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結束，使得美國全球安全環境發生了歷史性的巨變，若不考慮戰略核武因素，美國在當時既無全球性的挑戰者，且贏得了夢寐以求的「戰略縱深」；而對於亞太安全的影響而言，主要意義是在兩極對抗的國際性因素的消失，一則使得亞太安全環境更為複雜和不穩定；另則使得亞太區域強權與集團國家的戰略安全政策取得更大的自主性。因此，各國為維持本身和整體環境的安全，霎時出現諸多有關亞太安全的政策設計與機制安排。 90年代中期，在中共快速崛起，區域軍力與經濟力的發展愈形失調之際，亞太的安全情勢也隨之丕變；從北韓核武威脅、台海主權爭議，到區域民族主義、分離主義與恐怖組織的推波助瀾，更使大國間的猜忌加深，並競相加強軍備，將原已嚴峻的亞太情勢推向更為複雜的形勢。基於前般世局的變因與發展，誘發吾人從事國際關係研究的動機，除期望取得一般性國際關係理論與實際知識之外，更希望就布希政府主政前後美國亞太戰略的主要政策內容，去嘗試發現亞太戰略之理論依據與其關聯性，俾助於政府政策制訂與國防戰略發展於萬一。 從冷戰後美國在建構其外交與國際安全戰略上面臨了「蘇聯威脅解除，全面性的挑戰不再；美國民意排拒大規模軍事介入海外衝突；以及在缺乏外在威脅下，現實主義難再提供主導美國外交與安全政策的解釋能力」之窘境。到「九一一事件」後復使現實主義理論再回歸到國際關係理論主流地位，持續支持美國遂行國際霸權的正當性止，無一不在詮釋國際關係動態發展的複雜和永無止息的變異。 嗣經研究發現，美國亞太戰略是其全球戰略與整體外交、安全戰略設計的一環。當冷戰結束，歐洲呈現安全穩定發展，亞洲則因中共國力竄升與北韓核武危機等新的威脅，既影響亞太區域的平衡穩定，且衝擊到美國的國家利益，連帶使得亞太戰略地位的不斷提升，迫使美國必須對其全球安全戰略作出因應的調整。特別是「九一一事件」後，對其亞太戰略的建構，已針對不同的威脅來源與挑戰，作出國家安全戰略與區域安全戰略的調整和強化。布希政府致力打擊全球恐怖組織與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以此作為外交政策與安全戰略的主軸，並積極利用反恐擴大其影響力和利益基礎，以持續維持美國在世界的領導地位。 而回顧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發展，布希政府無疑是結構性與政策性改變最大者之一。然而，研究美國亞太戰略的轉變，無論是從理論面看，抑或從戰略的實質內涵觀之，其在不同時期的亞太安全戰略所顯示的意涵，也多能符合前開國際關係理論的論述主張。從國際關係理論架構探究布希政府主政前後美國亞太戰略轉變，90年代初老布希政府到柯林頓政府是由現實主義過渡到自由主義的性質中；至於到跨世紀後，柯林頓政府與布希政府的世代交替，則是從自由主義色彩再度回歸到現實主義的理論特色上。若以實質內涵觀之，則是從老布希政府的「國際新秩序」、「扇形戰略論」、「太平洋共同體」，到柯林頓政府時期的「新太平洋共同體」、「超越圍堵」、「擴大與交往」、「塑造、反應、準備」、「勸止、制壓、擊敗」戰略的推移；到進入21世紀伊始布希政府接續提出的「圍堵交往」、「區域安全」、「反恐擴張」、「先發制人」等系列戰略內涵的揭示。而具體的轉變則表現在由經濟轉向國安主導戰略發展、由守勢轉向攻勢主義戰略發展、由國際轉向內外兼顧戰略發展，以及由多邊轉向單邊主義戰略發展上。 美國是世界超強，故其國家戰略走向，自必動見觀瞻，牽動世局，影響全球的安全與安定。本文探討冷戰後迄今美國亞太戰略的變化情形，除對布希政府上任前後，據以分析兩個時期的不同戰略特色之外，嗣也發現促成其戰略轉變的根源係在不同時空的敵情威脅、全球政經安全情勢與美國內部的政治等因素上。故如何審時度勢，厚植實力，睥睨時局，就成為主導戰略發展的關鍵。 關鍵詞：亞太戰略、九一一事件、布希主義、圍堵交往、區域安全、反恐擴張、先發制人、美日安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