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發生後，國際體系權力格局受到衝擊，國家在國際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出現了轉變，尤其是中國與美國的國際角色與雙方關係的變化，同時，國際安全環境因持續不斷的恐怖活動的衝擊，而充滿著不安的氛圍。不僅美國與中國積極進行反恐行動，包含歐盟、俄羅斯、澳洲、東南亞及南亞國家，都投入了不少財力、人力與物力在這個領域之內，同時，全球性及區域性國際組織皆制訂一系列的反恐國際規範來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勢力的發展，及提供各國進行反恐行動的依據、規範。 美國以「布希主義」（Bush Doctrine）作為其反恐戰略的基礎，強調軍事打擊手段、先發制人（preemption）、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而中國則是以「新安全觀」作為其反恐戰略的理論基礎，強調以多元的手段打擊恐怖主義勢力，及推動國際社會進行「安全合作」以尋求「共同安全」。在中、美雙方都有反恐的現實需求下，進行了包含政治、經濟、法律與情報等四個方面的廣泛合作。

從冷戰結束至今日，人類對於安全的需求並沒有因為兩極對抗的消融而減緩。相對地，當立即的軍事威脅下降，卻令以往冷戰對峙所壓抑的經濟全球化、種族、宗教、文化、社會或區域主義衝突一一浮上檯面。這樣的背景之下，亞太地區作為一個充斥著複雜種族、宗教、文化、政經體制與歷史糾結的國際舞台，對於安全理念的探討就一直受到各國相當的重視。 雖然，冷戰後亞太各國共同成立了為數不少的多邊合作組織，然時至今日，亞太地區在面對一九九七年金融危機、二○○一年九一一事件及反恐戰爭時，卻在對危機的預防、處理、善後與救援措施上，明顯產生各國在認知與因應策略上的矛盾及衝突。易言之，強權的安全觀勢必左右其戰略安排及政策實踐。因此，毫無意外地，亞太區域安全的實踐必然需要透過區域中各強權對於安全理念落實上的折衝及妥協。尤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所主張的「合作性安全」、日本及東協國家主張的功能性不同的「綜合性安全」、借鏡歐洲安全經驗的「共同安全」，甚至是中共近年來落實的「新安全觀」。 而當九一一事件爆發及全球反恐戰爭的開展，其所蘊含的安全意涵，包括政治民主化、民主體制的維護、金融透明、關注失敗國家、強化全球反恐作戰及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的合作，卻是傳統安全理念所無法單獨切割處理的。因此，最後本文嘗試將各安全理念重疊及互補的部分加以融合，以「新綜合性安全」體系作為未來亞太區域安全實踐的可能方向，並分析台灣所處的形勢，畢竟亞太地區是我們安身立命的所在。 關鍵詞：亞太安全理念、共同安全、合作性安全、綜合性安全、新安全觀、九一一事件、全球化、新綜合性安全

全球化、相互依賴是21世紀的發展潮流，中美兩大經濟體系（G2）的競合，更是主導國際體系發展的方向，2014年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亞洲新安全觀」的亞洲共識，中國大陸扮演更負責任的區域大國角色，對區域穩定、和平發展有所貢獻，期盼美國放棄冷戰時期的對抗意識形態。 從地緣政治分析政治、經濟、軍事安全面各向，窺視中美競合中多邊與雙邊關係，理解中國大陸的「亞洲新安全觀」倡議與美國「亞太再平衡」政策競合下的消長與發展趨勢。 期能理解在東、西方不同文明、體制的思維，過去意識形態對抗的謬誤本質與潛藏危機，發掘「亞洲新安全觀」對區域和平與穩定發展的契機與永續經營之道。 / 全球化、相互依賴是21世紀的發展潮流，中美兩大經濟體系（G2）的競合，更是主導國際體系發展的方向，2014年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亞洲新安全觀」的亞洲共識，中國大陸扮演更負責任的區域大國角色，對區域穩定、和平發展有所貢獻，期盼美國放棄冷戰時期的對抗意識形態。 從地緣政治分析政治、經濟、軍事安全面各向，窺視中美競合中多邊與雙邊關係，理解中國大陸的「亞洲新安全觀」倡議與美國「亞太再平衡」政策競合下的消長與發展趨勢。 期能理解在東、西方不同文明、體制的思維，過去意識形態對抗的謬誤本質與潛藏危機，發掘「亞洲新安全觀」對區域和平與穩定發展的契機與永續經營之道。

近年來，日本的防衛政策發生了許多重大的變化。如日本政府認可了「集團自衛權」的行使權、美日兩國修訂了新版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以及日本國會通過了新的「安保法案」，這些變化勢必將帶給亞太地區不小的影響。在此之中，2013年，日本政府所制定的新「防衛計畫大綱」更顯示出了日本安全觀在面對快速變化的國際情勢之下，不停地求新求變以確保國家安全的意圖。 「防衛計畫大綱」是為日本防衛政策的最高指導方針，具有非常高的重要性。故本論文將以防衛計畫大綱作為基礎材料，對日本冷戰後的安全觀變遷進行研究。防衛計畫大綱至今(2016)共有五個版本，從第一版(1976年)到最新的第五版(2013)，橫跨了冷戰與後冷戰時代，其中各版的內容更是發生了許多變化。如冷戰時代，日本的主要威脅是來自於蘇聯的全面入侵。而到了後冷戰時代，防衛政策的重心則是開始創造能夠對應「複合事態」的新體制。 本論文將基於「新古典現實主義」與「歷史制度論」兩大理論的角度，對防衛計畫大綱展開分析。並特別著重於「政策的繼承性」、「國內政治勢力的演變」、「中日關係發展」以及「亞太地區安全形勢」等等議題。在探究日本安全觀變遷的同時，試圖理解日本防衛政策所具有的特殊性。 / Japan's defense policy changes significantly in recent years. New cabinet decision of the right of collective self-defense, new Guidelines for US-Japan Defense Cooperation and new national security bill. Definitely, those changes will impact Asia-Pacific Security. In those transitions, new Japanese National Defense Program Guideline(NDPG) will be a relevant reference to see why and how does Japanese security view get changed. This research will use NDPG as basic materials to find out the transition of Japan's security view in the Post-Cold War. NDPG has five editions for now. Form first edition(1976) to fifth edition(2013), NDPG can tell us what 's the difference of Japan 's security between Cold War and Post-Cold War. This research based on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to analyze NDPG. Furthermore, we will concern of “Succession of policy”,” transition of domestic political power”,”China-Japan relations”and” Asia-Pacific Security”and so forth.

911恐怖攻擊事件，對世人造成無與倫比的震憾與驚駭，對世局形成絕無僅有的影響與衝擊。台灣身為國際社會的一份子，作為一個關心國家前途的公民，整個國際局勢的發展自不能置身事外，須儘早掌握身為小國的生存安全自處之道，以開拓國家未來發展的願景。 基於上述思維，作者以新現實主義華爾茲的國際政治體系理論的觀點切入，藉由文獻回顧，觀察911後台灣安全環境時，各家學者分別從國際安全、亞太區域、台海安全環境層面切入，發現每個環節對台灣安全都造成一定程度的衝擊，但相關因素卻又相互牽連，交叉影響，唯有將三個介面相連結，方可一窺台灣安全環境的全貌。 在新世紀的國際環境，國際體系結構下美中戰略互動，才是影響台灣安全的重要結構性因素。如果美中聯合反恐愈是成功，台灣付出的代價也愈是昂貴，台灣絕對不可輕忽911事件提供中美在反恐上絕無僅有的合作契機，反恐戰爭越久，中共扮演的角色愈形重要，美國就可能傾向中共的一邊，應切忌使台灣問題成為美中關係反恐的籌碼。 世界格局的重心正向亞太地區轉移，美中日三國的互動關係更決定了東北亞與東南亞地區的戰略安全環境。對東北亞情勢而言，911後美國支持日本承擔更多區域安全責任，是比較有利於台灣對抗中共的戰略威脅，如何強化台日關係具有重大實質意義。北韓核武飛彈危機，台灣應當注意美日同盟對北韓問題處理的動向；美國是否以台灣利益作為交換與中共合作的籌碼；又萬一在朝鮮半島擦槍走火，台灣尤須對中共藉機武力犯台預作防範。對東南亞情勢而言，政經整合趨勢已是強權角逐的利益所在，台灣卻無對話空間，對於台灣整體安全影響深遠。 911後台灣安全環境，美國與中共的互動存在於台灣戰略布局首要考量的決定性因素。相對於身處亞太形勢中的台灣而言，美中台三邊關係對台灣安全具有決定性地位。美中台三邊無法構成等邊三角形的對等關係，美中關係與美國因素對台灣安全更具有關鍵性影響。911後美國兩岸政策已向中共修正，兩岸關係政冷經熱，政府間僵持對立，而非傳統性安全威脅對台灣已形成潛在隱憂。整體而言，911後的台海安全環境已出現對台灣不利的走勢，而保持現狀不僅符合國際反恐訴求，也是台灣最佳的戰略選擇，關鍵轉捩點在2004年的台灣總統大選。 關鍵字： 九一一 反恐 台灣 生存安全 國際體系 美國全球戰略 中共新安全觀 美日同盟 北韓核武危機 東協 美中台關係 武力犯台 非傳統性安全威脅

2002年7月31日，中共在「東協區域論壇」外長會議中，提出了「中方關於新安全觀的立場文件」，全面有系統地闡述了中共在新世紀下的安全觀念和政策主張，中共自1996年就提出應共同培育一種新型的安全觀念，中共領導人更多次在國際場合呼籲建立新安全觀，強調以對話協商增進了解和信任，通過協調合作促進和平與安全。 近年來，中共積極參與雙邊國際協定、多邊國際組織，強調「和平發展」重於一切，其中「東協區域論壇」與「上海合作組織」更被中共視為是新安全觀的具體成功實踐。新安全觀顯然已經成為中共順應經濟全球化與倡導世界多極化的主要工具，勢將成為中共對外政策的主調。因此，本文除探究中共新安全觀的背景與理念，更透過中共安全觀的改變、國際建制的參與，以掌握中共可能採行的國家安全政策與所面臨的挑戰。最終，並省思「新安全觀」為兩岸關係帶來的啟示。

冷戰結束後，國際社會新興的電腦犯罪、恐怖主義、非法移民、國際販毒、槍械走私、組織犯罪等問題，向為各國所共同關切。傳統安全係以戰略和軍事威脅為主，而非傳統安全威脅則來源多元、形式多樣，所呈現者又以各式跨國組織犯罪最為顯著。本論文以兩岸交流衍生之大陸民眾偷渡入臺、毒品走私、組織犯罪等議題來闡明臺灣所面臨的非傳統安全威脅，此外，尚須因應「國家認同」等源自內部治理之「內發性威脅」等「危機」。 非傳統安全問題具有向外擴散及向內滲透特點，與傳統安全問題間沒有明確界限，兩者具有相互轉化的特性，一旦非傳統安全問題失控或激化，可能被迫須以傳統軍事手段解決。故非傳統安全的範圍是動態的，難以界定，有鑑於兩岸交流衍生之非傳統安全議題相當龐雜，本文乃選擇對個人、社會、國家、國際體系等各層次皆會造成安全威脅的非法移民、毒品走私、組織犯罪以及恐怖活動等四項議題為主要研究課題。 當前全球化的發展潮流勢不可遏，安全研究的範圍究應「擴展」還是「窄化」，廣泛受到學者的重視與辯論，主張「擴展」之學者所持的理由是，許多非軍事面向的議題，影響並威脅國家安全至鉅，應該擴大安全研究的範圍。而傳統安全研究學者則認為，若將安全議題太過於擴大，將造成研究焦點無法集中，以及安全實質內涵空虛的弊端，故本論文將研究焦點集中於當前對我國非傳統安全具指標性之大陸非法移民的深層結構、兩岸毒品走私現況和未來發展、跨境組織犯罪、恐怖活動發展趨勢等課題，並提出因應建議。

「地緣政治」從字面上來看，就知道它是與地理、政治有關的課題研究，從深層的角度來看它則是以地理的宏觀思維來解釋一個國家的政治行為的科學。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係是永久存在的，因而地理環境對人類社會總會有一定的影響和制約。中西方學者的對地緣政治地理的詮釋都不盡相同。有必要先將地緣政治理論的淵源、定義及形成的因素加以深入探討，以建構本文研究立論之基礎。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形成的兩極對抗終結後，世界各個主要國家無不針對此一新的國際環境重新思索未來的發展與相應作為，以利其在新的國際體系產生醞釀過程中，爭取國家的安全發展與最佳角色、地位及對全球之影響力。中共利用地理上海陸兼備的特色及廣大經濟市場需求的優勢，積極營造有利其爾後綜合國力發展的地緣政治環境，並已躍昇為國際多強體系中的「一極」。尤其是中國大陸位於亞太地理位置的中心，而且是目前是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尤其中國大陸乃是全球人口最多、市場需求容量最大、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若中共能夠針對其地緣政治環境之特色，因勢利導，調整因應，以海陸交鋒的地理條件採全方位輻射同步發展的模式、以優勢的文化背景吸附多數鄰國為伍、以平等互惠爭取周邊強國的支持，則其後續的發展潛力不僅能成為亞洲區域或歐亞大陸的權力主宰者，更足以挑戰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 基於全球經濟發展與經貿整合不可逆轉的趨勢，中共未來地緣政治發展的主軸仍然會指向經濟方面，同時透過睦鄰政策的持續推動與夥伴關係的建立，營造一個以中國大陸為核心的東亞大陸地緣政治板塊。進而藉軍事變革的力量，將解放軍改造成一支能有效執行防衛國土的地面部隊、能達到對強權嚇阻的飛彈部隊、能走出大洋的空中武力與遠海艦隊。並以「上海合作組織」及「六方會談」打擊國內的三股勢力，同時爭取東北亞區域事務的主導權；積極參與「東協」組織，在經濟上維持東南沿海的經濟整合與發展及建立可以聯繫歐洲的地緣經濟板塊，在政治上突破美國的圍堵，爭取東南亞地區政經命脈的主控權。最後是發揮「博鰲論壇」的最大影響力，建構一個真正屬於「亞洲人的亞洲」、「中國的亞洲」的地緣政治理想。 冷戰結束後，所形成的國際大環境呈現出全球化的趨勢、以合作代替對抗的國際互動模式及經濟發展的主流意識等地緣政治環境特色，對即將成長、茁壯的中共而言，無非是一種新的機遇。另一方面，中國大陸周邊地區既有美國在西太平洋、中亞地區軍事部署上的圍堵；以及周邊「三股勢力」（恐怖主義、分裂主義、極端主義）的興起，加上鄰國潛在的糾紛衝突及領土、主權、資源的爭奪等複雜交錯的危機，對中共內外環境及爾後的向外發展也會產生一定程度的制約與挑戰。中共在此機遇與挑戰相互拉扯的過程中，若能「掌握機遇，積極發展」及「厚植國力，迎接挑戰」，將在未來的地緣政治發展開創出嶄新局面。 一國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它周邊安全與發展的環境，也決定了它在國際戰略格局中的地位，這是一個國家在地理上的根本特性，其影響具有恆久性。拿破崙曾說：「瞭解一個國家的地理，就可以瞭解其對外政策。」任何一個國家所面臨的利益、威脅與未來發展，都與該國的地緣位置息息相關。也就是一個國家的行為必然會受到地理的制約，為了建構符合本身利益的地緣政治環境，就必須掌握形成地緣政治的因素，充分運用地理的優勢，同時避開地理的限制，才能夠達到維護國家安全與發展之目的。總之，檢視中共在冷戰結束後所呈現的國家政治行為之目標，可歸納惟下列幾點地緣政治的戰略意涵： 一、營造「多極化」的格局－打破美國所主導的全球地緣政治格局。 二、提升大國地位－突顯中共崛起的意志與決心，並爭取對國際政治權力的分配。 三、擴大順從中共周邊的勢力範圍－強化對周邊地緣政治板塊的影響力度。 四、遏制「台獨、疆獨、藏獨」的分離勢力－維持中國大陸地緣政治內外環境的安全與穩定。 台灣的地理位置處於中國大陸的東緣，正位於東北亞與東南亞的中央樞紐地帶，這個自然地理特徵限制著台灣必須朝向南北或東面方向發展，也就是要以經營亞太地區作為發展的主要腹地。冷戰結束後中共也趁勢在亞太地區安全、政治、經濟領域中積極建構扮演主導及領航的角色，主要目的除了改善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外，就是要藉此強迫他們在台灣與中共兩邊作出明確的選擇，以達到孤立台灣的目的。此外由於中共地緣政治的發展效用，已反映出中共在國際影響力漸次上升，促使美國在現實利益的考量下，在美國、台灣、中共的三角關係中，美國選擇向中共傾斜的發展。未來在中共逐起崛起的大環境不變狀況下，美國也將被迫向中共靠攏，相對地稀釋了台灣與美國之間的關係，這將是台灣未來安全與發展的一大警訊。 冷戰結束後，隨著美蘇兩強對抗格局的消失，在全球各個區域普遍響起經濟發展及經濟整合的熱潮，在現代國際發展趨勢而言，以經濟利益為基礎的發展途徑，將能創造另一個政治、外交地緣政治新局，其中以「自由貿易區」模式的發展最具成效。預期未來「地緣經濟」勢必成為國際體系建構與發展的一個主流模式。最後來觀察陸地與海洋兩者的相互關係，陸地會對海洋構成控制的效果，海洋則對陸地產生包圍與封鎖的作用，在現代的國際政治權力環境中，它們都可以具體呈現出國家權力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