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結束後，國際情勢的變化以及中、美、日、俄之間的權力消長，促使東北亞大國重新檢視權力的布局。而當前國際安全形勢中區域內主要大國普遍增加軍事安全支出，並加快調整軍事戰略步伐。因此，增加國防安全經費支出是當前東北亞大國軍事安全競爭加劇的主要因素之一。且東北亞安全環境仍存有潛在的衝突因素：如北韓核武威脅、台海問題、歷史問題及海上資源爭奪與主權維護等因素，這些對區域的和平與穩定帶來潛在的威脅。結構現實主義認為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造成了恐懼與不安，使國際體系中的國家必須自助，由於自助而產生安全困境。本文主在探討冷戰後東北亞安全不穩定的核心問題，即現階段東北亞列強之軍事權力競逐所產生的安全困境。期望以適切的研究途徑，合理的研究方法，藉由安全困境理論來解釋與發掘東北亞區域安全不穩定的現象和問題，並期能找出緩解的作為。全文以緒論做概括說明，本文論述的主要觀點區分為四章十二節，結論概述研究總成，並提出主要發現和意見。 本文將安全困境的定義為「當一國爲了增強自身安全而採取的各種方式，必然構成對別國的安全威脅，雖然雙方均無意攻擊，其所採取的行動均是基於安全防衛考量，但是雙方亦不知道對方只是為了防衛目的才強化軍備或採取行動。雙方的行動可能會使情勢更為惡化，形成安全上的困境。」而安全困境本身就是一種悲劇。柯林斯（Alan Collins）認為安全困境應有三項必要條件：第一、雙方均不能確定對方的意圖，並進而誤認為是一種威脅；第二、存在於各參與者間幻想的互不相容態勢；第三、彼此尋求各種自相矛盾與減損的政策，因而產生了更大的不安全感。所以，以上三個特性，均需證明在東北亞地區確實存在，否則就不會發生因安全困境而造成的不安全螺旋。 研究的重點，從東北亞軍事權力平衡、潛在的衝突因素、安全機制整合的程度等三方面所塑造出區域安全的戰略環境，探討區域強權軍力發展的外在因素。再以安全困境的角度來檢視冷戰後中共軍力發展與美日同盟的軍力布局，及彼此權力競逐作為。並綜合分析區域安全內在與外在的主要因素，找出原因，再結合國際發展趨勢，提出彼此對話、建立安全機制、強化信心措施、及合作等安全困境的緩解作為，期能藉由區域強權的共同參與，瞭解彼此問題所在及錯誤認知，進而消除疑慮、避免衝突，以確保東北亞區域的安全與穩定。

冷戰後美國的亞太戰略是藉助盟國力量確保其地區主導地位，並以美日安保體制做為其東亞戰略的核心支柱。美日兩國歷經20世紀90年代同盟重新定義及至21世紀迄今的軍事合作變革與戰力部署調整，將同盟大幅強化，不僅協同戰力更加堅實，同盟關係也逐漸由過去單向依附及依賴轉向合作互補的全面夥伴關係及「世界中的美日同盟」方向演變。 美日強化同盟的主要目標皆指向中共。美國警覺到中共快速崛起下的潛在威脅，開始轉向支持日本擴張軍事，包括突破憲法對「集體自衛權」及海外派兵等限制，使能發揮「代理人」功能。日本評估藉依附安保體制「借船出海」戰略有利國家發展，除配合美國新安全戰略推動展現存在與實力之外，也積極介入亞太乃至全球領域重大安全事務，以朝向正常化國家。 美日同盟雖被認為是維護東亞區域和平安全的最大保障，然而檢視其近年來強化後的情勢發現，其確保和平功能因冷戰後地區原即不具開戰意圖與條件足以對抗美日者而不明顯；所標榜之抑制中共與北韓甚至反恐等功能，也因中共加速崛起、北韓依舊強勢發展出核武、以及反恐戰爭仍陷困局而欠彰。反而有可能激化地區對立意識與軍備競賽，及產生若干對日本擴軍趨勢下走向日中對抗及軍國主義復甦的隱憂。 美日同盟強化的利弊與動向尚難簡單論斷，然美國過於強調優勢軍力的手段已被證明並非和平萬靈丹，而由近期其對中共與北韓態度改變的跡象，似顯示過去「美日對中共」的兩極對立較勁態勢，有可能被更多接觸與合作所取代。未來如何進一步強化外交協商為主而非軍事的方式化解歧見增進合作，維持地區權力平衡與和平發展，實為以美日中為主的地區各國應共同努力的重要課題。 / The US strategy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is secure its regional dominance by drawing support from its allied countries, with the U.S.-Japan security alliance as the core of its strategy is East Asia. The allian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has been greatly strengthened by a redefini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Not only has their allied force become more consolidated, their bilateral relations have also transformed form unilateral attachment and dependence to cooperative and complementary partnership, developing toward the global U.S.-Japan security alliance. The strengthening of U.S.-Japan alliance is aimed to contai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come alert about the potential threat posed by a fast rising China and starts to provide support for Japan’s military expansion, one of which is lifting the constitutional restrictions on the rights of collective self-defense and sending troops abroad, so that Japan can act as a “delegate” for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thinks that the strategy of “borrowing ships to sail out to the sea” attached to the U.S.-Japan security mechanism is beneficial to its national development. Apart from coordinating with the new U.S. security strategy to highlight its presence and power, Japan has also actively engaged in important Asia-Pacific and global security issues, in order to become a normal country. The U.S.-Japan alliance is thought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in maintaining peace and security in East Asia. However, judging from the situations after the strengthening of this alliance, its peace-securing function has been left largely unnoticed since the region does not have countries with the intention and power to wage wars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after the Cold War. Its other function, such as containing China and North Korea as well as countering terrorism, also yielded few results because of China’s phenomenal rising, North Korea’s aggressive development of nuclear weapons, and the lack of progress in counter-terrorist efforts. On the other hand, the strengthened alliance might instead spark confrontational feelings and arms race, not to mention the concern about Sino-Japan conflicts and a revival of militarism due to Japan’s military expansion. It is difficult to make a simple assessment about the advantages, disadvantage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trengthened U.S.-Japan alliance. The United States tends to put too much emphasis on military superiority, which is proven to be ineffective in maintaining peace in some cases. Its recent attitude change toward China and North Korea seems to indicate that the bipolarized confrontations and power struggle between U.S.-Japan and China in the past will possibly be replaced by increased engagement and cooperation.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for regional countries,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China, is to make concerted efforts to pursue balanced regional power and peaceful development by further conducting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instead of resorting to military force to resolve differences in the future.

「禁止行使集體自衛權」乃戰後日本安全保障的基本原則之一，也是其安全保障的重大戰略抉擇。但冷戰後伴隨著自衛隊「國際合作」的實施以及日美安保體制的強化，日本安全保障的政策實踐開始帶有濃厚的「集體自衛權」色彩；「集體自衛權」議題相關討論在日本國內日益活躍的同時，日本自衛隊亦因美日安保體制的強化開始進行軍事轉型。本文試圖以日本「集體自衛權」問題演變為視角，探討其對日本軍事轉型之影響，並研析日本軍事轉型後對日本邁向「正常國家」的影響，及對美日安保、區域安全產生的變化。 　　本文首先檢視日本對集體自衛權的限制與演變趨勢，探討自衛權的定義、日本國和平憲法第九條放棄戰爭的產生背景，並就美日安保體制的發展，剖析其與憲法第九條產生的矛盾及演變過程；因日本憲法第九條至今尚未修改，集體自衛權問題演變的主要變數便在於美日安保體制的變遷，故先探討二戰後到冷戰結束前，影響美日安保體制變遷的內外因素，與冷戰後日本集體自衛權問題在美日安保體制調整下的演變過程做比較；檢視冷戰後美日同盟調整如何影響日本集體自衛權問題的演變，使自衛隊的任務需求由禁止海外派兵的專守防衛原則，逐步突破到允許海外派兵，進而影響到自衛隊的軍事轉型，並產生修法的需要；同時亦必須研究冷戰後與自衛隊軍事轉型相關的各項法案，檢視後冷戰時期日本如何藉由1992年波灣戰爭後通過《國際和平協力法》與《周邊事態法》，及因應2001年911恐怖攻擊事件通過《反恐對策特別措施法》及《有事七法》，以國內法立法方式，於法理上限縮「集體自衛權」範圍，在不修訂《和平憲法》第九條下，突破海外派兵限制，逐步達成實質行使「集體自衛權」的目標；並探討「集體自衛權」問題演變對自衛隊軍事轉型造成的具體影響，分為三個層面：第一：專守防衛的質變；第二：日本防衛廳升格為防衛省；第三：武器裝備發展及編制體制改革；軍事轉型的最終目標在於使自衛隊成為正常軍隊，使日本成為「正常國家」，本文最後研判上述關聯對日本「正常國家化」、美日安保體制及未來對區域安全情勢發展的影響。

中共對冷戰後美日同盟的評估：和平崛起論的困境 中文摘要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探討，由於冷戰時期的美日同盟關係主導東北亞安全戰略情勢的發展，但美日同盟關係在冷戰後不但沒有消失，反而藉由其之後條約的強化分別來達到美日兩國的國家利益，而面對東北亞的另一新興強權－中共，美日兩國的同盟及戰略部署帶給中共的戰略意涵是什麼？至於中共對美日安全同盟的認知，其新興的外交思維「和平崛起」又怎樣與美日關係競爭與合作，以及其後續發展情況會如何？而我們有以下的問題重點： （一）美日安保在各個階段的實施情況為何，以及它所代表的內涵及對美日兩國有何影響？ （二）冷戰前後的國際世界格局有何改變，並且對東北亞有何影響？我們可以從中歸結出什麼樣的總體性指標？並且在另經國際性的變動，如911事件、朝鮮半島核武危機及台海安全問題等等，中共對美日安保的認知有何轉變，並且在經由認知之後產生什樣的行為與政策。 （三）如果將中共如何認知美日安保的問題，納入在東北亞的區域國際關係體系中，並且加入探討影響到美日中三角關係的議題，如朝鮮半島問題、台灣問題等等，會有何不同面向的評價與觀點？ （四）如果從外交政策面向出發，探討冷戰後中共提出新型外交概念的目的，並且著重在胡溫體制下「和平崛起」的外交政策，那它與美日安保同盟體系有何關係與影響？並試圖觀察彙整出中共對外行為的原則、方法與手段。

中日兩國之間淵遠流長的歷史關係，以及一衣帶水的地緣關係，早就為彼此寫下密不可分的序曲。冷戰結束後，兩極體系也隨之走入歷史，蘇聯在東北亞遺留下來的權力真空狀態，也為這個區域埋下了一顆不定時炸彈。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在經濟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進展，隨之而來的是整體綜合國力向上提升，速度之快也間接種下了「中國威脅論」的種子，於是中國領導人江澤民及胡錦濤，便開始進行消毒的動作，前者提出「新安全觀」，後者則以「和平崛起」作為開端，繼之而來的是「和平發展」，最後則進階到「和諧世界」，為的都是要強調中國崛起的「和平」本質。 日本在二次大戰戰敗後，成為了其眼中的「非正常國家」，經濟實力與政治實力無法相提並論，在國際間也無法得到與其經濟力量相符的影響力。於是一股「正常國家」的呼聲隨之而起，從中曾根康弘的「政治大國」首開先聲，到小澤一郎的「正常國家」，再到小泉純一郎以及安倍晉三的「美麗國家」，目的都是要讓日本能夠在國際社會中扮演更重要、與其經濟力量能相符的角色。雖然雙方都知道合作是最大的利益所在，但彼此仍存在許多爭議問題，包括歷史問題、能源問題、領土問題，一直到台灣問題等等。 本論文的主要目的，便是要探討這些備受爭議的問題，在受到中國崛起以及日本邁向正常國家的雙重影響之下，是否會讓雙方更加對立，亦或是能夠在國家利益的驅使之下得到緩和，共創雙贏。

中亞位於歐亞大陸地理中心，自古以來即為歐亞絲路交匯樞紐及戰略要衝。中亞位置與中共、俄羅斯、歐洲等世界強權的版圖接壤，對這些強權國家而言，中亞不但是通往對方的要道，更是自身的屏障，因此一直是強權必爭之地。 為強化中共與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及塔吉克四國的邊界安全和互信機制，1996年4月，五國元首聚集在上海舉行會晤，創建了「上海五國」會晤機制。而後，逐年會晤召開，2001年6月15日更將「上海五國」機制改為「上海合作組織」，並吸收烏茲別克為成員國。六國元首簽署了「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宣言和「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上海公約」。 隨著中共綜合國立持續增長，周邊國家以及世界主要大國對中共崛起可能帶來之威脅充滿疑慮，中共因而提出以「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為核心之新安全觀，並透過「上海合作組織」等機制付諸實踐。 中共試圖由結盟策略的運用來擠壓美國、日本兩大強國在東亞地區的既有勢力，進而達到區域強權的目標。中共雖一再強調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活動，卻又同時強調反對霸權主義，指的即是美國。因此，中共在新安全觀理念成立下的對外多邊合作機制─「上海合作組織」便值得關注、探討。 冷戰後，中亞地區在全球地緣戰略格局中的地位顯著上升，國際強權為追求全球霸主的地位，使中亞地區成為國際強權爭奪的場域。911事件後美國正式取得駐軍中亞的機會，宣告美國的地緣政治勢力進駐中亞。 中亞國家作為強權競逐的場域，雖然加入俄羅斯和中共主導的「上海合作組織」，卻也與美國進行各方面的合作，以謀求本身最大的地緣政治利益。面對美國在中亞地區的經略，中共和俄羅斯透過「上海合作組織」的機制，來抗衡美國侵略中亞的壓力，一場以中亞地區為場景的「新的國際格局」就此展開。

從現實主義的觀點而言，對國際行為最有影響力的因素是安全、軍事能力、國家之間的政治聯合，及實力追求和實力平衡。美國面對東北亞安全問題，其所採取的政策反應與對區域產生的影響，是美國能否維持政策穩定的主要因素。邁入21世紀，美國面對國際情勢及東北亞局勢的變化，其所採行的東北亞安全政策是本文所欲探索的重點。 從冷戰後迄今，美國國家戰略發展的核心，以維護其自身安全、促進其經濟發展、推行民主的普世價值、維護世界與區域穩定為目標，以確保美國的霸權地位。美國實現戰略的手段乃藉全球秩序的維持，進一步實現其對全球重大資源與關鍵地帶的掌握，使美國得以取得最大的經濟發展利基，確保美國國力遙遙領先世界各國。因此，美國視海外駐軍與盟友為戰力的延伸，以作為美國外交政策運用的籌碼，進而建立一個美國所期待的世界。 本研究觀察小布希政府與歐巴馬政府，面對東北亞情勢變化，如中共崛起的壓力、北韓核武問題、遏制區域內領土等爭端時，美國以不同姿態引領各國屈從其領導，企圖形塑一個美國軍事前沿存在的藉口。美國維持在東北亞的軍事存在，其目的為抑制中共崛起，掌控朝鮮情勢變化，藉區域內聯盟國家的政治聯合，確保美國安全與經濟發展。 因此，從現實主義對權力的本質來看，美國身為全球唯一霸權，其仍將奉行現實主義學派的「強權政治」，爭取區域內各國的合作，進而掌控整個東北亞戰略利益。展望未來，美國在東北亞強化美日同盟與美韓同盟的力度將更顯突出。

由美國911事件作為分水嶺，重新界定了日本對於現代情報戰爭的認知，當今21世紀的國際社會儼然成為情報戰場，換言之，情報研究科學早已隨社會需要，發展成跨越學科範疇之複合性知識。日本二戰後在國際上先以強大的情報力穩扎經濟領域，然其后陷入失落的二十年，國際影響力亦隨之萎靡，致使日本政府遂行原有情報組織體制之調整，及相關情報政策實務之運行，皆成為安倍政權引領日本必經的荊棘之道。 本文研究重點界分四面向：其一、戰後日本國家安全機制的發展與轉變，記錄其所歷經重大事態時之因應模式，介紹其安保政策結構化之過程；其二、從內外環境分析日本成立國家安全會議之意涵，先交代「南北韓仇日遺緒」、「中國崛起論」等當今亞太局勢，分析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何以在歷史遺題中為安保政策解套；其三、解構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制度，分析日本政治結構與社會，研究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在創立後，其行政職權上如何調整日本情報組織之運作；其四、以特定秘密保護法分析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之角色，闡述安倍政權必然以情報需求達到社會控制之強化，進而實踐其安保戰略。 日本情報組織隨國際環境變化而沿革，歷經1990至2000年的轉型期後，其於2000年迄今已表現出擴張之型態。在安倍內閣的戰略藍圖中是要以首相官邸為核心，使其成為統籌國家安全保障政策之司令塔，而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會議與國家安全保障局之設立，即是其鞏固中央集權，並使首相意志能主導日本復興的戰略。 / The September 11 terrorist attacks marked a watershed moment for the recognition and dispose of intelligence, in other words, the research of intelligence has become an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Japan has consolidated its economic power by sound espionage system. But Japan has later on lost its international impact after gone through 20-Year-Recession. This made an intractable way for Shinzo Abe to readjust and innovate the espionage system. The thesis includes four dimensions: First, focusing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mechanism in Japan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the structuralization of Security Policy. Second, analyzing the implication of the found of Japan’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NSC) from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factors. Third, destructuring the NSC , try to analyze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structure in Japan. Forth, analyzing the role of NS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cret Protection Law, which for Abe is a way to further control the society and carry out the security strategy. The intelligence organization in Japan proceeds as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changed. Till now it has strengthened its power and influence after going through a period of transforming from 1990 to 2000. Among Abe’s strategic viewpoints, making Prime Minister’s Office as a core to unify national security is the top priority. The found of NSC and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NSA) is also a way for Abe to centralize the authority and to carry out his will, which can eventually lead to the revival of Japan.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觀察美國總統歐巴馬任期內的美日同盟關係之互動，並加入當前國關學界對於「同盟政治」以及東亞區域安全課題的討論。由此，在研究過程中，首先詳述美國與日本的國家安全戰略與外交立場，以及兩國之間的互動如何有效維繫彼此的同盟關係。 在具體研究步驟上，同盟內部協調能力與面臨外在情勢的同盟凝聚力是本文主要探討的的兩大重點。本文首先將美日關係中的安全、政治與經貿議題當作同盟的內部因素，檢視美日同盟之間的合作與分歧議題，以及美國總統歐巴馬與日本首相之間的互動過程，藉此評估美日同盟的協調能力；另以中國因素做為外部因素，討論中國對於美日同盟的各項影響，再以案例分析，檢視美國處理中日爭執議題的立場與實際作為，觀察美日同盟與中國之間的互動過程，藉此檢視美日同盟的凝聚力。最後部分則總結美日同盟在歐巴馬總統任期內的整體變化與效能分析。 /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alliance politics of the US-Japan alliance in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From 2009 to 2014,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has faced five different Japanese cabinets, both the governments of the US and Japan had different perceptions regarding the alliance cohesion and coordination. These perceptions, in addition to their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ecure interactions have created multiple impacts on the US-Japan alliance. The China factor is another key issue during this research. Althoug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very far from being adversaries as they were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Cold War era, they do engage in issues like South China Sea, East China Sea, and the global economic competition.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is also trying to avoid the alliance security dilemma—the risk of entrapment and the cost of abandonment—with the malign China-Japan relations. Besides, this research further investigates how the US-Japan alliance has adjusted itself to the chang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global and the East Asia regional security.

近年來，日本的防衛政策發生了許多重大的變化。如日本政府認可了「集團自衛權」的行使權、美日兩國修訂了新版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以及日本國會通過了新的「安保法案」，這些變化勢必將帶給亞太地區不小的影響。在此之中，2013年，日本政府所制定的新「防衛計畫大綱」更顯示出了日本安全觀在面對快速變化的國際情勢之下，不停地求新求變以確保國家安全的意圖。 「防衛計畫大綱」是為日本防衛政策的最高指導方針，具有非常高的重要性。故本論文將以防衛計畫大綱作為基礎材料，對日本冷戰後的安全觀變遷進行研究。防衛計畫大綱至今(2016)共有五個版本，從第一版(1976年)到最新的第五版(2013)，橫跨了冷戰與後冷戰時代，其中各版的內容更是發生了許多變化。如冷戰時代，日本的主要威脅是來自於蘇聯的全面入侵。而到了後冷戰時代，防衛政策的重心則是開始創造能夠對應「複合事態」的新體制。 本論文將基於「新古典現實主義」與「歷史制度論」兩大理論的角度，對防衛計畫大綱展開分析。並特別著重於「政策的繼承性」、「國內政治勢力的演變」、「中日關係發展」以及「亞太地區安全形勢」等等議題。在探究日本安全觀變遷的同時，試圖理解日本防衛政策所具有的特殊性。 / Japan's defense policy changes significantly in recent years. New cabinet decision of the right of collective self-defense, new Guidelines for US-Japan Defense Cooperation and new national security bill. Definitely, those changes will impact Asia-Pacific Security. In those transitions, new Japanese National Defense Program Guideline(NDPG) will be a relevant reference to see why and how does Japanese security view get changed. This research will use NDPG as basic materials to find out the transition of Japan's security view in the Post-Cold War. NDPG has five editions for now. Form first edition(1976) to fifth edition(2013), NDPG can tell us what 's the difference of Japan 's security between Cold War and Post-Cold War. This research based on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to analyze NDPG. Furthermore, we will concern of “Succession of policy”,” transition of domestic political power”,”China-Japan relations”and” Asia-Pacific Security”and so for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