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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糧食安全問題及政策研究 / Research of Problems in China Food Security and Policy李佳玲, Lee, Chia Ling Unknown Date (has links)
中國的糧食安全問題在於隨著經濟成長與人口增加,造成糧食無法自給。當中國糧食不足自給而必須向國外採購時,導致國際市場缺糧、國際糧價波動,世界各國也無法置身事外。所以研究中國的糧食安全具有一定的重要性。本論文將回顧與分析中國工業化與都市化後耕地減少,單位產量增加不易,飲食結構改變下,中國政府因應糧食安全問題所採取的供需、分配與貿易政策以增進對中國因應糧食安全問題的政策思路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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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主義下的中國農糧發展策略 / Real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Agricultural and Food Strategy周欣逸 Unknown Date (has links)
二十一世紀全球人口穩定成長,社會型態又快速變遷,氣候極端化、資源稀有化造成原物料價格大幅波動,上個世紀綠色革命所賺取的「糧食紅利」已不敷使用。地緣政治及經濟版圖勢力藉此重新洗牌,糧食安全成為世界各國國家安全及國際戰略博奕的焦點,糧食安全保障與糧食價格穩定就一國而言,是國家政權穩定、政治安全、經濟發展和社會安定的重要條件,糧食安全已和能源安全金融安全併稱當今世界三大經濟安全。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隨著工業化與城鎮化的進展,使得農糧土地資源不斷減少,如何制定其農業政策,做到「手中有糧,心中不慌」的維穩目標,確保糧食安全,為本文之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論文的研究架構以現實主義解釋其戰略選擇,中國糧食策略發展為主題。全文分五章,第一章為緒論,第二章為文獻回顧,範圍包括現實主義、全球糧食危機、國家安全和糧食安全。第三、四章為實質討論,首先了解中國糧食的需求面與供應面,分析中國國內糧食政策制定時空背景,藉此歸納中國糧食政策在生產、貿易、儲備及科技生產的現況,再討論中國的糧食貿易是如何調控國內供需。最後一章為結論,除了綜整研究發現外,也淺談後續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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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糧食安全政策之研究 2001~2010年陳宇珊 Unknown Date (has links)
1978年,中國開始對計劃經濟體制進行改革,至今已歷經了30多年的快速增長,經濟增長明顯加快、綜合國力不斷提升、人民生活水準改善,食物消費也因此更加多樣化。為了提供足夠的糧食安全保障,中國的糧食生產自2004年以來,已經達成了「十連增」的記錄。
本研究特別針對中共在「十五時期」(2001年~2005年)、「十一五時期」(2006年~2010年)」所採行之糧食政策及執行成果進行分析。研究顯示,中國雖然在21世紀初難得地維持了相當高度的糧食自給,但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自然資源和環境的日益縮減和惡化、人口快速成長以及工業化、城市化的社會變遷,都是中國糧食安全必然面臨的嚴峻挑戰,同時也影響中國對安全的感受。
為應付國內的糧食缺口,並在國際糧價處於相對低價時增加儲備,從2009年開始,中國連續幾年成為大豆、玉米和小麥等穀物淨進口國,進口量並逐年攀升,因此中國的糧食需求已成為國際間影響糧食安全的關鍵。只要中國糧食自給的能力稍有變化,都會帶來大量的糧食國際貿易,甚至有人主張這也是導致糧價高漲的原因之一。
隨著全球化的進展,糧食也成為國際貿易商品,糧食相關金融產品成為跨國企業及財團運作資金的另一種選擇。但若從宏觀開放的視野看待進口糧食,中國的資源配置和農業生產結構,可望透過貿易自由化而得到進一步的改善。
自十八大拋出「城鎮化」的概念後,很多投機者已經虎視眈眈,寄望從城鎮化帶來的土地盛宴中攫取財富,認為「新土改」將是中國繼城市化之後又一個炒作房地產的機會。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不只是民生經濟問題,處理不好就可能引發社會動盪;「城鎮化」是否將排擠農業耕種面積、「農村現代化」如何兼顧總體經濟發展和增加農民收益,都是值得持續密切觀察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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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食安全對中國參與國際建制之影響---以「東協十加一」為例 / Food security on the impact of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regime --- "ASEAN Ten Plus One" as an example林彥榕 Unknown Date (has links)
英國政治經濟學家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在其重要的著作人口論(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的基本思想 中提到,食物是人類生存的最重要條件。並預言著人口增長超越食物供應,會導致人均佔有食物的減少,最弱者就會因此而餓死。因此糧食,對於一個國家,甚至是整體人類而言,都是攸成關生存問題的重要資源。所以糧食供應的穩定與正常與否,自然也為一個國家重要的課題。著名國際關係學者漢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也提到,「一個國家對糧食的缺乏,是其在國際政治當中永遠的弱點之一」以及「糧食的自給自足,是國家偉大力量的來源」。 可見糧食問題對一個國家在國際間與其它國家競逐之時,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直接影響國家實力的重要因素。美國社會學家Brown開始向這個世界揭示了有關中國的糧食需求問題,首先是中國龐大的人口帶來的龐大糧食需求,將影響整個世界的糧食生產與供應,最首當其衝的,便是中國週邊的國家。諸如日本、印度或是東南亞國家等,都將因為中國龐大的糧食需求而受到影響。 其後繼續延伸發展此一論調,如中國與印度,即便在本國糧食生產上有逐步成長,但在二十五年內,便會被自己的人口成長率趕過去,形成仍是糧食缺乏的問題。 Brown的研究展開了在此一議題上的討論,也形塑了「中國滅亡論」的論調。在「中國滅亡論」之外,也有另一派學者對此一議題抱持著不同的看法。Gerhard K.Heilig,便認為Brown的分析當中錯估了中國的耕地狀況,以及忽略掉中國近年來的快速發展,尤其是科技的提升。 另外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Sachs也認為中國的進步與成長將會是史無前例的個案,不會如同Brown說的走向滅亡,反倒會成為西方國家或是整個世界的新威脅,這也就形成了「中國威脅論」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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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合作中的寧靜政治:論食品衛生安全與糧食援助制度之法益失衡暨不當性 / The quiet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the institutional imbalance of legal interests and malpractice for food safety and food aid譚偉恩, Tan, Wei En Unknown Date (has links)
代表國際合作的國際組織對於國家的行為有什麼影響?趨同或趨異?這個問題國關學界主要是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兩個主流理論在進行辯論;前者的研究顯示,國際組織或其它國際合作類型,只是主權國家(特別是強權國家)的工具,本身沒有獨立性,更遑論能制約國家行為或導引國家行為的協調一致。而後者從賽局理論推演出合作的可能與必要性,並認為制度(或建制)是有效維繫合作關係與調和各國行為,進而穩定國際秩序的方法。
然而,在世界貿易組織的架構下,國際貿易合作中食品衛生安全的相關衝突一直存在著。而在國際貨幣基金或世界銀行的架構下,糧食援助的合作似乎造成許多受援國境內的糧食危機未減反增。這樣的結果與新自由制度主義的論點不符,同時暗示著維繫國際合作的制度(或建制)可能具有不當性或偏重對特定法益的保護。另一方面,這樣的情況也無法透過新現實主義得到周延的解釋,因為合作中的權力爭奪並不是只單單發生在體系層次,並且最後影響或主導結果的行為者也非該理論向來強調的主權國家。
當前國際食品貿易的進/出口規範與具有結構調整性質的糧食援助機制究竟是過度保護了貿易自由,還是能為每一個個人可能遭遇的食品衛生風險或糧食危機提供必要之保障?這是本研究的首要顧念。透過個案研究與過程追蹤的方法,本文認為在無政府狀態2.0的環境下,國際食品貿易與糧食援助的制度(或建制)存在著法益失衡與不當性;是一種無法公允保障進口國消費者食品安全或受援國農民糧食主權的合作模式。這樣的結果在既有的國關理論得不到全面性的分析和解釋,因此文中提出「寧靜政治」的論述對之進行補充,說明擁有貿易出口利益的國家,其政府在國內層次如何因為寧靜政治現象而流失權力(退位),成為跨國公司的代理人,而非最高的主權享有者與治權行使者。同時,在體系層次,這些國家還為跨國公司爭取利益最大化,假國際合作之名攻佔食品進口國或糧食受援國的國內市場,釀成公共衛生或糧食主權上的危機。
研究結果顯示,跨國公司是造成國際制度(或建制)成為失衡天秤與喪失正當性的幕後原兇。也是在國際經貿這個議題領域中導致國家退位的關鍵行為者。從強調資本主義和貿易自由化的經濟學角度來看,這或許是市場機制正常的發揮,即使有人不樂見,也毋需過於擔心。然而,任何「自由」都不能是毫無限制地,也不該是無所節度的。全球經貿自由化與市場資本主義的發展若是繼續以目前的方式在運作與擴張,跨國公司累積的財富與權力就會在更多的議題領域超越或擊退主權國家,屆時除了食品衛生安全與糧食安全外,恐怕還會有更多攸關人類安全的法益在商品化的國際市場上漸漸淪為類奢侈財。
從理性選擇的角度來看,此種結果或許是國家在參與經貿合作前本能預見之事,但基於理性選擇,認為這是可以忍受的代價。然而,本文質疑國家(特別是小國)所付出的代價真能讓其在合作過程中換取到大於損失的利益。就像個案中台灣在進口美國牛肉的問題上,或墨西哥在糧食援助的計畫裡,這些國家並沒有在國際合作中得到預期的好處,反而失去了原本可以享有的衛生安全與糧食自主性。退一步言,假設這些國家真的從合作中得到大於損失之利益,那麼這些利益的分配在其國內層次上往往也不否符合公平與正義。毋寧,利益最後只是由特定少數的行為者所享有,但衛生安全風險或糧食基本權的不利益卻轉嫁由進口國或受援國的全體人民買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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