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公共關系業務的發展以政府及公營企業為濫觴, 但近年公關行業的興起, 企業界 的省思實居首要之功。社會上掀起的公關風影響所及是: 企業公關單位及公關公司的 紛紛成立。由此看來, 研究國內企業界之公關現象的時機應已大致成熟。本論文之研 究動機即在, 體認到需要有一些人把國內各種公關現象予以有系統地整理、分析, 以 便建立起一套屬於我國本土性的公關知識。 本研究將重點置於新聞記者與公關人員認知差異的問題上, 希望透過這個研究, 可以 有助於記者與公關人員彼此的瞭解。 本研究以「整合系統理論」為理論基礎, 將公共關系視為一個社會系統, 并引用Sir- gy的系統分析層次概念, 將公共關系的研究分為個人、人際、情境及發展等四個層次 。其次, 從Culip 等人的「生態學」觀點出發, 說明「公共關系開放系統模式」如何 可以預期及偵測組織與公眾的關系, 進而維持、促成雙方的利益或消弭利益衝突。 Gruning&Hunt將公共關系行為分為報業代理/ 宣傳、公共資訊、雙向不對稱及雙向對 稱等四種模式, 其中雙向對稱模式之精神與前述公共關系開放系統模式一樣, 均強調 雙途、平衡的溝通型態。 McLeod & Chaffee研究人際間之傳播行為, 提出「人際共向測量模式」以說明人際間 之認知關系, 這種認知關系可分為: 瞭解或同意性、正確性及一致性三種。Broom 主 張將此一模式應用到公關領域, 所以本研究把原模式中的二個客體以公關人員和新聞 記者取代之, 便成了「公關人員與新聞記者共向測量模式」。基本上, 新模式之產生 系依循「公共關系開放系統模式」和「雙向對稱模式」而來, 在這個基礎上, 公關人 員與新聞記者之認知關系便成為本論文欲探討的問題。 前述公關行為四個模式中的報業代理、公共資訊及雙向不對稱三模式, 意涵公關人員 企圖支配或控制大眾媒介的心態。此一假設若與媒介議題設定功能的概念合并討論, 將引發對媒介設定議題能力的存疑?Pavlik 指出: 許多研究顯示報紙的議題只不過反 映其它社會部門和機構的議題, 尤其是公關單位, 這一說法無疑地突顯了公關人員在 資訊傳遞上的角色, 也引起我們對二者( 新聞記者與公關人員 )關系型態的興趣。G- ieber & Johnson 提出三種「消息來源與新聞記者的關系型態」, 頗能解釋二者微妙 的關系。 過去國外許多研究顯示, 記者與公關人員間存有很大的認知差距, 例如: 1.記者看不起公關行業, 認為公關人員不具專業能力, 職業道德很低; 相反的, 公關 人員卻對自己的職業充滿信心, 給予很高的期望。 2.在傳統新聞學的觀念上, 記者與公關人員的看法非常一致, 但對新新聞學的理念則 意見分歧。 3.記者認為新聞工作地位崇高, 很具專業地位; 但公關人員卻認為新聞記者與公關人 員之專業地位一樣崇高。 4.記者與公關人員的關系型態為何, 有人主張是合作式的, 但也有人贊成是對立的, Pyan & Martinson則指出這是種愛恨交加的關系 上述結果是否也與本國的情形相同呢? 我國之公關研究起步甚晚, 尚未累積足夠的資 料, 就目前的發現而言, 我們知道: 1.記者認為公關人員或新聞聯繫人是新聞報導的障礙, 而後者則指記者采訪報導時常 發生錯誤。 2.公關人員或新聞聯繫人普遍對記者存在負面印象, 但對自己的工作期望很高。 3.這二者的關系亦是愛恨交加, 不是全然合作的情況。 4.這二者對傳播媒介的角色功能看法差距不大。 由此看來, 不論是在國外或在國內, 公關人員與新聞記者「相輕」的現象似乎普遍存 在, 二者既愛又恨的矛盾情結也不可免, 這種人際關系的確頗為有趣。 本研究采問卷調查法, 以立意抽樣法抽出國內二百五十家企業公關人員及十家日晚報 的二百五十名記者進行調查。 研究發現, 記者與公關人員對公關行業、新聞工作的價值、彼此專業地位及二者的關 系型態等議題, 存有認知上的差距。記者認為公關工作較不專業、地位不高、彼此關 系型態不是非常合作的; 公關人員則認為自己的地位與記者差不多, 相當專業, 二者 的關系是合作式的; 另外, 這二者對新聞工作的角色與價值也有不同的見解。

民國七十七年，可說是台灣報界的起飛年，實施近四十年的「報禁」，元月一日起正 式解除，台灣新聞界進入一個嶄新的里程。 長久以來，新聞記者與消息來源之間便存在一種曖昧、模糊不清的關係，一方面新聞 記者必需依賴消息來源提供新聞，進而加以求證、報導、引述；另一方面消息來源必 需依賴記者將想要讓社會知曉的事物加以披露、報導、宣傳，兩方各有各的立場及出 發點，時而兩造間立場一致、相互合作，時而兩造間立場相左，便會發生衝突。 根據相當多的研究顯示，政府官員是新聞記者報導新聞時的主要消息來源，研究政府 官員與記者間的關係，便成為新聞學研究中一項基本的課題，本研究目的地就是在探 究官員和員記者間的互動關係，看看那些因素會影響兩造間的互動關係。 本研究選擇甫成立不滿兩年的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為對象，調查三十七位採訪環保署新 聞的記者，瞭解他們如何進行採訪工作？如何選擇採訪對象？又調查一百九十四位環 保署官員，瞭解他們在工作之餘，何以要接受記者訪問？他們如何看待記者？如何接 受記者訪問？進而描繪出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 本研究再以重點訪談（FOCUSED INTERVIEW） 的方法，訪問部分的官員及記者，希望 能更進一步瞭解兩者間的互動關係。 本研究係屬初探性研究，研究發現不論政府官員或新聞記者都認為「報導大眾應知道 的事務」為新聞媒介的主要功能，但政府官員和新聞記者卻對彼此關係在認知上有極 大的不同，大多數受訪的官員認為和記者間不必刻意建立起特殊的關係，只要各自扮 演好自己的角色即可；大多數受訪的記者則認為和官員間除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外，為 了雙方便利，應視情況需要，發展出互信、互賴的關係。 整個研究所得資料豐碩，但囿於人力、物力，除做一般總體資料描述及若干相關變項 的檢定外，並未做更進一步的分析解釋，又由於本研究只是針對環保署官員及採訪環 保署的記者進行調查，推論上有其限制。建議未來對所有路線的記者進行調查，同時 也針對不同身分、背景的消息來源進行週查，以求能窺出記者與消息來源互動關係的 全貌。

本文共分緒論、文獻探討、研究方法、資料分析、結論與建議等五章。 第一章緒論：包括研究動機、目的、與問題。旨在探求環保記者的專業意理取向為何 ？並尋找影響記者專業意理取向的因素有那些？ 第二章文獻探討：包括新聞專業意理、職業社會學、媒介組織、大眾媒介與環保運動 之關係等相關理論及研究文獻的探討。 第三章研究方法：本文採問卷調查法，以台北、台中、高雄六縣市的報社環保記者為 研究對象，並採用百分比、因素分析、迴歸分析、卡方考驗等統計方法。 第四章資料分析：因素分析的結果發現環保記者有傳佈者（DISSEMINATOR）、解釋者 （INTERPRETER）、對立者（ADVERSARY）三種專業意理的取向。人口變項、職業經驗 等因素對專業意理取向有不同的影響程度。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將資料分析中的主要結果，進一步的檢討，並提出本研究受限之 處，作為未來研究者的參考。

本研究主要係延伸過去記者與消息來源互動關係模式，將老人研究中的「施惠語言」概念納入，探究記者在與年長消息來源互動時是否使用「施惠語言」，其主要形式為何？運用目的為何？與此種語言形式有關的「個人變項」及「情境變項」又是為何？ 本研究以四個新聞訪問個案進行分析，個案之選擇兼顧記者性別與年齡差異，並以語域分析法分析「施惠語言」形式，其後輔以深度訪談法探究記者對消息來源的外表生理特質刻板印象、對彼此互動關係及互動目標等情境認知，以進一步分析記者的個人變項及情境感知變項與「施惠語言」之關聯性。 資料分析結果顯示，「施惠語言」是新聞訪問中常見的語言形式，包括「娃娃腔式談話」、「屈就或過份私密談話」、「命令或直接談話」及「膚淺或無關痛癢談話」等四類「施惠語言」主要形式均可在新聞訪問中出現，其中又以「屈就或過份私密談話」最被普遍運用。此外，記者的個人變項與新聞訪問的情境感知變項均會影響記者的「施惠語言」運用形式，亦即記者依據情境變化不斷調整語言形式以適應消息來源，使得一段新聞訪問中可能同時出現多種「施惠語言」形式。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研究台灣報社地方記者的組織溝通滿意、專業性、工作滿意之關聯性，希望由此三大面向切入，來瞭解現今台灣之報社地方記者對於新聞工作的整體看法。 本研究發現，台灣報社地方記者的典型為已婚男性、年紀約為40歲、大學畢業並主修新聞傳播、主跑鄉鎮區域的新聞、從事新聞工作大約15年、派駐在該縣市約為12年、每月平均收入在5萬元以上。 在組織溝通滿意方面，報社地方記者對於「平行溝通」、「與直接主管的溝通」感到最為滿意，其次為「溝通氣候」、「與高階主管的溝通」、「非正式溝通」，而對「組織運作訊息」則感到最不滿意。 在專業性方面，報社地方記者最重視「專業責任」與「專業知識」，其次為「專業自主」，而最不重視「專業承諾」。 在工作滿意方面，報社地方記者最滿意的面向為「同事」、「工作本質」與「上司」，其次為「獎勵」、「薪資」與「福利」，而對「升遷」與「操作條件」感到最不滿意。 本研究亦發現，報社地方記者的人口變項在組織溝通滿意上並無顯著差異，然而部分人口變項對於專業性與工作滿意方面，卻有顯著差異。此外，組織溝通滿意與工作滿意各面向之間具有關聯性，專業性與工作滿意各面向之間亦具有關聯性。 最後以迴歸分析發現，新聞年資、專業承諾、內在自主、溝通氣候與高階主管的溝通、平行溝通、與直接主管的溝通、組織運作訊息等七個變項，共可預測整體工作滿意度73.7%的變異量。

一般人總以為電視新聞攝影記者的主要任務，只是拍攝影像。倘若換個角度觀察，記者既要擷取新聞畫面、又要編輯影像，以配合文字語音敘事。因此電視新聞攝影工作，既是建構新聞內涵，也是發現與解決實務問題的過程。攝影記者最困擾的問題之一，在於當畫面影像不足以搭配文字和語音時，如何適時彌補「破口」(Gap)。因此，攝影記者工作重點之一在彌補素材不足。 本研究所關注的問題是：攝影記者工作的主要情境為何？他們如何運用策略和情境互動，以解決素材不足的困境？本研究從資訊尋求、配置智能，以及活動理論等觀點切入，並透過深度訪談和參與觀察，以蒐集資料，以解答本研究關注的問題。 記者尋找畫面資料素材，是知識、策略和情境互動的歷程；一方面，攝影記者累積工作知識，定義資訊缺口、並選擇資料來源；另一方面，記者也因應情境變化、隨時取捨資料、並調整先前資料蒐集策略。 攝影記者能力並不應該只是呈現在操控機具、或卡位、搶拍畫面的能力；更重要的或許是臨機應變、運用資源彌補畫面與文字落差的資訊蒐集能力。研究成果可以讓我們重新思考未來電視新聞攝影教育和訓練的課程內涵。 / The Cameramen gathers visual formation for TV news. They gather not only “fresh” clips on the spot, but also “classic” ones from archives and other sources. Both requires cameramen to find resources surround and make decisions. Clip seeking can be identified as one of the major characteristics of cameramen’s work.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find how cameramen fill up insufficient resources for their daily reporting activities: mainly, what contexts are they situated and how they develop the strategies to respond the contexts? This researcher collected data, in two critical cases, by employing depth interviews as well as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Controlling cameras and capturing visuals may only count for a small part of cameramen’s required talents. Finding discontinuity and meeting the gap requires cameramen solve problems by identifying and organizing resources in order to in changing environment. Cameramen are more reflexive practitioners than device operator. This result may lead us to revisit design of TV journalism curriculum.

本文試圖以日治時期台灣傳統文人謝雪漁的漢文書寫為起點，探討其古典散文及小說作品如何在總督府同文政策的宣告下，書寫出對日治時期歷史、文化、文明、殖民等種種問題的回應與對話。文字背後隱藏著傳統文人在意會之餘，所嘗試拉扯出的交流、協商、混淆空間，由此梳理謝氏在「同文」政策下的漢文書寫承接或展開何種想像與實踐。故本文將以歷時性的觀察為主線，配合日治時期台灣傳統文人謝雪漁多重的社會角色與活動，了解其在重述、轉譯、再寫殖民者話語的過程中，進行怎樣的理解、思辯、斷接？如何將「同文」政策注入「漢文」書寫中？若日治時期的同文概念是政治手法的操作，那麼謝雪漁如何想像同文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尤其，當同文被視為輔助殖民地同化的工具時，所發展出的國民性討論會有怎樣的複雜面貌？繼而在中日戰爭如星火燎原般擴大時，同化激化為皇民化，晚年的謝氏又是如何呼喊皇民論述？因而，本文將以傳統文人謝雪漁為個案研究對象，釐清親日士紳與殖民者間糾葛的關係，跨越殖民地時期親善/對抗的二元對立意識型態，以較為細膩的方式，省視日治時期台灣傳統文人被賦予新社會身分的同時，其精神面貌/創傷如何裂變/療癒。

有關「工作倦怠」的研究，最早在1974年由紐約臨床心理學家Freudenberger提出。在過去文獻中所述及之工作倦怠現象，大部分屬於心理學研究領域，探討了倦怠的意義、性質、成因、症狀與影響結果，藉由分析工作倦怠的形成過程及造成因素，進而提出預防及克服倦怠的處理方法。 早期工作倦怠的研究對象多半針對「助人工作」領域，如諮商輔導員、社會工作者等，隨後始加入其它專業領域，如教師、圃書館員及其它經常接觸他人的不同職業，有關工作倦怠的情形也開始廣泛受到研究人員關注(Chou, 1991; Maslach, 1982b; Pines, 1993)，如perlman & Hartman(1982)就認為工作倦怠現象其實普遍存在各種職業領域。因此，本研究關心的問題是：新聞從業人員是否如同其它職業領域亦面臨工作倦怠的困擾。 Endres(1988)與Cook & Banks(1993)初步證實新聞從業人員的確面臨工作倦怠。為瞭解新聞從業人員的工作倦怠現況，本研究採取Maslach的看法，從情緒耗盡、缺乏人性、個人成就感低落三個面向探討，並定義工作倦怠為「新聞工作者個人在與環境互動及因應過程中，未能有效處理工作壓力，因過度負荷而顯現出情緒耗竭、缺乏人性、低個人成就感的心理狀態」。 Cook & BankS進一步研究影響報社新聞從業人員的工作倦怠相關因素，檢驗報社大小、工作類型、年齡、性別、收入、工作年資、教育程度與工作倦怠之間的關係。不過，此項研究僅由人口背景變項探索工作倦怠，顯然無法完全彰顯新聞工作本身特性和新聞工作情境對工作倦怠的影響。 Caputo(1991)回顧過去文獻後指出，工作倦怠的因素可能來自工作環境和個人背景兩者。黃臺生、黃新福、張世杰（民83）根據國內實證研究論文，將影響工作倦怠的因素歸納為個人、工作、組織三者。 因此，本研究除了探討個人層面的人口背景變項對工作倦怠的影響外，並探討組織及新聞工作特性是否影響新聞從業人員的工作倦怠。 在個人層面，本研究探討了人口背景變項，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教育背景、婚姻狀況、新聞工作年資等變項。在新聞工作特性與組織環境因素層面，本研究探討工作壓力來源因素，包括新聞工作特性、工作條件、人際關係、組織結構與氣氛、報業環境變遷等變項，以瞭解新聞記者工作倦怠現象與新聞行業及新聞組織相關的因素。 此外，發生工作倦怠的員工因無法成功處理工作壓力，會引發士氣低落、高度怠工及高流動率。此種情形若長久持續，通常的反應就是變換工作，或甚至轉業（Malach, l978；李美燕，民84）。從此點來看，工作倦怠的結果可能影響新聞從業人員的離職意願，甚或影響新聞從業人員對工作的「專業承諾」。因此，本研究亦探討了工作倦怠是否影響新聞從業人員對新聞專業的承諾。 根據研究問題與目的，文獻部份探討了新聞從業人員工作倦怠的本質與意義、癥候、形成過程、造成工作怠的相關因素、及工作倦怠的影響與結果。本研究除了以問卷調查研究相關問題，並就調查結果訪問實務工作者，探詢研究發現在實務上的原因與意義。 本研究發現，新聞從業人員工作倦怠情況並不嚴重，工作倦怠的程度僅介於「有時如此」與「甚少如此」之間。整體而言，研究發現，個人人口背景變項（性別、教育背景、年齡、教育程度、新聞工作年資、婚姻狀況等）均與新聞從業人員工作倦怠程度無顯著相關。不過，年齡較輕、年資較淺、未婚的新聞從業人員個人成就感有較為低落的傾向。 而在工作倦怠與及其它變項相關程度力面，研究發現工作壓力感受愈強烈者，其工作倦怠的感受亦愈強烈。且新聞工作特性、工作條件、組織結構與氣氛、人際關係等方面感受到較為強烈的工作壓力者，倦怠感亦較強烈。另外，本研究亦發現，工作倦怠感受愈強烈者，其專業承諾、大眾服務、工作承諾感受愈弱。 而關於工作倦怠變項的最佳預測變項力面，研究發現，在控制相同個人人口背景變項下，工作壓力變項可以有效預測工作倦怠，其中又以新聞工作特性的壓力來源最能解釋工作倦怠的變異量。

記者擁有自主權之重要性，對記者而言，是提升其專業性之指標；對社會而言，則可實踐新聞自由，維護民主政治。過去研究將自主權當作是衡量記者是否為專業人員之重要指標，當一個職業漸成專業時，其自主性則隨之提升。記者擁有充分之自主權之後，他們才能稟持專業意理，監督政府，保障人民之自由權，以維護民主政治。 　　本研究試圖從兩方面探討記者自主權：一、記者工作上的自主權；二、記者在新聞部門之決策參與權。記者工作之自主權，則從記者採訪、報導、寫稿之例行新聞工作中，探討記者在工作中所擁有的自主權。至於，決策參與權，則包括薪資、福利、人事、經費各項決策項目，記者所擁有之決策權。除了研究記者實際擁有的工作自主權及決策參與權之外，還試圖探討記者期望的工作自主權及決策參與權。 　　研究結果發現，在實際擁有工作自主權方面，記者在新聞採訪、寫作方面擁有相當高的自主權，只有在交稿方面，擁有自主權較低。而期望擁有的工作自主權方面，記者希望在採訪、寫作方面擁有較高的自主權。 　　在實際擁有決策參與權方面，結果發現記者在各項決策中，參與權皆相當低，只有在發生重大爭議事件決定報社立場時，記者參與權較高，大多數記者認為主管在這方面會徵詢記者之意見，再下決定。另外，在期望擁有決策參與權方面，大多數記者希望在決定報紙走向及員工福利之決策，有較高的參與權。 　　至於在影響工作自主權及決策參與權之因素，研究結果推論，比較重要之因素是記者採訪路線及報社型態。不同路線之記者會覺得實際擁有採訪寫作之自主權有差異；而報社型態會影響記者對實際擁有的工作自主權之評估，及影響記者期望擁有報紙走向參與權之評估。

本研究目的為探討國內新聞從業人員在採訪創傷新聞事件後，是否亦間接地受到創傷壓力所影響；又，社會支持與記者的創傷壓力調適有何關聯；而至今國內新聞界在記者創傷議題這部分的認知與作法處於何種階段。在研究方法上，採用質化的深度訪談法，訪談了包括文字記者、攝影記者以及主管職位等13位國內電視新聞從業人員。研究結果發現，普遍而言，國內電視新聞從業人員所承受身心壓力都較一般人來得高，而部分曾經採訪過重大創傷事件或創傷受害者的記者，更可能經歷深層的創傷壓力徵狀，包括侵入性回憶、逃避、高度警覺等。另外，部分受訪記者對創傷新聞事件的反應冷靜，可能源自記者良好的心理建設，但仍有記者是因為同儕壓力、尋求榮譽感或生計壓力等原因，而必須表現勇敢、甚至漠然，此亦可能為創傷壓力反應的一種。容易造成記者創傷壓力的新聞事件主要包括兩類，一為重大災難，一為看似平常、但可能對個別記者影響深刻的普通新聞事件；而易造成創傷壓力之新聞事件特性包括事件本身的嚴重度、記者深入了解新聞故事、與記者關係密切的人成為新聞主角、具情感張力的畫面。最後，個性、性別、路線、職位、電視台定位等變項可能影響記者是否容易面對創傷事件並受創傷壓力所影響。 接著，研究發現記者主要以「自我調適」與「尋求社會支持」兩種方式來應對可能承受的創傷壓力。在自我調適的部分，受訪記者以「娛樂」以及「重新定義生命或工作價值」的方式，來調整自己的狀態。在尋求社會支持的部分，首先，不若國外文獻對同儕支持的全面推崇，國內記者認為同儕支持主要能夠滿足資訊層面，但對同儕支持所提供的情緒支持仍有遲疑，可能與國內新聞圈的競爭激烈有關；第二，記者認為新聞組織能夠、也必須提供全面的物質支持與資訊支持，但由於現今不論是第一線記者或新聞主管，對記者創傷議題仍不熟悉，因此大部分受訪記者對組織是否能提供情緒支持採保留態度；第三，國內電視記者已不排斥尋求專業支持，但這方面的資訊相當缺乏；第四，雖然記者在擔心傷害家人的情況下，對家庭較不提及自身所承受的創傷壓力，但家庭仍提供了記者深層的情緒支持；第五，宗教支持為國內記者能夠舒服地吐露自身壓力的管道，提供了全然的情緒支持，此為國內新聞脈絡較特殊之處。 再者，國內新聞界雖已開始對記者創傷議題開始有初步的認知與作法，但整體的普及度與實行度仍不高。本研究在理解國內情況與參考國外各新聞組織的作法後，對國內新聞界在記者創傷議題可能能夠努力的方向，提出了若干建議。最後，亦在思考研究發現與研究限制後，對未來學術研究提出幾點建議。 /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rauma experiences of journalists in Taiwan after covering disaster, crime and justice news or interviewing traumatized victims, and how social support mechanism plays a buffering role in their trauma-stress coping. This thesis also explored news rooms’ attention and response toward this issue. This study adapted the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and the grounded theory methodology to analyze in-depth interview data of 13 TV journalists inTaiwan, including script journalists, photojournalists, local journalists and managers.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interviewed journalists live under physical and mental pressure. Some of those who have covered traumatic news experienced traumatic symptoms, including intrusion, avoidance, and hyperarousal. Although some journalists keep calm when they confront traumatic stress events, we still couldn’t overlook the potential traumatic effect since journalists may suppress their authentic feelings because of peer pressure, sense of honor, or bread and butter. In addition, the interviewed journalists employed “self-adjustment” and “seeking social support” to deal with the traumatic stress. First, the journalists relieved their pressure by means of entertainment, and redefining the value of job and the priorities of life. As for social support, the journalists thought that peer support could satisfy the need of information, but may not necessarily offer fully emotional support because of the flaming competitions between journalists and news organizations. As for news rooms, the journalists asked for tangible support, namely resources and informational support, but were suspicious of the emotional support. Then,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journalists are willing to seek professional support, but seldom seek support from family because of the worry of horrifying their family members. However, it does not mean that the emotional support from family is not important, and being there is the best support for journalists. Finally, religion support is the main channel from which the journalists could feel safe, peace and calm, which is a unique phenomenon in the Taiwan media settings. In the end, after understanding the Taiwan media situations and consulting the practices of foreign news organizations, this study recommended some suggestions and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studies and news rooms according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