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H:CKS(1966) 在其所著“工資理論、一書中，曾以理論模型分析，而認為勞資雙 方可以避免罷工的手段而達到和罷工后相同的結果。證諸事實，罷工卻仍時有所聞， 對于此理論上的矛盾，究其原因，概略可分為三 （１）不充份訊息下，造成勞資雙方認知上的差距。 （２）工會以罷工為武器，來強化其談判地位并使罷工成為最后依歸。 （３）罷工可以使得工會內部團結一致對外。 本文擬以不充份訊息所造成勞資雙方認知上的差距，來探討罷工后生的原因及罷工期 間勞資的僵持固可能在漫長的談判過程中相互讓步而達成協議，亦可能無法達成任何 結果。架構上引用Sobel & Takahashi(1983) 所提出的多回合談判模型來分析由工會 提出工資議價而資方表示「接愛」或「拒絕」的談判模式。當資方拒絕時，工會采集 體罷工方式來抗爭，并于其間再行提出工資議價，持續至資方接受，雙方合意訂定工 資契約為止。整個談判遂依“資方一拒絕，工會就罷工”的方式進行，直到資方表示 接受為止。此一不充分訊息下的談判模型是以「完全性貝氏均衡」(Perfect Bayesi- an eguil:br:um) 的概念對均喳策略做一分析，工會利用「付價傳訊機能」(S:gna ll:ng)(Spence 1979) 來修正對資方認知上的差距，因此隨罷工時間的經過，雙方遂 漸形成共識而達成協議。 本文提出幾項論點，期能對罷工的發生和罷工期間雙方的僵持作出更合理的解釋并契 合事實。

解嚴前，中韓兩國在經濟發展第一優先政策之下，都曾限制勞工權益與勞工運動。但自解嚴以來，由於中韓兩國均面對經濟利益不公平分配、勞工意識與教育的提高，以及民主政治意識型態的發展等課題，勞工運動顯現蓬勃發展的趨勢，而勞資爭議事件層出不窮，最後導致罷工發生的重大爭議事件為數不少，引起各界極為關切勞工問題。 　　本論文的基本內容是，分別回顧中韓兩國工會運動史，探討在重大政冶事件的衝擊和經濟結構的變遷下，中韓勞資關係如何轉變；其間工會與勞工如何成長；各時期的罷工行為有何不同；以及政府制定的勞資爭議處理制度如何影響勞工運動。最後，並比較分析兩國的罷工行為。 　　在討論中韓兩國罷工行為時，本文也對兩國人民性格間的相互關係、政經合併程度有所描述，因它們相當程度地影響著罷工運動的型態。韓國人的性格較急，做事「速戰速決」，因此，韓國人的罷工行為也較激烈，會造成「先罷工後協商」的意識型態。同時，兩國政府為了國家經濟發展；在執政者的勢力與財團勢力作不正當緊密結合，形成不公義的政治環境，使社會資源的生產與分配呈不公平的現象。故自解嚴後，雙方間的戰火激烈，以迄於今。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辦認出支配兩國經濟、政冶、社會的邏輯，勞工與工會組織的意識型態、人民意識、雇主意識型態的不同，以及中韓兩國國情及法合的不同。因此，本文就以中小企業為主的中華民國之罷工行為與談判制度，與韓國以大企業環境為主的罷工行為與談判制度進行比較；同時建立兩國罷工模式、行為模型，並以個案對照印證所提出的罷工模式。

大陸自改革開放30年來，經濟成長突飛猛進，每年GDP成長率幾乎獨步全球，近年來更將從全球的世界工廠轉為世界市場，但2010年台商鴻海集團旗下大陸子公司富士康國際發生多起員工跳樓自殺事件，之後又發生後續一連串勞工抗議薪資過低，要求比照富士康企業加薪，以維護勞動權益的罷工事件。本研究認為中國大陸與勞工相關的勞動制度、分配制度、戶籍制度與政治制度，制度間的扞格衝突形成了替富士康工作的農民工自殺的背景因素。由於先天上缺乏自由組織工會與罷工的權利，僅有個人力量的勞動者無足夠的權利與保障以對抗資方的剝削，工人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將勞資爭議或衝突外部化，尋求體制外力量的幫助，加上種種貧富不均、戶籍制度上等社會不公，導致逐漸加劇的勞工維權運動。 從富士康事件可以看出，黨國基於己身鞏固政權的目的，維持對社會既有的控制力，不僅剝奪全體勞工的集體權利，也間接剝奪了勞工向資本家主張工資福利的個人權利。黨國對於勞資雙方不平衡的狀態，不願從根本上改革勞動制度，給予勞工自由結社、罷工等權利，而以提高法定最低工資及繼續加強勞工法律上個人權益等政治或法律的手段來影響勞資關係。國家不只是對企業主軟硬兼施，對工人一樣採取胡蘿蔔加鞭子的兩手策略，為了使工人能在國家劃定的範圍內維權，國家一方面加強實施有關勞工個人利益的政策，協助工人向資方爭取利益，另一方面對於超出劃定的範圍又影響國家統治權的活動，則以各種國家機器的控治手段壓制勞工的維權運動。 / Since the reformation and opening-up 30 years ago, the economics of China has been improving rapidly. The annual GDP growth rate has had almost no equal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recent years, the role of China has transformed from the world’s factory to the world’s market. However, in 2010, several employees of the subsidiary of the Foxconn Technology Group in China had committed suicide by jumping off buildings. After those suicides, there had been a series of protests and strikes by labors regarding low wages, requesting for raises following the example of the Foxconn Technology Group. This study believes that the reasons behind the suicides of the farmers working for Foxconn were caused by the conflicts among the labor system,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the political system. Due to the lack of the right to form trade unions freely and the right to strike, labors with only individual strengths had no sufficient protections or rights to fight against being exploited by the management. Labors could only externalize the labor-management controversies and conflicts over and over again, looking for help from outside the system. Plus there was the social unfairness such as the disparity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and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unfairness, finally leading to the Appealing Movement of Labor Rights. It can be seen from the Foxconn event that, for the purposes of consolidating its own political power and maintaining existing control over the society, the party-state exploited not only all labors’ group rights, but also their individual rights of standing for their wages and welfare in front of capitalists. The party-state wasn’t willing to reform the labor system from the fundamentals to improve the unbalanced state between the labor and the management by offering labors the freedom of association and the right to strike. Instead, it tried to influence the labor-management relationship via political or legal means such as increasing the legal minimum wage and continuously improving labors’ individual legal rights and interests. The nation not only adopted both hard and soft tactics against proprietors, it also applied the two-hand strategy with labors.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labors would appeal within the pre-set limits, the nation on the one hand improv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 regarding labors’ individual interests to help labors fight the management for their interests, on the other hand applied various controlling measures of state apparatus to suppress labors’ appealing movement for activities which went beyond the pre-defined scope and would influence the nation’s sovereign power.

檢視台灣的勞工集體行動，一九八七年的自主工會工潮，以及從一九八八年初的年終獎金工潮延續至八九年的勞工運動，是台灣勞工集體行動的兩波高峰期。之後，在政府的強力介入與壓制之下，勞工意識薄弱，以及各項福利措施的制定與施行，導致工運動員議題貧乏等因素的交互影響下，台灣勞工集體行動也漸趨和緩。 　　然而，自一九八八年二月十四日桃園客運產業工會發起怠工罷駛開始，台灣客運業卻揭開了「不斷罷工」的歷史。其中，除了一九九二年六月的基隆客運產業工會，以及同年八月的宜蘭客運產業工會，是少數取得、符合法定罷工的主體與程序外，多數的客運業勞工是透過「非法罷駛」的變相方式，達到實質罷工的目的。為什麼客運駕駛員甘冒可能遭到雇主「依法」解僱的風險？又是什麼原因導致客運業的勞資衝突會以一再的、廣泛的形式出現？ 　　有論者認為，客運業的勞資衝突抗爭事件，基本上都導因於不合理的薪資結構和不人性的管理制度，或是客運業整體勞動條件的問題。的確，就訪談結果得知，超時駕駛乃是長途客運業的常態，而相對高的薪資報酬則是吸引駕駛員服從這套遊戲規則的主要原因。 　　不過，在生理因素限制及社會生活的心理需求之下，經濟誘因仍有其限度。分析長途客運駕駛員的勞動過程，駕駛行為的特殊勞動方式與「低底薪、高獎金」薪資結構，衍生出數項「去勞動化」的機制，包括了：「工作的本能」、「排班的雙重彈性」、「想像的自由」以及「虛妄的權力對抗」。這些彼此交織混雜的機制有利於形成、再製與強化高薪資的共識效果。 　　弔詭的是，客運業特殊的薪資結構與計算方式及勞動過程，不僅衍生了「去勞動化」的機制，也成為客運駕駛員發動「不斷罷工」的主要動能。駕駛員認為自己「到哪裡都可以開車」的背後，除了「駕駛執照」作為支撐之外，關鍵點在於客運業普遍缺乏內部勞動市場以及講求個人化的「計件」薪資計算方式，這使得駕駛員轉換雇主實毋須擔負「年資」的損失；同時，「執照」作為排除其他人進入駕駛勞動市場的門檻，也提供了相對應的高薪資，這使得駕駛員「到哪裡都『只』能開車」。也就說，賦予駕駛員罷工動能的，恰恰是與駕駛員對立、造成駕駛員「痛苦」根源的「薪資結構」——異議正是共識產製的空間。

「團體」與人類政治生活的關係淵源菲淺。也因此，團體理論在政治學領域中素來備 受青睞。傳統團體理論者咸認為，一旦人們具有共同的利益就必定會組成利益團體， 以增益、維持或保障其利益。然則，另有學者由理性自利的觀點著眼，指出共同利益 固然重要，唯單憑人人均可坐享的共同利益，尚不足以促使人們加入利益團體，除非 另有個別利益的誘因。而由於組作大團體所需提供的個別利益其作本甚距，斷非任何 理性自利之個人所願擔負，是以許多大型利益團體即因乏人肯於付諸行動，致難以形 成。然對此，亦有學者引據企業家之論點，強調事實上有些人因經驗，洞察力過人， 故而願意率先投注大量個別利益，以吸引人們加入利益。以是觀之，企業家才是促使 利益團體形成之關鍵。 本研究之目的即以苗栗客運工會，民國七十七年八月間「集體罷駛行動」為案例，來 剖析促使彼等事件形成之關鍵，究係共同利益、個別利益抑或企業家。所援引之理論 及研究指標大致以DAVID B. TRUMAN 的THE GOVERNMENTAL PROCESS（１９５８），M. OLSON 的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１９７４）與THE RISE AND DECLINE O F NATIONS（１９８２） ，以及ROBERT H.SALISBURY的AN EXCHANGE THEORY OF INTE REST GROUP（１９６９）與INTEREST GROUP（１９７５）等文獻為主。並首先以問卷 調查與統計方法，針對由各家理論所歸結出之共同利益、物質性利益、一致性利益、 表示性利益、騷動、互動行為與企業家等因素，逐一進行皮爾遜相關驗證，並輔之以 對數線性模型與複迴歸模型，以期假此探求影響該案例形成之關鍵因素。復以呈現正 相關之一致性利益、表示性利益與企業家等因素為標的，進行訪談。發現企業家結合 工會外部資源，間接提供一致性與表示性等個別利益予工會會員，係苗栗客運工會「 集體罷駛行動」得以形成之關鍵。

台灣勞工意識從殖民時期萌芽，始終受到戰時或戒嚴體制打壓，一直到1987年解嚴、1988年勞資爭議處理法大幅修法以後，勞動爭議處理才進入法制化時代，但旋即在完全按表操課的1992年基客案中破滅，基客案不僅是最佳試金石、也是最大犧牲品，本文因此選擇以基客案為重心，說明勞動爭議處理規範的概念與定義、基客案過程及相關法理探討、日德美等外國立法例、我國勞動三法關於勞動爭議之現況及修正草案。 　壹　研究發現 　從基客案探討現行制定法上的漏洞： 　１罷工時期：工會法第37條，在勞資爭議期間，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以工人參加勞資爭議為由理由解僱之。勞資爭議處理法第7、8條，調解、仲裁期間，勞資不得有不利對方之行為。 　２仲裁時期：仲委籌組不易、權限不足、強執有待商榷。 　３自救開車時期：罷工行為與爭議手段引發司法問題。 　４纏訟時期：無論是損害賠償案、工資給付案，時間才是勞工殺手。　 　貳、研究心得 　現行殘破之法制，須透過修法及實踐，漸次架構出符合我國國情的勞動爭議處理規範。 　參、展望 　勞動三法修法在即，基客案在罷工及交付仲裁時期所生之問題，可望獲得改善： 　一、罷工時期：爭議期間不利之待遇，規定雇主不得因勞工參加勞資爭議而解僱、降職、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工會法草案第33條） 　二、仲裁時期：權利事項可為仲裁標的（勞資爭議處理法草案第5條）。調解或仲裁之強制執行事項，以當事人一方負私法上給付之義務，而不履行其義務時，他方才可得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勞資爭議處理法草案第53條）。 　此外，新訂不當勞動行為制度及裁決程序（勞資爭議處理法草案第36條以下） 　憲改方案朝野對於勞動三權入憲一案有共識，屆時，勞動爭議處理規範之檢討及運用，將可望從更高位階的角度審視。 　肆、建議： 　一、勞動三權入憲。 　二、成立常設性的勞動爭議處理委員會。 　三、設立專責勞工法庭。 　四、修正草案之建議：1.檢討勞動爭議調解先行規定，鼓勵協約仲裁。2.全程保護。3.放寬保護原因限制。4.強化違反規定的法律效果。5.調解、仲裁、裁決委員應有更嚴謹的專業考量。

為協助經營不善金融機構(簡稱問題金融機構)順利退出市場，預防金融機構連鎖危機，以穩定金融秩序，改善金融體質，我國政府於2001年7月9日公布通過制定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並依該法設置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 透過重建基金之運作，主管機關可於一定時間對存款人提供全額保障，並由重建基金彌補問題機構資產負債之缺口後，由健全金融機構承接其資產負債暨營業，使問題機構在金融服務不中斷下，得以順利退出市場，健全我國金融體系。至2011年底屆期止，經此機制共使56家經營不善金融機構成功與順利退出市場，將可能產生系統性風險之金融風暴消弭於無形。 處理過程中之員工安置議題，無庸置疑，勢必為可否順利完成問題金融機構退場的關鍵。本論文主要論述在重建基金架構下，所處理之問題金融機構標售過程中，有關員工權益保障課題，就員工安置規劃過程中所可能產生與相應之議題，就法律與實務之觀點分別予以討論分析，並就法規不足或待澄清之處，提出觀察與建議，期望對於相關法律體系之完整建構或未來企業併購實務能有所助益。 經過分析探究，本論文認為，在現行法律規範下，針對問題金融機構之標售，有關員工權益保障議題，企業併購法第16條及第17條或勞動基準法第20條經解釋或修法應有適用餘地；並考量問題金融機構標售處理之特殊性，可特別另立專法予以完整規範，以求兼顧社會公平正義與員工權益。而企業併購適用「買賣不破勞動契約」之原則亦應可為未來立法努力方向。

所謂「罷工」，是指「多數勞工有計畫性的不履行其勞務」而言。至於「糾察線」，一般而言是指工會在進行罷工時，為了鼓勵其他受僱人支持該工會之行動，而由工會成員或參與「罷工」者，手持標語而在雇主之工作場所入口處所進行的說服行為。然而，一個可以想像、同時也是過去時常發生的問題─雇主可不可以直接請求國家主動介入，甚至進一步排除勞方所發動的各項爭議手段？若自警察權限行使的角度出發，目前學理上所存在的幾個重要的警察任務，除了傳統的「危害防止」之外，新興的「危害預防」以及備受爭議的「私權保護」，似乎都可以是警察介入勞資爭議事件的理由。除了前述思考外，若就勞資爭議事件的外觀觀之，由於爭議行為是屬於勞工集體性權利行使後的結果，因此在此一集體性外觀之下，以規範特定多數人集體意志行動的「集會遊行法」似乎就存有介入的空間。然而，若我們認為勞工的集體性權利在憲法上有其獨特的地位，而應受到特別的保障，但卻又允許充滿諸多不合理規範的「集會遊行法」恣意介入，這是否已經形成了「憲法上允許、但實定法上不允許」的矛盾結果？因此，在特定法領域內進行思考時，應同時考慮罷工背後所代表的獨特社會意義，並試著融入此一理念，不宜以該領域內的原理原理原普遍性的適用於罷工事件，而導致罷工遭到實質上架空的結果。在此一思考下，在具體的勞資爭議事件中，除了考量警察的核心任務要件外，勞動法領域內重要的原理原則，例如「團體協約自治」、「國家中立原則」、「爭議對等原則」等，也是重要的判斷因素。 首先，若我們面對的是「罷工」時，若就「危害防止」任務的角度，雖然勞工在調解不成立、且經過罷工投票程序正式取得罷工權後，將會形成外觀上可具體辨認的「危害」，但「罷工」本質上為單純的民事上債務不履行，不會對警察所欲保護的「公共安全」法益形成侵害，因此警察不得以「危害防止」為由介入；其次，若是「私權保護」任務，「罷工」雖屬純粹的私權爭執，因而落入警察之「私權保護」任務之範疇，但「罷工」所形成的危害不具有不可回復性，且因勞工主管機關在勞資爭議事件中的頻繁介入，實際上也不能滿足「輔助性」的要求，因此縱經雇主請求，警察亦不能以「私權保護」為由介入；其三，依據警察的「危害預防」任務，若罷工中的勞工若具有集會遊行的外觀時，警察可以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9條針對在場的勞工進行資料蒐集，但其權限行使範圍不包括「不具集會遊行外觀的罷工活動」，例如工會幹部於罷工前私下進行的聯繫與討論等；其四，若有存在集會遊行外觀的罷工行動時，以罷工為目的的集會遊行雖不能與「罷工」本身畫上等號，但此類集會遊行的核心精神仍是在於強化罷工本身的效果，因此基於憲法上對於集體性同盟自由的最大保障，應認為此類集會遊行應不受集會遊行法所規範，因此警察不得以集會遊行法為由強行介入；退步言之，縱然是採取「以罷工為目的的集會遊行」應受集會遊行法所規範的見解，仍應認為該集會遊行屬於集會遊行法第8條第1項第1款之「依法令規定舉行」之例外，因此毋庸事前申請。但我們在以警察法的角度思考之餘，仍應進一步考量「爭議對等原則」及「國家中立原則」的立場，因此前述自警察法角度得出的結論應再進一步修正，亦即不應允許警察以「危害預防」任務以及「集會遊行法」為由，過度干預勞工的爭議權行使。 而警察若面對的是「糾察線」時，又應如何處理？首先，就「危害防止」任務而言，仍可以集體勞動法領域的「和平勸服說」作為警察的職權發動判斷依據；其次，在「私權保護」任務的部分，若糾察線的設置導致激烈的衝突，而使行為人因而該當特定刑法構成要件時，因已經經過刑法所保護的特定法益並非「未經刑罰或公法化」之私權，不能滿足「私權保護」任務之前提，因此警察當然不能以此為由加以介入；其三，在「危害預防」任務的部分，警察可以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9條針對糾察線設置現場的勞工進行資料蒐集；其四，在「集會遊行法」的部分，本文採取與罷工相同的看法，亦即一個以罷工為目的的集會遊行，由於其核心精神仍是在於勞動條件的談判，基於憲法上對於集體性同盟自由的最大保障，應認為此類集會遊行應不受集會遊行法所規範，因此警察不得以集會遊行法為由強行介入。而糾察線屬於附隨於罷工的重要爭議行為，其既為同盟自由所保障的集體勞動行為之一，亦應為相同解釋，因此就此一問題應採取否定的看法。至於「爭議對等原則」及「國家中立原則」的部分，若考量個別糾察線的設置若因違反刑法而遭到警察介入時，不必然會影響其他正在進行的爭議行為，換言之，個別糾察線設置的排除不必然會導致勞方的整體抗爭力量被過度削弱，因此仍應允許警察在滿足「危害防止」及「危害預防」任務要件的同時，主動發動其職權，例如以強制力排除侵害以及事先進行資料蒐集等。

韓國公共電視之一的MBC，因新聞報導立場不公、社長金在哲利用人事權力不當解雇批判執政黨的製作人與記者，造成MBC喪失公正放送的意義，員工為捍衛公共電視的價值，在工會的帶領下，於2012年1月底展開長達170天的罷工。為了解這場罷工的前因後果，以及對台韓媒體工會運動帶來的意義，本研究透過深度訪談與次級資料分析，檢視2012年MBC罷工的事前、事中與事後經過。 　　研究發現，導致MBC工會發起罷工的事前原因，來自於MBC政治朋黨化下親執政黨立場的管理階層，與李明博政府欲將MBC私有化而影響MBC節目內容走向的舉動，破壞了MBC身為公共電視應保有的「公正放送」價值。而罷工當時，MBC工會成員的高度參與，社會大眾與其他媒體工會的聲援，促使這場罷工得以延續長達170天。可惜的是，罷工結束後，MBC不僅無力保障公正放送，阻止MBC的政治朋黨化與私有化，更造成勞資間原有的團體協約中斷；MBC工會認為，短期之內可藉由社長選任制度的改革著手，而長期則要仰賴執政者對公共電視獨立地位的認可，才有希望達到公正放送的目標。 　　另外，這場為捍衛「公正放送」而展開的罷工行動，也可發現除了薪資與福利之外，媒體工作者的「專業價值」也是工會在意的勞動條件；這就是本研究在分析2012年MBC罷工後，所觀察到工會在「民主性功能」的展現。同時，民主性功能也是未來台灣學術研究上，可以用以分析媒體工會的另一觀點。 / As one of the public TV networks in Korea, MBC has lost the impartiality of broadcasting for its biased news reports and the unfair dismissal by the MBC’s president, Kim Jae-Chul, of producers and journalists who criticized the government. For protecting the value as a public TV, MBC employees ,led by the MBC union, started a 170-day strike in January, 2012.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this strike,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media union movement both in Taiwan and Korea, this study will examine the causes, the processes and the effects of the strike by using in-depth interview and secondary data analysi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data, the causes of the strike were due to political factions of MBC’s executive management and the ruling party, and the privatization of the MBC by Lee Myeong-Bak Administration; those two causes destroyed the impartiality of broadcasting, which was the central value that the public TV was supposed to protect. The strike had continued for 170 days with a high degree of participation from the MBC union and the supports from other media unions and the citizens. Unfortunately, after the strike, MBC was still neither able to protect the impartiality of broadcasting nor to maintain the organizational contract between the union and the management. Talking about the protecting of the impartiality of broadcasting, the MBC union considered that it could be a short-term target to reform the election system of president in MBC, but in the long-term, it needs the ruler to take the public TV as an independent media. Besides, through the strike which was started by protecting “the impartiality of broadcasting”, we can find out that not only the wage and welfare, but the professional values of media workers is the working condition that a union will be concerned about. And it’s so-called “the function of democracy” of the union which is a research finding by analyzing the MBC strike in 2012. Furthermore, the academic circle in Taiwan can also take the function of democracy as another viewpoint to analyze the media un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