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區域情勢的轉變只是全球大環境下的一部分。冷戰時代的結束，使得整個國際情勢的發展更加注重其他非政治、軍事議題，而經濟、社會、種族、人權、環保與文化等諸多議題也納入了國際政治的議題領域內。研究全球化議題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受到當今許多領域的學者熱烈探討與研究。其中，「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更是在全球化浪潮下，成為國際關係領域中的一項新概念。對於全球治理所受到的重視程度，自然容易引起眾人的研究興趣。探究全球治理絕非代表可以掌握未來，但卻得以從複雜無序的世界狀態中理出一條可行的道路，也代表著對傳統國際關係領域的一種拓展與充實。相較於區域層次的歐安組織，由於是歐洲地區參與國眾多且議題涵蓋範圍廣泛的國際組織。在面對冷戰結束後的新挑戰，以及在全球治理趨勢的潮流下，觀察歐安組織與全球治理概念的聯結，可以提供我們一個嶄新的思考方向。

從美國的外交與戰略規劃觀點，印度在冷戰結束前，一直被視為「停滯區域」，這固然與冷戰期間分處不同陣營有關。但21世紀南亞日漸成為美國國家戰略的重要核心。而印度為南亞的重要國家，擁有超過十億人口，是新興的強國，更是重要的夥伴，且印度的政經發展實力崛起、亦位居印度洋關鍵性的戰略位置，及美國涉入全球反恐等因素，其地位大幅提昇。 基於民主性、多元民族與法律規則等共同價值，美國與印度的確具有成為「戰略性的夥伴關係」的重要條件。2005年，美國與印度簽署一項為期十年的國防架構協議，開始擴展雙方安全合作。許多經濟性、安全以及全球的新計畫，包含「民用核能全面合作計畫」都持續進行中。這項計畫係由小布希總統於2005年啟動， 2006年獲參議院通過（海德法案The Hyde Act），並於2008年10月經眾議院的通過。另外；自2002年，兩國已共同參與許多前所未有的聯合軍事演習，美國對印度的重大軍售也都在計畫中。 自911事件後，美國全球戰略的思維被迫做出重大改變，反恐成為戰略優先目標。因此，為防範恐佈組織勢力擴張、非傳統安全問題及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落入非國家行為者所操控，均形成當務之急。而這些重大議題，與印度皆有密切關連性，就地緣政治考量，印度積極向東擴展，逐漸與亞太國家經濟發展相連結，許多美國企業認為印度是絕佳的投資市場。美國支持印度努力在經濟轉型，以利從社會主義經濟改革，轉變為開放市場經濟，尤其是面對東亞地區的區域整合部份，印度亦極力爭取參與東亞區域合作組織的機會，就其政軍實力已成為區域強權之一。分析家認為印度逐漸擁有抗衡中共的影響力，此外，印度近來在國際上積極涉入各相關事務，企圖爭取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美國為了區域穏定，亦寄望印度與巴基斯坦進行和平會談，亦有日漸和緩趨勢，故積極推動戰略伴關係，不僅對美印雙方具有重大意義，且實質意義遠大於美印軍事及安全合作的範疇。

隨著超級大國爭奪勢力範圍時代的結束，安全研究對象不再純粹以國家的軍事和意識形態為主，這種對傳統國家安全威脅來源的不同理解，導致「非傳統安全」概念的產生。非傳統安全威脅的擴散性、跨國性特質，使其威脅往往比傳統安全來的難以控制，國際社會的安全合作也不得不從傳統安全轉向非傳統安全，非傳統安全合作似已取代傳統軍事結盟觀點，成為國際安全合作的主要面貌，故本文認為國際社會或區域組織的安全能否得到確保，必須看它的非傳統安全合作能否有效深化。 　　此外，安全不再是狹義地以國家為唯一適用單位，更應包含對人類安全的保護以及對於恐怖主義、毒品走私、強迫遷徙等問題的正視。本文認為，人類安全是非傳統安全能否跳脫傳統安全框架重要的元素之一，不應只以人權角度來理解，而應放在「國際安全」架構下檢視，一個安全合作機制是否涵蓋人類安全理念，將是傳統安全合作機制與非傳統安全合作機制重要差異之處。 　　本文此標準檢視歐盟這個擁27會員國的區域組織，並以其第三支柱「內政暨司法事務(JHA)」的運作架構為檢視對象，探討歐盟在安全合作上的特殊性及其價值。本文認為，歐盟在其安全戰略中雖表示強化軍事力量的決心，但卻也處處顯示出對人類安全的考量，在JHA之實際政策面更看到針對跨國犯罪、恐怖主義等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全面對策，顯示歐盟不只是針對傳統安全合作的機制，更是國際社會上少數真正針對非傳統安全威脅進行合作的機制。 /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issue of non-traditional threat has gained much attention than ever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oreover, it has taken the place of the traditional issue and has become the hottest topic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By introducing the third pillar of European Union- The Justice and Homes affaire( JHA) and how it works when dealing with the boundless non-traditional threat, this paper have proved that EU is not only 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targeted for traditional threat comparing with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ut also the one aimed to handle the non-traditional issue such as terrorism, organized crime and drug trafficking by practicing its concept of human security which is centered in the European Security Strategy in 2003.

「後勤」是國家經濟資源的轉換過程；由於「軍事後勤革新」具備「科技」、「經濟」的特質與效益，成為美國追求21世紀「全球戰略」的安全依賴。冷戰後美國即提出軍事事務革新（R.M.A.）觀點，並以「全球化戰場支援－聚焦式後勤」遠景，結合「企業經營」商業典範，建構跨世紀支援新戰爭的後勤策略。「九一一」事件後，由於美國東亞安全戰略，潛藏「恐怖主義溫床」及「『多強』大國」危機因素，頓時成為美國新世紀國家安全關注的焦點；因此，基於「威脅」與「能力」的認知，美軍展現了「先發制人」（preemption）軍事目標，並對中國崛起之區域霸權抗衡，磨合共同發展的生機，此被定義為「圍和」（congagement）。 夲論文總計六章節，其宗旨在探討美國「軍事後勤」革新，對其「東亞安全戰略」規劃之影響，並從上述情節與環境，思索後勤與戰略的互動性；如第二章探討反恐時代美國國家安全觀，「九一一」事件後如何追求國家安全戰略，及面臨國際政治困境的因應之道。第三章探討美國軍事事務革新動機，及「軍事後勤」策略發展特質。第四章探討美國東亞安全戰略及軍事後勤思維。第五章則藉國際新自由主義之互賴關係，探討美軍運用軍事後勤，對區域信心建立及預防外交的影響，並試圖尋求衝突解決途徑，以利美國規劃高機制的安全戰略目標；內容涵蓋中國崛起對美國在東亞反恐佈戰爭的機會與挑戰，及美國借助「軍事後勤」與俄羅斯、日本及中國的發展軌跡。 經研析結果，東亞確實已成為美國全球戰略的關鍵地帶，從軍事後勤革新角度，亦足證實未來美國全球戰略，將與資訊及經濟利基共生，並與東亞盟國落實更完整的「安全合作」。因此，軍事後勤使美國對東亞各國戰略步調幾近一致，並與經濟發展條件齊驅；軍事後勤使美國優先認知，爭取海外基地使用權，及危機前即與盟友軍事接觸、有效提供後勤資源，將更能落實聯盟統合戰力。而軍事後勤更使石油成為美國安全戰略的基石；由於石油具有經濟建設的附加指標，使美國與東亞戰略大國提前交鋒。總之，「九一一」事件後美國整個東亞安全局勢，軍事後勤與區域經濟某些指標已整合，或從軍事事務革新觀點，在東南亞部分已漸形成美軍戰鬥系列的後勤區，與東北亞的前線戰力前後相應，似乎又透露美國正為擴軍的戰略態勢。

自冷戰時期以來，中共的對外戰略乃是依據整體國家安全戰略的需求而制 訂，在歷經了毛、鄧、江、胡等四代領導人的安全思想，以及冷戰、後冷戰、後911等時期的發展和演變，中共的國家安全與對外戰略，逐漸呈現於一種融合於國際社會和區域體系的傾向，這可由冷戰後中共對東南亞戰略的演變過程中一窺全貌。而在1990年代中期中共對外戰略轉型之後，中共的國家安全與東南亞政 策，在軍事、政治和經濟等廣義安全領域中，分別呈現了何種發展與變化？中共安全戰略的變化，對於冷戰後東南亞逐漸興起的區域多邊安全合作，有何政策上的意涵和影響？又此種影響，對於安全合作此一議題領域上，有何理論上的歸納和啟示？上述幾點乃是本文所欲探討的問題意識與核心焦點。 本文經過研究後發現，改革開放後的國家整體發展需求，逐漸引導並改變中共國家安全與對外戰略的目標界定與政策內涵，並導致了中共在東南亞區域內對於多邊機制和多邊安全議題的態度和行為轉變。而中共大國外交和多邊外交於1990年代中期之後的實踐，不但改善了與東協各國的雙邊關係，並使中共逐漸融入且帶動了東南亞多邊安全合作的發展，使其合作範圍擴展至東北亞，合作議題領域亦有深化之趨勢。但這並不代表自由制度主義典範已經主宰了中共的安全政策產出，相反的，中共安全行為仍是以相對利得為主的現實主義邏輯下的產物，而這也適用於區域中的其他國家，權力格局和國家利益考量仍舊主導了國家單元面對結構的下一步行為，就未來安全合作的前景而言，這也是東南亞區域希望在現有合作基礎上走向更高度的安全整合之前，所必須先面臨的關鍵性問題。 關鍵詞：中共安全觀、國家安全、東南亞戰略、多邊機制、安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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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蘇聯在國際權力結構扮淙的角色相當突出，幾乎世界 任何角落發生的動亂紛爭，蘇聯都插上一腳，因此，在研究國際政治的領域中，有關 蘇聯外交的研究，即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 西方政治人士或是政治學者，常常形容蘇聯的外交行為是一個「謎」，令人難以了解 。筆者撰寫本文的動機，即試圖為研究蘇聯外交，尋找一個解釋的途徑，希望能進一 步預測蘇聯外交行為。 筆者選擇蘇聯與歐洲安全合作會議為題材，是因為筆者認為歐洲是蘇聯對外政策的重 點，是蘇聯從事外交行為的主要目標，而歐安會則是蘇聯歐洲政策和進行會議外交的 具體表現，探討蘇聯與歐安會的關係，不但可以了解蘇聯戰後的歐洲政策，同時可以 從抽絲剝繭中找出決定蘇聯對外政策的主要因赤，藉以蠡測其未來外交政策。 本文連同附錄約二十萬字，計分七章二十一節。 第一章導論部分，說明筆者研究本文的動機和目的，提出四項命題，解釋涉及命題的 一些基本概念：諸如意識形態、國家利益、權力和共產主義世界革命等。此外，也提 及運用資料的情形和遭遇的一些困難，和解決困難的辦法。 在研究途徑方面，筆者採用的是一般研究外交政策時使用的「意識形態途徑」，但也 顧及「分析途徑」所強調的一些考慮，如蘇聯的地理位置、歷史傳統和國外環境的變 動等，以免為蘇聯宣傳口號或抽象理論所愚弄。 第二章敘述歐安會的背景，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初期歐洲政治和經濟情勢的發展， 蘇聯以巧取豪奪方式所佔的歐洲領土，並且企圖赤化東歐和中歐國家等。 美國針對東歐的赤化，又見西歐國家百廢待興，便放號棄傳統的孤立主義，迅速介入 歐洲的事務，一方面實施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以阻止蘇聯對土耳其和希臘的覬 覦，並援助西歐國家復元，一方面建立北大四洋公約組織，防止蘇聯共黨的進一步向 西歐擴張。 西歐國家受戰火洗劫後，無力維持歐洲的權力均勢，於美蘇兩極權力形成後，除了依 附兩強之外，唯一生存與發展的途徑是加強本身的團結和合作；蘇聯在東歐的行為只 使西歐國家恐懼，不能誘使它們依附，反而使它們選擇了一方面依附美國，一方面試 圖建立一個統一的歐洲。戰後初期的經驗顯示，經濟融合是推展西歐統一運動的有效 途徑。 戰後的歐洲問題中，以德國未來地位問題最為棘手，是東西雙方僵持最久的大難題， 在某種意義上，德國問題就是歐洲問題，而柏林問題又是德國問題的核心，和德國政 治統一有密切關係，和歐洲安全的國際政治問題纏在一起，所以都在本章討論。 第三章談歐安會的擬議。蘇聯想利用戰後初期的歐洲情勢配合共產主義世界革命的目 標，於一九五四年建議召開歐安會，以便建立蘇聯式的歐洲集體安全體系。蘇聯當時 環顧國內外的環境，認為不能以武力赤化西歐，要運用和平共存的策略，透過全歐會 議的架構，才可以達到遠程目標。和平共存策略源自列寧，史達林也有方略性的策劃 ，歐安會因而基本上是蘇聯和平共存策略的運用，是蘇聯在歐洲從事的一場會議外交 。所以和平共存、低盪、共黨的策略和方略、蘇聯對歐洲安全的看法等，本章曾分別 加以探討。 第四章報導歐安會的推展。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在一九五四年四強柏林外長會中，提出 「歐洲集體安全條約」草案，一般人認為是歐安會的濫觴。 西方國家洞悉蘇聯居心叵測有意排除英美於歐洲安體系之外，又水要迫使西方放棄北 約組織，蘇聯的提議獲得冷淡的反應，甚至遭到拒絕，乃是很自然的，但蘇聯並未中 止其努力，繼續在後來東西方強國舉行的幾次會議中，提出它對歐洲集體安全體系的 看法，並希望把這體系和德國問題合併的討論。 一九五五年五月九日，西德加入北約組織，同月十四日，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簽署華 沙公約，並成之華約組織，歐洲戰後東西軍事集團的對峙局面遂告形成。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赫魯曉夫為了推動全歐會議，強迫西方對德國問題讓步，一再使 用冒險方略，製造了幾次柏林危機，東西方的緊張氣氛瀰漫歐陸，一九六○年代初期 ，歐洲集體安全體系的建議，當然受到影響而暫告停頓。直到一九六六年，在布里茲 涅夫策劃推動下，召開會議以建立歐洲集體安全體系的呼聲亮起來，華約組織推波助 瀾，歐洲不結盟國家積極反應，西歐國家在東西低盪的氣氛下也開始轉變態度，表示 有條件地支持，蘇聯的建議召開歐安會，從七○年代開始便有良好的進展。 第五章敘明歐安會的舉行。一九七二年十一月，美國、加拿大和歐洲各國代表，在芬 蘭首都赫爾辛基舉行歐安會預備會議，會中決定把歐安會分三個段進行，第一個階段 由各國外長於一九七三年七月在同地開會，分別說明其政府對歐洲安全與合作相關問 題的意見，並決定預備會所擬的歐安會議程，為第二階段會議舖路；第二階段會議預 定一九七三年九月在日內歹召開，由與會國家派專家和代表出席，會議應設特別委員 會和小組委員會，以討論有關議程的細節問題，並作成宣言，推薦書、決議草案及其 他文件，提交未來的歐安會考慮；第三階段會議於一九七四年春天或夏天也在同地舉 行，將考慮委員會提出的推薦書，並裁決會議的最後文件。但歐安會高峰會未能如期 召開，延到一九七五年七月底才舉行。本章所敘述的，是預備會和三個階段會議的過 程，以及歐安會最後文件的主要內容。 第六章來檢討歐安會，說明東西雙方對最後文件法律拘束力的歧見，並且從東西方的 低盪、東歐現狀的維持和西歐的芬蘭化等角度，探討歐安會後歐洲新情勢，試看歐安 會能否達到東方的或西方的或東西雙方的目的。 西方國家同意參加歐安會，本來希望打開鐵幕，把人權觀念灌輸給蘇聯和東歐國家， 但歐安偪最後文件墨水未乾，東西雙方對權間題的爭論即起，蘇聯不願妥協，又按其 共黨意識形態指摘西方違反人權，並且辯護共黨鎮壓異己的行為。在伯爾格萊德歐安 會檢討會，爭論達到最高潮，證明西方國家只能望著共黨國家達反人權而興嘆，顯然 無能為力。 東西雙方對濟和科技合作的爭辯較少，似乎都認為十家是受益者，西方國家若干人士 說，蘇聯獲益較大因而擔心蘇聯把受益所得用以加強軍力。 軍事低盪，原是歐安會多數與會國家的願望，武器系統日新月異，東西方軍事集團對 峙，已帶給它們核子戰爭的恐懼，它們於是希望能利用歐安會的架構，以建立安全的 信心。事實上，經過三個階段的會議，簽署了最後文件後，西方國家，特別是西歐國 家並沒有增加安全感，東西方平衡裁軍談判固然缺乏進展，蘇聯也沒有表示放棄其爭 取軍事優勢的意圖。 第七章是結論。筆者根據本文各章的事實和分析，發現蘇聯倡議、要求並且策畫歐安 會，是其意識形態、國家利益、國家權力等因素主使的結果，蘇聯外交也受這些因素 影響，正面證實了本文導論中的命題。 /

東協成立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促進東協各會員國之間「在平等與夥伴的精神之下，採取共同努力，促進區域內各國的經濟成長、社會進步與文化發展，以增進東南亞國家成為繁榮與和平的基礎。」隨著冷戰結束，大國影響改變，中共與日本積極介入東南亞地區，加上1999年 4 月，隨著柬埔寨的加入東南亞十個國家全部成為東協成員，實現了東協最初建立的願望。但在相互平等、不干涉內政及和平解決衝突的基礎上，東協推動區域安全合作的機制（東協方式的協商模式）面臨極大挑戰與衝擊。 本論文共分七章，第一章緒論，揭示本文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範圍與限制及論文架構等。第二章探討東南亞安全環境，從東協的成立，在諸多歷史情結與仇恨糾結中，東協十國出現的背景原因，及探討冷戰前後影響東協安全合作機制形成的因素，從中瞭解「信心安全建立措施」在東協國家間的重要性。第三章 1967-1989東協「信心安全建立措施」的歷史脈絡，從「東協方式」談起，以新自由主義的概念嚐試瞭解不同於歐盟整合的「東協方式」。第四章1990年後東協內部「信心安全建立措施」的發展與特徵。針對冷戰後東協內部安全機制加以探討，如各國之間透過那些機制和平解決雙邊邊界問題等。第五章東協國家主導的由外而內安全合作模式，探討東協區域論壇及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之成立背景、主要議題及對東協安全合作機制的影響。第六章今後東協推動內部「信心安全建立」的機會與挑戰。東協內部對「信心安全建立措施」的看法與態度亦影響執行成效，東協內部解決衝突的機制是否健全，由「信心建立措施」發展到「預防性外交機制」之可行性。第七章結論。藉著上述的探討，瞭解東協內部信心安全建立機制之演進及發展，為東南亞區域安全找到新的方向。

摘要 近十年來，北京已轉變它在東南亞區域的外交政策，希望與東盟成員國家能維持一定的良好關係，並發展出一個和平又互利的戰略夥伴關係。1997年到2012年之間，中國與東盟從建立對話機制開始，雙方實質上的經貿投資與聯合計畫都快速增長。從多方面顯示：不僅在政治、經濟與維持區域安全等方面，中國與東盟成員都已共享務實的合作成果，近來更大力拓展雙方的互連互通與交通基礎建設，期使共同邁向實質的中國－東盟戰略夥伴關係。 南中國海周邊各國的利害與衝突不一，是個複雜的區域；而中國與東盟成員之間的對話機制與合作關係的基礎上，有助於減緩此一緊張情勢。本報將採用文獻分析的定性研究方法告指出（實際上）（1）北京的東南亞外交政策正面臨的主要挑戰是有東盟以外國家新勢力的強力介入或是舊有勢力的急速恢復，進而互相抗衡。（2）中國被稱為有過分自信的政策規劃期間，北京在推動與東盟戰略夥伴關係，實際上中國與東盟成員關系都已共享務實的合作成果。 / Abstract China-ASEAN relations have been transformed over the last decade by Beijing’s aim to create a stable neighboring environment as outlined in its state policy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This relationship has been embodied in a series of joint plans and statements with ASEAN between 1997 and 2012. In the three areas of politics and security, economy, and connectivity and infrastructure, the paper will show the relationship has followed a similar pattern, that is cooperation has been deepened according to China’s aims for its relationship with Southeast Asia. While relations have continued to develop in these areas, constant focus on the issues of assertiveness and territorial disputes, particularly over the last 3 years, means that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in the relationship often receives little attention. The South China Sea is a complex issue, however security-related dialogue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member states will be shown to have mitigated this problem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paper will show that the challenges to Beijing’s policy lies with countries from outside the sub-region and their return, or growing role in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and that in fact during the period when China has been labeled more ‘assertive’ its relationship with ASEAN has deepened and developed as planned. In its use of materials the paper will employ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of document analy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