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自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由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在外交路線上改變了對國際形勢的判斷，也為中共的全國工作重點轉移到了經濟建設。冷戰後中共除了繼續執行獨立自主的對外關係，也重新調整外交政策，在繼續加強與開發中國家合作的前提之下，發展與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係。同時為確保國內經濟持續發展，中共需要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尤其是周邊國家。基於這樣的外交方針，冷戰後中共進行一系列與周邊國家降低軍事衝突及穩定區域安全的措施。其中東北亞諸國，不論是地緣或是歷史情結上與中共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不論是日本或是朝鮮半島上分裂的南、北韓，均與中共有不同程度的潛在衝突，影響中共追求穩定國際環境的需求。而美國在重新調整其全球戰略之後，將關注焦點從歐洲轉移到亞洲，加上駐有大量軍力於南韓及日本，讓整個東北亞地區情勢益形複雜。信心建立措施是近年來國際間用來降低國家間或是區域間潛在衝突的工具，如何運用信心建立措施來降低東北亞區域國家間的軍事衝突，確保東北亞區域和平，以利中共全力發展經濟，是本論文探討重心。 / After 1978,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RC）has began to change its foreign policy and tried to play a friendly role to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 order to create a stable and peac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Northeast Asia is one of turbulent regions. This region also includes Japan and North Korea and South Korea. Nations here have different level of potential conflicts against the PRC. U.S. also involves in this area. Since 1975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CBMs) already provide many solution for Europe countries in solving their conflict. So the CBMs may help provide the same solutions for the Northeast Asia region also. This thesis tries to explain how Japan, North, South Korea as well as the U.S. in their manipnlating the CBMs vis-a-vis PRC, and, finally, how the CBMs would decrease the possibility of potential conflict in this region.

本論文主要探討聯合國在維護國際安全與和平目的時，由原先所構思的集體安全概念，來確保不再發生世界大戰，到發展出維持和平行動及預防外交的前因後果。 　　聯合國於一九四五年成立後，由於東西雙方兩大集團採取對抗方式，冷戰於焉形成，集體安全概念除了在韓戰及波灣戰爭發揮維護國際社會安全與和平應有的功能外，面對其餘各項衝突均無法發揮其功能，維持和平行動乃因運而生，並延伸出預防外交的概念。 　　聯合國於一九四八年第一次實施維和行動，開啟了維和行動的新頁。在冷戰的四十幾年間，維持和平行動及預防外交確實發揮穩定國際安全與和平功效。隨著冷戰於一九八八年結束，國際間採取以合作代替對抗，同年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及美國於一九九一年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授權下組成多國聯軍,將伊拉克從科威特逐回其本土，以及蓋里秘書長在一九九二年向安理會所報題為和平議程中，重新賦予預防外交新的定義及做法，因而引發國際間對於聯合國在維護國際安全與和平上的厚望，預防外交頓時成為當時流行的口號，而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 　　聯合國對於國際間的期望也確實給予具體的回應，維持和平行動從冷戰前四十三年間執行十三項任務，激增到冷戰後短短十五年內的四十三項任務，介入處裡的衝突，也從國際間的衝突到國家的內戰等，範圍較前廣泛；而其所執行的任務更從早期監督停火及擔任軍事緩衝者到維護人道救濟及人權，並進而協助國家重建工作等，不一而足，可說加大了預防外交的廣度與深度。維持和平行動及預防外交實施以來，雖有長足的進步，但本身仍有問題需要去面對及克服，聯合國因而成立小組研擬改進之道，逐一加以解決，然仍有部分問題未能完全解決，尚待克服。雖然聯合國仍有待精進，但是其作為國際及國內爭端的最佳仲裁機構，是無庸置疑的，這也是為何在海地任務中，由美國領軍組成的多國部隊仍須經聯合國授權，才具正當性。目前維和任務及預防外交仍是聯合國維護國際社會安全與和平的最佳方法。

東協成立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促進東協各會員國之間「在平等與夥伴的精神之下，採取共同努力，促進區域內各國的經濟成長、社會進步與文化發展，以增進東南亞國家成為繁榮與和平的基礎。」隨著冷戰結束，大國影響改變，中共與日本積極介入東南亞地區，加上1999年 4 月，隨著柬埔寨的加入東南亞十個國家全部成為東協成員，實現了東協最初建立的願望。但在相互平等、不干涉內政及和平解決衝突的基礎上，東協推動區域安全合作的機制（東協方式的協商模式）面臨極大挑戰與衝擊。 本論文共分七章，第一章緒論，揭示本文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範圍與限制及論文架構等。第二章探討東南亞安全環境，從東協的成立，在諸多歷史情結與仇恨糾結中，東協十國出現的背景原因，及探討冷戰前後影響東協安全合作機制形成的因素，從中瞭解「信心安全建立措施」在東協國家間的重要性。第三章 1967-1989東協「信心安全建立措施」的歷史脈絡，從「東協方式」談起，以新自由主義的概念嚐試瞭解不同於歐盟整合的「東協方式」。第四章1990年後東協內部「信心安全建立措施」的發展與特徵。針對冷戰後東協內部安全機制加以探討，如各國之間透過那些機制和平解決雙邊邊界問題等。第五章東協國家主導的由外而內安全合作模式，探討東協區域論壇及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之成立背景、主要議題及對東協安全合作機制的影響。第六章今後東協推動內部「信心安全建立」的機會與挑戰。東協內部對「信心安全建立措施」的看法與態度亦影響執行成效，東協內部解決衝突的機制是否健全，由「信心建立措施」發展到「預防性外交機制」之可行性。第七章結論。藉著上述的探討，瞭解東協內部信心安全建立機制之演進及發展，為東南亞區域安全找到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