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為亞洲最大的回教國家，與我國回民人口最多的新疆省為鄰。自滿清入關以，我國西北的陝西和甘肅兩省曾屢次發生回民變亂事件，新疆回民聞變亦曾起兵反抗清廷，整個西北邊疆動亂不已。太平天國之亂平定以後，清廷始命左宗棠率軍敉平回亂，然而新疆回民盤據天山以南地區與兵作亂，且與英俄勾結，儼然一獨立王國，清廷不敢貿然勞師遠征，唯左宗棠力主乘勢撤底解決回亂，乃奉派督辦新疆軍務，經三年征戰，新疆回民領袖阿古柏兵敗自殺，新疆回亂始告平定。 我國新疆省居民中回民約佔礙分之九十以上，總數約為四百五十萬人。巴基斯坦與印度分別獨立後，巴國即以回教先鋒及回民利益保護者自居，中華民國政府惟恐巴國繼承大英帝國的衣缽，在我國西北邊陲戰略地區與蘇聯合作，共謀製造分離運動，，所以無論中華民國政府或中共政權，對巴基斯坦始終持懷疑的態度。中共政權成立以後，巴基斯坦經由其駐莫斯科大使向周恩來致送承認照會，此一方式不僅有違外交慣例，而且在英蘇勾結的歷史陰影籠罩之下，中（共）巴互換大使曾拖延了一段時日。 中共和西方國家最為忠實的盟友巴基斯坦建立密切的友好關係，可以說是中共對外關係上的一種特有的創舉。中共和巴基斯坦，一個是高度教條化的共產獨裁正權；一個是回教反共先鋒的軍事政府，無論就社會結構、文化背景、政治體制、意識形態、經濟制度以及國家目標而言，都是截然不同的政治體系，但是基於共同以印度為敵和同時感受來自蘇聯的威脅而終於建立密切關係，且成為互相合作的伙伴。此不僅被西方學者認為是「外交上的一個謎」，而且是「近代外交史上的奇蹟」。 巴基斯坦為了克什米爾歸屬問題，曾相印度發生過三次軍事衝突，中共和印度為了邊界問題亦曾與印度兵戎相見。自一九六二年秋中（共）印邊界衝突發生後，加速了中共和巴基斯坦的勾結。從此以後，中（共）巴先後簽訂了邊界、貿易、航空、電傅照相等協定，雙方政要也頻頻互相訪問，最後擴大到經濟和軍事的全面合作，建立了西方學者所謂的「中共和巴基斯坦軸心」的特殊關係。此後，由於中（共）巴關係的全面發展，引起了蘇聯的憂慮，為了維持巴基斯坦接受來自美國和中共軍經援助下的南亞權力平衡，蘇聯在一九六五年印巴衝突後，經斡旋促使印巴兩國元首在蘇境塔什干會晤，發表了塔什干宣言。隨後，蘇聯開始向巴基斯坦提供大量經濟援助和微量的軍事裝備，這時巴國在外交上對各大國採取等距外交，不讓中共專美於前。 一九七一年東巴危機期間，中共與巴基斯坦的關係再度增強。甚至於中共為了維持其在巴國的既得利益，竟一反常規，背棄了「支持亞非拉民族解放」的政策目標，支持殘暴兇惡的西巴雅亞軍事政權壓制東巴的民族解放運動，甚至於在東巴獨立為孟加拉國以後，中共還拖延對孟加拉國的外交承認，並在聯合國安理會中屢次否決孟加拉的申請入會案。 自從中蘇共交惡後，蘇聯的全球戰略，除了孤立美國以外，就是包圍中共，迫使中共永居劣勢。為了達此目的，蘇聯在中蘇邊界集結大量兵力，遂引起了一九六九年的珍寶島軍事衝突，接著蘇聯海軍向印度洋及亞洲海域擴張，其目的在阻止中共由海上向第三世界進行國際統戰。最後蘇聯和印度於一九七一年簽訂友好合作條約，使中共在戰略上面臨南北夾擊的困境。在第三世界的外交活動中，蘇聯也積極地鼓吹「亞洲集體安全體系」，雖然莫斯科一再否認這一倡議不是針對任何國家，但中共早已瞭解，「亞安體系」的目標在包圍中國大陸。為了突破蘇聯的包圍，中共首先採取了聯美制俄的策略。一九七四年以後，中共在「三個世界論」的戰略理論指導下，企圖組織一個反蘇國會際統一戰線。在亞洲設法爭取日本簽訂「中日友好條約」，在南亞則繼續鞏固和巴基斯坦的關係，並和印度恢復大使級的外交關係，企圖以談判邊界問題誘使印度逐漸疏遠蘇聯的影響。所以盡管親中共的巴基斯坦統理布托已遭逮捕，今天的軍事政府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仍然是中共對南亞的最大伙伴，不過自一九七七年以來，南亞各主要國家內政上的變動，使印巴孟三國間的關係亦由傳統的敵對而漸趨和解，中共可資利用的印巴矛盾也漸漸無法得心應手，因此南亞各國採取睦鄰政策後，也無形中成為中共與印度和解的原因之一。 本論文研究的途征主要有兩方面：一為縱的觀察；二為橫的研究。前者以中共和巴基斯坦關係的歷史發展、政策路線、民族主義等傳統的研究方式，試作系統性的分析；後者則以權力平衡、國家利益、戰略目標以及國內政治結構與外交政策的「連繫」（Linkage）理論，來探討美國、蘇聯和中共在南亞的三角關係。 至於資料的來源，基本文件則大部分取材於中共出版社的年鑑、手冊、統計小冊、報紙、廣播等原始資料，事實的敘述，發展的經過則採用國外有關中（共）巴關係的學術專者著、期刊論文以及報紙評論，因此特別要感謝我服務的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為我提供了各种必要的權威性學術著作和期刊。最後我特別要感謝指導老師朱文琳先生的指引和曹主任的再三督促，使本論文得以草成。文中錯誤及疏漏之處在所難免，尚請各位師長批評指正。

「九一一」後，以「基地」組織為首的伊斯蘭恐怖網絡，訴諸保衛伊斯蘭文化、厲行伊斯蘭教義作為宣傳，旋即擄獲廣大穆斯林信眾的民心，並大力鼓吹穆斯林教徒發動對西方世界的聖戰，其所代表的新型恐怖主義―以建立一嚴格恪守伊斯蘭律法的純正伊斯蘭教國家為組織訴求―是「九一一」後動輒危害國際社會和平及穩定的最大安全威脅。 　　為了達成宏大的建國目標，「基地」組織將組織觸手伸向東南亞及南亞等區域，或扶植、或結盟當地伊斯蘭極端組織。其中，印尼及巴基斯坦兩國自是無法擺脫伊斯蘭恐怖主義攻擊的陰霾，尤以兩國內部極端伊斯蘭教派組織，同霑「基地」組織的資源援助、技術訓練等，繼而造成印、巴兩國境內恐怖攻擊活動屢見不鮮，每每造成重大傷亡，亦導致內部政局動盪不安、民心惶恐。 　　因此，本文研究核心即是印尼及巴基斯坦兩國，以探究「九一一」後兩國境內恐怖主義之發展、影響面、反恐作為等面向，並相互比較、分析，據此觀察二者間各層面之異同、及其反恐政策之有效性。

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社會上出現了許多形式的國際合作，然而直至1980年代以前，中國與各種貿易自由化的形式都保持著一定距離。1980年代後，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國開始積極融入國際社會貿易自由化的浪潮當中。1990年代以來，「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做為貿易自由化的具體形式之一，亦成為中國所積極關切的目標。至2014年，中國已與十二個國家、經濟體完成了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同時也正與許多國家進行相關商議，欲求建立更多、更廣泛的自由貿易協定。 　　本研究乃是從上述的背景中提出欲探討之主題：「哪些因素使得中國能成功地與其它經濟體建立自由貿易協定？」應此，本研究的內容主要分成以下部分：首先，本研究提出以「貿易緊密度、貿易型態距離、議題設定」三個自變項綜合而成的研究設計，用以檢視並研析中國的各個自由貿易協定。其次，本研究選定中國與巴基斯坦、東協、新加坡所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做為重點個案，以上述的研究途徑分別研析此三個個案。最後，本文在整合並比較對此三個個案的研究結果後發現：第一，「貿易緊密度」為中國得以順利與他國建立自由貿易協定的重要基礎；第二，中國能否與他國成功建立自由貿易協定，亦取決於雙方在「貿易型態」上是否存在共同的利益動機與偏好；第三，雙方在自由貿易協定建立中的「議題設定」，有助於強化及鞏固雙方貿易深化的政治正當性。本研究乃希望能藉由上述的論述鋪陳，進一步豐富對於中國融入國際貿易自由化的相關研究成果。

本篇論文的研究目的在探討國際衝突解決中的調停理論及其適用性，主要分為兩個部份探討，第一部份就國際調停的定義、動機、角色、權力和成功條件作文獻回顧，並試著將各學者的研究作歸納和比較；第二部份為案例分析，以美國調停印巴衝突的過程與結果為例，探討其調停過程及結果。 本論文的研究問題有以下數點： 一、 在衝突解決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視的現今，如何藉由第三方來降低緊張、平息衝突甚而解決衝突的研究也愈顯重要，筆者藉由權力的角度研究調停理論，探討調停者權力與角色的轉換、戰術、介入時機、調停成功的條件和調停者介入的優點缺點等。 二、 印巴關係的特點是緊張與緩和情勢交互出現，時而舉行對話採取一些具體協議改善關係，時而劍拔怒張。主要就是兩方在許多問題上的立場對立，從引進第三方來調停雙方衝突角度來看，印度堅決反對第三方的介入，而巴基斯坦則主張將喀什米爾的問題國際化，由美國調停。但不論雙方的意願為何，美國的介入是個事實，並有一定的成效。九一一事件之後，隨著國際現勢的發展，印巴關係有了重大突破，使綿延半個世紀的衝突有了重大突破，筆者探討了冷戰後印巴關係出現緩和的內外重要因素，並以美國調停印巴衝突的角度來做時間上的切割與分期。 三、 印巴衝突可說是歷史遺留下的問題，錯綜複雜，解決起來不可能一蹴可幾，但不管怎樣，印巴雙方願意坐下來認真談判，即是很好的發展。儘管印度不願承認，但大多數的觀察仍肯定美國的壓力是促成印度伸出「友誼之手」的重要原因之一。筆者擬研究美國與印巴的關係，美國介入印巴衝突的動機是本身的選擇還是因核武或恐怖主義等考量而不得不為的結果、介入的程度、時機和權力與角色的轉換及美國是否在印巴問題上有足夠的權力或稱影響力而使之可在印巴問題上扮演足夠重要的角色等，來看調停理論在印巴關係中的適用及其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