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旨在探討解嚴以後，四家報紙（中國時報、聯合報、中央日報、中華日報）副刊在內容、功能的分佈型態與演變情形上，呈現何種面貌、有什麼差異。另外，就公、民營報紙進行比較。同時欲瞭解副刊的內容、功能，是否反映了台灣的社會變遷。 本研究提出副刊特有四項功能：1.副刊為新興作家的搖籃；2.副刊對讀者的使用與滿足功能，並幫助提昇報紙的銷售；3.副刊協助知識份子身份地位的確立，也滿足了知識份子關懷社會的情懷；4.副刊是社會現代化的催生者，提供知識、技巧、新人生觀、新價值、形成人格結構，鼓勵批評的精神。在分析方法上，本研究針對副刊的內文與發展作深入探討，並佐以內容分析法，檢測四報副刊的內容、功能類目呈現的面貌。 本研究的假設有五： 一、解嚴後，四報副刊在內容分佈型態、與演變情形上有差異。 二、解嚴後，四報副刊在功能分佈型態、與演變情形上有差異。 三、解嚴後，公、民營報紙副刊在內容分佈型態、與演變情形上有差異。 四、解嚴後，公、民營報紙副刊在功能分佈型態、與演變情形上有差異。 五、四報副刊的內容、功能，反映了解嚴以後台灣的社會變遷。 根據本研究的結果，獲得以下結論： 一、解嚴以後，四報副刊在內容分佈型態、與演變情形上有差異；但差異不大。四報只有小說類、座談時事論述類內容有顯著差異；各報均逐漸重視座談時事論述類文章，顯現副刊越來越能反映社會。長久以來，副刊仍以文學內容為主，七○年代以後，副刊逐漸兼具社會參與性、評論性。這可能與副刊長期由文人作家主導，為因應社會變化、讀者口味需求有關。 二、解嚴以後，四報副刊在功能分佈型態、與演變情形上有差異；前者的差異較顯著。四報的新興作家搖籃功能、讀者使用與滿足功能、與催生社會現代化功能，呈現顯著差異；《中國時報》逐漸較具催生社會現代化的功能。整體而言，讀者使用與滿足的功能最大，這可能是受媒介商業化的影響。副刊仍是培養新興作家的搖籃，可能因為文學雜誌不易存活，報紙每天接近讀者大眾，且副刊長久由文人、作家主持。四報在促進關懷社會功能，和催生社會現代化功能上，均相對不強，可見副刊的社會促動功能仍不敵其文學功能；也由於副刊版面縮小，使報紙的社會促動功能，落實在其他新聞版面。 三、解嚴以後，公、民營報紙副刊在內容分佈型態、與演變情形上有差異；但差異不大。公、民營報紙只在文學批評類、座談時事論述類、藝術類內容上，有顯著差異。公營報紙比民營報紙更略具有文學批評性，和社會參與性、評論性；民營報紙比公營報紙有更多娛樂性內容，但差異均逐漸減少。整體上，公、民營報紙副刊在解嚴以後，內容越來越近似。可見自由民主的社會，使政經霸權理論，已不適用於報紙副刊的內容。 四、解嚴以後，公、民營報紙副刊在功能分佈型態、與演變情形上有差易；但差異不大。公、民營報紙在四項功能分佈上，都沒有顯著差異。只有民營報紙逐漸比公營報紙，更具有催生社會現代化的功能。可見解嚴以後，自由民主的社會，使政經霸權理論不再適用於報紙副刊的功能。 五、四報副刊的內容、功能，反映了解嚴以後台灣的社會變遷。 解嚴及報禁解除之後，副刊版面相對縮小，但是仍極力維持其文學性，同時兼顧社會參與性、評論性。在文學出版業益形困難的今天，副刊仍然是培養新興作家的搖籃。另一方面，在社會商業化取向的競爭壓力下，副刊竭力滿足讀者的使用需求，避免讀者的閱讀率下滑，呈現了一種 「大眾文化」形式的副刊。 儘管副刊在促進關懷社會、催生社會現代化的功能上，呈現較弱的傾向，長久以來，副刊主編對副刊的認知、運作和理想，已間接地塑造了知識份子的風格形象，影響整個文學發展，以用社會大眾文化。在社會發展日趨多元、複雜之際，副刊更背負了鼓勵創新、批評，介紹新思想、新價值觀、新技巧、新人格結構等社會文化使命。 本研究認為，在解嚴後的自由民主社會中，各報副刊已經不受政經霸權掌控，而有更相近似、多元化、立體化、分眾化等開創性轉變。面對競爭激烈的多元媒體環境，未來副刊必須尋找出新的特色與優勢，方能長久存續發展。

利益團體活動是民主社會中不可免的現象，部份民意要求也賴於利益團體的傳遞。本文主要為探討我國解嚴以後利益團體的形成慨況及活動方式，以及相關法令的規範情形及利弊，並藉由與美、日等國的比較，試圖找出我國在設計利益團體活動環境及規範上可採行的方向。主要在將解嚴後的利益團體活動方式作一分析，旨在描述我國自解嚴後在制度面上對利益團體的規範，藉此了解對利益團體政治的規範及利弊得失。並且藉由實際個案的研究，了解利益團體在運作上的實況。同時分析我國目前有關法令的規範現況，並與美、日等國之法令做比較，以對我國利益團體活動的現況作一描述，試著找出未來在規範和管理利益團體上可能的方向。 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第二節 研究架構與範圍 第三節 相關理論 第二章 利益團體的定義與種類 第一節 利益團體的定義 第二節 我國利益團體的種類 第三節 解嚴後的利益團體 第三章 利益團體的遊說管道 第一節 利益團體的遊說方法 第二節 利益團體利用的管道 第三節 個案分析---海關進口稅則修訂案 第四章 利益團體活動的法令規範 第一節 美國的法令規定 第二節 日本的法令規定 第三節 我國目前對遊說相關規定 第五章 結論

臺灣位於東亞，不論由其人口結構及歷史背景，臺灣的法律制度即以傳統中國法律制度為主體，並內化於臺灣人民生活之中。然自十九世紀末以來，臺灣之法律制度由殖民之日本政府及後來之中華民國政府強勢引進近代西方之法律制度，臺灣的法律制度亦逐漸由傳統中國法律制度改以近代西方法律制度所取代 。然傳統東亞的法律觀向來將法律視為統治之工具，而人民亦將法律視為遵守之準則，至於法律本身之意涵或精神似乎即無人關心，臺灣雖引進近代西方法律制度，然即有上該之問題。另外近代西方法律制度與本土的傳統中國法律制度有極大之差距，導致形式之法律與內化之法文化有極大之落差，則如何將形式之法律落實於生活及內化於臺灣人民心中，在臺灣即為不容忽視之一重要問題。又臺灣自西元1987年解除戒嚴以來，不論於政治、社會或教育之環境，均產生劇烈之變化，簡而言之即政府對人民之箝制愈來愈寬鬆，政治朝向民主化。但民主社會下，臺灣社會卻讓人有紊亂、淺層民主之疑惑，許多人即發現問題似乎在於所謂民主基石之法治在臺灣尚未落實，而法治社會建立之急切性亦足顯示法治教育之重要性。 然臺灣之官方法治教育於解嚴後，似乎並沒有真正跟上其民主之進程，理論與實際操作之落差，亦衍生臺灣法治教育之現場問題叢生，官方或將法治教育簡略為所謂之犯罪預防教育或法條背誦教育。民間團體之領導人，此包括法律界、家長甚至第一線教學現場之教師，亦逐漸發現此中重要之問題，而積極向美日等國取經，希冀從外國之經驗，改變臺灣法治教育之現狀。本研究試圖從臺灣法制文化背景、解嚴後臺灣大環境之變化分析中，以釐清法治教育對臺灣之重要性；並從解嚴後臺灣法治教育不論由官方或民間之變革中，透過文獻探討、比較分析及深度訪談之方式，提出有關臺灣法治教育現況問題之所在、應變革之方向及建議，以期對臺灣法治教育的未來有些許之助益，並衷心期待二十一世紀之臺灣擁有健全的公民社會，並成為一個真正民主法治的國家。

1.研究動機: 由于我國政治發展一直為外交工作推動的包袱，一九八七年我國正式解 嚴，使美國對我國觀感大為改變，因此本文試圖探討我國解嚴前后，美國對我國政治 發展看法的轉變。 2.資料來源：以期刊、學術論文為主，輔以國會決議案、聽證會紀錄、人權報告、及 主要報紙，訪問紀錄則因實際情況困難，而無法進行。 3.研究方法: 歷史研究法。 4.研究內容: 第一章，導論、說明研究動機、方法、困難等。第二章及第三章由于政 治發展是持續性的，且必需與政治體系的外環境經動，故以說明我國經濟及社會發展 狀況，作為了解政治發展的背景，以及目前經濟、社會發展瓶頸對政治所產生的影響 。第四章，以學者溫克勒所提的架構，說明我國權威政治體制的轉變，逐漸趨向民主 化，以及在民主化過程中傳統中國政治文化扮演的角色。第五章，說明政治參與及政 黨政治的發展，政治參與因本土化政策，使臺籍人士得以逐漸進入國民黨的決策核心 ，但異議人士的影響力透過定期選舉逐漸發揮，至解嚴后，開改組黨達到最高潮。新 政黨成立后與國民党的互動，將使我國朝向一黨獨霸制，一黨支配制，或美式兩黨政 治，仍有待觀察。 5.研究結果: 美國對臺灣缺乏有系統地研究，多半以西方研究政治學的架構來觀察我 國政治發展，對于傳統政治文化對未來發展路線影響較少提及，但基本上對解嚴組黨 等有利政權體制轉變措施持肯定態度，但對未來發展如何，則持審慎觀察態度。

1987年政府宣布解嚴之前，威權黨國機器藉由土地改革、侍從主義、統合架構的治理機制完全壓抑了市民社會茁長的空間。1980年代中期以後隨著國內外主客環境的鉅幅變遷，使政府對於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的支配力呈現了鬆動的情況，並導致威權轉型與政治解嚴的結果。從自主性、影響力和公共性等指標觀察市民社會的發展，發現此時台灣市民社會乃有趨於活絡的現象。 分析台灣市民社會在1980年代蓬勃的原因，在外部因素方面，有美國「中國政策」的調整、美國對台灣人權狀況的關心、中共改革開放的壓力，和台灣在國際體系中屬於「半邊陲」國家的特性；在內部因素方面，則有政治反對力量的參與、就業型態的改變、教育程度的提昇、經濟型態與所得消費的改變、人口結構的變化，以及外來文化的刺激等，而另一不可忽視的因素，則是社會上新興中產階級的形成。 在政府威權轉型的過渡期間，因為市民社會帶領民眾衝撞黨國體制的經驗，使民眾從僅能接受統治的順民蛻變成為積極參與的市民。再者，隨著市民社會組織質與量的發展，它們無論是在公共議題倡導、公部門運作的監督、行政人才的儲備，或是積極的取代政府職能上，都呈現出其對台灣民主化的重要貢獻。 在台灣現今正歷經民主鞏固之際，而市民社會組織影響的範圍大體上只侷限在特定或單一的法令政策，對於全民層次或整體社會的影響力，反不如政府輪替之前而呈現出停滯甚至微弱的情況。總之，當前的市民社會在社會自由和社會福利的領域裡，已然呈現出它具體的貢獻，而在民主深化和鞏固的課題上，則仍留待未來的努力。

本論文旨在探討一九八七年至一九九四年間兩岸教育交流的緣起、現況、發展、及所衍生的教育問題。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緒論，論述研究動機、目的、範圍與限制，以及研究方法與基本架構之介紹。第二章教育交流之背景，旨在追溯兩岸關係之演變及探究促成教育交流之因素，比較兩岸發展有別的教育體質與環境。第三章教育交流之政策，探討兩岸交流政策與法規之關係及其真實意涵。第四章教育交流之現況與發展，綜合整理七年來的交流歷史，且依性質分成九種型態，並詳細依發生先後作簡要紀錄，再將各型態內容作一分析，裨助日後交流之參考。第五章教育交流之問題與對策，乃將交流後浮現的五大教育問題，其發生的原因、現況與自身問題、影響及兩岸當局態度一一研析，且提出因應對策。第六章結論，將各章所得呈現，反思教育交流功能與阻礙，並提出建議。

台灣原住民族廣播自1945年以降發展至今，各時期的廣播政策與現象因當時的國內政經、科技等局勢的變遷，而台灣原住民族廣播相關政策與現象發展隨之變化。然而我國以政經之傳播史學觀點探究至今仍乏人問津，政府的原住民族廣播相關政策也未有完詳的連貫性回顧與剖析，並且我國原住民族廣播至今尚未有專屬政策與法規，因此原住民族廣播發展背後的引導因素乃值得深度探索。 本研究以1945後至今各年代的我國政經發展為論述脈絡，乃包括台灣光復初期、解嚴前後、十梯次廣播頻道開放、蘭嶼廣播電台的創立、政府獎勵補助時期等年代，透過產官學之文獻資料蒐集，以及相關政府部門、第三部門與廣播人士的深度訪談，結合原住民族政經結構與廣播發展雙管齊下的史料分析，希冀達到史料與政經脈絡的對話。本研究核心乃著重在剖析各年代政府在原住民族廣播政策的規劃，並以多方比照的角度觀看解嚴前後國家機器力量透過哪些資源、營運類型與管道對原住民族發聲，以及探討解嚴前後原住民族在廣播營運所有權、語言近用等權利轉變情況。 根據本研究結果指出，1945年至解嚴前是政府國家機器掌控原住民族廣播發聲管道，並以山地平地化政策透過各行政部門對原住民族廣播訊息。解嚴後十梯次廣播頻道開放與廣播節目獎勵補助政策，以及各種跡象可得知政府、漢人與私人資本掌控當今原住民族廣播之營運，原住民族廣播之營運所有權仍掌控在漢人手中。本研究從史學觀點回顧原住民族廣播發展，殷盼不僅從中找尋各年代的廣播發展的歷程，解構原住民族廣播發展困境的背後意涵，並彙整原住民族廣播史料，供相關產官學界反思與借鏡。

人類歷史上有著許多偉大的政治體制改革者。中國與俄國千年來，皆是帝王專制的政治體制，直到二十世紀初葉，兩國的帝王專制體制先後被推翻，蘇聯邁向共黨一黨專政的蘇維埃政治體制；中國則因連年戰亂，中華民國政府來台初期亦採取威權統治，直到八零年代蔣經國主政，全力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同一時間蘇聯亦在戈巴契夫的主政下，推動政治體制改革。而戈巴契夫與蔣經國兩人對當代兩國政治發展亦影響深遠。本文的研究重點在於探討蔣經國與戈巴契夫兩人在政治體制改革過程中，台蘇的政治體制；改革環境；以及改革者，戈巴契夫與蔣經國二人的人格特質、政治理念與改革實踐的比較。 / Look backward at the human history, there were many political institution reformers. In China and Russia, the regime had been always authoritarianism and controlled by emperors till the start of twentieth century. Both of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these two countries were overthrown one after another. Russia went toward the road of Soviet institution; China (ROC) also adopted authoritarian regime since the successive insurrection in the initial years. This kind of regime did not end until the 1980s due to the political reform Chang Chin-Gwo initiated . At the same tim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Gorbachev,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 reform has been started. This thesis puts emphasis on the comparison of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 reform of Chiang and Gorbachev in terms of political environments, characters of the leaders, political values, and the practices of the refor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