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資本在政治的面向上，被認為負載有利於民主運作的功能，就個體層次來說，個人的政治興趣、對政治事務的瞭解、政治參與的技能，都可在社團參與過程中培養。但由性別的角度觀之，社會資本是否有助女性提升政治意識和參與，學界尚未有一致地見解。因此，本研究目的在以質性分析為主、量化分析為輔，探討台灣社會資本性別差異的現象、成因與政治影響，描繪兩性藉由社團獲取社會資本的過程，建構社會資本使用需求的類型與相對應的政治行為模式，試圖歸納出女性在父權體制下所發展出不同於男性的做政治模式，並尋找有利於女性突破參與困境的關鍵因素。研究發現透過社團獲取社會資本的性別差異主要存在於參與量，參與類型的差異較小；性別角色分工的社會結構為侷限女性社會資本積累的主因。此外，不分男女，當個人產生發展與社交需求時，社會資本皆可轉化為政治資源以促進政治參與和涉入，而此需求由結構因素所決定：女性雖受到性別角色侷限，卻也藉由性別優勢突破困境，發展出屬於女性的做政治模式。 本研究在第一個部分討論台灣兩性藉由社團參與累積社會資本的樣貌與性別差異的成因。首先，藉由量化分析社團參與的性別差異，發現不同於其他國家，台灣兩性的社團參與量差異更甚類型差異；男性的社團參與量長期多於女性，類型的性別差異僅出現在「同鄉會、校友／同學、宗親會」這類基於初級關係所建立的社團；顯示台灣女性藉由社團參與積累社會資本的過程可能面臨著某些困境。進一步針對同鄉會進行深入訪談和參與觀察，發現造成性別差異的關鍵為性別角色分工的社會結構：一方面是公私分工使得女性缺乏進入社團的管道，女性勞動率雖於工業化後增加，家務責任卻未能減輕，公私雙重負擔剝奪女性的時間和精力；另一方面是社團結構越基於初級關係、政治性越高，越複製傳統的性別角色，女性的主體性被忽視且無法進入社團權力核心，獲取的社會資本因而受到侷限。 本研究的第二個部分首先回應女性的社會資本是否可轉化為政治參與和涉入的三種不同看法，並剖析影響女性社會資本轉化的因素。透過量化分析發現，有參與社團的兩性皆有較高的政治涉入和參與，但面向略有不同。本研究進一步以社會位置與主要生活圈建構社會資本使用的需求層次，並對應不同的政治行為 ，分為發展型、隨從型、冷漠型、度日型等四種類型。藉由質性研究發現，無論男女，將社會資本用於政治場域有賴「發展」需求或「社交」需求的產生：社會位置越高並以公領域為生活圈者，為滿足發展需求以社會資本做為在政治場域尋求表現的資源，產生「發展型」的政治行為；社會位置較低並以公領域為生活圈者，社會資本用以滿足社交需求而成為主要政治動員的對象，屬於「隨從型」的政治行為。是故，本研究支持社會資本依需求可轉化為政治參與的「階段說」說法，但並非僅適用於女性，決定社會資本積累與轉化為不同層次政治表現的關鍵為社會位置、主要生活圈、性別角色分工、社團的政治性與性別階層化等結構因素。女性雖受到性別角色的多重制約，卻也藉由性別優勢發展出屬於女性的做政治模式，突破父權體制的限制，在選舉動員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廣義政治場域中有積極表現。最後，本研究依據社團參與、需求層次與對應的政治行為，提出女性社會資本的政治轉化階層，呈現女性藉由社團獲取社會資本與使用於政治的樣貌。

中國共產黨承襲馬克思主義婦女觀，認為婦女廣泛的參與勞動生產工作為實現婦女解放的前提。中共在1949年建立政權後，大量動員婦女勞動力從事生產工作，並提升婦女在法律及各層面的地位，以實現兩性平等的目標。然而在中國傳統的性別分工制度下，動員婦女就業造成婦女身兼家務勞動與生產工作的雙重負擔，對婦女的家庭生活和工作效益皆帶來負面影響。中共在動員婦女就業中也注意到家庭與就業矛盾為生產工作帶來的負面效應，因而提出保障婦女就業、實現家務勞動社會化等政策，幫助婦女解決此一問題，然而受限於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不足以及對性別分工挑戰不徹底等因素所影響，中國婦女在五0年代仍承擔大部分的家務工作，兩性不平等的就業機會和待遇也尚未獲得完善的解決。

自動化科技對聯合報產業工人的影響，以及聯合報生產體制的性質是本論文的兩大研究主軸。本文整合了「勞動過程」與「家父長體制」的研究，試圖論證：聯合報的管理者之所以能夠順利地將生產過程轉換為自動化作業，主要是有賴於家父長生產體制的運作。 聯合報的生產體制主要受到四個因素的影響：產品市場的競爭程度、勞動力市場、勞動過程以及國家介入生產體制的方式。筆者於第三章指出，聯合報長期寡占報業市場所累積起來的盈餘，是社方日後推行職工福利的重要基礎，而早期報業欠缺技術工人的情形，更使聯合報建構起溫馨如家的工作環境，以降低人事流動。1982年所啟動的報業自動化列車—從電腦檢排、全頁組版到電腦製版，不過短短三十年的時間。自動化不僅造成生產組織重組，也威脅到勞動者的工作權益。但由於國家對勞動者的保護不足，包括工會法限制工人團結、欠缺就業安全體系以及未能提供去商品化的社會福利條件等等，都加強了勞動者對企業的依賴。這一些條件形成了聯合報得以施行家父長制的社會條件。 緊接著，筆者在第四章進一步描繪聯合報「家父長生產體制的特徵」，並根據市場條件、管理方式，以及勞資互動方式的差異，將聯合報的生產體制區分為三個階段：個人化的家父長制時期、制度化的家父長制時期以及轉型時期。 不過，家父長生產體制之下和諧的勞資關係並非意味著工人是完全順服或靜默無聲的。在第五章，筆者則討論自動化科技對報業工人的影響，並刻劃工人在勞動過程、經濟以及政治領域所掀起的反抗與鬥爭。

男同志的術語有其特殊性，它們到底是在哪些特定的歷史、社會、文化脈絡下產生的呢？這套體系如何運用呢？隨著時代演進，這些術語如何轉變呢？同時，受到西方與日本男同志文化的影響。加上網際網路的發達，使男同志非常容易接收國外男同志的資訊，尤其是台灣的流行文化，長期跟隨日本的發展，在過程當中也把大量詞語與概念介紹進來，有時反而成為台灣男同志的一種重要象徵。因此，最初這些術語怎麼被引進、怎麼被翻譯而又怎麼被使用的？在這些詞語變化與使用的過程中，可以抽絲剝繭發現台灣男同志的特殊性。從男同志的術語當中，諸如1號、0號、葛格、底迪等等，我們可以進一步瞭解不同術語之間所形成的位階體系。 至於熊、猴、迷你馬或狼這些用動物來表現男同志的形象，我們必須重新檢視男同志追求什麼樣的外表與特質，當特定氣質被賦予特定的象徵後，一名擁有該特質的男同志，如何在互動的過程中決定地位的高低？ 因此，當混用的現象如1號弟、0號哥、熊哥、迷你馬底迪等合成的術語出現時，是否可以觀察到性／別分工跟社會體系的互動關係，到底同志欣賞什麼樣的形象與特質？抗拒的又是什麼？男同志認識彼此的時候，彼此的地位關係會是交往的阻礙嗎？ 對男同志來說，許多習以為常的概念，並非憑空發明，即便不少術語與概念源自西方的男同志，但在翻譯與使用的過程中，一直在跟台灣的歷史、社會、文化互動，本研究希望能讓研究的焦點，放在男同志跟台灣脈絡的互動關係。不同於大部分社會學與教育學的研究，傾向把同志當作個案，並以「男同志個體如何融入社會結構」的方式來分析，筆者著重男同志如何跟社會結構進行認識與互動，從中看見台灣的男同志文化。

本文使用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中心所提供之＜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用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中的RI1999、RI2000 與RI2003 三期資料作為主樣本。並利用RII2000、RII2001、RR2006等追蹤資料，篩選出首次進入婚姻者，分析在2007調查中是否改變婚姻狀態，進而探討是何種因素影響婚姻解散決定，包括結婚當下的個人特質、婚後的婚姻品質以及對於婚姻的資本投入，在實證分析上採用probit迴歸模型。 　　本研究結果顯示，個人心智隨著時間增長而逐漸成熟，初婚年齡越早，對於婚姻越可能有著不切實際的期待，使得婚姻解散風險與初婚年齡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過去中高年齡層進入婚姻的時間較早，當子女成年、離家後，中高年齡層夫妻生活的焦點開始從子女轉向夫妻關係，若發現彼此不再有許多共同之處，就有可能選擇走上婚姻解散一途，使得中高年齡層成為離婚的高風險族群。另外，傳統華人家庭觀念仍深深影響夫妻雙方的婚姻品質，婚姻生活依舊是以男方家庭的文化規範為基礎，女性必須適應男方家族，夫妻雙方若因為家族事務爭吵的頻率越高或是受到來自上一輩的生男壓力越大，婚姻解散風險也就越大。過去兩性分工一直是華人家庭夫妻的相處模式，但時代變遷，一旦職業婦女職場家庭無法兼顧，或是丈夫無法給予妻子經濟上的安全感，若繼續把過去性別分工的框架套用在現今夫妻的相處模式，容易增加婚姻解散的風險。

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交互運作下，女性銀行員在銀行業的僱用管理制度下是否獲得公平合理的待遇？在勞動過程中的工作處境又是如何 ？經由本文的探討，獲得以下的研究發現： 一、 我國現有的銀行經營型態或管理風格大部份受到日本父權文化的影響，承襲 了以「家庭性別分工」為基礎的日本式經營模式，除了造成女性行員過去結 婚後就必須離職外，整個工作場所的制度設計也屬於男性導向，而非性別中 立的。女性行員被分派到父權體制所建構的低貢獻的職位上，使得女性在考 績、薪資、訓練或升遷的機會上不及男性，只有靠著年資慢慢的升遷。由於 父權體制的性別分工，使得銀行業寧可多僱用人力配置容易的男性而少僱用 女性，以減低成本，這也是為何銀行業長久以來一直維持一定的男女僱用比 例的原因。 二、 對銀行業而言，女性被分派的服務性內勤工作，相較於男性的外勤工作，更 能控制其勞動過程，銀行業除了設計一套防弊的作業程序，更為了提高工作 效率與服務品質而引進科技，不斷的改變服務性工作的作業方式，即便是為 了方便客戶而給予櫃台人員些許工作上的相對自主性，但銀行卻能利用電腦 、號碼機、監視器，以及碼表來控制櫃台工作人員的工作速度與品質，以便 在櫃台行員的勞動過程中賺取剩餘的勞動價值，使得從事櫃台工作大多為女 性的銀行員對其生產活動、產品、同僚與自身產生了疏離感。 三、 銀行為了提高服務品質，提供客戶資訊自動化的服務，但卻減少了大多為女 性所從事的櫃台服務性作業量，雖然近年來新銀行的成立，與各家銀行的快 速擴充據點，對於女性櫃台行員的需求並未明顯減少，但近日政府已宣佈停 止核准新銀行的設立，以及未來銀行間相互合併的趨勢，櫃台作業人員的需 求應有減少的可能，而相對的，理財性、開發客戶，以及規劃的人才需求會 增加。但是這些增加需求的工作資格與條件早已被父權體制建構為男性的工 作，女性不易取得這些工作機會，即使銀行內部開放機會讓女性銀行員們選 擇，但是在銀行以性向測驗和面談篩選過的女性行員，大多不自覺的已接受 男性建構的價值觀，對於理財性、開發客戶等有業績壓力的工作不感興趣， 而寧可從事原來的櫃台工作。不過，在訪談的過程中，發現學歷越高的女性 行員越能接受銷售導向的工作。 根據上述的研究發現，本研究提供女性銀行員、政府與銀行業具體的建議及未來相關研究之方向。

在人口漸趨高齡化的社會中，高齡議題逐漸受到學術研究與政策實務界的關注，本研究則關心高齡志願服務場域的性別隔離現象。本研究企圖從性別的角度出發，探討高齡人口參與志工服務的經驗，探究傳統性別秩序是否在高齡志工領域中產生影響力，進而形成高齡志工領域中性別角色的再製。既有文獻多以女性志工為分析對象，鮮見男性志工的研究資料，因此本研究以台南市醫院志工與社區巡守隊志工為例，透過立意取樣蒐集來自男/女性高齡志工之深度訪談資料，嘗試分析高齡志願服務場域中是否存在水平與垂直之性別隔離現象，並探究其成因，旨在顯示傳統性別秩序是如何影響高齡志工領域性別秩序的建構。研究結果發現，不論是在以女性志工為主的醫院或者以男性志工為主的巡守隊，皆存在水平與垂直性別隔離現象。水平性別隔離現象顯示出男/女性志工或者出於己意或由服務單位所安排，男性志工多集中於體力、應變性質強、具保衛意義的工作上；而女性志工則多集中在情感關懷、家務勞動性質、溝通聯繫等相對單純的任務。水平性別隔離的成因和職場性別隔離之成因相仿，男性多被認為具有理想的勞動身體，以及豐富的社會經驗及膽識；女性則多被認為是需要受到保護、適合單純工作性質的族群。垂直性別隔離的現象尤為明顯；本研究發現，志工隊隊長一職由男性擔任居多，女性主要因為顧慮家庭及質疑自我能力而對領導職務產生退卻的態度而甚少擔任志工隊長。本研究結論為高齡志工領域中的確出現傳統性別分工秩序的再製。 / Ageing is a pressing issue in many societies that has attracted attentions from the academic circle and policy makers. Extensive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to discuss the issue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Few studies discuss from the gender perspective. With the case of volunteers in Tainan City and drawing upon theories about gender segregation, this study aims to critically examine the phenomenon of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gender segregation in the field of elder voluntary services.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17 elder volunteers, female and male, from a hospital and community patrol team, this study seeks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does gender segregation, vertical as well as horizontal, exist in the field of elder volunteering services? If it does, what are the main factors that contribute to the existence/ reprodu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gendered division of labour in this field? It is found that both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gender segregation does exist. Female elder volunteers tend to take up those jobs that are thought to be ‘women’s jobs’ in hospital and community patrol team whilst male elder volunteers tend to do those jobs that are considered as suitable for men. Besides, both in the hospital and community patrol team, men are more confident than women to serve as leaders.

高齡化社會的來臨，增加了台灣的長期照顧需求。在華人家庭傳統上，照顧一直是女性的責任，社會規範與對性別角色的期待也都將照顧工作賦予女性。但隨著婦女勞參率的增加，許多有經濟能力的女性也開始試圖透過將照顧工作「外包」的方式，來移轉自己的照顧責任。從台灣逐年攀升的外籍看護工人數，即可看出此一趨勢發展。在過往母職外包的文獻中，母親將照顧小孩的責任外包出去的同時，會透過各種手段來維持其原有家庭的完整性，以及合理化這些作為，並重新詮釋這些原本被認為該由自己承擔的責任。而這樣的情況，是否同樣會發生在「孝道外包」的情況中？子女／媳婦會怎麼樣去詮釋自己的行為？他們如何定義照顧工作外包後「孝」的意義？ 本研究發現，家庭成員選擇外包照顧工作的過程中，受到子女輩成員間的經濟能力、角色與長輩的情感關係等各種因素所影響，主要的決策者與執行者會由不同的家庭子女輩成員擔任。對於將奉養工作外包給外籍看護的子女／媳婦來說，他們透過將自己的角色轉換成「監督者」或「主導者」，以確保外籍看護維持高品質照顧的方式，來重新定義自己的孝道實踐。「父母在家終老」以及「主導照顧過程」成為孝的核心條件。此外，透過敘述外籍看護的「專業」與「像對待家人」般的良好照顧，來證明他們將長輩的孝道外包是對長輩「有利的」。同時這個利益並不只是對於長輩，聘請外籍看護還有許多對其他家庭成員有利的外溢效果；例如整理家務，煮飯等等。對子女輩成員來說，聘請外籍看護是一個多方考量後，在現今照顧工作逐漸走向市場化下，對整體家庭最具利益的選擇。 / The need for long-term care increases with Taiwan’s aging population.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tradition as well as current social norms and expectations, care work is considered women’s responsibility. However, with women’s increasing participation in the labor force, many financially-abled women started to outsource care work to relieve their responsibility. The rise in the rate of hiring foreign caregivers in Taiwan manifests this trend. Current literature on outsourcing maternal care work has pointed out the ways mothers maintain family intactness and justify their behavior of outsourcing maternal care. Does the same situation happen in outsourcing filial piety? How do sons, daughters and daughter-in-laws justify such behavior? How would they reinterpret the meaning of ‘filial piety’ after sourcing parental care?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choice of outsourcing parental care work was affected by factors such as children's financial conditions, roles in the family, and relationship with parents. Sons, daughters and daughters-in-law often played different roles of decision makers and managers in outsourcing parental care. For those who outsourced parental care work to foreign caregivers, their roles were changed from 'primary caregiver' to 'supervisor' or 'manager' to ensure that their parents would obtain high quality care. In this way, the meaning and practice of filial piety were redefined. 'Parents living at home till the end of life' and 'quality control of parental care' became the core considerations of filial piety. By emphasizing foreign caregivers' professionalism and their family-like relationship with foreign caregivers, those children who outsourced parent care work justified their choice of outsourcing and claimed that such arrangement was beneficial to parents who were cared for. In addition, the care work provided by foreign caregivers often generated 'spillover effects' for the whole household; not only parents but other family members could also obtain benefits from hiring foreign caregivers. For example, foreign caregivers helped cleaning house, cooking and so on. Consequently, the choice of outsourcing parental care work to foreign caregiver was considered most appropriate for the whole fami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