三地出現許多重大天然災害，讓我們賴以生存的地球，正面臨著嚴峻環境災難的考驗。面對這個重要課題，除了政府必須肩負的責任外，非政府組織從環境保護、減災預防、災難準備、以致災難發生時的緊急救援，到災後的復建與重建工作等環節上，也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近代各國政府都把積極參與人道救援的非政府組織視為災難救援和賑濟上的重要伙伴。 人道救援和一般社會服務工作的動員模式與服務取向不同，除了必須在短時間內滿足無法事先確定的大量需求外，人道救援的目的是在有限資源的前提下，公允地維持受災民眾必要的生存環境、條件與尊嚴。是以，人道救援組織從平時救災人員的訓練、養成，救災器材設備與救援物資的整備，到災難發生時可以快速反應的動員能量，甚至災後不管復原或重建階段各項專業領域的參與，都需要掌握相當實力的資源，才能在必要的時候派上用場。 目前國內主要從事海內、外人道救援的民間組織，其從事人道救援的財源幾乎百分之百依賴民間捐款，而因應每次災難事件的不同，其所募得款項的多寡差異非常大，但國內相關影響重大災難募款金額多寡的因素研究卻很少，為使有限、寶貴的社會資源可以更合理、妥切地被運用，研究者以紅十字會在九二一大地震之後十年來十五起賑災專案募款的結果，運用個案研究的深度訪談以及焦點團體的探討，嘗試彙整出影響國人重大災難捐款的因素。 是以，本研究從災難本身、捐款人、勸募者及社會政經情境等面向，歸納出可能影響重大災難募捐款項的二十個因素，藉以分析說明並對照實務上募款金額的多寡。此外，本研究也提供了幾項重大災難募捐的特性，希望可以做為國人或後續研究者參用。 最後，本研究建議國人應該深切體認資源有限，整體社會的資源不管來自何處、流向何處，其總和也是不變的，因此，無論是資源的擁有者、分配者、執行者，以及在這個過程中可能影響資源分配運用的關係人，如政府、媒體等，都應該珍惜這個寶貴的資源，善用它，讓它發揮應有的社會功能。尤其，人道救援是一個關乎生命，非常嚴肅的議題，很多人認為重大災難捐款是一種衝動性捐款，但研究者卻堅信捐款行為只是表象，其真正是人的「愛心」在驅動，因此，必須從理性、審慎的態度來探究愛心背後可能影響捐款人作為的因素，並進而提供國人的愛心一個更好的捐款與資源運用環境。 / As a result of extreme climate changes, the world has witnessed many major natural disasters. Hence, the earth on which we live is confronting severe environmental challenge. To cope with such a severe challenge, other than the governments which must take up the responsibilities, NGOs are playing more important roles which includ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isaster prevention, disaster preparedness, as well as in the event of occurrence of natural disasters, emergency relief, recovery and reconstruction. Nowaday, the governments treat NGOs as their indispensable partners in the efforts of disaster rescue and relief. Humanitarian relief is different from social working network. The former must within a short period mobilize resources to meet unpredictable yet huge amount of need. The objective of humanitarian relief is to provide the people who were adversely affected by the disasters with resources, however limited, to live with dignity and fairness. Therefore, NGOs doing humanitarian relief must prepare themselves not only in the training of rescue teams, securing adequate equipments so that they can respond promptly to disasters, but also be in command of substantial resource so as to meet the urgent need in emergency relief, recovery and reconstruction. The humanitarian organizations of Taiwan, whom undertake disaster relief in Taiwan and oversea, obtain funding almost 100% from the private sector. Since the amount of fund raised in different disasters can be vastly different, to help rational allocation of limited yet valuable resources in disaster relief, the author has made efforts to collect data from 15 disaster-fund-raising events since the 921 earthquake in 1999, and to analyse the factors that are relevant to the donors’ behavior. The author has also carried out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by in-depth case study and focus group interview. On the basis of such data, case study and interview, the author has identified 20 factors from such perspective as nature of disasters, donors, fund-raising organizers, social-economic- political situation, etc. This paper also enumerates a number of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fund-raising in major disasters. To conclude, the author likes to point out that the sum total of resources available to any disaster effort project is a constant. Therefore, all players in any major disaster relief project, including the organizers, the media, the government and others, must carefully use the resources and to achieve maximum utility of the resource for the benefits of those who are in need, to recover and to re-live from the disaster. Such an observation is meaningful because humanitarian relief is a serious subject and donation is not merely an act of impulse, it is also an act of “love”. Therefore, we must carefully explore the relevant factors that contribute to the donors’ behaviors. Only by so doing, we can structure a better environment under which fund-raising motivated by “love” can be truly successful and meaningful use of such resources to the maximum benefit of the people affected by the disasters be assured.

「公益勸募條例」自民國95年5月立法院三讀通過總統公布實施迄今六年，由於許多非營利組織對於條文解讀不同，因此實務上就產生「無所適從」、「有法無可管」的現象，社會各界對於修正勸募條例的聲音，亦時有所聞。100年日本311震災事件後，內政部召開「公益勸募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會議，主要針對「重大災害或國際救援」勸募修正條文內容，修正的條文草案版本實有許多值得研商探討的部分。本研究依據內政部「公益勸募條例」部份條文修正草案會議通過版本，以及自律聯盟理事會通過版本，將兩個草案版本對照比較，且依勸募活動之時序歸納區分為：「勸募申請及許可」、「勸募期間規範」、「募得款使用規範」、「資訊揭露」等四大面向作為本研究探討主軸，並藉由紅十字會總會「重大災難」勸募之經驗，確認部分條文內容修正之適切性與可行性。 本研究發現公益勸募條例募款主體規範不夠周延；偏重事前程序審查，缺乏事後監督機制；轉捐行為、退款機制未作規範；國內重大災害勸募「救災執行能力」未加以規範；有關資訊揭露之法令缺乏；捐贈機構不同，扣抵稅額不一等問題。「公益勸募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內容尚欠完備，仍有許多值得檢討及研商修正部分，政府修法應廣納民間團體之意見，確認條文內容更為妥適可行，以確保有效管理勸募行為，達到「妥善運用資源，保障捐款人的權益」之立法旨意。

本文以2008年汶川地震與2013年雅安地震為例，探究中國大陸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變遷，一方面，剖析政府如何建立救災體系及管理社會組織，另一方面，剖析社會組織如何以聯合行動投入災難救援。學理層面，以「統合主義」與「資源動員理論」為基礎；實務層面，汶川地震救災時期選取「NGO四川救災聯合辦公室」、「四川512民間救助服務中心」為研究案例，雅安地震救災時期選取「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會」、「四川尚明公益發展研究中心」與「NGO備災中心」為研究案例，透過比較研究方式，探討國家結構與社會行動間的轉變。本文認為中國大陸社會組織類型除「官辦組織」（Government Organize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簡稱GONGO）與「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簡稱NGO）外，存在另一社會組織類型領導及處理合法性與聯合性問題，即本文自行界定的「社會聚合型組織」（Society Congregate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簡稱SCNGO），期以提供新的研究角度。 /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transition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from Wenchuan earthquake to Yaan earthquake in China. On the one hand, it analyses the government how to build disaster rescue system and manage social organization. On the other hand, it analyses social organization s how to rescue by collective action. The basis of theory is Corporatism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The case study of Wenchuan earthquake is NGO Sichuan Relief Joint Office and Sichuan 512 NGO Services Center. The case study of Yaan earthquake is One Foundation, Sichuan Shang Ming Soci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and NGO Disaster Preparedness Center. Through comparative study, it explor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state structures and social action. The type of social organization in China is Government Organize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GONGO)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re is another type of NGO that deal with organizational legality and collective action, and it names “Society Congregate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CNGO). ” It wants to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當大型災害來臨，通訊系統對救災效益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然而，一般公眾通訊系統，如行動通訊網路等，常因各種不同因素導致系統攤瘓，使得協調大批非組織的救災志工，顯得異常困難。現存多個緊急通訊系統的佈建，需仰頼良好的交通運輸。不幸的是，部分道路和橋樑常因大型災害而斷裂或變型，導致災區對外交通運輸中斷，無法快速的將緊急通訊系統的網路元件，運送至災區佈建。我們提出應急行動通訊系統(Contingency Cellular Network, CCN) 以提供災區救災工作的緊急通訊。部分行動基地台雖然結構完整，但因失去與核心網路連線能力或電力供應，而無法提供服務，成為孤立基地台。應急行動通訊網路(CCN) 搭配無線通訊與衛星通訊技術建置一多重跳接無線網路，以恢復孤立基地台與核心網路連線能力；並配備發電機，提供電力，使孤立基地台可提供有限的服務。救災志工和災民無需使用特殊手持設備或額外的訓練，只需使用原有的手機，即可使用CCN的應急通訊服務。CCN可於第一時間，提供大批救災志工和災民通訊服務，以提高救災效益，因而拯救更多寶貴的生命。 本論文主要聚焦在應急行動通訊系統設計所衍生出的相關議題，如 應急網路需求分析、系統架構設計、網路拓樸規劃、網路頻寬規劃、佈署行程規劃等議題。本論文針對網路拓樸規劃、網路頻寬規劃、佈署行程規劃問題以數學模式進行塑模並證明這些問題為NP-Hard問題。因網路拓樸規劃、網路頻寬規劃、佈署行程規劃需緊急完成，我們也提出啟發式算法快速解決這些規劃問題。實驗結果顯示，這些啟發式算法均具良好的效能。 / Communication system is crucial to the efficiency of disaster response operation in the large-scale disaster. However, communication systems, such as cellular networks, usually crashed due to various causes making coordination among disorganized disaster responders extremely difficult. Unfortunately, rapid deployment of many existing emergency communication systems relies on a good transportation system, which is usually not available in a catastrophic natural disaster. We proposed a Contingency Cellular Network (CCN) for emergency communication by connecting disconnected base stations together with wireless links to construct a wireless multi-hop cellular network. CCN can support existing mobile phone users with reduced capability. Such a system can support a large number of disaster responders in the early hours of a catastrophic natural disaster, thus save many lives. Our research addresses the design issues of the network topology of CCN, such as network topology planning, bandwidth management, deployment scheduling and etc., and we take the degree of emergency and population of each stricken area as the priority measure as well as the available resources as the constraint to determine the network topology. Mathematical models of these design issues are proposed and proved as NP-Hard problems. Since the network topology, bandwidth management, deployment scheduling are needed in urgent, we propose heuristic algorithm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quickly. Finally, we evaluated the proposed algorithms by simulation.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resiliency is reach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