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媒的「社會責任」一辭，彰顯對於其社會功能之發揮，以及公共利益之促進，有所想像與期待，並普遍展現於各種論述中。作為一種「理論」，源於二十世紀中期的美國，由傳媒大亨Henry Luce推動成立「新聞自由委員會」，批判商營傳媒競逐利潤之扭曲表現，並提出報告強調「自由伴隨責任而生」；不過，在大戰背景下的政府擴權，引發傳媒集團憂心，拋出「商營維持獨立」以維護新聞自由的呼籲；又基於第四權理論，更確立「如果不要政府介入，傳媒必須自律」邏輯。 社會責任論影響深遠，分析2009年台灣三大傳媒事件論述，傳媒對於所謂社會責任之認知與詮釋，與五十年前的美國樣貌趨同：政府行動是「管制」，商營（回歸市場）才享有新聞自由，第四權方能發揮。印證社會責任論未對症下藥，企圖將道德良知制度化，輔助機制有限下，成效不彰，而社會責任論的工具性使用，無法解決其本身也意識到的傳媒「經濟基礎」問題—產權與財源。就前者而言，除政府控制與市場化，尚有「公共產權」一途；後者來說，調整或重分配傳媒財源結構，營造良善生產環境。在此，公共政策能夠扮演重要角色，國家不一定只是新聞自由的天然敵人，除了「管制」也得以「規劃」傳媒作為一集體資源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