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醫學可以透過手術來治療許多的重大傷病，但是手術真的只需要好的執刀醫師嗎？手術前的麻醉呢？台灣一般民眾對於手術麻醉認知不深，事實上麻醉是十分精密且需要高深技術的一項工作，而且麻醉失敗或是病人對於麻醉藥劑排斥後產生的併發症，是會造成病人死亡或是半身不遂、或是成為植物人。需要開刀的病人，可能會知道他的執刀醫師的姓名、專長，但是幫他麻醉的是誰呢?他接受的麻醉安全嗎？很多的麻醉工作是由原本為輔助麻醉醫師的麻醉護理人員「代麻」。這些替代麻醉醫師的麻醉護理人員，面對必須要代替麻醉醫師執行麻醉的情況，有什麼感受呢？ 本研究希望透過質性研究方法，來分析這些麻醉從業人員從事麻醉工作中的順服與抵抗。藉著勞動過程理論的脈絡，來建構麻醉護理人員在她們所處的工作環境中，為何面對許多的不滿與不平等，卻不選擇離去或反抗，而是安分的繼續留在她們的工作上。 在現實情況下，被迫必須獨自進行麻醉的麻醉護理人員，已經是很委屈的進行獨立麻醉工作，還必須背負導致台灣麻醉死亡率居高不下的罵名。面對這一切，多數的麻醉護理人員還是安分的持續工作，沒有逃離他們的工作崗位，依舊默默的在外科醫師背後撐起一場又一場的手術。 研究發現麻醉護理人員用許多的方式去表達他們的不滿，進行抵抗。像是出國任職、轉換其他醫護工作、逃離護理界、「跑江湖」、背後嘲諷等。分析麻醉護理人員的抵抗行為，可以發現他們的抵抗行為均聚焦於薪資上，他們認為他們為工作的付出與收穫（薪資）不對等。綜觀這些反抗行為，都是圍繞著薪資打轉，他們要求的是薪資待遇的提昇，而不是訴求他們有能力去取代麻醉醫生，企圖取代他們的工作。 麻醉護理人員的這些抵抗，都只是他們順服整個醫療體制的副產品，麻醉護理人員沒有工人所面臨的去技術化、工作零碎化的問題，相反的他們因為麻醉人力不足，而學會更多麻醉技術，整個現今醫療體系也沒有可以取代他們的人力，但是這些優勢沒有增長他們推翻體制的意圖。他們不會想打破體制，不想挑戰醫生的權威，他們只想提高他們的薪資而已。父權傳統下的女性社會角色期待、大環境的不景氣、「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學歷至上論也助紂為虐的迫使麻醉護理人員順服。這種處境之下，麻醉護理人員也只好寄託「虛假的責任分攤」，讓他們面對他不想要卻躲不掉的獨立麻醉工作時，期待能夠避免醫療糾紛的責任。他們是順服整個醫療體制的。 在台灣許多研究將麻醉護理人員當作是台灣麻醉品質低落的元兇，有些研究認為麻醉護理人員導致醫學生成為專科麻醉醫生的意願低落。事實上是長久以來麻醉醫師人數不足，才需要麻醉護理人員去執行麻醉。這些麻醉護理人員領的是護理人員待遇，卻做著麻醉醫生該做的工作，醫療界沒有給予適當的反饋，還指摘他們是麻醉的罪人，沒有功勞也沒有苦勞，麻醉護理人員換得的只有「疲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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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起學術研究開始出現大量趨向市場化的現象，各國政府為了因應市場化的趨勢及維持國際競爭力，高等教育場域開始採用各種宣稱客觀的量化評量表，作為衡量辦學績效的指標，影響所及除了大學經營與學生之外，以學術研究與教學為業的大學教師更是首當其衝。在政府及學術領導階層針對整個學術界積極設立各種規章、加強各類學術評鑑的此刻，身為主管機關代理人的學校當局會採用何種方式貫徹上層的政策理念，而作為最受評鑑制度直接影響的當事人，大學教師面對來自校方的管理機制又將如何因應？我希望藉由勞動過程的理論脈絡，進一步理解校方與教師之間的互動。 研究發現，校方在升等制度、績效評量甚至是各式獎勵辦法都偏重以研究項目為評鑑重點，為了促進教師投入研究工作，無論直接明訂研究部分佔評量標準的較高比例，或表面上降低教師授課時數、減少教學負擔，實則與升等掛勾，間接回歸到對研究工作的要求，都是學校當局為了服膺主管機關要求、確保獲取經費的手段。而在教師的因應方面，教學與服務二個項目並無太大差異，包括新進教師需負擔額外課程的現象或是參與服務活動的狀況，在各學院間都頗為一致，同時這二種工作內容也都較不受評鑑制度左右，亦即教師不太會因為評鑑因素而改變教學、服務的質量。唯獨在研究方面，由於該項目在評鑑體系中最具關鍵角色，因此可以清楚地看到教師們不僅拚命學習投稿技巧，更會不時地使用各種偷吃步來增加論文產量，其用心之積極可見一斑。 此外，針對評鑑制度的實施，教師們展現出抵抗與順從二種反應，表面上順從是多數教師服膺的態度，但我認為抵抗才是真正促使教師形成「同意」的關鍵。所謂順從，無論是曖昧的「欲拒還迎」或毫不掩飾的「坦然以對」，都是教師們主動依循評鑑制度的運作，S/SCI、TSSCI等標準只是在現階段被視為獲得更高職位與報酬的重要條件。而抵抗層面，無論是透過正式管道的「要求取消」或非正式管道的「不予理會」，抗拒的也是校方尊崇特定標準的態度，而非制度本身。抵抗只是調整或消除某些重要條件，並未改變遊戲規則（評鑑制度）的本質，教師們運用擅長或偏好的學術標準與形式反而更容易進行學術產出，而這個過程也再次強化評鑑制度存在的正當性，說穿了仍是一種符合校方預期的利益結果。 最後的疑問在於，大學教師作為一種自主性極強的教育人員，其專業自律的程度應該高於一般勞動者，即使沒有外部的考核機制，應該也能像醫師、律師等其他專業勞動者一樣形成類似自律公約的工作規範，然而我們看到的是教師們接納了這套由官方推行而來的評鑑制度，這種作為算不算對專業自律的否定？我認為答案不盡悲觀。或許既有的評鑑制度有其缺失之處，但因為現階段並未有具體的自律公約，一旦出現不適任教師時若無任何規律措施，除了可能影響學生受教權益，也會對其他教師造成不良影響。因此，評鑑制度在這種時刻扮演的他律角色正好補足校園裡應有的自律缺口，從這個角度來看也是一種評鑑制度正當性的再強化。

檢視台灣的勞工集體行動，一九八七年的自主工會工潮，以及從一九八八年初的年終獎金工潮延續至八九年的勞工運動，是台灣勞工集體行動的兩波高峰期。之後，在政府的強力介入與壓制之下，勞工意識薄弱，以及各項福利措施的制定與施行，導致工運動員議題貧乏等因素的交互影響下，台灣勞工集體行動也漸趨和緩。 　　然而，自一九八八年二月十四日桃園客運產業工會發起怠工罷駛開始，台灣客運業卻揭開了「不斷罷工」的歷史。其中，除了一九九二年六月的基隆客運產業工會，以及同年八月的宜蘭客運產業工會，是少數取得、符合法定罷工的主體與程序外，多數的客運業勞工是透過「非法罷駛」的變相方式，達到實質罷工的目的。為什麼客運駕駛員甘冒可能遭到雇主「依法」解僱的風險？又是什麼原因導致客運業的勞資衝突會以一再的、廣泛的形式出現？ 　　有論者認為，客運業的勞資衝突抗爭事件，基本上都導因於不合理的薪資結構和不人性的管理制度，或是客運業整體勞動條件的問題。的確，就訪談結果得知，超時駕駛乃是長途客運業的常態，而相對高的薪資報酬則是吸引駕駛員服從這套遊戲規則的主要原因。 　　不過，在生理因素限制及社會生活的心理需求之下，經濟誘因仍有其限度。分析長途客運駕駛員的勞動過程，駕駛行為的特殊勞動方式與「低底薪、高獎金」薪資結構，衍生出數項「去勞動化」的機制，包括了：「工作的本能」、「排班的雙重彈性」、「想像的自由」以及「虛妄的權力對抗」。這些彼此交織混雜的機制有利於形成、再製與強化高薪資的共識效果。 　　弔詭的是，客運業特殊的薪資結構與計算方式及勞動過程，不僅衍生了「去勞動化」的機制，也成為客運駕駛員發動「不斷罷工」的主要動能。駕駛員認為自己「到哪裡都可以開車」的背後，除了「駕駛執照」作為支撐之外，關鍵點在於客運業普遍缺乏內部勞動市場以及講求個人化的「計件」薪資計算方式，這使得駕駛員轉換雇主實毋須擔負「年資」的損失；同時，「執照」作為排除其他人進入駕駛勞動市場的門檻，也提供了相對應的高薪資，這使得駕駛員「到哪裡都『只』能開車」。也就說，賦予駕駛員罷工動能的，恰恰是與駕駛員對立、造成駕駛員「痛苦」根源的「薪資結構」——異議正是共識產製的空間。

自動化科技對聯合報產業工人的影響，以及聯合報生產體制的性質是本論文的兩大研究主軸。本文整合了「勞動過程」與「家父長體制」的研究，試圖論證：聯合報的管理者之所以能夠順利地將生產過程轉換為自動化作業，主要是有賴於家父長生產體制的運作。 聯合報的生產體制主要受到四個因素的影響：產品市場的競爭程度、勞動力市場、勞動過程以及國家介入生產體制的方式。筆者於第三章指出，聯合報長期寡占報業市場所累積起來的盈餘，是社方日後推行職工福利的重要基礎，而早期報業欠缺技術工人的情形，更使聯合報建構起溫馨如家的工作環境，以降低人事流動。1982年所啟動的報業自動化列車—從電腦檢排、全頁組版到電腦製版，不過短短三十年的時間。自動化不僅造成生產組織重組，也威脅到勞動者的工作權益。但由於國家對勞動者的保護不足，包括工會法限制工人團結、欠缺就業安全體系以及未能提供去商品化的社會福利條件等等，都加強了勞動者對企業的依賴。這一些條件形成了聯合報得以施行家父長制的社會條件。 緊接著，筆者在第四章進一步描繪聯合報「家父長生產體制的特徵」，並根據市場條件、管理方式，以及勞資互動方式的差異，將聯合報的生產體制區分為三個階段：個人化的家父長制時期、制度化的家父長制時期以及轉型時期。 不過，家父長生產體制之下和諧的勞資關係並非意味著工人是完全順服或靜默無聲的。在第五章，筆者則討論自動化科技對報業工人的影響，並刻劃工人在勞動過程、經濟以及政治領域所掀起的反抗與鬥爭。

【摘要】 台灣的衛星電視新聞台駐地記者，在新聞勞動者之中，是相當特殊的一群。在台北、台中、高雄等都會地區之外，其他縣市的電視新聞採訪工作，全都是由這群集文字、攝影於一身的單機記者，一個人負責整個縣市的新聞。 駐地記者由於負責的範圍太大，以致於經常得遭遇超額勞動的剝削，在無力正面抵抗媒體組織剝削的情況下，會以各種佔便宜（fiddling）以及搞破壞（sabotage）的行為，回應媒體組織的壓迫。 另外，這群駐地記者聯合起來，也發展出了包括限制產出、協調合作等趕工遊戲（the game of making out），伴隨這些趕工遊戲產生的場域文化，最後以一種難以被察覺的間接性破壞，慢慢的對新聞工作造成傷害。本研究即是探索勞動過程中，媒體組織的新聞產製結構對於駐地記者的控制，及其回應方式，所形成的場域文化，對駐地記者的主體重塑，以及對新聞工作的影響，進行相關理論概念的回顧整理，與現實面的質性探索。 / <Abstract> Local correspondents of Taiwan's satellite news channels constitute a unique category of their own. Except for Taipei, Taichung and Kaohsiung, the metropolitan areas, local correspondents, responsible for covering news stories for their respective counties, work as cameramen and reporters at the same time. Due to time and space constraints, they devise a strategy to fulfill designated jobs and overcome the challenges. They nonetheless are both exploited by overtime working practices and feel vulnerable to organizational demands. As its consequence, they formulate a casual but reliable network to scratch one another's back. In addition, they develop a game of making-out, including a reduction of outputs…etc... The daily-working practice of local correspondents is such that its culture chips away spaces for developing a professional news production ethics

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交互運作下，女性銀行員在銀行業的僱用管理制度下是否獲得公平合理的待遇？在勞動過程中的工作處境又是如何 ？經由本文的探討，獲得以下的研究發現： 一、 我國現有的銀行經營型態或管理風格大部份受到日本父權文化的影響，承襲 了以「家庭性別分工」為基礎的日本式經營模式，除了造成女性行員過去結 婚後就必須離職外，整個工作場所的制度設計也屬於男性導向，而非性別中 立的。女性行員被分派到父權體制所建構的低貢獻的職位上，使得女性在考 績、薪資、訓練或升遷的機會上不及男性，只有靠著年資慢慢的升遷。由於 父權體制的性別分工，使得銀行業寧可多僱用人力配置容易的男性而少僱用 女性，以減低成本，這也是為何銀行業長久以來一直維持一定的男女僱用比 例的原因。 二、 對銀行業而言，女性被分派的服務性內勤工作，相較於男性的外勤工作，更 能控制其勞動過程，銀行業除了設計一套防弊的作業程序，更為了提高工作 效率與服務品質而引進科技，不斷的改變服務性工作的作業方式，即便是為 了方便客戶而給予櫃台人員些許工作上的相對自主性，但銀行卻能利用電腦 、號碼機、監視器，以及碼表來控制櫃台工作人員的工作速度與品質，以便 在櫃台行員的勞動過程中賺取剩餘的勞動價值，使得從事櫃台工作大多為女 性的銀行員對其生產活動、產品、同僚與自身產生了疏離感。 三、 銀行為了提高服務品質，提供客戶資訊自動化的服務，但卻減少了大多為女 性所從事的櫃台服務性作業量，雖然近年來新銀行的成立，與各家銀行的快 速擴充據點，對於女性櫃台行員的需求並未明顯減少，但近日政府已宣佈停 止核准新銀行的設立，以及未來銀行間相互合併的趨勢，櫃台作業人員的需 求應有減少的可能，而相對的，理財性、開發客戶，以及規劃的人才需求會 增加。但是這些增加需求的工作資格與條件早已被父權體制建構為男性的工 作，女性不易取得這些工作機會，即使銀行內部開放機會讓女性銀行員們選 擇，但是在銀行以性向測驗和面談篩選過的女性行員，大多不自覺的已接受 男性建構的價值觀，對於理財性、開發客戶等有業績壓力的工作不感興趣， 而寧可從事原來的櫃台工作。不過，在訪談的過程中，發現學歷越高的女性 行員越能接受銷售導向的工作。 根據上述的研究發現，本研究提供女性銀行員、政府與銀行業具體的建議及未來相關研究之方向。

本文書寫的七位都市阿美族營造業板模師傅的勞動生命故事，將帶領我們走入一趟勞動社會學之旅。這些受訪的新店區阿美族資深板模工人，主要來自花東平原或縱谷不同的部落。目前他們有些居住於新店國宅內，有些居住於河濱部落，有些散居於安坑地區。他們都是技術工人，從事營造業板模工作也都有二十個年頭以上。他們豐富的板模工作經驗及長時期待在此行業，不僅提供我們重新認識台灣建築工人勞動過程的自主性及日常生活樣貌，也從他們口述史中知道整個營造業產業的變遷風向。雖然他們以個案方式被呈現，但我們借助這些個案也試圖超越這些個案，嘗試從具體工人個案敘述，走向抽象工人的理論論述與剖析。 這是一趟勞動社會學之旅，但同時也是一趟勞動生命史之旅。本文採取田野調查、深度訪談與歷史文獻爬梳的方式，試圖去貼近被研究對象。他們的勞動與都市生活，其實是具體地鑲嵌於母文化及其社會關係之中。當越是深入田野貼近都市阿美族的工作經驗及其日常生活，筆者就越想瞭解下列的疑問：「都市阿美族建築業工班是如何運作的？」、「都市阿美族人其原來的勞動文化，如何被帶入工地勞動之中的？」、「台灣營造業的剝削與不公平問題，更勝於其他行業，但為何沒有建築工人走上街頭呢？其中製造甘願的機制為何呢？」、「都市阿美族建築工人的抗爭，如何展現及其限制為何？」最後還有「都市阿美族人建築工人團結文化如何可能？」這些大問號，將引導本文的思考與書寫的方向。 本文的章節安排，扼要說明如下。第一章〈導論〉，包括研究動機與目的、文獻回顧與評析、研究方法及章節安排之說明；第二章〈近代阿美族的社會歷史及其時代變遷〉，探討阿美族自荷西時代到日本殖民時代的社會變遷；第三章〈當代阿美族的西部都會地區移工、族裔社區與日常生活〉，則試圖描繪當代阿美族的社會變遷面貌，尤其考察都市阿美族的形成、社群網絡、自願團體、貨幣使用及其日常生活樣貌；第四章〈阿美族板模工個案生命史〉，正式進入七位男性都市阿美族板模師傅個案勞動生命史自傳的書寫；第五章〈都市阿美族營造業工班組織與勞動過程考察〉，將由這七位板模師傅的勞動經驗出發，並將其放在台灣營造業鋼筋混凝土工法引進百年歷史、戰後台灣營造業外包制度、工班運作及其生產政治中考察；第六章，〈戰後台灣工地文化、營造技術及其社會變遷〉，我們將聚焦在台灣特殊的工地文化、營造業去技術過程及建築工人的勞動自主性之課題；第七章〈工地「階級」關係、勞動過程與市場專制/關係主義〉，試圖建立在上述個案研究基礎之上，並超越個案的侷限，從事抽象的建築工人勞動過程的理論討論與剖析。其中，特別指出及論證台灣營造業之「市場專制與關係主義複合體組合」勞動體制特色；最後第八章〈結論〉，扼要說明本研究的若干研究發現。 / In this book, the hardworking life stories of seven urban Amis template workers in construction industry will lead us to a journey of sociology of labor. These interviewed senior Amis template workers who live in Sindian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mainly come from different tribes in Huatung Valley or Plain. They chose to settle down in Sindian District of New Taipei City. Some of them live in Sindian public housing, some live in riverbank tribes, and others live scattered in Ankeng. They are all skilled workers who have experience in making templates in construction industry for more than twenty years. With their extensive experience of making templates and stay in this industry for a long time, we not only rediscover the autonomy of labor and daily life of construction workers in Taiwan but also lear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with their oral history. Although it is presented with cases, we attempt to transcend the cases, and with these cases, we try to discuss and analyze the cases from concrete labour cases to abstract labour theory. This is a journey of sociology of labor, and also a journey of history of labor life. With the methods of field work, depth interview, and historical references, the writer tries to get close to the subjects and finds that their labor and urban lives are concretely embedded to mother culture and social relations. The deeper the writer gets into the field and urban Amis’ working experience and daily life, the more the writer wants to solve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How does the construction shift of urban Amis works?” “How did Amis’ original labor culture be brought to the construction labor?” “The exploitation and unfairness of labor in Taiwan construction industry are more serious than those of other industries, but why there aren’t social movement of construction workers in the streets? What is the mechanism of creating consent?” “How should we express and what is the limit of the fight of urban Amis construction workers?” “What is the possibility of unity culture of urban Amis construction workers?” These big questions will lead the way of this essay’s thought and direction of writing. The chapter arrangement of the essay are as follows: chapter 1, “Introduction,” including the motivation and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reviewing and analyzing the references,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 arrangement of chapters; chapter 2, “Recent social history of the Amis and the change of its time,” discussing the change of Amis society from European rule to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chapter 3, “Present Amis’ migrant workers in Taiwan’s western metropolitan areas, community, and daily life,” trying to describe the appearance of present Amis’ change of the society, especially inspecting the formation, community grid, volunteer group, usage of currency, and daily life of present Amis; chapter 4, “Individual life history of Amis template workers,” beginning to write the biography of the history of labor life of the seven urban Amis template workers; chapter 5, “Inspecting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work organization and labor process of urban Amis,” starting from the personal labor experience of these seven template workers, it investigate the history of hundreds of years of reinforced concrete technique in Taiwan construction industry, post-war outsourcing system in Taiwan, operation of working shifts, and production politics; chapter 6, “Post-war culture of construction site,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and change of society in Taiwan,” focusing on the special culture of construction sit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and the labor autonomy of constriction workers in Taiwan; chapter 7, “The ‘class’ relations of construction site, process of labor, and despotic marketism / relationalism,” trying to establish the above basics of mentioned individual case research, transcending the limitation of individual case, and conduct the abstract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on the theory of labor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workers. It especially points out and demonstrates the features of labor regime of the complex of despotic marketism and relationalism in Taiwan construction industry; chapter 8, “Conclusion,” briefly elaborating the findings of the research.

本研究探討公部門清潔隊員工作特質，以及性別對於清潔隊員在工作職務分配和勞動過程的影響。研究者使用田野觀察和深度訪談進行資料蒐集，並以新北市樹林區的清潔隊中垃圾清運班、資源回收班和掃路工作三項職務者為觀察對象，分析著重於清潔隊員工作的性別職務隔離、勞動過程中表現出的技術與情緒勞動。主要研究發現與貢獻如下：（一）本研究指出清潔隊中存在著性別職務隔離現象，而形成職務隔離的原因除了性別，工作方式、工作可替代性與工作影響程度等三項因素也是形成職務隔離的原因；（二）清潔隊員工作環境處於開放式空間，且工作的進行主要是受到時間壓力的限制，因此清潔隊員執行工作所需之技術特質與所產生的勞動經驗，和傳統上在工廠工作的工人所處的工作環境及以提高生產產品數量為目的的勞動有所不同。本研究對於清潔隊工作技術與勞動的討論，突破了傳統勞動理論中對於「技術」的定義與想像；（三）本研究發現在清潔隊中職務比性別更會影響情緒勞動付出的多寡，雖然女性助手比男性司機需要付出更多情緒勞動，但是男性司機卻可以透過性別特質，幫助女性助手情緒勞動中不足之處。本研究的貢獻在於增加性別與勞動社會學討論的多元性，且可成為未來清潔隊相關工作社會學研究的基礎。 /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job characteristics of the janitorial service workers in the public sector and the gender influence on job distribution and the labor process therein.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ere utilized for collecting data from those who worked in the Garbage Collecting Unit, the Resource Recycling Unit, and the Road Cleaning Unit of the Shu-Lin District Cleaning Team in New Taipei City. The major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listed as follows: (1) The study illuminates the phenomenon of gendered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among janitorial service workers. The study further finds that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is not only shaped by gender but also by methods used for completing the tasks, substitutability of the individual who performs the job, and the degree in which the job may affect the overall outcome of the work unit. (2) The janitorial service workers work in an open space, and the pressure of work comes mainly from the time allocated to complete the tasks. The work environment as well as skills required for and the labor experiences generated from work are thu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industrial workers working in factories whose goal is mainly to maximize the production output. The discussion in this study on skills and labor entailed in janitorial service work expands the horizon of traditional labor theories on the conceptualization and definition of "skill." (3) The study shows that job categor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gender in affecting the input of emotional labor in the janitorial service work. Female assistants are required to put in more emotional labor than male truck drivers, and male truck drivers can supplement the female workers' emotional labors by exercising the masculine characteristic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may not only contribute to gender and labor studies by enriching the discussion on gender and work as well as the concept of skill, but also provide an importance founda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on janitorial service 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