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新媒體時代，人人都有機會成為公民記者。本研究旨在探討一群不為金錢、不僅是為了組織發言的高參與度公民記者，試圖了解其形貌，以及持續不斷發文的原因。採用人本心理學之父Maslow的動機階層理論做為研究梗概，以PeoPo公民新聞平台中的公民記者為研究對象，從符合研究條件的公民記者中，隨機挑選八位公民記者進行探究。 本研究採用文本分析及深度訪談做為研究方法。透過文本分析，分析八位高參與度公民記者在平台上發表的所有報導，了解發文頻率、型態、文章與Tag分類、節目採用與讀者回應狀況…等五個類目，並輔以半結構式深度訪談，達到主客對照，進行探討。 經由研究後發現，這群高參與度公民記者有三個特色：（1）中壯年；（2）上班族；（3）社區大學成員、課程培訓學員、志工。他們對於報導公民新聞保持著相當積極的態度，主要採用影音方式呈現，其新聞常受到媒體採用，且有一定的讀者回饋。在製作公民新聞的過程中，「歸屬和愛」、「自尊」、「自我實現」三個需求，是高參與度公民記者最主要的參與動機，其中，「自我實現」更以Z理論中「健康型自我實現」為主。 / Everyone has the opportunity to become citizen journalists in this new media age. This study focused on a group of PeoPo’s citizen journalists who participate highly not just for money or organization. In order to figure out the “shape” and reasons why they keep posting on PeoPo, the study based on the Maslow’s Theory of Needs Hierarchy. This research used Contextual analysis and Semi—Structured Depth Interview as approaches. Contextual analysis helped to figure out their report on PeoPo, and to understand posting frequency, patterns, articles and Tag classification, media adopted and audience response. Also, the research interviewed eight PeoPo’s citizen journalists by simple random sampling to realize the group. Through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these high participatory citizen journalists has thre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1) middle age; (2) white-collar workers; (3)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college, course trainees, and volunteers. They maintain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reporting and always use video to present. Their reports usually are adopted by media and obtain audience feedback. These high participatory citizen journalists in the process have three major needs, included" belongingness and love needs"," esteem-needs "and “healthy-self-actualization needs”. Keywords: High participatory citizen journalists, Motivation of report, PeoPo, Citizen journalism

陳之邁生於1908年之中國，時當西力東漸，救亡迫切感與啟蒙企圖心交織，留學風氣正熾之階段。陳氏上承家學淵源，又得兼視中西之乃父調教，年少便負笈美國，並於時代氛圍激盪下，造就其以承擔國族提升為己任之知識菁英素質。 1928年北伐完成，中華民國政局進入由中國國民黨建立之國民政府主導階段。在國政發展由軍政進入訓政時期後，為積極推動國家建設大業，國民政府廣納各領域專業菁英投身公職，並由此帶動一股從「知識菁英」到「實務官僚」之風潮。陳之邁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歸國後，在清華大學短暫任教5年，便被延攬進入行政院任職。其後更因緣際會，被派往駐美使館擔任參事，從而開始其長達35年之外交生涯。 本論文係以尚未全面開放之《陳之邁檔案》為主，佐以其他相關檔案與論著寫成。除介紹陳之邁早年成學經歷，及其對身處時代之觀察，尤著重鋪陳其於1944–1955年駐美時期之外交作為。 陳氏於1944年赴駐美使館任職，時值二戰尾聲，大局漸明，許多戰後復員工作陸續展開。由於許多新興國際組織都以美國作為據點，陳之邁因地利之便，時常奉派擔任相關組織之中國代表，諸如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聯合國糧農組織等。除參與各國際組織運作，為戰後中國爭取物資外，1949年中華民國代表團於聯合國推動《控蘇案》之文本，也出自陳氏手筆。 達成在各國際組織階段性任務後，陳之邁才得以專注於其駐美使館本職，秉持堅定之反共信念，展開一連串對美宣傳工作。其間，陳氏致力於拓展在美國政界與輿論界之人際網絡，透過其苦心經營之人脈，向美國政府爭取奧援。然由於陳之邁相對傾向美國共和黨之活動路線，也使其於「中國遊說團」風波中，一度成為美國輿論界質疑抨擊之對象，甚且於駐美使館內引發矛盾。 政府遷臺後，陳之邁再獲高層倚重，受託經辦美國記者團訪臺事宜。此事曾引起美國輿論界對臺灣之關注，是為中美關係低迷時期一項頗具正面意義之外交成果。 駐美時期之陳之邁，其職銜或只達公使，然面對中華民國政府對美外交之關鍵時期，陳之邁不避艱困，穿梭於美國政界與輿論界，積極進行反共宣傳，力爭中華民國國際生存空間。透過陳氏遺留之檔案與資料，筆者期待能藉由探討其學人從政之歷程，為勾勒出一部更完整之中美關係史，略作貢獻。

研究者以「人 – 工具 – 現場」之間的關係為觀察角度, 希望探討實作中電視新聞攝影活動的本質。本研究以錄影方式紀錄不同實作個案，並對13位不同年資的電視攝影記者進行深度訪談，研究發現實務中電視新聞攝影實際上不只是「攝影」的活動而已，更是關於什麼是「新聞資訊」和「解題資訊」的想像、聚焦和校準工作。而且，攝影記者在新聞現場使用攝影機的過程，也同時是智能配置與權力互動的「連結」活動。一方面，攝影記者必須與各種人與非人的工具/資源連結，才能涉入到現場的情境性中，理解新聞現場的解題意義，並以攝影機工具將特定對象轉化為新聞影像素材。另一方面，由於連結活動除了智能協力，也隱含了權力角力，攝影記者雖然「操作」了攝影機工具，但事實上主導攝影機工具如何被「使用」的人卻可能不是攝影記者。簡單來說，電視新聞攝影中「人 – 工具 – 現場」形成關係的過程，也同時是攝影記者配置智能與參與建構行動者網絡的過程。攝影記者在過程中不斷計算自己與其他行動者之間在智能上以及權力互動上的關係，以瞭解到底該「拍什麼」甚至「如何拍」。研究也發現，實務中電視攝影記者經常處於「資訊焦慮」和「權力焦慮」的狀態，也就是一方面對解題目標的模糊性感到困擾，另一方面又可能擔心自己在工作中失去主導攝影機使用以及詮釋新聞現場的權力。本研究提出，電視攝影記者如果想強化自己在網絡中的行動位置，必須加強處理資訊以及與其他行動者連結的能力，並找出更均衡的「人 – 工具」關係。 / This study aims to rethink the practice of TV news photojournalism by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V news photographers, the tool(s) they use, and the location where “news” happens. Employing methods of case study and in-depth interview, the study finds that TV news photographer's job is more than just skillfully using camera to capture news video; in fact, in order to know what to film, as well as how to film, TV news photographer needs to work with different human and non-human resources, “involving-in” the context of activity, and constructing the content and objectives of the assignment. In short, TV news photography is a situated activity and process of calculation. To effectively perform his/her task, photographer is required to bring people and things together and measures relations among different actors.

本研究探討台灣媒體記者駐點中國在採訪時所遇到的工作控制、以及所採取的因應策略。透過對多位實務工作者的深度訪談，本研究發現，對駐點中國記者最直接的控制來源，分別是「中國官方」與「台灣媒體組織」。中國官方雖然仍會使用較為粗暴、強硬的新聞控制手段，不過也越來越懂得用軟性的互動手法，干涉的深度與廣度與兩岸政治關係也有相當關係。駐點中國的台灣媒體記者採取的因應方式，則包括新聞現場快速反應，平時不斷增加專業知識、以提升對「爆料與網路線索或刻意餵新聞」的判斷能力。再者，台灣媒體接受中國官方的「置入」，再透過組織要求對記者產生影響。駐點中國的台灣媒體記者除了工作量因此增加之外，還成為台灣媒體在中國的業務代表；為了應付稿量需求、搶快、搶獨家，而利用網路消息作為新聞線索，同時並需保護自己，因此在寫作上需以「事實陳述」、「找名人背書」等方式轉移責任歸屬。 / This study focused on Taiwanese journalists’ practical strategies against governmental and organizational controls while working in china. Through empirical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journalists, we came to identified how government of China uses both aggressive and subtle ways to influencing news reporting. Journalists in China need rapid responses action on sight and train themselves with extensive knowledge. In addition, one of the subtle ways to deal with Taiwanese media is to use product placement, but the more Taiwanese media receive product placement from china, the more chances are China government can further influence on the controversial news content in Taiwanese media. Receiving product placement only making these cross-strait journalists became sales representative of Taiwanese media in china.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organization, Journalists need to use internet as sources. But they also need to be extra careful by using “fact-based statement” or “quote from celebrity” in their daily writing skills.

新聞記者的日常工作可視為一資訊蒐集行為，在資訊蒐集的過程中需要運用許多資源，其中，人脈扮演重要角色，然而目前從社會網絡角度出發，關照記者如何運用網絡中所蘊含的資源以協助記者日常新聞資訊蒐集活動的研究卻不多，因此，本研究企圖了解新聞記者在資訊蒐集場域中的人脈網絡樣貌，存在哪些資源類型及如何採取交換策略。 在研究方法與研究對象的選擇上，本研究從個案著手，以一位報社地方記者作為研究對象，藉由參與觀察法及深度訪談蒐集田野資料三十天。 本研究將蒐集而來的資料以量化及質化方法續作分析，繪製兩種網絡圖像，展現新聞中顯見的消息來源以及在蒐集過程中運用的人脈，結果發現許多在過程中取得資源的對象其實隱沒於新聞稿中。 本研究進一步發現，人脈可以提供不同類型的資源，包括一般資訊、珍稀資訊、知識經驗、中介資源、引薦資源以及權力資源，皆有助於記者的新聞資訊蒐集活動，除此之外，強連帶與弱連帶各有其資源優勢，強連帶較常提供珍稀資訊與引薦資源，而弱連帶則最常提供一般性的資訊以及中介性資源。 總括而言，新聞記者的新聞資訊蒐集活動倚靠人脈，但只有少數的人脈會被展現在新聞報導之中，許多人脈的運作隱藏於幕後，且不同連帶關係的人脈對象在過程中提供不同類型的資源與幫助，新聞記者必須辨識並活用之。而為了和不同連帶關係的人脈取得資源，記者會採取不同的社會交換策略。和強連帶的資源交換策略包括給予資訊資源、版面資源、知識資源、中介性資源、服務性資源以及信任性資源，特別的是，平常便會交換情感性資源以維持雙方關係；而面對弱連帶對象，當一般報酬無法滿足對方時，可藉由人脈中當作橋樑影響弱連帶以達成資訊蒐集目的。 / Information gathering is one of the major tasks in journalistic work. Among the resources that journalists employ to gather news, social ties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contributes to journalistic work. However, it is rarely known how social network was used as journalistic resources in daily news-gathering activities. This thesis aims to explore the above issues by employing a field study. This field study is based on a case of newspaper reporter who is assigned to local beat in Central Taiwan. The researcher made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intensive interviews in a period of 30 days. Data was collected and kept in field journals. The data gathered were analyzed by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Two social graphs were plotted to show how the news sources distributed in both news reported and daily journals. This paper further found that journalist benefits of social ties are quite diverse; social ties not only facilitates gathering of routine information, but also exclusive news, knowledge, experience, referral resources, power and trust. Strong and weak ties also provide different types of resources. In conclusion, journalists contact many social ties in their daily information gathering tasks. Only very few appear on news reporting, while many were hidden behind the scene. These social ties provide reliable aid in news gathering activities. And a journalist has to identify, activate the connections, and make exchanges to get help according to the types of ties and resources needed.

本研究旨在以社會學家Zygmunt Bauman的「液態現代性」概念為理論基礎，討論社會「液化」過程中新聞工作本質有何轉變，並探究當前未曾經歷台灣新聞產業蓬勃、初入行即面臨新聞價值、專業與勞動條件不穩定狀態的新一代記者，如何看待新聞工作及其自身角色意涵。 　　Bauman指出，當前社會在由固態現代性過渡至液態現代性過程中具「時空關係轉變」、「資本與勞動力分離」、「生產者社會轉向者消費社會」及「權力運作方式改變」等特質。本研究循此討論新聞工作之本質於「時間與速度」、「傳受雙方關係」、「工作穩定性」及「媒體組織角色」等面向的轉變，並以敘事探究之方式蒐集新一代記者的工作故事，分析其對新聞工作及自身角色的認知。 　　研究結果發現，當前新聞工作深陷伴隨媒體科技而來的速度競賽中，使報導傾向快速淺薄，記者個人工作成果亦難以累積。而由於媒體組織內未能提供穩定薪資成長或以裁員及短期約聘為營運手段，促成當前新聞工作的高流動性與低穩定性。且當前媒體組織與新聞記者之權威地位常賴閱聽人／消費者之觀看與評價而確立，使新一代記者改視新聞工作為提供資訊之「服務業」。 　　此種媒介境況影響著新一代記者對自身角色的認知：工作不穩定使其須時時關注自身表現能否被組織看見並達成期待，凸顯其為「組織中之工作者」；當其應組織要求執行業配等額外工作時，又須「兼具記者、廣告與業務之角色」；在組織頻以商業利益主導人事策略之際，則迫使其屢「以商業價格衡量自身價值」，認為「便宜又好用」是其未被裁員或受聘雇之緣由，無法感受自身的不可替代性。 　　但另一方面，當前媒體境況中的新一代記者亦「期待改變並尋求突破」，希冀藉由接觸新的人事物刺激思維且提升能力，並於固有工作中尋找突破之可能；而於媒體環境及記者社會地位不佳之際，他們仍「對自身表現充滿期許」，認為須每日拿出成績、努力獲得挖角加薪之機會與他人肯定；新一代記者亦認為新聞工作「具影響力與個人意義」，個人的興趣與工作成就感是其繼續工作之動力。 　　綜上所述，液態現代性社會中的速度競賽、勞資分離、消費者社會以及對輕盈流動與彈性靈活的追求顯皆促使整體媒介境況變遷，改變新一代記者與新聞工作、媒體組織及閱聽人／消費者間之關係。而新一代記者對自身角色的理解一方面受媒體組織內的工作形態與工作穩定性之影響，另方面則反映其在具流動靈活的液態現代性社會中猶能積極工作的心境。

本研究目的，在尋找報社記者可以累積的抵抗資源，抵抗對象包括媒體組織和消息來源。它的重要意義在於，記者要爭取新聞自主權，要保障在媒體環境中的新聞自主空間，就必須有能力抵抗來自媒體組織和消息來源的壓力。 本研究引用傅科的權力控制觀點，看待媒體環境中，來自組織和消息來源的權力控制真實，以及記者可以施行的迂迴抵抗作為。因此我們提出，來自媒體組織和消息來源的權力控制軌跡，並非僅如傳統權力控制觀點所言，只有直接、粗暴的形式，還有間接、柔順的形式存在；記者要生存並抵抗，就不是如傳統的抵抗手段，以直接、粗暴的形式，讓權力的控制不存在，而是以另一種迂迴的抵抗作為，讓記者可以生存並抵抗。 因此，本研究採深度訪談法，訪問十位線上記者發現，媒體組織和消息來源對記者的控制形式包括直接控制形式、間接控制形式，和自我控制形式。記者受到兩面施壓的三種情境類型包括，對立型、一致型和偶發事件型。記者可以行使迂迴抵抗作為，但因媒體環境中的權力控制軌跡相當綿密，記者的抵抗會受到限制。而記者可以累積的抵抗資源包括，專業知識資源、職場地位資源，以及良好關係資源。

本論文主要目的是在瞭解目前記者之實際情形, 並探討增進記者福利與保障記者工作 獨立性之途徑, 全文共計一冊, 約六萬字, 分五章研討。 第一章為緒論, 略述近代新聞倫理及法律之演變, 再檢討其中之利弊得失, 另包括研 究目的與研究動機。 第二章為理論及文獻探討, 涵知新聞自由理論、社會責任論、與行政司法化理論。 第三章為研究方法, 對新聞從業人員和新聞行政人員進行實證調查, 再加心電腦資料 處理及統計分析。 第四章為結果分析, 對實際調查結果解釋其意義, 並與理論作多方面的比較。 第五章為結論與建論, 從結果分析中得到主要研究發現, 而予以進一步的檢討與建議 。

第一章緒論, 第二章研究目的, 第三章研究理論架構, 第四章研究方法, 第五章研究 結果分析, 第六章結論與檢討。 過去, 曾有一些小說或是其他短評, 文章提及新聞記者形象的問題, 卻沒有人以社會 科學的方法來研究。 本論文是以調查法, 抽樣訪問臺北市一般民眾對報紙記者和電視記者形象的偏向, 來 探討多年來新聞教育的功效, 並由分析結果來做新聞媒介自我檢討的參考依據。

本研究從勞動觀點出發，檢視台灣媒體組織中的非典型雇用新聞工作者的勞動樣貌，並探討在非典型雇用型態下勞資雙方在生產過程中的互動與關係轉變。非典型雇用新聞工作者則既是受雇於資方的勞工，同時也可視作個人企業。做為勞工，非典型新聞工作者的各項勞動條件幾乎都不如正職工作者；做為個人企業，非典型新聞工作者需獨自面對外在環境變動的風險。正向來看非典型雇用是對於僵化體制的抵抗與反動，脫離組織換取自主性與自由，甚至帶來權力翻轉改變；反向思考則以社會學家Buroway「製造甘願」的概念為基礎，說明非典型新聞工作者對於資方過度剝削的順服，心甘情願參與資方所組織的趕工競賽，透過官僚、科技與價值觀的控制形塑出順服的意識型態。 研究結果依契約型態將新聞媒體產業中的非典型勞動力分為派遣／約聘新聞工作者、自由新聞工作者與獨立／公民記者三種類型，一般非典型雇用新聞工作者勞動條件都比一般正職工作者差，而三種型態的非典型勞動力的契約嚴謹程度會影響到勞動條件與自主性。不同的自主程度會影響到工作者的職業認同感與甘願的機制，派遣與約聘工作者的勞動過程中充滿不甘願的元素但受限於理想與現實卻被迫甘願；自由新聞工作者看似自由自主，但對工作延續性的焦慮也迫使他們落入競爭的遊戲中並自我限縮；獨立與公民記者以無償勞動換取絕對的自主權，然而要在眾多論述中取得框架的定義權，只能以自我剝削換取主流與個人媒體的轉引與跟進，勞動所產生的價值與實際付出不成比例。 本研究建議未來新聞產業界建立良好的新聞鑑價制度，並大力推行公民委製新聞平台，藉此提升台灣新聞產業勞動者的勞動條件與新聞產出品質。 / This research examined the labor of atypical employed journalists in the news industry in Taiwan,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hip changing between the capitalist and the labor during the production process. Atypical employed journalists are on the one hand the temporary workers who suffer the worse labor condition than permanent employee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viewed themselves as self enterprise that faced external risks alone. Positive speaking, atypical employment was the resistance of traditional rigid discourse. For the sake of freedom and autonomy, workers leaved organizations and anticipated power reversal. Negatively, based on Buroway’s concept of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is study illustrated how atypical employees submitted to the capitalist’s over-exploitation, willing to making out organized by the capital through the ideology formed by bureaucracy, technology and value control.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atypical employed journalists were separated into three kinds: dispatched/contract workers, freelancers and independent/citizen journalists. Generally speaking, those temporary workers’ the labor condition were worse that permanent employees and the type of contracts would affect their working condition and autonomy. Different degree of autonomy could therefore inference occupational identity and consent. Dispatched and contract workers were forced to make consent with the capitalists due to ideal and reality; freelancers seemed to enjoy the freedom and autonomy, but the anxiety to job sustainability forced them to join the competitive game and self-constraint; independent and citizen journalists’ free labor guaranteed the absolute autonomy, but they had to work hard and even self-exploit in order to take advantage of frame disputes in both main stream and personal media. The value conducted during the labor process and the effort they made were out of proportion. This study suggested establishing complete news valuation system, and supporting community-funded reporting to upgrade the labor condition and report quality in the news industry in Taiw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