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醫學可以透過手術來治療許多的重大傷病，但是手術真的只需要好的執刀醫師嗎？手術前的麻醉呢？台灣一般民眾對於手術麻醉認知不深，事實上麻醉是十分精密且需要高深技術的一項工作，而且麻醉失敗或是病人對於麻醉藥劑排斥後產生的併發症，是會造成病人死亡或是半身不遂、或是成為植物人。需要開刀的病人，可能會知道他的執刀醫師的姓名、專長，但是幫他麻醉的是誰呢?他接受的麻醉安全嗎？很多的麻醉工作是由原本為輔助麻醉醫師的麻醉護理人員「代麻」。這些替代麻醉醫師的麻醉護理人員，面對必須要代替麻醉醫師執行麻醉的情況，有什麼感受呢？ 本研究希望透過質性研究方法，來分析這些麻醉從業人員從事麻醉工作中的順服與抵抗。藉著勞動過程理論的脈絡，來建構麻醉護理人員在她們所處的工作環境中，為何面對許多的不滿與不平等，卻不選擇離去或反抗，而是安分的繼續留在她們的工作上。 在現實情況下，被迫必須獨自進行麻醉的麻醉護理人員，已經是很委屈的進行獨立麻醉工作，還必須背負導致台灣麻醉死亡率居高不下的罵名。面對這一切，多數的麻醉護理人員還是安分的持續工作，沒有逃離他們的工作崗位，依舊默默的在外科醫師背後撐起一場又一場的手術。 研究發現麻醉護理人員用許多的方式去表達他們的不滿，進行抵抗。像是出國任職、轉換其他醫護工作、逃離護理界、「跑江湖」、背後嘲諷等。分析麻醉護理人員的抵抗行為，可以發現他們的抵抗行為均聚焦於薪資上，他們認為他們為工作的付出與收穫（薪資）不對等。綜觀這些反抗行為，都是圍繞著薪資打轉，他們要求的是薪資待遇的提昇，而不是訴求他們有能力去取代麻醉醫生，企圖取代他們的工作。 麻醉護理人員的這些抵抗，都只是他們順服整個醫療體制的副產品，麻醉護理人員沒有工人所面臨的去技術化、工作零碎化的問題，相反的他們因為麻醉人力不足，而學會更多麻醉技術，整個現今醫療體系也沒有可以取代他們的人力，但是這些優勢沒有增長他們推翻體制的意圖。他們不會想打破體制，不想挑戰醫生的權威，他們只想提高他們的薪資而已。父權傳統下的女性社會角色期待、大環境的不景氣、「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學歷至上論也助紂為虐的迫使麻醉護理人員順服。這種處境之下，麻醉護理人員也只好寄託「虛假的責任分攤」，讓他們面對他不想要卻躲不掉的獨立麻醉工作時，期待能夠避免醫療糾紛的責任。他們是順服整個醫療體制的。 在台灣許多研究將麻醉護理人員當作是台灣麻醉品質低落的元兇，有些研究認為麻醉護理人員導致醫學生成為專科麻醉醫生的意願低落。事實上是長久以來麻醉醫師人數不足，才需要麻醉護理人員去執行麻醉。這些麻醉護理人員領的是護理人員待遇，卻做著麻醉醫生該做的工作，醫療界沒有給予適當的反饋，還指摘他們是麻醉的罪人，沒有功勞也沒有苦勞，麻醉護理人員換得的只有「疲勞」。

2005年我國首次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換照審議，由行政院新聞局所招集的「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審查委員會」進行審議工作，並於2005年七月三十一日作成換照審議結果，其中部分衛星頻道事業經審議後未獲換照許可，於期限（八月三日）屆至後不得再行播放節目，必須停止營運。換照結果引起未換換照之業者之反彈與抗議，並以行政爭訟途徑尋求救濟，也引起各界言論之廣泛爭論，甚至許多國際媒體組織亦對新聞局提出批評與抗議。本文即在探討此次換照爭議中，究竟標的團體為何會產生不順服與反彈的情形？藉由分析我國首次的執照換發所引發的反彈聲浪，探討我國衛星電視執照管制制度之現況與不足之處，政府應如何改善才能提高利害關係人對政策的認同與順服程度。 在本次換照爭議中，主要影響標的業者政策順服之原因，除了管制政策本身所具有的零和賽局的特性與標的業者本身的自利因素之外，在制度面與執行過程上有許多瑕疵與不足是更為主要的原因。自訪談分析中，可發現實際上雖然支持市場決定論者與支持社會責任論者彼此觀點不相同，但也非完全處於毫無交集的極端，標的業者並非完全否定政府以執照的方式對媒體產業進行管制，事實上業者們亦承認媒體產業基於其影響力，必須負擔相當程度的社會責任，因此他們並不否定政府有權以執照的方式為媒體市場把關。 政府的管制作為若能提高媒體市場的健全度，並且對媒體產業的發展環境有所助益，業者也表達支持，甚至也會樂意配合政府推行之政策。 因此影響業者對執照管制政策的順服意願，其中真正的關鍵其實是在於執照管制的方式、標準、程序與組織，是否夠明確、合理，且具公平性，而能保障業者的基本權益。 本文經由對此次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換照事件的探討，對於未來政府在發展衛星廣播電視執照制度，甚至是在無線、有線廣播電視或漸趨發展的數位電視政策領域中，提供相關的建議方向。

民國81、82年二年內，台北市連續數場發生於公共場所造成死傷慘重的大火，不僅損失人命及財產，同時也燒出了長久以來潛存於建築物內公共安全不良的問題。對於公共安全的維護，台北市政府一直有多種查緝小組在執行任務當中，每次火災事故發生後，政府亦會相對加強建築物的安全查驗工作，然而不合格的比率一直高居不下，同時慘劇也不斷發生，顯示公共安全政策的執行並無法達到政策目標，因此本文即以政策執行的觀點，探究整個執行過程，以發現問題的癥結所在並提出建議。 　　本文的研究方法採文獻研究法、自然觀察法、及訪談法。文獻研究法主要係蒐集相關研究論文、專書、定期刊物、官方統計資料、法令、及報紙等方面文獻作分析；自然觀察法係實地觀察檢查之進行，觀察的檢查種類包括公共安全聯合檢查、建築物申請變更用途、使用執照、營利事業登記證、平時查察、優良商店評鑑；訪談法則訪談執行人員及相關業者。 　　在政策執行理論的發展上，一直有許多研究提出不同的變數探討其對政策執行的影響，根據此些研究可發現，政策、執行者、及接受者問的互動情形為政策執行力的所繫因素，因此本文以此三大面向建立探討政策執行力的架構，並以台北市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檢查為研究個案，藉以驗證本文的理論架構，同時並探究消防安全設備檢查執行的問題所在。根據本文的理論架構，影響政策執行力的因素為：（一）政策本身：(1)政策問題的特性；(2)政策內容；(3)政策環境；（二）執行主體：(1)組織目標；(2)執行人員的誘因；(3)執行機關的能力；（三）標的人口：(1)標的人口對政策的認知；(2)順服的成本與利益；(3)磋商議價的可能性。 　　本文的研究發現主要如下： 　　一、政策本身的影響： 　　　　1.問題的嚴重性及可預防性，和媒體持續的注意，對政策執行力有正面的影響。 　　　　2.由於相關法令無法配合，及設備標準的設計缺乏技術、成本方面的考量，降低政策執行力。 　　　　3.國內消防技術環境不善，社會大眾雖表支持但卻缺乏具體明顯的行動，對政策執行力有不良的影響。 　　二、執行主體的影響： 　　　　1.由於消防機關的組織目標與公共安全的政策目標相符，對政策執行力有正面影響。 　　　　2.雖然檢查人員對法令標準的認同不高，組織也並未提供有利的誘因，但在出事即嚴懲的情況下，仍有助於提高政策執行力。 　　　　3.執行機關人力、物力、及專業能力的不足，降低政策執行力。 　　三、標的人口的影響： 　　　　1.例行、確實的檢查使業者認知到政府執行的決心及消防安全設備的重要性，增加政策執行力。 　　　　2.順服的成本雖不高，但由於不順服的懲制力及不順服的利益皆不強，因此對政策執行力並未具正面效果。 　　　　3.由於磋商議價的存在，而同業團體問的約束力不強，降低政策執行力。 　　最後根據本文的研究發現，提出對消防安全設備檢查政策之研究建議。

由於馬英九總統宣示民國103年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將上路，而免試入學計畫為其中一個子計畫。回顧過去研究，少有探討免試入學計畫，更無以公共行政角度探討免試入學計畫的研究，因此本研究以政策執行理論觀察明星高中在免試入學計畫中是否政策順服？以及官方如何為了提升政策順服效果而進行政策學習的過程。本研究之研究方法為質化研究法，訪談官方、明星高中、非明星高中、教師團體、家長團體等重要利害關係人，欲解答上述研究問題。 　　而本研究之研究結論如下： 　　第一，明星高中的政策順服有待加強，99-100年免試入學處於試辦階段，部分明星高中雖然達到免試入學名額最低標準，在形式上符合政策順服的條件，但明星高中認為應該繼續保持升學特色，而不願意開放過多免試入學名額，使得未來免試入學計畫可能出現瓶頸。 　　第二，本研究以價值觀、政策工具、來自上級或服務對象壓力、政策學習四個變項觀察免試入學政策順服過程，而四個變項為循環過程，利害關係人價值觀不同，對政策工具偏好亦不同，雙方開始施加壓力，企圖使政策工具偏向自己的價值觀，免試入學政策在每年執行過後，官方將召集利害關係人討論免試入學計畫應該如何修改、執行有何缺失，為政策學習的主要手段。 　　第三，上述四個變項中，價值觀最重要，免試入學價值觀共分為兩種，分別為升學主義與適性學習，抱持升學主義的利害關係人較不支持免試入學政策，例如：明星高中、非明星高中、教師、明星高中家長；而抱持適性學習的利害關係人較支持免試入學政策，例如：官方、家長團體。

本論文因受限於順服觀念運用在研究方法上的限制、政策執行理論本身的發展、及筆 者能力，故採兩個方向來探討之：首先是從順服觀念在政策執行理論中的發展為著力 點，利用文獻研究方法，依序從傳統理論、行為主義時期、當代最主要政策執行理論 、開發中國家與我們自己國家對順服觀念的發展與運用。來探討順服觀念；其次是從 個案研究的方法，去了解順服觀念實際運用在研究中，所能擴大研究者對問題視野的 可能性是如何，而個案研究所採的對像是，交通警察對車輛在道路上違規駕駛取締為 例 全文一冊，共分5 章, 14 節,約7 萬餘言 第1 章: 緒論研究動機目的和範圍、名詞界定，研究限制 第2 章：政策執行理論中順服觀念的發展研究最後筆者認為順服觀念是隨著公共行政 學的發展而漸次被提出：從早期強調X 理論時期的Obedience Conformity和Docility 到強調Y 理論時期對compliance或Noncompliance 的提出: 從早期強調科學管理而著 重探討組織內上下階層單向關係到強調組織與外部標的團體雙向關係的行為主義時期 . 第3 章: 個案理論架構, 提出從順服角度分析的架構、問題與假設。並強調順服只為 影響政策執行的必要條件。 第4 章：個家研究結果，筆者根據分析架構從順服的角度來看政策執行者與標的群體 在面臨許多足以影響順服或順眼的相關變項時的行為與態度。並依此比較找出彼此間 的認知差異。 第5 章：結論根據全文做回顧與檢討。

本研究以Easton政治支持理論架構，探討不同人口背景與政治態度的政策利害關係人之政策順服影響因素，並就政策執行監測觀點，將順服變數，分從政策認知、政策環境、執行成效滿意度、利害關係人之行為配合度等面向加以剖析，再檢視不同個人對政策順服的差異與其政治信任感有無關連，以獲得理論上驗證。 廉政政策的執行評估或評價，廠商較一般民眾認知更為成熟，對「廉政倫理規範」相關事務的理解能力相對熟悉，故選擇以廠商（即本文政策利害關係人）為研究對象。依照首揭研究目的，假設「認知」與「環境壓力」兩個因素為影響個人對於廉政政策滿意度與行為傾向的主要因素，即個人對於廉政政策所持為正向認知，其所處政策環境會迫使自己遵守廉政政策規範，有助於廉政政策滿意度的提升與行為上的順服。反之，個人對於廉政政策所持為負向認知，且所處政策環境會促使自己規避廉政政策規範者，將使個人不滿意現行政策施行的效果，致滿意度降低與行為上的不順服。 研究結果發現，政策利害關係人的政黨認同對廉政政策順服有影響，其原因可能由於個人的背景不同，使得生活經驗就有所不同，所以形塑每個人的政策認知深度、支持態度、政策滿意度及行動參與意向等表現不同，因此使政策利害關係人在「廉政政策順服」量表的表現強弱也有所差異。此外，在政治信任感方面，與以往的研究結果對照，可以發現政治信任感也是呈現低度水準，並與性別、教育程度、業務類別、政黨認同、所得收入等變項顯著相關。若從廉政政策順服與政治信任感之關聯性探討，發現廉政政策順服與政治信任感呈顯著相關，其中廉政政策順服構面之「環境壓力」、「滿意度」、「行為傾向」等變項的相關程度較高。 最後，本文探求廉政政策執行及成效評估等有關廉政政策推動策略的建議，期能提供作為政策執行的重要參考。 關鍵字：政策利害關係人、政策順服、政策執行、政治信任感、廉政倫理規範 / Based on David Easton's framework of political-system support theory, this study discussed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policy compliance of policy stakeholder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and political attitude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policy monitoring , it analyzed the variables affecting compliance from the aspects of policy cognition, policy environment, satisfaction of implementation effectiveness, and cooperation degree of policy stakeholders. Furthermore, it examined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policy compliance and political trust of each individual in order to get the verification of theory. When it comes to the evaluation and appraisal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nticorruption policy, vendors are ,compared to the general public, more familiar to the affairs concerning Ethics Direction for Civil Servants. This study has selected vendors (i.e. the policy stakeholders)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ccording to the study goal, the "cognition" and the "environmental pressure" were assumed to be two main factors affecting individual satisfaction and behavioral orientation toward the anticorruption policy. When an individual holds a positive cognition toward the anticorruption policy, the policy environment will force the individual to comply with the policy. The satisfaction toward the policy and the behavioral compliance will be fostered. On the contrary, if an individual holds a negative cognition toward the policy, and the policy environment will discourage the individual to comply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anticorruption policy. The individual will not satisfy with the implementing results of the current policy. It will impede the satisfaction and lower the behavioral compliance.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party identification of the policy stakeholders would influence their compliance to the anticorruption policy. The reason might be that different backgrounds make different life experiences. This molds individual into different level of policy cognition, attitude of support, policy satisfaction and participation orientation, and in turn makes different representation on scale of compliance of the anticorruption policy. In addition, the political trust, when compared to previous studies, was found to be at a low level, and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gender, education level, job category, party identification and income level. When exploring from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nticorruption policy and the political trust, the study found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m. Among variables of anticorruption policy dimension, "environmental pressure," "degree of satisfaction" and "behavioral orientation" have high levels of correlation with political trust. Lastly, this study has explored suggestions to the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of strategies related to the promotion of anticorruption policy in hope to serve a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to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Key word：policy stakeholder, policy compliance, policy implementation, Political Trust, Ethics Direction for Civil Servants

電子化政府是現代政府知識經濟時代發展之趨勢。政府的服務能力可以藉由電腦、網路的使用而大大提升；然而，在我國各種朝向電子化政府的政策中，網路報稅堪稱為時間較長且涵蓋範圍較完整的計畫之ㄧ，自1997年開始試辦到現在已有九年，在這樣的長年實施之中，卻仍存近百萬的二維條碼申報系統使用家戶；在現階段的進程上是否只需多加過渡的步驟便可成功邁向稅務網路化的最終目標。本研究採質、量混合研究法。採行先問卷發放，探究民眾不願意跟隨政策而改變報稅工具的原因；再以質化訪談專家學者，交叉詰問提出標的團體在科技進步與政策變遷的過程中，是否能夠不被遺落在後，在政府帶領下提出解決之道。 綜合而言，無論是自量化或是質化的訪談之中發現，民眾不願意順服的因素不外乎政府使用錯誤的對策來因應政策問題；如對於民眾的慣性使用未加以重視民眾，以及當民眾已不信任政府之作為時，卻又強制性地施加壓力，引發民眾產生在適應上的困難；政府忽略了在二維的過程下可以提供的學習階梯以使民眾適應。民眾的不願意順服便展現於其對於政府的不信任與堅持其使用方式（二維條碼報稅）之上。正因如此，面對政府的作為無法解決問題，而自然形成在政府做為下不願意改變自我行為的失落標的團體，本研究即是指仍堅持使用二維條碼系統申報個人綜合所得稅者；其同樣必然會發生於現今各項電子化政府政策中。 正因為它的自然發生且面對正變遷中的政策，政府能做的便是建置基礎設施，讓網路報稅政策回歸自然的手來主導它，讓過渡與變遷的機制面對科技的進入，以民眾與政府的雙方面向加以權衡，政府僅是操槳的手，為出現失落標的團體的政策，提供快速演化至下一階段的輔助，增加其順服的條件，並加強誘因的提供上做出與市場相同的行銷動力。 政府保留二維條碼申報制度，不僅為不確定的網路虛擬時代提供具實體性的安全感，又可以是電子化的加速處理。當然這些都是在政策呈現變遷的過程中，所進行的取捨。當民眾要的不再是基於效率與服務的兼具時，報稅手段的思索就不再是一項重點。面對報稅政策的未來，為民眾的需求提供效率的服務應放在第一考量，接著是邁向科技的進程的基礎建設須建置完備，安全機制、人員在訊練等等，才是增進邁向全面網路實質申報的必需手段。 關鍵字：政策變遷、政策演化、政策順服、個人綜合所得稅、二維條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