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溝通的研究，應用在各企業的相當多，但研究媒體的卻相當有限，因此本研究根據以往的文獻，探討國內電視媒體中組織溝通的情形，並且將組織溝通視為自變項，探究其對電視媒體記者工作滿意度的影響，此外本研究也探討專業地位特殊的新聞業，其專業性對工作滿意度的影響，並且也探討個人背景變項和工作滿意度的關係。最後整合歸納個人背景變項、組織溝通、專業性三者對工作滿意度的預測能力。 隨著有線電視及衛星頻道的蓬勃發展，也形成了和以往不同的媒體環境，因此本研究也希望探討無線電視和衛星新聞頻道的記者，在不同特性的組織當中，其個人背景變項、組織溝通、專業性和工作滿意度有何差異。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選取分別在無線電視和有線電視及衛星頻道晚間新聞收視最高的台視與TVBS進行調查，研究對象是兩台在台北新聞部採訪組的文字記者及攝影記者，根據研究所需設計出包括組織溝通、專業性、工作滿意度以及個人基本資料四部份的問卷，進行調查。回收之問卷以SPSS FOR WINDOWS套裝軟體進行資料分析，統計方式包括百分比、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森相關分析、因素分析以及逐步迴歸分析等方法。 在資料分析之後，結果發現： 一、台視和TVBS記者的個人背景變項就兩台受訪記者在個人背景變項的百分比來看，台視男多於女，而TVBS則女多於男；年齡方面，台視最多的集中在31-35歲，TVBS則較多集中於26-30歲；婚姻狀況則台視已婚者較多，TVBS未婚者居九成；教育程度則兩台都以大學畢業者居多；專業背景方面兩台則以新聞相關科系者居多；職務上，兩台受訪者都是文字記者多於攝影記者；工作年資則台視最多的是3-5年，TVBS最多的則是2-3年；待遇方面，台視較多為60,001-70,000元者，TVBS則最多的是50,001-60,000元者。 二、台視與TVBS記者在組織溝通、專業性及工作滿意度的差異 (一)兩台記者在組織溝通當中的接受訊息、傳送訊息、訊息來源、以及溝通管道這四個層面的部份題項達到顯著差異。 (二)兩台記者在專業性有關經常充實專業知識以及在爭議事件中應避兔個人因素影響新聞報導的題項有顯著差異，其中台視記者比TVBS更認為應隨時充實專業知識及避兔個人因素影響新聞報導。 (三)在工作滿意度方面，在有顯著差異的題項上，台視記者比TVBS記者更認為自己的工作受到社會重視、較有成就感，並且更認同主管會讚美工作優異表現的記者，對福利及休假制度也感到較滿意；而TVBS記者則比台視記者認為目前工作有良好升遷機會、並更認為自己待遇比同業低、更覺得電視台未給予在職訓練機會，但覺得同事之間彼此較為關心。至於兩台工作滿意在因素分析之後，也產生不同因素，台視的五個因素分別是「工作本身及管理」、「升遷與福利」、「同僚相處」、「上司領導」以及「待遇」，而TVBS的五個因素則是「工作前景與管理協調」、「上司體恤」、「工作管理」、「升遷制度」以及「工作成就」。 三、個人背景變項、組織溝通、專業性對工作滿意度的影響及預測能力 (一)個人背景變項：台視方面，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教育程度以及工作職別會影響工作滿意度；TVBS方面，則是性別、婚姻狀況、教育程度以及工作職別會影響工作滿意度。 (二)組織溝通：台視在接受訊息、傳送訊息、訊息來源、溝通管道以及訊息回饋的時效性五個層面和工作滿意部份層面有顯著相關；TVBS則在接受訊息以及訊息傳送後所採取的行動和工作滿意部份層面有顯著關。 (三)專業性：兩台專業性都和工作滿意的部份層面有顯著相關。 (四)綜合個人背景變項、組織溝通專業性對工作滿意度的預測，則組織溝通中的溝通管道和專業性可以共同預測工作滿意度35.7%的變異量。 本研究在最後並根據研究結果對未來研究者以及媒體組織提供建議，以做為實務上運作的參考。

這篇論文的發想，主要來自三個原因，首先與研究者在政大新聞所學習、觀察到的經驗相關，開始對記者一職產生興趣，第二個動機是因應2008年9月時由美國雷曼兄弟公司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這場連動效應對美國與台灣報業所帶來的經濟衝擊，讓研究者開始思考報社記者如何面對職場上的挑戰。 最後，知識經濟（knowledge-base economy）下的個人必頇瞭解自己工作的內容以及生涯規劃，而非被動的依循著景氣循環而震盪，當面臨各種組織管理、環境變化帶來的嚴峻挑戰，對新聞工作者而言，若能發展出一套具差異化的個人知識管理模型（personal knowledge management model），勢必能保持在最佳競爭狀態，以適應目前宛如夕陽產業的報業環境。 因此，透過深度訪談及演講資料的蒐集，筆者首先提出四個個人知識管理的關鍵元素：「資訊處理能力」、「社交能力」、「個人認知能力」、以及「專業財經知識」，在結合記者工作流程後，整合出度訪談後的報社財經記者個人知識管理模型。 在第五章，筆者也提出另一個報社財經記者個人知識管理模型，這個模型的與前一個模型最大的差異在於筆者認為「個人認知能力」是最重要的一環，認清自己的定位，理解從事記者一職的意義在哪裡，否則，如果連自己都不清楚為什麼要選擇這門職業，那麼其實談再多的知識管理技巧、知識管理內涵，都是多此一舉。 此外，模型中所有關鍵因素都會互相影響，除了環境的因素會影響到個人之外，其實個人也可能（集結貣來並且也有能力）去對環境產生改變，尌像電影「蝴蝶效應」一樣，一個小小的改變，都有可能對報社、傳播環境漸漸地產生影響。

回顧60年來刺激兩岸敏感政治對立融冰的力量，一是攸關人民肚子的經濟發展，另為挑動人民情感的民間交流，而媒體報導則是扮演最佳催化劑的角色，充當兩岸人民的耳目，透過新聞報導逐步揭開彼此神秘的面紗，隨著兩岸政治情勢演變及區域經濟發展，彼此互動交流日益熱絡，2001年首批中國媒體記者來台駐點採訪，讓兩岸訊息交流更進一步，政府在2009年放寬駐點記者採訪地域管制措施，更是一大突破，但仍維持限制政府官員接受駐點記者採訪措施。 本研究除延續前人的研究腳步，分析中國在台駐點記者報導內容呈現，同時觀察駐點記者對台灣真實的建構是否存在框架，並期盼了解中國在台駐點記者面對採訪區域不再受限的採訪環境，新聞報導的內容及報導新聞的地域性，是否發生變化，另對中國在台駐點記者報導新聞的消息來源進行分析，進而了解政府放寬對中國在台駐點記者管制措施、限制政府機關對中國在台駐點記者發言的影響，嘗試提出對管制措施的檢討與建議。 本研究結果發現，中國在台駐點記者仍以台北市為主力採訪地域，政府放寬駐點記者前往大台北以外地區採訪的管制措施，對於駐點記者採訪報導大台北以外地區新聞的比重，並無顯著影響。本研究駐點記者報導新聞的類目建構，特別列出有別於過去研究者的「台海兩岸交流」類目，研究發現駐點記者半數以上的報導內容，均屬台海兩岸交流新聞，放寬採訪地域提供自由的採訪環境，對於駐點記者採訪報導的新聞內容，並無顯著影響。 至於駐點記者消息來源，則發現駐點記者在政府放寬採訪地域管制措施前一年，其最主要消息來源為可指認姓名之台灣政府官員，但在政府放寬管制措施後，在各項消息來源中的比重，迅速降為第三位，顯示中國在台駐點記者呈現疏離台灣政府官員消息來源的現象。 有關駐點記者對台灣真實的建構方面，本研究發現駐點記者在政治經濟新聞迴避展現台灣民主政治、開放社會及爭取國際地位的新聞取向。報導社會司法新聞，則明顯關注前總統陳水扁被控貪瀆案的起訴、羈押、判刑等，難免有形塑陳水扁貪瀆形象的新聞框架。至於民生新聞部分，駐點記者對三聚氰胺毒奶粉、高雄世運、台北聽奧、美國帶骨牛肉進口台灣等議題未見著墨，則可發現駐點記者迴避報導台灣主權、涉外事務的新聞框架。 本研究認為，中國在台駐點記者報導新聞未能完全反映真實台灣，即使放寬管制採訪地域，也未見駐點記者採訪新聞的觸角積極伸往台北市以外的台灣其他地區，仍未將真實的台灣現狀，透過報導傳達給中國大陸的民眾。建議政府可考量加強對中國在台駐點媒體公關作為，遇有重大新聞事件，立即針對駐點記者召開記者會，提供詳盡新聞資訊；配合政府發展觀光政策，密集安排駐點記者採訪報導台灣具有潛力觀光景點；因應國際重大事件，則機動對駐點記者召開記者會，明確說明台灣政府立場，以更進一步落實政府開放中國記者來台駐點採訪政策的初衷。

近年來都會地區房價水漲船高，因此引發民怨。本論文從研究者實習經驗切入，觀察身為消息來源的建商／代銷公司，試圖引導房地產記者報導方向，從而深入討論2003年至今房地產預售屋新聞產製中，建商／代銷業者與報社、房地產記者間的角力關係。 研究發現，三者之間並非抗衡的角力關係，而是由建商／代銷業者身兼消息來源與房地產廣告主的角色，掌握房地產重要新聞資訊與報社營收。建商／代銷業者經常運用廣告、人脈影響房地產新聞報導方向，身為既得利益者，認為與房地產記者為互相合作的友好關係；然而房地產記者由於與建商／代銷業者的資訊不對稱，造成權力不對稱的狀況，再加上報社高層追求廣告利益，導致房地產記者與報社主管認為記者是一份工作，必須遵從上級主管的命令顧慮報社營收，讓建商／代銷業者成為報社背後的老闆，記者與主管只好轉變想法讓自己能繼續待在工作崗位上。房地產預售屋新聞喪失財經新聞的教育意義，變成報社向廣告主酬庸的功能，建商／代銷業者主導三者互動關係，權力倒向建商／代銷業者手中。 本研究建議報社必須對一面倒傾向廣告主的經營方針再省思，從組織面改革，將報社內部業編分離制度確實落成；另外也要明確規範廣告能佔據新聞版面的比例，讓報社內部、與廣告主都有能共同遵守的遊戲規則。同時也建議政府公部門應從制度面切入，更確實推動目前正在進行的房地產資訊透明化，例如要求房地產成交價格如實申報，而非只是列出每區段大約價位，讓房地產記者取得與建商／代銷業者的同等資訊地位，能提供更好的房地產新聞給讀者。

本研究旨在探討新聞記者所具備的核心能力，受限於傳統新聞學研究大多以記者具備的「知識」作研究主題，為能更全觀去瞭解記者完成工作任務所需具備的核心能力，本研究由能力理論（competence theory）出發，藉著文獻整理及分析，初步建構出研究記者核心能力的四大面向：「資訊處理」、「科技使用」、「集體協力」及「個人情意」。 研究結果顯示，新聞記者在資訊處理能力上，主要可展現於「發現和界定問題」、「搜尋相關知識及資料」、「分析及整理資訊」及「呈現資訊」，其中擁有專業知識及策略知識是關鍵。在科技使用能力上，記者必須透過外在工具來延伸自身能力，需要發現並發揮科技工具可能的機緣，並讓身心靈習性保持彈性。在集體協作的能力上，記者必須與消息來源有良好的互動，由「建立關係、取得信任」、「談判協商能力」及「衝突處理」來展現能力。在個人情意上，最重要的是工作的動機及價值觀，因此新聞記者必須瞭解且認同作為記者的意義，才有可能為公眾利益去衝撞權威。此外也必須具備高度的「抗壓性」，才能勝任記者一職。 最後，本研究也根據研究結果提出記者核心能力之九大行為指標，作為日後相關調查研究參考。 /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core competence of a journalist. Previous research mainly focused on the knowledge a journalist should possess,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core competence. To extend our understandings on this issue, this study constructed the four major analytic frames which were based on the constructs of competence theories. The four main frames are: 1)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bility; 2) the ability of using technology; 3) social interaction and 4) personal affectio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indicated that: 1) a journalist’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bility was exhibited from the ability to identify questions, gather, analyze, and present information. 2) A journalist should be able to utilize external tools/sources to help them complete tasks more efficiently. That is, to figure out available tools and sources,, and to keep themselves flexible. 3) A journalist needs to maintain 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with news sources by gaining trust, using negotiation strategies and dealing with conflicts. It is noteworthy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competence a journalist needs to possess is the motivation. They must have positive perception on their role and envisage it is their responsibility to fight against the authority for the public interest. In addition, it is also essential for a journalist to handle great pressure from. At last, this study also provides the nine behavioral indicators which derived from the results. These could be the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本研究的研究主題是報紙政治記者對新聞實務與專業角色的認知。從政治新聞的轉變出發，探討報紙政治記者對於所處的外在環境與媒介組織的認知，並了解政治記者對於專業角色的認知。此外，本研究也探索內、外在環境對政治記者實務工作與新聞專業表現的影響，進而剖析政治記者面對各種外在影響因素所採取的因應策略。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是採取深度訪談法，選擇以國內八家主要綜合性日、晚報的20位現任資深政治記者與主管為訪談對象，針對「政治新聞編實務與內容呈現變化」、「外在環境對政治記者的影響」、「組織對政治記者的影響」、「編輯室內控機制與記者角色認知」、「變動環境下政治記者的工作滿意與工作困境」以及「政治記者對政治新聞與記者地位及發展前景的認知」等面向進行訪談分析。 本研究分析所得研究發現包括： 一、 政治新聞的認知 （一）治新聞的光環逐漸褪色：政治新聞無論在版面位置、篇幅都有弱化的趨勢，多數報紙在編排政治新聞時已揚棄「基地版」概念。而報紙政治聞的前景則是讓人悲觀的預期多於樂觀。 （二）報紙政治新聞的新聞價格比新聞價值更重要：政治新聞逐步向商業傾斜，以讀者市場為依歸，政治新聞產生重大質變，「衝突化」、「戲劇化」、「簡單化」、「私領域化」取代「顯著化」、「複雜化」、「公領域化」成為政治新聞的重要元素，而「政治廣告新聞化」則是近來部份報紙所慣用爭取廣告營收的新興招式。 （三）新政媒關係形成：部份媒體與政治間的互動關係逐漸從「共生」轉變成「寄生」，國家掌權者以新聞資訊做為操控媒體的工具，進而形成一種全新的政媒關係。這種動態的政媒關係建立了嶄新的新聞供需遊戲規則，並且決定了政治新聞報導的強度與好惡，從新聞議題取材、採訪提問方向、寫作評論方式到版面呈現效果，都無法完全避開政治力的干擾。 二、 政治記者專業角色的認知 （一）新聞專業不敵政治正確：政治記者除了本身的專業與努力之外，在政治立場明確的報紙，更重要的是要遵循報社所設定的政治立場來採寫政治新聞，否則可能會因為違背報社的政治立場而影響工作表現。 （二）新聞價值觀多元分岐：報紙政治記者的新聞價值觀呈現分歧現象，部份堅持專業自主，拒絕來自組織內外的影響與壓力；部份則是主張階級權力掛帥、不問新聞專業、只問利害關係。 （三）採訪框架改變：政治記者與採訪對象的互動關係，從「政治權力」的角度分析，可以歸納為「同化」、「積極合作」、「保持距離」與「對立批判」等互動模式。而在新政媒關係的宰制下，「政媒同色」有時也會成為政治記者的壓力與包袱；而「政媒異色」對記者的工作更加不利。 三、 政治記者與媒介組織的互動 （一）政治記者的工作滿意度普遍不高：報紙政治記者的工作滿意度受到「人力配置」、「組織規模」、「新聞路線」、「組織互動」以及「言論立場」和「新聞價值觀」等檢驗指標的影響，多數記者工作滿意度不高。 （二）政治記者經常面臨工作困境：政治記者最常面對的工作困境包括「工作表現與報社回饋不符自我期待」、「與報社理念不合或與管理階層溝通不良」以及「與採訪對象互動關係惡化」。而面對工作困境，政治記者的因應策略包括「自我心理建設調適」、「消極不作為、以不變應萬變」、「堅持新聞專業、固守政治立場」與「調整職場生涯規畫」。 四、 報紙政治記者的未來 （一）治記者不再是保證的媒體金童：因主客觀環境逐漸惡化，報紙政治記者的前景不再樂觀，即使在媒介組織內的地位與待遇可望維持穩定，但報紙政治記者對外在環境的影響力逐步式微，重要性不若以往。 （二）政治記者深陷職場泥淖難以抽身：多數資深政治記者受限於專業技能不足、欠缺轉換職場能，即使有意退出新聞職場轉業，也難以尋找適合而滿意的新職，顯示多數報紙政治記者看似掌握政治脈動主導力量，但實際上卻是缺乏應變力、職場心態相當被動的族群。 關鍵字： 政治新聞、政治記者、專業角色

【摘要】 台灣的衛星電視新聞台駐地記者，在新聞勞動者之中，是相當特殊的一群。在台北、台中、高雄等都會地區之外，其他縣市的電視新聞採訪工作，全都是由這群集文字、攝影於一身的單機記者，一個人負責整個縣市的新聞。 駐地記者由於負責的範圍太大，以致於經常得遭遇超額勞動的剝削，在無力正面抵抗媒體組織剝削的情況下，會以各種佔便宜（fiddling）以及搞破壞（sabotage）的行為，回應媒體組織的壓迫。 另外，這群駐地記者聯合起來，也發展出了包括限制產出、協調合作等趕工遊戲（the game of making out），伴隨這些趕工遊戲產生的場域文化，最後以一種難以被察覺的間接性破壞，慢慢的對新聞工作造成傷害。本研究即是探索勞動過程中，媒體組織的新聞產製結構對於駐地記者的控制，及其回應方式，所形成的場域文化，對駐地記者的主體重塑，以及對新聞工作的影響，進行相關理論概念的回顧整理，與現實面的質性探索。 / <Abstract> Local correspondents of Taiwan's satellite news channels constitute a unique category of their own. Except for Taipei, Taichung and Kaohsiung, the metropolitan areas, local correspondents, responsible for covering news stories for their respective counties, work as cameramen and reporters at the same time. Due to time and space constraints, they devise a strategy to fulfill designated jobs and overcome the challenges. They nonetheless are both exploited by overtime working practices and feel vulnerable to organizational demands. As its consequence, they formulate a casual but reliable network to scratch one another's back. In addition, they develop a game of making-out, including a reduction of outputs…etc... The daily-working practice of local correspondents is such that its culture chips away spaces for developing a professional news production ethics

若以中國傳統「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比喻人生的四階段，那中年時期應屬秋收時期，而原本生命架構最趨穩定的中年期，受到社會快速變遷、科技日益月新的影響之下，導致職業生涯轉變，仍可藉由職業生涯轉換的過渡期，重新檢討與修正個體的價值觀與生活態度，再經由實際的轉換行為，選擇適應變遷或者重新建立生命目標尋找出路，建立新的生命架構。 本研究探究一群民國40~55年間出生的《民生報》資深記者，從報業輝煌時期到進入新聞界，至民國97年離開《民生報》之後的適應過程。過往文獻指出由於外在媒體環境的改變，導致記者可能被迫非自願性的離職，產生中年生涯的職業轉換，在這個轉換的過程當中，內在的新聞專業性認知亦隨著時間演變，在個體的職業生涯轉換歷程，是否也會對「新聞專業性」產生不同的價值觀與自我角色認知差異，再者，本研究個體的特殊性在於，其職業為新聞工作者，當面臨中年生涯的職業轉變之時，整體社會脈絡的壓力，使其必須正視網路的力量，無論是選擇接受或者是抗拒，皆不可避免的瞭解，網路確實是不可忽視的媒體，是以，當網際網路提供了資深記者再起的機會之時，資深記者應當如何適應。 研究發現，資深記者面臨職涯選擇時，對所處社會的媒體環境感到失望，他們認為最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目前媒體的商業行為以及不完善的職訓制度，令他們失望，普遍認為媒體惡質是整體環境因素，但並不認為是記者角色本身的錯誤或者技術不足，而是相信是由於當前商人辦報與他們所處文人辦報的出發點已不相同，但都還是認為記者角色具有專業性以及在社會上仍然具有特殊性。 本研究亦發現資深記者在面臨新科技的適應過程中，會改變自己的態度，從傳統的演講式權威傳播，改為與讀者互動的對話式參與傳播，形成新的價值觀，認為記者需彎下腰聆聽讀者的聲音，也將網路當作助力。即使改由網路上寫作，依然認為網路新聞需具備專業，他們認為，雖然網路迫使傳統新聞產業面臨改變，每個人都可以蒐集、發佈資訊時，資深記者們反而認為在此種大量未經篩選的雜亂資訊的網路時代更襯托出新聞的必要性以及專業性， 研究對象提出在資訊過量的網路時代，記者所需具備的專業與能力，首先，科技扮演的只是輔助的功能；對於資深記者來說，網路時代的記者仍需具備基本的新聞產製技巧，新聞教育有存在的必要性；同時記者須更謹慎小心對文章負責，少了編輯台的守門把關，記者本身應注重查證以及錯字，最後認為組織有存在的必要性，越有信譽的新聞組織能提供越公正客觀的新聞，因此，記者雖看似自由，卻要選擇有信譽的組織發布新聞，才能提升新聞的點閱率。

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成為傳統土地、勞力、資金之外的另一項生產元素。其次，媒體社會形成，符號的力量和價值提高，有時甚至超越真實。最後，市場導向的資本主義經營方式，使得媒體走向絕對的商業化：以上三點讓包括媒體在內的各行各業出現轉變。身為知識／資訊工作者的記者，其工作性質讓賦予他公眾知識份子的角色，讓他除了在所屬的媒體上生產訊息換取薪資之外，還能夠佔用社會中其他發言管道，將他自己變成具有使用、交換價值的商品。本文亦以台灣電視新聞性談話節目中的記者來賓為例，體現記者運用他本身的附加價值，使得自身成為可被消費的商品。 本文回顧了記者的發展史，歸納出記者在商業化媒體下的變化。然後本文整理知識經濟、知識政治、知識社會的相關文獻，加上符號學的分析，重新討論傳播商品化理論，提出記者（過度）商品化的模式。為了驗證此一模式的有效性，本文分析談話節目的來賓身份和出息次數、談話節目的內容言說及訪談閱聽人，一方面指出上節目記者的商業屬性，另一方面從閱聽人角度點出記者特殊社會地位權力。綜合理論分析和實際觀察資料，本文提出記者商品化的論述，也期待未來能有更多相關的研究。 / In an era of knowledge economy, knowledge, aside from land, labor and money, has become another productive element. Moreover,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media society, the power and value of signs sometimes even surpass those of the reality. Finally, market-driven capitalism transforms the media into commercial-oriented companies. The above three phenomena change all walks of life. As an information worker, reporters are granted the role of public intellectual. They not only earn money by producing reports for its newspaper, they also make use of their use and exchange value by presenting themselves on other media channels. The dissertation takes the reporter guests in Taiwan’s TV news talk shows as example. Reporters make themselves commodities by the surplus value they carry. This dissertation reviews reporters’ history and the changes that industry has gone through. The dissertation then deals with theories such as knowledge economy, knowledge politics, knowledge society and semiology in order to re-discuss the commodity theory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e result is a model of reporter’s “(hyper-) commodification.” The dissertation applies theories to analyze the background of talk show’s guests, and the discourse on the show. Interviews of the audience were conducted to further discuss the social power of reporters. The above analysis and theories finally give birth to a theory of the “hyper-commodification of reporter.”

台灣報紙正面臨廣告主、讀者市場失利，報社調整組織目標，加強業務合作案已成為報業新趨勢，報社記者長久以來秉持的新聞意理，與報社商業化新聞操作方式多所衡突。本研究援用傅科權力的觀點，深入地方記者的工作情境，以瞭解報紙企圖透過與消息來源交換業務合作案，增加報社的盈收，是如何妨礙記者的工作自主權？而記者面對報社內外諸多權力的夾擊，又是如何絕處逢生？在組織中存活，並展現反抗的策略。 本研究發現，面對報社目標的改變、組織權力的施展，新聞工作者雖然夾處在報社、消息來源、廣告主等三方權力的操弄下，壓力沈重，但記者仍可以藉著制度的漏洞與權力的縫隙，累積資源，施展反抗策略。 本研究進一步主張，記者應該善用人際網絡中的社會資源，適時與組織內外的權力進行「合縱」或「連橫」，必要時還要對權力進行分化、阻斷策略，才能在權力的夾縫中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