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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傳播媒體交流之研究

楊以銘 Unknown Date (has links)
傳播媒體一向被視為大眾感官的延伸,也被視為大眾與社會之間的橋樑角色,就是意味著傳播媒體應只是傳播資訊,而不做主觀的介入。新聞傳播旨在反應社會動態,使大眾得以認知其所生存的環境,故需保持客觀。而新聞傳播媒體如僅強調傳播新聞,而不顧新聞價值對閱聽大眾的感染影響,會使得新聞傳播成為惡質傳播,而導至社會品質的墮落和惡化;傳播媒體會受制於用以展現客觀事實的資源,例如篇幅、傳播技術、播出時段與傳播工作者的素質。兩岸傳播媒體只是社會系統中的一個次系統,常會受制於其他更強勢的次系統,例如政治、經濟與社會體制,本文所指兩岸傳播媒體交流係指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政治實體的傳播媒體交流往來互動的狀況。 台灣政府為推展兩岸傳播媒體交流,自1989年起採取一系列開放媒體採訪之措施 來彰顯新聞自由,並作種種努力,希望藉由傳播媒體交流來加強兩岸人民的認識與了解。本研究試圖以文獻分析法了解兩岸傳播媒體交流的過去、現在,進而描述、預測未來的願景,並藉以達到(一)將兩岸傳播媒體交流之重大事件依發生時序進行文獻之閱讀與分析,以了解事件發生之背景、過程與後續發展。(二)對兩岸政府決策之層級、機制與內容進行分析、比較,分別從政策面與制度面研究雙方對於傳播媒體交流事件之決策機制運作模式。(三)對兩岸傳播媒體交流所產生之正、負影響進行評估,以探討對於國家安全之影響。等三項研究目的。 中共「國務院」在1989年9月頒布「關於台灣記者來大陸採訪的管理辦法」對台灣記者到大陸採訪的申請、管理、接待等事項,規定得極為詳細。從這份對兩岸傳播媒體交流的法規限制,即可看出中共方面對台灣記者在大陸的採訪視為一項極富政治色彩的工作,而台灣政府在兩岸傳播媒體交流的管理方向就顯得較為寬鬆,行政院新聞局及大陸工作會報所訂定的管理辦法,是以規範台灣新聞從業人員前往大陸之採訪為主,注意事先的申請、報備。對於大陸新聞從業人員的來訪,則較偏重技術性、實質性的問題。 兩岸傳播媒體交流的過程中,因政治理念與意識形態落差太大,故相互指責對方阻撓的時間和精力,遠大於去突破和充分利用已經可以交流的管道和機會來發揮其最大的交流功能,因此多次、大量、不斷的申請就是打通管道的最好方法,如果不能來就多去,如果不能來也不能去就到第三地交流。總之以現階段而言,交流本身就是目的,兩岸的文化人士不應該放棄任何交流的機會,如此才能使傳播媒體交流中「政治因素」的干擾降到最低,然而不可否認雙方的媒體都無法跳脫內在與外在政治面的影響,但更値得強調的是,在政治的影響下,兩岸的媒體卻都經營出一塊「非政治的空間」。不過,大陸媒體所謂的「非政治空間」,其實政治上的作用還是占極重要的部分。而就台灣媒體而言,新聞工作者的文字則呈現多樣化的面貌,不論媒體立場如何,多數的論點都希望台海兩岸能維持一個安全理性與和諧的關係。 全球區域整合與競爭已是世界潮流,拋開政治議題不談,兩岸經濟、社會發展的整合,已成大勢所趨。本文從整合作為研究途徑,發現兩岸傳播媒體交流,亦在兩岸經濟社會的整合發展下,尤其是經由兩岸人民及第三部門的推動下,正在快速密切交流,某些事務還走在兩岸主管機關之前。從純傳播媒體交流角度來看,實屬審慎樂觀的好現象,但從統獨議題或國家安全角度觀之,兩岸政府從中所做的規範,卻相對制約兩岸傳播媒體的交流,對海峽兩岸民眾互動了解,彼此觀摩學習均有負面的影響,如何適時扭轉政治氣氛,持續順利推展傳播媒體交流活動,正考驗著兩岸主管機關及決策高層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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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丁時期俄羅斯大眾傳播媒體與政權關係之研究 /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ss Media and Regime under Putin

趙瑋, Chao, Wei Unknown Date (has links)
在民主政治中,所謂「第四權」的大眾傳播媒體,具有監督國家的功能。大眾傳播媒體的自由與獨立的程度,乃是民主化的重要指標之一。本論文旨在探究普丁時期,俄羅斯大眾傳媒體與政權的關係。 俄羅斯大眾傳播媒體的功能與運作模式,隨著蘇聯解體與民主轉型,有著重大的改變。然而,普丁政權藉由「愛國主義」和「管理式民主」,對俄國傳媒進行控制,從新聞自由的角度來看,此舉造成了俄國民主的倒退。 普丁藉由國家控股公司、大眾傳播媒體法,以及限制國外媒體等手段,達成媒體國家化的目標。雖然電視深受俄國人民喜好與信賴,但是多屬國營電視台。作者分析了政治對大眾傳播媒體的影響,尤其是電視台在處理俄國總統大選及對於反恐怖行動的新聞及議題設定上,均可看出克里姆林宮高層所操作的痕跡。 / The mass media, the so-called fourth estate, have a function of oversight over the state in democratic politics. The extent of the mass media’s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riteria of democratization. The thesis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mass media and regime in Putin’s Russia. The functions and operational mode of Russian mass media have changed significantly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during democratic transition. However, the mass media have been under regime’s control through “patriotism” and “managed democracy” in the Putin era, and that has caused Russia’s democratic setbac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ess freedom. The Putin regime used state holding companies, laws on the mass media, and limitations on foreign media to achieve the goal of nationalizing the mass media. Television is popular and trusted by Russian people, but most of Russia’s TV stations are under state control.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political effects of the Kremlin-controlled mass media, especially the impact of television broadcast o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and anti-terrorism campa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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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公共關係部門之研究─以刑事警察局公關室與媒體關係為個案研究

梁哲賓 Unknown Date (has links)
公共關係的推展,是近年來流行趨勢。無論政府或企業團體,在進行本身施政作為或推動工作效能之餘,也要注重對內部的溝通,以及對外相關單位的交流。就對外部分,以政府機關而言,主要面對民眾和媒體;以企業團體來說,主要方向是產品或勞務能取得消費者認同,以及企業形象的建立。 因此,為了要提高自身能見度,積極建立正面形象,同時避免不良的事件造成負面影響,公共關係的推展成為各單位的重要工作。而媒體關係是所有機構,尤其是政府單位所要致力經營的工作,因為政府施政計劃和運作,本來就是媒體報導的新聞素材,也是人民所關心的議題。傳播媒介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扮演的是營造者、反映者的角色,政府應建立一個良好的溝通管道,透過媒體向民眾解釋政策,建立彼此的共識和互信,以達互利的效果。 近年中央政府人事精實案,警力將縮減。除了編制和員額精簡外,警政署亦著重人力素質的提昇。刑事警察局自身訓練和偵防器材精進各方面要求固然重視,對外的公共關係,尤其是媒體關係也要持續努力。刑事警察局公共關係室是刑事警察新聞發佈的最高機構。現有的運作模式似已將警政的新聞工作導入具體化、規格化的軌導,因此本研究即針對刑事警察局公共關係室的運作及其媒體關係的各項作法,進行初探性研究,試圖了解刑事警察局這個性質迥異於其他政府機構,更不同於民間企業的單位,其發言人制度特別之處,以利後續研究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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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傳播媒體自由化之分析:以1996年俄羅斯總統選舉為例

蔡冰冰, Tsai,Ping-ping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本論文是以1996年俄羅斯總統選舉為分析主體,並從葉爾欽政府現狀、媒體經營者的利益、媒體本身的作為和俄羅斯選民的態度等四個面向來探討俄羅斯媒體自由化的轉變。按此,本論文共分成五章,第一章為緒論,說明研究動機、研究方法同時整理分析相關文獻。1996年總統選舉是俄羅斯媒體參與最深的一次選舉活動,媒體大亨為了保障自身利益,紛紛透過傳播媒體製造輿論,協助葉爾欽步上連任之路。由於,此時的俄羅斯選民,同時被民主制度的自由和共產主義的穩定所吸引。因此,媒體傾力幫助葉爾欽重新灌輸民眾--這次的總統選舉不是在選候選人,而是在選擇兩個根本不同的體系和生活型態。第二章首先對蘇聯時期和俄羅斯聯邦的媒體生態作一概論性介紹,並且深入探討媒體自由化、市場化和集團化對整個媒體產業和俄羅斯民眾的影響。第三章開始介紹1996年總統選舉各個候選人的背景、民調支持率和選舉結果。第四章則針對俄羅斯聯邦法律有關媒體在選舉活動中的規範,以及各個總統候選人與電視媒體的合作關係,分析媒體影響選舉過程和結果的操作手法。第五章為結論,透過1996年的總統選舉個案與媒體運作模式的分析,揭示俄羅斯媒體自公開性之後的媒體自由化現象。透過選舉的合法過程和媒體的幫助,導致俄羅斯政治家和金融寡頭們更加忽視人民的利益和態度,相信選舉結果關鍵不在於民衆的態度,而在於誰的資金雄厚,誰對媒體控制得更緊。電視螢幕沒有呈現人民的需要與聲音,公民意見無法體現,反倒成為政治人物與媒體寡頭意見集中體現與爭執的地方。這些紛爭導致政府績效不佳,社會問題加劇,媒體自由化程度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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