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地理環境 第二章部落遷徒 第三章人口與家族構成 第四章家系之持續 第五章家屋之分佈 第六章婚姻制度 第七章部落組織與階段制度 第八章會所制度 第九章罪與罰 參者書目 圖版

中國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強調一元化的管理，即由政府單一主體承擔政治、經濟、社會的職能。但隨著1978年改革開放、1992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到了二十一世紀重視科學發展的貫徹和實踐，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成為發展策略，使得社會建設成為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內涵，民生保障成為政府的重要工作。這就使得政府不僅要做好經濟調節和市場監管，更要履行好公共服務的供給，與此同時，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民眾對政府公共服務的需求日漸增加。 　　為了滿足民眾對公共服務提供上多樣化和複雜化的特點，中國政府開始關注社會組織在公共服務供給上的作用，近年來各地不斷推行政府購買社會組織公共服務的嘗試、探索和實踐，是中國創新社會管理當中最引人注目的改革，是政府推進轉變職能、加快社會體制改革、建構「小政府、大社會」治理格局的服務型政府的重要措施。中國公共服務購買的首例得追溯到1995年的上海。當年上海市浦東新區社會發展局向上海基督教青年會委託養老服務，是中國政府最早向社會組織購買公共服務的探索。 此後，中國各地區政府如廣東、江蘇、北京、四川、浙江等地紛紛都展開了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公共服務的推廣探索，公共服務購買的內容和範圍逐漸擴大到醫療衛生服務、教育服務、社區服務、培訓服務、就業服務、計劃生育服務等諸多公共服務領域。

１９４９年 L'evin-Strauss據 １９２４ Shirokogoroff資料，判斷滿洲婚姻體系為 generalized exchange與restricted exchange 之混合，此說殊為可疑。本文即期觀 察完整之時間深度，上溯推擬之proto type，以求允分表現滿洲社會基本組織法則之 變遷史實。 採用資料於稱謂部分，除各時間滿語文獻外，並參對以朝鮮、蒙古記錄。婚姻資料則 廣求諸正史官書與譜牒，以求分布周延，見一社會體系之完貌。研究途徑則期以歷史 語言學與歷史學方法收集並說明資料，而以親屬理論分析所見並回饋理論。 本論文計分五章十節。緒論研究動機與範圍，並敘研究方法及說明資料背景。本論三 章則分別以清文鑑以前、增訂清文鑑以後及本世紀三個語言年代之稱謂資料分析各期 之親屬特性，且推擬並驗證所行之婚姻制度。結論則期以前述所見置諸政治、經濟大 結構內操作，試求滿洲社會史之骨架。 所得結果為﹕滿洲始終為complex system之親屬體系，雖幾度趨近elementary system ，但皆未達結構變遷地步，加以觀察深度不足，遂為前人所誤認，本文盼望能釐清若 干。

1987年政府宣布解嚴之前，威權黨國機器藉由土地改革、侍從主義、統合架構的治理機制完全壓抑了市民社會茁長的空間。1980年代中期以後隨著國內外主客環境的鉅幅變遷，使政府對於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的支配力呈現了鬆動的情況，並導致威權轉型與政治解嚴的結果。從自主性、影響力和公共性等指標觀察市民社會的發展，發現此時台灣市民社會乃有趨於活絡的現象。 分析台灣市民社會在1980年代蓬勃的原因，在外部因素方面，有美國「中國政策」的調整、美國對台灣人權狀況的關心、中共改革開放的壓力，和台灣在國際體系中屬於「半邊陲」國家的特性；在內部因素方面，則有政治反對力量的參與、就業型態的改變、教育程度的提昇、經濟型態與所得消費的改變、人口結構的變化，以及外來文化的刺激等，而另一不可忽視的因素，則是社會上新興中產階級的形成。 在政府威權轉型的過渡期間，因為市民社會帶領民眾衝撞黨國體制的經驗，使民眾從僅能接受統治的順民蛻變成為積極參與的市民。再者，隨著市民社會組織質與量的發展，它們無論是在公共議題倡導、公部門運作的監督、行政人才的儲備，或是積極的取代政府職能上，都呈現出其對台灣民主化的重要貢獻。 在台灣現今正歷經民主鞏固之際，而市民社會組織影響的範圍大體上只侷限在特定或單一的法令政策，對於全民層次或整體社會的影響力，反不如政府輪替之前而呈現出停滯甚至微弱的情況。總之，當前的市民社會在社會自由和社會福利的領域裡，已然呈現出它具體的貢獻，而在民主深化和鞏固的課題上，則仍留待未來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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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2008年汶川地震與2013年雅安地震為例，探究中國大陸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變遷，一方面，剖析政府如何建立救災體系及管理社會組織，另一方面，剖析社會組織如何以聯合行動投入災難救援。學理層面，以「統合主義」與「資源動員理論」為基礎；實務層面，汶川地震救災時期選取「NGO四川救災聯合辦公室」、「四川512民間救助服務中心」為研究案例，雅安地震救災時期選取「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會」、「四川尚明公益發展研究中心」與「NGO備災中心」為研究案例，透過比較研究方式，探討國家結構與社會行動間的轉變。本文認為中國大陸社會組織類型除「官辦組織」（Government Organize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簡稱GONGO）與「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簡稱NGO）外，存在另一社會組織類型領導及處理合法性與聯合性問題，即本文自行界定的「社會聚合型組織」（Society Congregate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簡稱SCNGO），期以提供新的研究角度。 /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transition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from Wenchuan earthquake to Yaan earthquake in China. On the one hand, it analyses the government how to build disaster rescue system and manage social organization. On the other hand, it analyses social organization s how to rescue by collective action. The basis of theory is Corporatism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The case study of Wenchuan earthquake is NGO Sichuan Relief Joint Office and Sichuan 512 NGO Services Center. The case study of Yaan earthquake is One Foundation, Sichuan Shang Ming Soci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and NGO Disaster Preparedness Center. Through comparative study, it explor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state structures and social action. The type of social organization in China is Government Organize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GONGO)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re is another type of NGO that deal with organizational legality and collective action, and it names “Society Congregate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CNGO). ” It wants to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