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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公民? 我國婚姻移民女性政治賦權之發展脈絡 / Becoming Citizens: The Political Empowerment of Marriage Migrants in Taiwan

張雅雯 Unknown Date (has links)
移民浪潮隨著全球化的深化成為普遍的現象。臺灣社會逐年增加的婚姻移民人數意味著社會已有一群相似處境的群體逐漸成形,成為我們政治共同體的一部份。然而,台灣的婚姻移民政策依舊帶著管制思維,移民政策反映了國家對社群成員的想像,國家透過階層化的公民權政策限制了國家不想要的成員,而東南亞配偶和大陸配偶往往處於階層化底端。當國家仍將公民身分視為公民權利的前提下,剝奪了婚姻移民諸多的基本生存權利,使其陷入身份與處境連結的困境,即使取得公民身份,也不保證婚姻移民能獲得實質的公民權利。 面對這些管制結構,本研究焦點在這些婚姻移民女性如何透過社團參與成為公民的政治賦權歷程。政治賦權是一種讓社會不利者察覺到本身的處境、進而發展出相信自己有資格也有能力參與這個政治社群的意識化,以及採取政治參與的權力轉變過程,也是成為公民的過程。以往公民的概念是在國家的框架下被規範設定的,國家透過各種制度限制及資源配置等方式來界定公民的身份與權利。而我國婚姻移民女性做為弱勢的外來者,將透過社團參與來界定移民和國家的關係,也和國家重新協商公民內涵。在這個過程中,她們對公民身份的認知以及行動實踐的過程,呈現政治賦權與否,及呈現的賦權型態必然受到所屬的社團類型,以及社團和國家兩者之間的內外遠近關係所影響。個人會受團體的立場與詮釋的影響,解讀自己和政治體系的關係。而團體的立場又往往受到它和國家的互動關係而形成,使得處於不同團體中的人們,從意識到行動的政治賦權過程,都可能產生不同的發展型態。故,本研究將從國家的政策、作為中介角色的社會團體,這兩者的互動關係如何影響個人意識化和政治行動的過程,來探究我國婚姻移民女性的政治賦權發展。 首先,本研究發現國家透過制度、資源到社會形象控制的面向,針對不同婚姻移民身份建構了兩套管控體系。當婚姻移民來到台灣便進入了這些結構之中,在移民階層化下,大陸配偶傾向處於制度直接排斥的「制度弱勢」結構,而東南亞配偶雖然可以享有部分公民權,但相對而言傾向處於「社會弱勢」的結構。不同管制體系下,影響了社團組成(如陸籍社團需由台灣人代言)及不同婚姻移民者可能採取個人或集體式的行動策略。再者,扮演中介角色的社團,一方面社團能為成員提供更多的資訊網絡與資源,另一方面也在篩選資訊和型塑價值給社團成員。因此社團類型以及它和國家的互動關係是「倡議型」抑或「代言型」,將影響成員的政治認知詮釋與行動,形成不同的政治賦權差異。除了國家管控結構的差異、社團和國家互動關係的類型影響著婚姻移民女性的政治賦權情況外,大陸配偶相較外籍配偶所擁有的個人條件優勢,也影響著她們發展出個人式的意識和行動,但較高的個人政治賦權反而阻礙了集體政治賦權的發展,使得即使都是參與倡議型社團的大陸配偶和外籍配偶,也出現政治賦權型態的差異。 在不同國家管控體制、社團和國家互動關係下,東南亞配偶及大陸配偶透過社團參與各自發展出不同的政治意識和行動。本研究歸納出四種政治賦權型態,分別為:集體型公民、個體型公民、臣屬型公民、困境型公民。政治賦權發展包含了個人賦權和集體賦權兩種層面。個人賦權涉及到的是個人能力和政治效能感的提升,而集體賦權則是涉及了個人對社群的認同及集體行動的可能,透過集體行動來打破孤立性,改變原先不利的權力結構。在這個過程中,倡議型的外籍社團和大陸社團分別產生了集體型和個體型的公民。有意識且積極參與集體行動的集體型公民和個人政治賦權高的個體型公民重新詮釋了公民和國家的關係。而國家代理型的外籍社團和大陸社團則分別出現了臣屬型公民和困境型公民,強化了國家的權力結構。臣屬型公民無法將婚姻移民的處境提升為結構性問題,而是支持現有主從關係的權力結構,並將權利視為國家恩惠,而困境型公民雖然意識到不利的結構處境,但認為個人無法改變權力結構,反而產生行動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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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化的社會資本及其政治效果:以同鄉會為例

林珮婷 Unknown Date (has links)
社會資本在政治的面向上,被認為負載有利於民主運作的功能,就個體層次來說,個人的政治興趣、對政治事務的瞭解、政治參與的技能,都可在社團參與過程中培養。但由性別的角度觀之,社會資本是否有助女性提升政治意識和參與,學界尚未有一致地見解。因此,本研究目的在以質性分析為主、量化分析為輔,探討台灣社會資本性別差異的現象、成因與政治影響,描繪兩性藉由社團獲取社會資本的過程,建構社會資本使用需求的類型與相對應的政治行為模式,試圖歸納出女性在父權體制下所發展出不同於男性的做政治模式,並尋找有利於女性突破參與困境的關鍵因素。研究發現透過社團獲取社會資本的性別差異主要存在於參與量,參與類型的差異較小;性別角色分工的社會結構為侷限女性社會資本積累的主因。此外,不分男女,當個人產生發展與社交需求時,社會資本皆可轉化為政治資源以促進政治參與和涉入,而此需求由結構因素所決定:女性雖受到性別角色侷限,卻也藉由性別優勢突破困境,發展出屬於女性的做政治模式。 本研究在第一個部分討論台灣兩性藉由社團參與累積社會資本的樣貌與性別差異的成因。首先,藉由量化分析社團參與的性別差異,發現不同於其他國家,台灣兩性的社團參與量差異更甚類型差異;男性的社團參與量長期多於女性,類型的性別差異僅出現在「同鄉會、校友/同學、宗親會」這類基於初級關係所建立的社團;顯示台灣女性藉由社團參與積累社會資本的過程可能面臨著某些困境。進一步針對同鄉會進行深入訪談和參與觀察,發現造成性別差異的關鍵為性別角色分工的社會結構:一方面是公私分工使得女性缺乏進入社團的管道,女性勞動率雖於工業化後增加,家務責任卻未能減輕,公私雙重負擔剝奪女性的時間和精力;另一方面是社團結構越基於初級關係、政治性越高,越複製傳統的性別角色,女性的主體性被忽視且無法進入社團權力核心,獲取的社會資本因而受到侷限。 本研究的第二個部分首先回應女性的社會資本是否可轉化為政治參與和涉入的三種不同看法,並剖析影響女性社會資本轉化的因素。透過量化分析發現,有參與社團的兩性皆有較高的政治涉入和參與,但面向略有不同。本研究進一步以社會位置與主要生活圈建構社會資本使用的需求層次,並對應不同的政治行為 ,分為發展型、隨從型、冷漠型、度日型等四種類型。藉由質性研究發現,無論男女,將社會資本用於政治場域有賴「發展」需求或「社交」需求的產生:社會位置越高並以公領域為生活圈者,為滿足發展需求以社會資本做為在政治場域尋求表現的資源,產生「發展型」的政治行為;社會位置較低並以公領域為生活圈者,社會資本用以滿足社交需求而成為主要政治動員的對象,屬於「隨從型」的政治行為。是故,本研究支持社會資本依需求可轉化為政治參與的「階段說」說法,但並非僅適用於女性,決定社會資本積累與轉化為不同層次政治表現的關鍵為社會位置、主要生活圈、性別角色分工、社團的政治性與性別階層化等結構因素。女性雖受到性別角色的多重制約,卻也藉由性別優勢發展出屬於女性的做政治模式,突破父權體制的限制,在選舉動員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廣義政治場域中有積極表現。最後,本研究依據社團參與、需求層次與對應的政治行為,提出女性社會資本的政治轉化階層,呈現女性藉由社團獲取社會資本與使用於政治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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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參與、政黨鑲嵌與政治行為之變遷─以台灣社會變遷調查為資料分析 / the changes of civic engagement, embeddedness of 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al behaviors─an example of the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s

林亞鋒, Lin, Ya Feng Unknown Date (has links)
社團參與在當代社會早已成為非常重要的議題,不論是西方還是台灣學界都有許多相關的研究。不同於西方社團參與的形式,台灣距離政治民主化只有短短的數十年,社團參與在過去威權統治以及現在民主開放的影響下,產生了複雜的運作機制。一方面,政治上的開放使得社團參與遭遇的限制大幅減少,各式各樣社團呈現蓬勃發展的趨勢,目的性的結社成為了最重要的社團參與形式;另一方面傳統文化下的擬式血源性社團並沒有因為威權體制崩解而失去活力,在地方選舉中依舊保有關鍵的地位。 為了探究台灣解嚴後社團參與的獨特意義,以及民主化之後是否又面臨什麼樣的改變?本文以參與社團所形成的網絡結構作為分析方法,從社團和政黨的網絡鑲嵌性以及社團網絡的社會資本效果,嘗試找出社團網絡的結構及變遷。 透過研究本文呈現了幾個重要發現:首先,研究結果指出台灣社團參與沒有欣欣向榮的發展,在參與者的比例有下降的趨勢,而且教育程度並無顯著提高,反駁了先前的研究;其次,在1992、1997以及2002年三次調查中,政黨和社團的鑲嵌性變化不大,大致上國民黨是強烈鑲嵌在社團網絡之中,反之民進黨則一直處於邊陲的地位,政黨輪替並沒有造成太大的改變;第三,草根性社團仍是台灣很重要的社會力基礎,其成員參與其他社團的比例相當高,不過受限於成員特殊性的影響,使得連結性有不少的侷限;最後,社團網絡確實會有社會資本的效果,不論是從連結能力還是不同結構位置的社團都被證實,但是在台灣這樣的社會資本卻是帶有選擇性的,整體上參與社團的人確實會比較傾向投給泛藍的陣營。 / Civic engagement in modern societies has been an important academic issue, both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Taiwan. Unlike that in the Western societies, the civic engagement in Taiwan has a more complex operating mechanism in that authoritarian ruling in the past and democratization of Taiwan in the recent decades have a joint effect on the associations. On the one hand, because democratization greatly reduced the constraints on civic engagement, all kinds of associations have become prosperous and goal-oriented association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form of civic engagement. On the other han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primary associations still keep their power even with the collapse of authoritarian regime; they still play a key role in the local elections. This thesis analyzes the network structure formed by associations to understand the special meaning of civic engagement in Taiwan after the abolition of martial laws and the changes the network may encounter after the democratization. It looks at three investigations of Social Change Survey in 1992, 1997, and 2002 to find the structure and change from the network embeddedness of associations and political parties and from the effects of social capital obtained by association network. This thesis presents the following important findings: First, the associations in Taiwan are not as prosperous as mentioned in previous research. The data show that the proportion of participants among Taiwanese civilians decreases and the educational degree of the members does not significantly increase. Second, in the three surveys, the embeddedness of political parties and associations does not show obvious change. Generally speaking, KMT still strongly embed in association network, while DPP remains isolated from the network. The shift of political power does not cause strong effects. Third, the grassroots associations still are important basis of social forces, having a high ratio of members joining other associations. However, because of specialties of their members, the capacity of the grassroots associations is limited. Finally, association network has its effects on accumulating social capital, which can be shown by the capacity of association network and by the structural locations of different associations. However, such social capital in Taiwan is selective. Generally speaking, people who join the associations tend to support the pan-blue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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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大學生社團參與、人格特質及其相關之研究

井敏珠, Jing, Min-Zhu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本研究以我國大學生一、0六五人(男七0五、女三六0)為研究對象,自編之「我國 大學生社團參與問卷」路君約修訂之「高登人格量表甲種」和盧欽銘修訂之「高登人 格量表乙種」為研究工具,探討我國大學生社團參與的概況、大學生人格特質、及社 團參與和人格特質的相關。 本文闡節如下: 第一章結論: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研究問題與假設。第三節研究範圍、方 法與步驟。第四節名詞詮釋。 第二章文獻探討:第一節有關大學生社團參與文獻。第二節有關大學生人格特質文獻 。 第三節研究設計與實施:第一節研究對象。第二節研究工具。第三節實施程序。第四 節資料處理。 第四章研究結果:第一節我國大學生社團參與問卷調查結果。第二節我國大學生人格 特質之分析。第三節大學生社團參與和人格特質之關係。 第五章討論、結論與建議:第一節討論。第二節結論。第三節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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