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壓力已成為大家關懷的話題之一。在繁忙的都會生活中，壓力就像空氣一般，無所不在。研究壓力最有權威的賽利(Hans Selye)醫師，稱健康的或愉快的壓力為優壓(eustress)，而不健康或不愉快的壓力為劣壓(distress)，此亦說明了有的壓力可以提昇人的鬥志，激發人的無限潛能，但也有的壓力處理不好時，足以使人斃命。 壓力這回事，對於即將邁入廿一世紀的人類而言，只會是個有增無減的難題，亦是現代人必嘗的生活苦味。尤其有一種因「身分」而來的壓力––「工作壓力」，更是一種處在特定情境時所無法避免的負擔！基於上述理由，引發筆者研究本文的動機，希能在這股探討壓力的洪流之中，一方面著眼於如百花齊放的各種壓力理論，另一方面佐以實驗，以期在面對這種「必要之惡」時，更能夠適應及跨越這道障礙。 本研究共分為五章，採問卷調查法，研究對象為台北市九家報社的文字記者。研究工具為改編及部分自編的「A 型人格量表」、「壓力源量表」及「壓力症狀量表」。統計方法採用次數分配、皮爾森積差相關、變異數分析、多元逐步迴歸。 本文因採問卷設計方式來調查研究，故凡問卷調查之所囿，亦為本研究之限制，加上筆者本身學識、能力皆十分有限，本研究疏失必多，此在本文中都會有詳實的說明。

第一章緒論共分三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問題及研究架構。旨在探討與新聞記者 接觸程度不同者, 其記者形象是否有差異? 并試求探究塑成記者形象之相關因素。 第二章為與本研究有關之文獻探討, 下分二節: 研究理論及有關名詞之界定。旨在介 紹有關形象之理論并界定論文中之有關名詞。 第三章研究方法, 下分三節: 問卷設計、抽樣與調查及統計方法。本研究采問卷調查 法, 分別調查一般民眾、新聞科系學生、新聞聯系人及新聞記者等四群樣本之記者形 象, 及其相關因素。樣本數共五百九十人, 將採用變異數分析及相關分析等統計方法 。 第四章為結果分析與解釋, 第五章為結論與建議。

這是一篇有關台灣報社攝影記者的深度報導。本報導藉由攝影記者在台灣媒體環境中的弱勢，凸顯攝影記者專業地位尚未建立的事實。到底未來攝影記者該如何邁向專業之途？專業發展的路上又有哪些障礙？本文從專業知識、專業自主、專業承諾和專業責任四個角度切入，探討攝影記者工作的現況，歸納出攝影記者在專業發展上所應具備的特質，並進一步指出發展新聞攝影專業的主要作法。

民國八十二年有線電視開放開始，新的有線電視新聞台紛紛成立，在這些電視新聞媒體工作的文字記者就有將近350人之多。而有線新聞專業電視台在競爭環境下，往往不願意培養內部的員工升遷，而是向外界挖角，因此電視台跳槽風氣盛，員工反而在內部晉升管道很小。過去國內的研究並沒有真正針對電視記者進行過全面廣泛的研究，筆者欲以本身的工作經驗結合學術研究，找出電視記者光鮮亮麗的外表下，工作滿足的程度如何影響他們的離職行為。 　　在本研究中，電視新聞從業人員是指在無線及有線電視台新聞部門工作的文字記者。本研究參考Spector發展的JSS量表，配合台灣電視新聞人員實際的工作狀況，並依據Alderfer（1972）發展的ERG工作滿足理論，採用下列36個題項，並將負面題項修正為正向題項來測量電視新聞人員的工作滿足程度，研究對象共約三百人左右進行普查，回收後有效問卷為229份。 　　本研究發現，大部分受訪者認為電視新聞工作是有挑戰性、工作有意義、可以在工作中獲得成就、喜歡現在的工作；但大部分電視記者對福利、薪資與升遷機會感到不滿意。而且本研究發現，從事新聞工作年資或在目前工作機構越久，越不滿意薪水與升遷機會，越認為工作自主性較低，對組織尊重程度也越低。 薪資越高的電視記者其離職意願與行為越高，可能因為薪資高的電視記者更想追求進一步的成就，例如升遷、更高的挑戰性，所以其離職意願和行為也會較高。有一半以上的電視記者工作滿足程度低，對離職後尋找替代性工作也沒有信心，雖然受訪者目前不太可能離職，但是離職意願卻很高，本研究建議，電視台內部應該有暢通的加薪與升遷管道，重新檢視新聞價值，合理的福利與工作時數等，才能避免新聞界人才流失的危機。

台灣已經進入投資理財的時代，大眾對於投資理財的興趣與參與度也漸形升高，由於財經雜誌的專業性質對於有意藉投資來理財的讀者影響頗鉅，財經媒體作為金融資訊發聲的重要管道之一，在報導的確實性與議題的設定上應該要負起極大的責任；財經雜誌記者對於財經議題的消息來源掌握與專業態度，反映在議題的呈現上也關乎一般大眾在投資理財的方向，和雜誌本身的可信度，其重要性非同小可。 此外，財經雜誌銷售率仍佔所有雜誌銷售量的十分之一以上，一旦專業性雜誌屈服於市場導向新聞的壓力時，將會直接影響記者的專業表現，無論是在議題設定、採訪報導與採訪人物選擇上，與傳統對專業新聞的認知都將造成極大衝突，衝擊新聞倫理。 本文研究以深度訪問的方式，首度訪問到目前台灣財經雜誌市場在書店及便利商店銷售量排行榜的前十名財經雜誌資深記者，透過他們在財經雜誌第一線的採訪經驗，深入了解財經雜誌在新聞產製過程中，對置入性行銷報導的處理態度與編輯室原則，以及財經雜誌記者接觸置入性行銷報導的程度。 本文研究發現，置入性行銷確實已經成為許多財經雜誌在追求廣告營收上重要的收入管道，同時也發現置入性行銷報導對財經雜誌記者在專業表現上確實產生諸多影響，這些影響所導致的結果不僅是記者對新聞工作的意義產生懷疑，也影響到財經雜誌在新聞報導上的公信力；同時也進一步呈現置入性行銷報導如何改變了目前財經雜誌的新聞產製生態。 　　大部分的新聞記者對於新聞工作還是充滿了憧憬與對新聞的理想，但是大部分的記者也表達對新聞工作的失望，認為財經雜誌有愈來愈商業化的傾向，所以離職或是換跑道的意願都頗高。本文研究建議，財經雜誌作為投資大眾在理財上的參考之一，應該更為謹慎維持新聞報導中立與價值，重新再思考新聞置入性行銷報導對新聞專業與記者可能造成的長遠影響，同時正視資深記者的價值與加強記者的新聞專業素養。 關鍵詞：財經雜誌、新聞置入性行銷、財經雜誌記者、專業自主權、專業表現 、新聞倫理

本研究是以較常接觸、處理外籍配偶新聞報導的平面媒體記者為研究對象，並由「新聞組織」、「記者個人」和「消息來源」三大面向切入，透過與十四位不同採訪路線記者的深度訪談，深入探究記者在產製外籍配偶新聞報導的過程中，將如何受到其所屬媒體的組織文化、編輯政策、組織決策、採訪路線安排，以及記者個人的人口特質、族群態度、新聞專業意理，甚至是消息來源主觀態度與立場等因素的影響。 　　研究發現，影響記者報導外籍配偶新聞的重要因素包括：新聞組織的商業邏輯、上層長官喜好、採訪路線安排、消息來源立場，以及記者個人的認知與知識基模等，這些因素都是造成記者以特定新聞框架看待外籍配偶議題的結構性因素。 　　訪談發現，記者報導外籍配偶新聞時，多呈現以下幾種不同新聞框架，包括：「以商業邏輯為主」、「偏重衝突對立」、「同情弱勢受害者」、「社會光明面」、「翻轉刻板印象提供進步知識」以及「以本地人為優先」。而上述框架的出現，主要受到記者所屬「採訪路線」的影響。 　　整體來說，較少直接接觸外籍配偶個案，或多接觸負面個案的記者，較容易對外籍配偶抱持刻板印象，而且容易以偏概全。相反的，當記者透過中介團體轉介或個人人脈累積，而有較多機會直接接觸、採訪外籍配偶時，將有助於改變記者看待外籍配偶的族群態度，縮短彼此的族群距離，進而修正記者原本存有的刻板印象或偏見。由此可知，增加記者與外籍配偶間的「社會接觸」（social contact），的確有助於縮短兩者間的族群距離，並改善記者原本對於內外團體認知的藩籬。 　　本研究發現，把記者視為「行動者」進行研究，可深入瞭解組織、記者個人和消息來源因素如何交錯對記者的外籍配偶新聞產製造成影響。而此分析取徑也可提供「族群傳播研究」和「弱勢新聞再現研究」新的觀察視野，讓後續研究更加重視「記者個人刻板印象與意識形態」、「組織決策」及「消息來源傳播策略」等因素在族群新聞產製過程中的重要性，以及所可能帶來的影響。

新聞記者因為報導重大創傷事件或社會悲劇，常常需要暴露在充滿創傷的環境如災難現場、事故現場；接觸身心受創傷的人及採訪敘述他人的創傷記憶。這些對創傷的接觸都使新聞記者不斷目睹他人的傷痛並感到身心俱疲，甚至在採訪傷痛經驗後同樣感到「受傷」。 近年國外一些媒體組織和大學新聞系所已開始發展與創傷識讀有關的訓練，幫助記者認識創傷是什麼、受害人在經歷悲慘事件後的創傷反應、採訪創傷新聞可能會帶給記者本身什麼影響、怎麼處理不同類型的創傷新聞及如何調適採訪悲劇後的情緒衝擊，但在台灣這樣的訓練並未成型。 本研究協助於2010年底在台東舉辦一個關於創傷識讀的工作坊給當地記者，並透過深度訪談來討論：創傷識讀對參與的台東駐地記者的影響為何？記者在感知因採訪而得的創傷經驗上有沒有什麼改變？創傷識讀有沒有影響記者採訪創傷新聞的方式？ 為了確切討論記者在增加創傷識讀後的改變，本研究用Antonovsky提出的統合感 (Sense of Coherence)中的三大向度，周延理解性(Comprehensibility)、因應管理度(Manageability)及意義性(Meaningfulness)為框架發展訪談問題並分析訪談資料，討論記者參與創傷識讀工作坊後在這三方面的改變。 關鍵字：台東記者、創傷新聞、創傷察覺、創傷識讀、創傷訓練 / The nature of news is that journalists are often required to report traumatic events. As journalists are also the first responders to some trauma memories of people, they may see and be affected by other people's distress and grief. Trainings about trauma have emerged in media organizations or some journalism educational institutes. These trauma training stressed journalists should take more concerns about trauma on others and on self during covering traumatic events. Held a simple workshop about trauma to Taitung journalists and used in-depth interviews to analyze if raising journalists awareness about the possible trauma from covering tragedies, what has changed on their perceptions of their traumatic experience from covering trauma news? Also what has changed on their covering about trauma news when they get more awareness about trauma? The thesis used the concept of sense of coherence to discuss the change on journalists’ comprehensibility, manageability and meaningfulness about covering trauma news. Key words: Taitung journalists, Trauma news, Traumatic awareness, Trauma literacy, Trauma training

本研究探討國內電視新聞攝影記者採訪報導颱風新聞的採訪應變與專業意理。研究採取質化的深度訪談法，訪談12名任職於台北有線、無線電視新聞頻道的男性攝影記者。研究結果發現，攝影記者在自然環境破壞與充斥新聞編輯室時效、災難影像競爭壓力的報導現場裡，克服環境、設備資源侷限發展應變之道，而能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或朝向預防準備方向。當自然環境衍伸出採訪安全風險時，攝影記者會權衡多重面向因素，如：編輯室內控壓力、自然環境、個人因素、與文字記者配合程度而決定是否涉險，過往受傷經歷也讓攝影記者累積採訪智識，判斷環境風險。但是，攝影記者為了應付編輯室壓力、採訪安全問題，常產生目的導向的「偏差介入式」報導手段。 　　攝影記者採訪報導颱風創傷新聞情境，面對死者遺體與受創傷者的情緒壓力會在現場或報導完後有所展現，他們會藉由採訪智識、前輩經驗傳承或自我創建降低心理創傷的採訪方式、調適辦法。且攝影記者對颱風創傷情景的記憶，會連帶觸動他們工作生涯裡初次與印象最深刻的創傷新聞情景，進行跨事件聯想。過往創傷新聞經驗會脈絡性地影響攝影記者採訪報導方式，有助於專業意理養成、但也可能助長偏差的報導手段。 　　專業意理於攝影記者採訪報導颱風新聞的實踐，傾向以新聞本質的記錄真實、快速傳遞訊息而自然而然地發揮媒介助人、批評譴責、動員、關懷、設定議題、解決問題等正向功能。但是，這些正向的媒介功能卻會被攝影記者作為合理化偏差報導手段的藉口，記者僅重視報導可能帶來的正向「結果」，忽視採訪報導方式的「程序正義」。在在反映攝影記者欠缺採訪報導創傷情境的認識、應變颱風報導環境限制的安全策略，與抵抗編輯室內控壓力的適切辦法。 /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elevision photojournalists’ adaptation strategies and professional ideology when covering typhoon news in Taiwan. 12 male photojournalists who work in cable and network television stations in Taipei are in-depth interviewed.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photojournalists seek resources from the news venue and adapt them to fit in the local circumstances, or prepare in advanced to deal with the possible restrictions from natural environment due to typhoon disasters. Simultaneously, photojournalists also weigh multiple factors to take risks for news or not, like competitive pressures, newsroom routines, natural environment, individual causes and the degree of cooperation with their counterpart. They evaluate risks of natural environment based upon their hands-on wisdom that is collected from past physical hurt experiences. However, photojournalists under the pressure of competition sometimes use inappropriate ways to shoot news footages and get involved in news events to make sensational typhoon news. 　　Interviewed photojournalists have emotional stresses when facing corpses and traumatized people at the news venue, even after work. Covering wisdom, senior photojournalists’ experiences and suggestions are good way to mitigate photojournalists’ emotional stresses and trauma. The interviewees’ answers to typhoon reporting are often associated with their first trauma news experiences and most impressive event. Those significant experiences in their career will influence photojournalists’ reporting methods towards nurturing beneficial professional ideology or increasing inappropriate covering measures. 　　Photojournalists tend to develop positive media functions, like helping, criticism, mobilization, care, agenda-setting and solutions-developing to accomplish their professional ideology by reporting truth and conveying disaster messages as soon as possible. Nevertheless, photojournalists only focus on “consequentialism” of effective media functions, but discard “procedural justice” of moral reasoning in typhoon reporting. The so-called professional ideology is only optimistic bias among photojournalists.

近年來傳播科技快速變化，不但社會型態因此產生鉅變，新科技更也打破了媒體界線進而產生科技滙流，使得平面媒體、廣電媒體、共同載具、有線電視及網際網路的藩籬、角色、定位都逐漸模糊。 而當平面媒體處於麥克魯漢所說的「淘汰」螺旋後，自一九九九年開始整體廣告盈收呈現負成長，二○○六年台灣報紙一口氣有六家熄燈打烊，數以千計的記者失業。受此影響，記者專業角色嚴重貶值，從監督社會的無冕王淪為商業化與科技化雙重衝擊下的現代報業媒體工人，大量遭解雇的記者形成「流浪記者」現象。 本文訪談八位記者發現，一旦對媒體產業的未來失去信心，連帶也對自己失去信心，喪失了新聞工作的認同與熱情，「一輩子當記者」成為遙不可及的夢想，選擇以生存作為工作心態。這樣的氛圍型塑出平面媒體記者「集體灰暗時代」，嚴重影響其專業角色。 然而以「媒體四大律」分析，紙張形式的報紙雖逐漸遭到網路媒體之「淘汰」卻不會消失，而是需要「轉化」。記者創作撰寫新聞「內容」的能力不因報社倒閉而消失，社會對記者的需求更將永無止境，記者應隨社會環境與新科技改變進而轉變並提升自身核心能力。 / The media landscape in Taiwan has been greatly changed because of the emergence of ne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transition of market-driven journalism globally. For one thing, the newspaper industry’s circulation and readership continue to decline and advertising revenues keep on shrinking since 1999. As a resul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many newspapers have experienced huge deficits; six were shut down in 2006 alone and thousands of journalists lost their jobs.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and in-depth interviews of eight so-called “jobless journalists” who left or considering to leave the newspaper industry, this study finds many of these professional reporters are experiencing a crisis of confidence, no longer believing in themselves as well as the professional training. Most of all, they predict that the fate of newspaper has been doomed and journalism is hopeless and futureless. The study records their true stories of how to rebuild confidence while facing the hardship both of the career and the profession.

《睜開左眼》真實紀錄了國內四位電視台記者太短又太長，太急又太慢的職業生命。都說記者是無冕王，其實他們像乞丐般一整天蹲在特偵組前面，只為乞求一個不到5秒鐘的約談畫面；或者配合業主拍攝美美的業配新聞。對於一個擔任15年把最精華的人生歲月都給了新聞工作的電視新聞攝影記者來說，究竟「什麼樣的事物是生命當中最重要的註腳」？ 長久以來，觀眾所看到的電視新聞都經過了不只一道的壓縮與過濾，事件真實的樣貌當然是難以窺視。不過在這部紀錄片當中，我們清楚看到了目前商業電視台無法避免的「業配新聞」究竟如何產製？而這些站在第一線見證歷史的攝影記者們又是怎麼面對？ 如果我們把電視媒介生態當成一幅拼圖，那麼「電視新聞攝影記者」與「新聞產製過程」無疑的是兩片重要的拼圖，而紀錄片《睜開左眼》就剛好適時的把這兩片拼圖擺到他應有的位置上。 / The documentary named “Eye on the Left” is literally telling a true story about four TV news cameramen whose life careers in Taiwan were too short, too long, too harsh and too slow. We always said the reporters are the King without Crown, but the truth is, they are little more than a group of beggars sitting in front of the Special Investigation Division all day long, begging for an opportunity to capture the certain person interview by the prosecutor for finding their individual counseling which the content of length is only less than 5 seconds. Thing can be worse that reporters were forced to make a series of nice-looking paid news in order to fulfill the commercial buyers' demand sometimes. As a professional reporter who have been dedicated his prime 15 years to TV news reporting and videos taking, he might ask himself, “what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thing during my career?” For a long time, the TV news which offer to audiences daily is manipulated by not only but several human interferences and condensed selectively, the truth behind the scene is very hard to reveal to the public. However, in this documentary, we can understand apparently the fact about how the commercial TV company produce the “paid news” which they are just cannot say no to the buyers. And how these TV news cameramen witness and face the historical scenes they encounter in the front line. If we consider that the TV media as an uncompleted jigsaw puzzle, the “TV news cameraman” and the “Process of News Reporting” are undoubtedly the last two essential pieces to assemble together. “Eye on the left”, just put all of them back to their right positions in the best 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