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浪潮隨著全球化的深化成為普遍的現象。臺灣社會逐年增加的婚姻移民人數意味著社會已有一群相似處境的群體逐漸成形，成為我們政治共同體的一部份。然而，台灣的婚姻移民政策依舊帶著管制思維，移民政策反映了國家對社群成員的想像，國家透過階層化的公民權政策限制了國家不想要的成員，而東南亞配偶和大陸配偶往往處於階層化底端。當國家仍將公民身分視為公民權利的前提下，剝奪了婚姻移民諸多的基本生存權利，使其陷入身份與處境連結的困境，即使取得公民身份，也不保證婚姻移民能獲得實質的公民權利。 面對這些管制結構，本研究焦點在這些婚姻移民女性如何透過社團參與成為公民的政治賦權歷程。政治賦權是一種讓社會不利者察覺到本身的處境、進而發展出相信自己有資格也有能力參與這個政治社群的意識化，以及採取政治參與的權力轉變過程，也是成為公民的過程。以往公民的概念是在國家的框架下被規範設定的，國家透過各種制度限制及資源配置等方式來界定公民的身份與權利。而我國婚姻移民女性做為弱勢的外來者，將透過社團參與來界定移民和國家的關係，也和國家重新協商公民內涵。在這個過程中，她們對公民身份的認知以及行動實踐的過程，呈現政治賦權與否，及呈現的賦權型態必然受到所屬的社團類型，以及社團和國家兩者之間的內外遠近關係所影響。個人會受團體的立場與詮釋的影響，解讀自己和政治體系的關係。而團體的立場又往往受到它和國家的互動關係而形成，使得處於不同團體中的人們，從意識到行動的政治賦權過程，都可能產生不同的發展型態。故，本研究將從國家的政策、作為中介角色的社會團體，這兩者的互動關係如何影響個人意識化和政治行動的過程，來探究我國婚姻移民女性的政治賦權發展。 首先，本研究發現國家透過制度、資源到社會形象控制的面向，針對不同婚姻移民身份建構了兩套管控體系。當婚姻移民來到台灣便進入了這些結構之中，在移民階層化下，大陸配偶傾向處於制度直接排斥的「制度弱勢」結構，而東南亞配偶雖然可以享有部分公民權，但相對而言傾向處於「社會弱勢」的結構。不同管制體系下，影響了社團組成（如陸籍社團需由台灣人代言）及不同婚姻移民者可能採取個人或集體式的行動策略。再者，扮演中介角色的社團，一方面社團能為成員提供更多的資訊網絡與資源，另一方面也在篩選資訊和型塑價值給社團成員。因此社團類型以及它和國家的互動關係是「倡議型」抑或「代言型」，將影響成員的政治認知詮釋與行動，形成不同的政治賦權差異。除了國家管控結構的差異、社團和國家互動關係的類型影響著婚姻移民女性的政治賦權情況外，大陸配偶相較外籍配偶所擁有的個人條件優勢，也影響著她們發展出個人式的意識和行動，但較高的個人政治賦權反而阻礙了集體政治賦權的發展，使得即使都是參與倡議型社團的大陸配偶和外籍配偶，也出現政治賦權型態的差異。 在不同國家管控體制、社團和國家互動關係下，東南亞配偶及大陸配偶透過社團參與各自發展出不同的政治意識和行動。本研究歸納出四種政治賦權型態，分別為：集體型公民、個體型公民、臣屬型公民、困境型公民。政治賦權發展包含了個人賦權和集體賦權兩種層面。個人賦權涉及到的是個人能力和政治效能感的提升，而集體賦權則是涉及了個人對社群的認同及集體行動的可能，透過集體行動來打破孤立性，改變原先不利的權力結構。在這個過程中，倡議型的外籍社團和大陸社團分別產生了集體型和個體型的公民。有意識且積極參與集體行動的集體型公民和個人政治賦權高的個體型公民重新詮釋了公民和國家的關係。而國家代理型的外籍社團和大陸社團則分別出現了臣屬型公民和困境型公民，強化了國家的權力結構。臣屬型公民無法將婚姻移民的處境提升為結構性問題，而是支持現有主從關係的權力結構，並將權利視為國家恩惠，而困境型公民雖然意識到不利的結構處境，但認為個人無法改變權力結構，反而產生行動困境。

中國人民自明末清初，開始大量的移民海外。就時間序列來說，先後有漳泉後有客家移民、國民政府播牽來台等，臺灣人口有移出，也有人口移入。最近十餘年來，則有大量的外籍及大陸移民經由婚姻移民大量移入臺灣。但卻一直沒有明確的移民政策，當然就沒有完整的移民法。跨國移民或婚姻移民，是中華民國近年來極為重要的一個社會現象。就移入者的結構與性質、移民的權責機關及法令規定來說明，政府的政策上希望導向的高科技或投資移民，政策及法令上有無開放，因此，儘速擬定完善的移民政策與移民法，是刻不容緩的。政府雖見於移民問題的複雜化與嚴重性，所草擬「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施」，及「中華民國移民政策綱領」，並積極修正「入出國及移民法」，希望藉此解決我國的移民所衍生的問題。但對移民的接納、安置、輔導、教育、監控外來移民，甚至移民的犯罪、社會治安甚至國家安全等問題究竟如何，正是最急迫需要探討的。政府遲未研擬訂完整的移民政策及相關配套措施，亦無一套針對管理或融合外籍人士的政策，甚至缺乏統合協調之機制，如何成立一個「專責移民機構」，在兼顧保護移民權益及國家安全的專責機關，並參考其他先進國家之移民政策與相關問題之解決方式，以吸引與留住更多人才，並協助移入者迅速融入我國社會，提昇國家競爭力，無疑是我國當務之急 。 本論文共分五章，茲將其內容分述如下： 一、第一章為導論，主要說明本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相關文獻探討、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方法與論文架構等。 二、第二章探討國際移民的趨勢及政策，先以國際移民的發展與趨勢說明接納移民對國際社會的意義，進而對移入國的影響，並探討世界主要國家接納移民之政策之探討。 三、第三章探討中華民國移民接納政策之沿革，首先以臺灣人口移入的歷史回顧，進而討論移民政策之權責機關及相關法規、移民種類與配額至移民歸化，並最後討論移民之發展數量、原因及重要性。 四、第四章對移民及其衍生問題之探討，先以移民與非傳統安全威脅，討論婚姻移民權益(或歧視)問題、大陸及外籍配偶移入管理規範及移入配偶輔導與教育之探討，最後則討論移民專責機構之成立。 五、第五章結論探討中華民國有無符合國際潮流及國內需求之移民政策，並提出研究發現與建議，以提供政府於修訂移民政策之建議。 關鍵詞：移民政策、國際移民、接納移民、婚姻移民

本研究主要探討近年來大量的女性婚姻移民隨著全球化浪潮進入我國，在遭逢我國國族建構的互動過程中，其公民身份與權利如何的受到對待與回應。本研究探討的焦點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著重在大陸及東南亞配偶在Marshall的三種公民權—市民權、社會權、政治權分類下，所受到國家法令規範的限制，並比較兩者的差異；第二部份著重在以多元文化主義的女性主義觀點分析種族、階級、國族與性別四種因素如何影響著婚姻移民的公民權行使，女性婚姻移民如何跳脫出公民權本質與運作上所帶來的阻礙，並比較現階段大陸及東南亞配偶在公民權實踐上的差異。 本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從相關移民法令、公報、報章媒體等次級資料加以分析整理現階段女性婚姻移民在法令上的保障與限制；另一方面，以深度訪談的方式，對移盟與沒錢盟的主要幹部進行面對面訪談，以進一步了解女性婚姻移民的現實處境，及移民團體對政府移民政策的批判。 本研究結果發現，在目前的法令規範上，大陸配偶所受到的限制較東南亞配偶嚴苛；在阻礙因素上，由於個人地位與角色受到多重因素的影響，使得女性婚姻移民落入國族與性別的交互壓迫與歧視循環中，而無法享有平等的公民權；此外，來自國族的影響對大陸配偶的公民權限制較大，種族歧視則對東南亞配偶的公民權限制較大，性別及階級歧視則同時限制了大陸及東南亞配偶的部份公民權。

Migration has been a globally prevailing phenomenon through human history, which urges multilateral activities and prompts diverse concerns among sourcing and receiving nations in different arena simultaneously. Marriage migration is one of the common migratory patterns; wherein women constitute the main part of marriage migrants as dependents proportionately. The female marriage migrants and their economic plights are the target of this study. Three aims of this study are to examine the status of marriage migrants; to discover marriage migrants’ influence; and to analyze marriage migrants’ economic predicaments and propose suggestions for the government and further study. Aside from secondary data analysis and the vertical and parallel comparison, two additional analytic tools are used to elicit effects of migrants’ employment and estimate causes and strategies of migrants’ economic predicaments. The conclusions are that the source of marriage migrants are women from less- developed nations; the transnational marriage is generally poverty combination in Taiwan; the possibility to ease economic plight depends on the job supply and access; marriage migrants entering employment benefits on mixed families; the variables of marriage migrants’ labor participation are multiple; and the opportunity to have a new and better life attracts women to migrate via marriage. In addition, several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for further researchers: to refine the variables analysis method for marriage migrants’ labor participation; to study marriage migrants’ post- employment situation; and to emphasize migration forced by global warming and climate change. For the government, the suggestions are: to list migrant employment promotion programs on policy agenda and to make professional training channels and job supply more accessible and affordable for migra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