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論文的發想，主要來自三個原因，首先與研究者在政大新聞所學習、觀察到的經驗相關，開始對記者一職產生興趣，第二個動機是因應2008年9月時由美國雷曼兄弟公司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這場連動效應對美國與台灣報業所帶來的經濟衝擊，讓研究者開始思考報社記者如何面對職場上的挑戰。 最後，知識經濟（knowledge-base economy）下的個人必頇瞭解自己工作的內容以及生涯規劃，而非被動的依循著景氣循環而震盪，當面臨各種組織管理、環境變化帶來的嚴峻挑戰，對新聞工作者而言，若能發展出一套具差異化的個人知識管理模型（personal knowledge management model），勢必能保持在最佳競爭狀態，以適應目前宛如夕陽產業的報業環境。 因此，透過深度訪談及演講資料的蒐集，筆者首先提出四個個人知識管理的關鍵元素：「資訊處理能力」、「社交能力」、「個人認知能力」、以及「專業財經知識」，在結合記者工作流程後，整合出度訪談後的報社財經記者個人知識管理模型。 在第五章，筆者也提出另一個報社財經記者個人知識管理模型，這個模型的與前一個模型最大的差異在於筆者認為「個人認知能力」是最重要的一環，認清自己的定位，理解從事記者一職的意義在哪裡，否則，如果連自己都不清楚為什麼要選擇這門職業，那麼其實談再多的知識管理技巧、知識管理內涵，都是多此一舉。 此外，模型中所有關鍵因素都會互相影響，除了環境的因素會影響到個人之外，其實個人也可能（集結貣來並且也有能力）去對環境產生改變，尌像電影「蝴蝶效應」一樣，一個小小的改變，都有可能對報社、傳播環境漸漸地產生影響。

2005年爆發台灣首宗財經記者勾結金管會高層的股市禿鷹案，記者涉嫌非法以職務之便報導股市消息，從中牟利千萬元，不但震撼記者圈，也讓媒體機構驚覺從此必須要加以記者規範利益迴避；隔年又發生財經記者涉嫌勒索台灣首富事件，突顯專職報導上市櫃企業動態與企業主的財經記者，所面臨的利益衝突問題。 本研究深度訪談14名不同媒體與年資的記者，發現記者的利益衝突可區分為餽贈、兼職、買賣股票、轉職壓力、及媒體機構與大股東的商業與政治利益等五種。不同的利益衝突帶來不同對新聞報導的影響，但普遍而言，利益衝突影響新聞方向的程度，依序為媒體利益（包含置入性行銷）、買賣股票、轉職壓力、餽贈、兼職。 研究發現，台灣的新聞採訪「送禮」的陋習由來已久，利益衝突是財經記者在實務上不能避免的問題，恪遵利益迴避原則可能影響記者的新聞表現。本研究也發現，媒體機構訂定具體明確的規範，記者越不能刻意利用職務去謀取私利。 訪談發現，「企業出錢、記者請假、媒體刊登」成為企業招待記者出訪，以圖撰寫報導的固定模式；不少受訪者被迫以記者之名撰寫置入行銷稿，而感到無奈與憤怒。記者待遇不佳、成為貪圖業外收益的主因。 證交法2005年修法之後，把記者納入內線交易的規範範圍，最重可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重罪，一半以上受訪者仍然不清楚其採訪工作可能帶來觸法的風險，勾勒出台灣財經記者缺乏法制觀念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