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安全的研究一直是國際關係中重要的課題之一，而「安全」的定義在此研究領域一直是具有爭議性的概念。自從冷戰開始，「安全」便成為各國最關切的重點，此時國家為了維持人民生存與安全，於是軍事力量不可避免的就成為「國家安全」範疇內最重要的議題。安全的定義隨著國際情勢的變遷而擴大，國家為維護生存的安全也必須改變國家安全的政策作出因應。 九一一事件改變了傳統軍事安全定義與傳統強權國家間的互動模式，使得國際社會從冷戰後努力將國際秩序規範在建制下的狀態，重新拉回由軍事武力強者主導國際互動狀態，而欲主導的國家—美國，在因應新環境與新目標的改變時刻，國家安全政策的內涵也須隨之調整。 本論文分為六章二十三節，重點在分析九一一事件對傳統國際典範中安全的內涵帶來的挑戰與影響，焦點集中在軍事力量、軍備部署等範疇內，並且將比較柯林頓政府、小布希政府至九一一事件後國家安全政策的轉變，最後將研究心得與發現條列於結論之中。

「九一一」事件後歐盟採取多項反恐措施，包括加強制定反恐法令、強化各項安全維護工作、打擊恐怖組織的財源與連絡管道，以及加強國際反恐合作等，另方面亦開始檢討伊斯蘭社群在當地社會的適應與融入問題，期能多管齊下，減低恐怖活動對歐洲地區的安全危害。本篇論文研究發現，「九一一」事件後歐洲地區的恐怖活動受到激進伊斯蘭思想之滲透影響，與傳統上歐洲地區以分離主義為主的恐怖活動在本質上已有所不同，因此歐盟的反恐作為也必須隨之調整，以因應新型態的恐怖威脅；惟歐盟在多年努力下雖已取得初步反恐成果，但過程中亦面臨部份措施引發爭議及各歐盟成員國之間的協調問題，在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國際反恐合作上亦非完全一致，以致未來仍需持續調整其反恐政策作為，俾更有效消弭其面臨之恐怖主義安全威脅。 / EU has adopted several counter-terrorism measures since the 911 terrorist attacks in 2001, with the aim to reduce the terrorist threats in Europe. In this thesi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nature of terrorist activities in Europe has changed from mainly ‘separatism’ before the 911 to ‘Islamic radicalism’ after that. In order to better cope with the new type of terrorist threats, EU has to adjust its counter-terrorism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accordingly. However, although EU has garnered some fruits after years of sweat, it is still facing challenges of public criticism and disagreements among EU members as well as the allies across the Atlantic Ocean. In other words, more efforts are needed if the ultimate security and peace is to be acquired in Europe.

恐怖主義對現代文明國家與全球安全威脅甚鉅，儘管以歐美為首的當今文明國家，為打擊恐怖主義已長期投入無數的資源，然而此舉非但未能使恐怖活動稍歇，反而挑起更尖銳的民族對立，壯大恐怖組織的聲勢。恐怖主義與反恐戰略，兩者之間雖消長互見，卻只有持續不斷的纏鬥而不見雙方尋求理性的共識。 2001年發生的「九一一事件」便是考驗恐怖份子與反恐政府雙方能力的試金石，不但「基地」(Al Queda)恐怖組織展示了無與倫比的威脅能力，受害的美國更是發揮了前所未見的復員與報復能力。一場改變歷史的恐怖行動，讓恐怖主義與反恐作為同時提昇至更高一層的境界，從此兩者之間將會產生何種互動結果，是筆者興趣的所在，也是本論文研究的動機。 本論文以研究美國的反恐作為為主，透過對「九一一事件」的研究，筆者希望能對美國的反恐的發展作一系統化的探討。文中將回顧恐怖主義威脅美國社會的歷史，以及美國政府各時期的因應作法，並以反恐作為的轉變將美國反恐歷史劃分為：1980年代以前、1980年代以後至「九一一事件」發生前，以及「九一一事件」之後等三個時期，透過每個時期反恐作為的改變，探討其所象徵的意義。

當美國百年以來，本土第一次遭受到恐怖主義攻擊後，布希政府迅速整合出一套危機處理政策。在危機處理的立即反應上，從國民情緒之掌控，社會秩序之穩定，災難現場之管制，防止其他事變再發生等，都有可圈可點的表現。而且幾乎是每天早上召開國家安全會議。這些參與會議人員幾乎有因應1991年波灣危機的經驗。故當九一一事件發生後，布希的決策團隊能迅速發揮最大功能。 「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後，不僅使美國「世界超強」的大國地位受到挑戰，而且美軍兵力結構及全球戰略部署，乃至白宮的危機處理機制，也因應此一事件而產生結構性的改變。從近期反恐怖主義成為美國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來看，布希為取得國際反恐聯盟的合作，使得各國在對美關係上，外交迴旋餘地增大，大國間的關係亦面臨改變，使得美國重新認定其國家利益和主要威脅之所在。 美國面對威脅本質的改變，使得布希總統提議成立一個「國土安全部」，以確保美國境內安全的新組織，以回應恐怖份子在九一一攻擊世貿中心與五角大廈。白宮宣稱，這是半世紀以來，美國最大規模的政府組織調整，不增加經費，只是政府內部轉移作業，並未擴增員額。而此部門在協調上，將面臨很大挑戰；另外，在指揮體系與監督等錯綜複雜之關係上，值得深入探討。 從國家安全的角度言，危機處理為其達成目的之重要手段，換言之，危機處理的目的，即在預防危機及遏止危機的發生，一旦危機發生，則立即啟動危機處理機制，發揮其應有的功能，以降低危機所造成的損害，控制危機情勢，並迅速將損害復原。因此，如何建構完善的危機處理機制，做好危機虞理，乃為國家安全體系重要的任務，亦為現代化國家政府所追求的重要目標。 關鍵字：九一一事件、危機處理、國土安全部。

蘇聯解體後，在中亞地區，產生新興五國獨立國家，計有哈薩克、烏茲別克、土庫曼、塔吉克、吉爾吉斯等五國，先後獲得國際社會外交的承認與支持。中亞國家獨立初期，即面臨內部和外部多重嚴峻的考驗，在內部問題上，無論政治、經濟等各項政策均未能步入正軌，造成各國在政治上的動盪不安，經濟上的嚴重斷層，社會上的犯罪走私，以及民族性的複雜和宗教上的極端等，都為中亞國家帶來不易解決的難題。在外部問題上，前蘇聯曾經維持中亞區域上百年的安全機制頓時瞬間消失後，加上繼承者俄羅斯綜合國力的式微，使得中亞地區成為權力真空地帶，引起世界強權覬覦和介入。 中亞國家基於具有獨特的地理位置，是連接歐亞大陸的走廊，亦是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以及豐富的油氣資源，吸引全球的目光聚焦於此區，並成為世界強權競相角逐的舞台。身為中亞鄰國的中共，基於國家安全與國家利益的考量，也參與競逐，然而「九一一事件」後，美國藉反恐戰爭，將軍隊名正言順地進駐中亞地區，再次彰顯出中亞國家地緣戰略的重要性，對中共而言，不但直接影響了中共西北邊界安全，壓縮了中共在西部的戰略空間，同時形成海路兩面對中共的封鎖，更重要的是衝擊中共在中亞地區的原有戰略及利益，隨著，美國勢力在中亞的持續擴大以及主要強權積極的介入，使得中亞地緣政治格局發生重大的變化，相對的，影響了中共在中亞地區的利益，促使中共積極推動「上海合作組織」一系列具體措施的運作，除爭取國家最大利益外，並運用多邊關係制約美國在中亞地區的總體發展，進而提昇在國際的地位。

中亞位於歐亞大陸地理中心，亙古以來即為歐亞絲路交匯樞紐及戰略要衝。蘇聯解體後，中亞五國獨立，其獨特的地理環境、蘊藏量豐富的油氣資源，引發強權競相與中亞諸國發展多邊關係，中亞地區亦成為國際地緣政治的新焦點。 九一一事件後，美國以反恐之名打擊阿富汗塔里班政權，並順勢將勢力延伸至中亞地區，實現其長期以來謀求在該地區的主導權。中亞地區位居中俄的戰略要域，美國勢力直接進入俄羅斯後院及中共戰略後方，造成地緣戰略擠壓，並引發美中俄的石油資源爭奪與競合。 從國家利益角度審視美中俄在中亞的競逐，研究發現，九一一事件後，美中俄在中亞地區已漸成浮動中的平衡，「浮動」是指三者之間因權力拉扯而造成影響力消長，但是，基於共同的利益必須維持平衡，以促進中亞地區的穩定與發展。 此外，未來影響中亞地區戰略格局的主要因素，在於中俄質疑美軍長駐中亞的「正當性」，以及中俄對美軍長駐中亞的容忍程度，這些認知落差將是美中俄是否能在中亞地區進行戰略性對話的關鍵因素。

中國是一個興起中的強權，中國領導人的世界觀與國際戰略，將深刻影響到未來世界秩序的形成，且影響力有增無減；尤其，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中國大陸突破以市場經濟與代議民主為核心的制式模式，試圖開創獨特的政經體制，且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高度穩定成長，使其整體國力不斷提昇，綜合國力讓人不能忽視。 其中中共外交政策研究不僅是研究中國大陸問題的一項重要議題，也是為研究國際關係學者無法加以忽略的環節。有關中國大陸「決策過程」之研究，可以使得我們更豐富地瞭解中國大陸所面臨之各種環境因素，決策者所重視的政策問題以及其解決方式，進而獲知中國大陸政治系統之結構特徵及運作方式。 當中以大國關係的說法充份反映了中國外交政策前提的演化，也同時涉及了中國在世界上的自我定位，甚至還對維持其國內秩序的各種制度安排，提供了新的視野與期盼。「九一一事件」使東亞大國間關係發生若干變化，其主要特徵為：中美關係在美國的反恐戰爭後獲得改善，但結構性與戰略緊張的本質尚未發生根本改變。 在決策方面，就理論上說來，中共其實也要求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強調一切決策應該以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為總目標，要堅持以人民為主體的思想，加強決策制度的建設，希望能在把握國情的基礎上，堅持決策的連續性與創造性，以實現決策程序的制度化。 中共當前的決策重點似乎並不在於事先制定一個完美、理想的決策方案，而是要利用已有的資訊，迅速作出盡量準確的決策，然後再透過決策程序中的有關機制再逐步加以改善、調整。換句話說，中共的某些決策者認為，凡事要冒點風險，不能為了追求完美而錯過了時機，有限的錯誤可以透過總結經驗及反饋調整來加以改善。因此，中共是把蒐集資料、制定方案、確定目標的過程適度的壓縮，其決策並未一味強求必須是「最佳」的決策，而是要求相對「較佳」的選擇。中共所說「摸著石頭過河」差可反映此一思維。 本文希望藉由江澤民時期對美國安全關係的檢驗分析，來探討中共外交決策模式，研究方向是由江澤民時期中共與美國安全關係的演變，此期間中共外交決策機構與運作，參與外交決策的黨政組織架構，瞭解決策過程中的黨政權力運作，以外交決策模型的檢驗，來探討理性行為者模式。 / While China is a rising superpower, the global view and international strategy of its rulers will greatly influence the order of the future world. The influence will keep increasing ; especially, in the process of its modernization, China ﹙Mainland China﹚ broke the mode of western market economy and democracy and is attempting to create unique political system and economical system. Since it opened up to the world, Chinas’ecomomy has kept growing steabily and enhanced its national power. Its overall national strength has been so powerful that no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can ignore it. China's foreign polic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issues studied by the experts in Chinese problems. Such issue is also highly valued by the expec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study on the process of China's decision-making enables us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s that China has been faced with, and the problem the policy maker concentrate and the solutions to them. Furthermore, the study also enables us to realize the features of its political structures and the ways it operates. China's so-called “the relation among the superpowers”not only reflects the evolution of recent Beijing foreign policy but also relates to its identity in the world. The theory also provides new perspective on maintaining its domestic order. 911Incident changed the relation among China,U.S.A. and Japan. Among the changes, the main feature i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improved after the anti- terrorism war launched by U.S,A. However ,the improvement does't basic change the structure of their relations and tension caused by each other'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still exist. In terms of its decision-making , China demans to make all political decisions scientically and through democratical process . they emphasize that Chinese socialism is the only goal of all constructions, stick to the ideology of people-oriented, and enorce their polical decisions. To systematize of the proceduce of making political decision, they expect to persist in the continuity and creativity of their political decisions on the basic of their national conditions. The top priority of China is not to establish a perfect and ideal system of making polical decision in advance. Instead , they utilize the information they have owned to make a more accurate decision rapidly and then gradually improve and adjust it in the procedure. In other words, China's decision makers think that everything take risks , that it is unwise to miss a good opportunity for the perfection and that some mistakes can be improved through experience and adjustment. Therefore, China appropriately shortens the procedures of collecting information, making scheme, and confiming goals. They don't expect the best decision but a better one. A Chinese saying, to wade across the stream by feeding the way, reflects the thinking mentioned above. The research studies the framework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by analyzing the security relations to U.S.A. in Jiang Zemin's term. To understand the procedure of how Chinese Communists operate their polical power, I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U.S.A.'s security relations in Jiang Zemin's term and the organizations which took charge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and their operation.

冷戰結束，使得美國全球安全環境發生了歷史性的巨變，若不考慮戰略核武因素，美國在當時既無全球性的挑戰者，且贏得了夢寐以求的「戰略縱深」；而對於亞太安全的影響而言，主要意義是在兩極對抗的國際性因素的消失，一則使得亞太安全環境更為複雜和不穩定；另則使得亞太區域強權與集團國家的戰略安全政策取得更大的自主性。因此，各國為維持本身和整體環境的安全，霎時出現諸多有關亞太安全的政策設計與機制安排。 90年代中期，在中共快速崛起，區域軍力與經濟力的發展愈形失調之際，亞太的安全情勢也隨之丕變；從北韓核武威脅、台海主權爭議，到區域民族主義、分離主義與恐怖組織的推波助瀾，更使大國間的猜忌加深，並競相加強軍備，將原已嚴峻的亞太情勢推向更為複雜的形勢。基於前般世局的變因與發展，誘發吾人從事國際關係研究的動機，除期望取得一般性國際關係理論與實際知識之外，更希望就布希政府主政前後美國亞太戰略的主要政策內容，去嘗試發現亞太戰略之理論依據與其關聯性，俾助於政府政策制訂與國防戰略發展於萬一。 從冷戰後美國在建構其外交與國際安全戰略上面臨了「蘇聯威脅解除，全面性的挑戰不再；美國民意排拒大規模軍事介入海外衝突；以及在缺乏外在威脅下，現實主義難再提供主導美國外交與安全政策的解釋能力」之窘境。到「九一一事件」後復使現實主義理論再回歸到國際關係理論主流地位，持續支持美國遂行國際霸權的正當性止，無一不在詮釋國際關係動態發展的複雜和永無止息的變異。 嗣經研究發現，美國亞太戰略是其全球戰略與整體外交、安全戰略設計的一環。當冷戰結束，歐洲呈現安全穩定發展，亞洲則因中共國力竄升與北韓核武危機等新的威脅，既影響亞太區域的平衡穩定，且衝擊到美國的國家利益，連帶使得亞太戰略地位的不斷提升，迫使美國必須對其全球安全戰略作出因應的調整。特別是「九一一事件」後，對其亞太戰略的建構，已針對不同的威脅來源與挑戰，作出國家安全戰略與區域安全戰略的調整和強化。布希政府致力打擊全球恐怖組織與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以此作為外交政策與安全戰略的主軸，並積極利用反恐擴大其影響力和利益基礎，以持續維持美國在世界的領導地位。 而回顧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發展，布希政府無疑是結構性與政策性改變最大者之一。然而，研究美國亞太戰略的轉變，無論是從理論面看，抑或從戰略的實質內涵觀之，其在不同時期的亞太安全戰略所顯示的意涵，也多能符合前開國際關係理論的論述主張。從國際關係理論架構探究布希政府主政前後美國亞太戰略轉變，90年代初老布希政府到柯林頓政府是由現實主義過渡到自由主義的性質中；至於到跨世紀後，柯林頓政府與布希政府的世代交替，則是從自由主義色彩再度回歸到現實主義的理論特色上。若以實質內涵觀之，則是從老布希政府的「國際新秩序」、「扇形戰略論」、「太平洋共同體」，到柯林頓政府時期的「新太平洋共同體」、「超越圍堵」、「擴大與交往」、「塑造、反應、準備」、「勸止、制壓、擊敗」戰略的推移；到進入21世紀伊始布希政府接續提出的「圍堵交往」、「區域安全」、「反恐擴張」、「先發制人」等系列戰略內涵的揭示。而具體的轉變則表現在由經濟轉向國安主導戰略發展、由守勢轉向攻勢主義戰略發展、由國際轉向內外兼顧戰略發展，以及由多邊轉向單邊主義戰略發展上。 美國是世界超強，故其國家戰略走向，自必動見觀瞻，牽動世局，影響全球的安全與安定。本文探討冷戰後迄今美國亞太戰略的變化情形，除對布希政府上任前後，據以分析兩個時期的不同戰略特色之外，嗣也發現促成其戰略轉變的根源係在不同時空的敵情威脅、全球政經安全情勢與美國內部的政治等因素上。故如何審時度勢，厚植實力，睥睨時局，就成為主導戰略發展的關鍵。 關鍵詞：亞太戰略、九一一事件、布希主義、圍堵交往、區域安全、反恐擴張、先發制人、美日安保。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廿一世紀的國際安全情勢更為錯綜複雜，其中「恐怖攻擊」具備成本低、效果高、機動性強的條件，讓恐怖攻擊行動沒有時間、空間的限制，亦無道德、規範的侷限，此種全然改變戰爭本質的非傳統型態戰爭行為，儼然已成為危害國際社會發展與人類生存的一種新形態危機。 今日國際社會所要面對的「恐怖攻擊」危機，是由人為所誘發的危機。受到不同社會系統內政治、文化、經濟、種族、宗教等因素相對之間的動態性互動影響，使得危機的源頭更趨向於多元與複雜，因此，若能及早偵知危機預將發生或能判明引爆危機的原由，對於危機管理甚有助益。 針對「動態性複雜」問題，Peter M. Senge發展一套源自於系統動力學的「系統思考」途徑，透過「資訊回饋」的特性，由整體思考方式與觀察環狀因果的互動關係，能看出一再重複發生的結構型態，釐清複雜事件背後運作的簡單結構，並經由模式設計改善組織及工作指導準則。 研究發現，在危機管理的系統思考途徑中，事件層次的反應式作為僅能有限度地預防危機與處理危機；行為變化型態層次的順應變動中的趨勢，能從變動趨勢中警覺危機、發現危機與危機處理，若要全方位預防危機、有效危機處理以避免後遺，就必須從系統結構層次的觀點著手，改造行為的變化型態。 依據九一一事件的分析，人為所誘發危機的關鍵在於「人」，以及「人與人的互動關係」，爭奪的重點就在「利益」，也就是「得」與「失」之間；恐怖主義濫殺無辜，不可原諒也不可寬容，但另一方面，反恐政策也不應如美國政府在九一一事件後「擴張軍武、推銷軍售、共同發展武器」等作為就可以達成。 美、英等強權國家在探討反恐策略為何失敗、譴責恐怖攻擊手段兇殘之際，是否也應該反省文明衝突與族群對立的源頭，以及阿富汗、伊拉克人民的死傷慘狀，以及在其他地方所發生的殺戮與飢餓問題，才能避免強權國家一意孤行的後果，由全球的無辜者共同承擔。同時，基於地球的資源有限，如何和平共處、分享資源，才是遠離「人為誘發危機」的最佳方法。 / Following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th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ituation of 21st century becomes more complicated. The "terror attack" has the conditions of low cost, high effect, and high mobility, which make the terrorist no limitation of time and space and no restriction of moral and norm. The kind of non-traditional type warfare behavior completely changes the nature of war. That solemnly becomes the new type crisis to endanger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the existence of human being. Today’s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hould face the "terror attack" crisis which is brought out by mankind. The factors of politics, culture, economy, race, and religion of different kind of community systems have relatively dynamic interaction effect which makes the crisis origin trend to more diverse and complicated. For this reason, if we can early detect the cause of the crisis, when and where, it will be very helpful for crisis management. Being aimed at "dynamic complexity", Peter M. Senge developed the "systems thinking" approach from systematic dynamics which goes through the characteristic of "information feedback" from the interaction of integrated thought manner and observed circle effect, and find out the repeated configuration to clear the back performance of simple structure of complicated event, and improve the guidelines of organization and work by mode design. Findings discover that during the approach of systems thinking of crisis management, event-arrangement behavior can only limitedly prevent from crisis and handle crisis. The variation-orientated trend of behavior variation arrangement can watch crisis, discover crisis, and handle crisis from variation trend. If someone wants to dimensionally prevent crisis, effectively handle crisis and avoid sequela, he should do it from the viewpoint of systematic constructive arrangement and to change the behavior variation type. According the 911 analysis, the key point of man-made crisis is "man", and the key point of argument from "interaction of the men" is "benefit", which is between "to gain" and "to lose". The terrorism causes the death of innocence, which can not be forgiven. But in the other side, counter-terrorist policy should not be achieved by "arms drive, promoting military sale, and mutually developing weapons", provided from US government after 9/11. When the powerful states, such as US, UK, probe into failure of counter-terrorist policy and condemn the cruel measure of terrorist attack, they should make themselves-examination of the fountainhead of civilization conflict and clan confrontation, and the casualty of Afghanistan and Irapi, and the slaughter and starvation of other places. Considering those things, we can avoid the result of powerful state doing, which put on the innocence of the world. At the same time, based on the limited resources of the earth, the best way to keep off "man-made crisis" is to live peace and to share resources.

冷戰結束，使得美國全球安全環境發生了歷史性的巨變，在中共快速崛起，區域軍力與經濟力的發展愈形失調之際；從北韓核武威脅、台海主權爭議，到區域民族主義、分離主義與恐怖組織的推波助瀾，將原已嚴峻的亞太情勢推向更為複雜的形勢。基於全般世局的變因與發展，誘發吾人從事國際關係研究的動機，除期望取得一般性國際關係理論與實際知識之外，更期望就小布希政府主政前後美國全球、亞太戰略的主要政策內容，去嘗試發現東亞戰略之理論依據與其關聯性，俾利於我國防政策與戰略發展之研究參考。 經研究發現，促成美國戰略轉變的根源係在不同時空的敵情威脅、全球政經安全情勢與美國內部的政治等因素上；故如何審時度勢，厚植實力，睥睨時局，也就成為美國主導戰略發展的關鍵。 研究也發現，美國東亞安全戰略是其全球、亞太戰略與整體外交、安全戰略設計的一環。冷戰結束後，歐洲呈現安全穩定發展，亞洲則因中共國力竄升與北韓核武危機等新的威脅，既影響東亞區域的平衡穩定，且衝擊到美國的國家利益，迫使美國必須對其東亞安全戰略作出因應的調整，以持續維持美國在世界的領導地位。 「九一一事件」後，促使美國戰略做了重大的改變，對其東亞安全戰略的建構，也針對不同的威脅來源與挑戰，做出國家安全戰略與區域安全戰略的調整和強化；而兩岸三邊關係也出現了若干的調整，從歷史之觀點分析，美國之台海政策基本係依戰略環境之需求而變遷，故台灣如何因應美國戰略之轉變，調整戰略思維，落實「有效嚇阻、防衛固守」戰略構想，達到「預防戰爭」、「維持台海穩定」、「保衛國土安全」之國防目的，實為當務之急。 / Due to the end of cold war, the role of the US in global security environment occurred historic changes. The issues of the North Korea nuclear weapon’s threat, the Taiwan’s sovereignty dispute, regional nationalism, separatism and terrorist groups surged the severe situation of Asia Pacific region more complicate. Owing to the overall variants and developments of the world, I am motivated to study international relation. I expect not only to consume gener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y and genuine knowledge but also to explore the theory’s basis and connections of East Asia strategy from those primary policies of the US global and Asia Pacific strategies before and after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assumed his office. This study may useful to the research and reference in our national defense policy and strategy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study, we discover the fountainheads of promoting the changes of the US strategy are the causes of enemy’s threat, global political & economic security situation and the US domestic politics. So, how to evaluate the world trend, build up immense capability and overwhelm the present posture of affairs become the key factors for the US to lead the strategic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my study, we also discover the US’s East Asia security strategy is a part of its global, Asia Pacific strategies and strategic designs of overall diplomacy and security strategy. After cold war, the Europe develops safely and steadily. But in Asia, the unprecedented threats from the arisen PRC national power and North Korea nuclear weapon’s crisis affect the balance and steady of the East Asia, also pose great influence to the US interests. Thus, the US is forced to make certain adjustments on the East Asia security strategy for dealing with those aforementioned issues in order to maintain its leading status in the world. Post “September 11, terrorist attack”, the US made significant changes on its strategies. The US adjusted and strengthened its national and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on East Asia security strategy construction and different threat resources and challenge. Also the US is induced to adjust trilateral relations with Taiwan and China. The US basic policy toward Taiwan Straits, analyzed from historical viewpoints, is changed by the strategic environment need. The ultimate work of Taiwan now, is to response the changes of the US strategy, adjust strategic thinking, fulfill the strategic concepts of “effective deterrence, solid defense” to achieve the national defense goals of “prevention of war”, “maintaining stabilization in Taiwan Straits” and “defending homel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