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結束前的美日安保條約與美國的台海政策，都隨著國際情勢的變化而不斷的調整，尤其是美國的台海政策更是圍繞著中共因素，這中間牽連著整個美國亞太安全戰略。台海安全戰略變化中的中共因素，主要是為了因應美國在全球戰略上與蘇聯對抗所需；美日安保體系調整主要著眼，在於美國亞太戰略中對蘇聯與中共的防範。1950年2月，中蘇共間簽訂了「中蘇友好條約」後，美國放棄了對中共的幻想，並改而積極的思考如何將日本納入其亞太安全戰略體系，以防範國際共產主義在亞洲的彌漫，但在台海安全上所採取的是放任的放手政策。 　　韓戰爆發後，美國感受到共產主義在亞洲擴張的潛在軍事壓力，對其亞太戰略態勢極為不利後，即積極著手建構美日安保體系，並組建日本保安部隊以彌補美軍為因應韓戰在日本所留下來的防衛空缺及確保駐日美軍基地安全等。在台海安全方面，美國認為倘此刻中共攻佔台灣，則美國的西太平洋第一島鏈防線，從阿留申－日本至菲律賓一線將面臨瓦解，並嚴重的威脅到美國的亞洲安全支柱－日本，對美國介入中的韓戰及爾後的亞太戰略形勢發展非常不利。故以確保台海安全為第一要務，乃積極派遣第七艦隊協防台灣，而使其對台政策從原先的放手政策調整為以軍事積極介入台海安全，並與台灣簽訂中美協防條約以確保台海安全。之後，在1950年代的台海第一、二次危機中，美國也從日本基地派遣部隊增援台海等。美國對台政策的這種調整，主要是為了鞏固美國的西太平洋第一島鏈戰略防線的安全，以實現美國的亞太安全戰略構想。 　　1960年代末期起中蘇共決裂，美國鑑於全球戰略結構的鬆動有利於美國對蘇聯的圍堵，乃在全球戰略需求上積極拉攏中共，使美國、蘇聯、中共之間，在冷戰時期從自由與共產主義壁壘分明的對抗，發展到美中（共）聯合對抗蘇聯的戰略態勢。在對台政策方面，美國為了在全球戰略上創造美蘇對抗的有利態勢，除了與中共積極交往、拉攏、建交及建立戰略關係外，同時也不惜犧牲中華民國的利益，而於1979年採取斷交、終止官方關係、廢止中美協防條約等。雖然如此，但在亞太安全戰略考量上，美國面對中共的不確定未來，仍需要保持其西太平洋第一島鏈戰略防線的完整與安全，因此美國在台海安全防衛缺口上，乃以微妙的「台灣關係法」來維繫之；對日本則於1978年11月，透過《美日安保條約》的第二次修訂，來強化了美日安保體系的亞太應戰整備及遠東區域的防衛合作事宜，以涵蓋並彌補美國在亞太第一島鏈所失去的中美協防軍事同盟，以鞏固美國的亞太安全戰略基礎。 　　冷戰結束蘇聯瓦解後，亞太安全環境主要的是面對中共的積極向外擴張，尤其是台海安全議題，可能會引爆美中軍事衝突。因此，美國的亞太戰略除了保持亞太10萬兵力前進部署及強化美日安保軍事聯盟外，更積極的尋求交往中共與亞太安全多邊對話等。美國除了在亞太保持兵力部署外，更積極的與亞太各國建立雙邊關係，其中以美日、美韓、美澳為最主要，餘美菲、美泰、美新亦保持戰略關係。在台海安全上，過去美國對於兩岸關係中的台灣問題主張，一直是強調「和平解決」，從三報一法均強調應該以和平方式解決看，「兩岸問題和平解決」應該是最符合美國的亞太安全與經濟利益。因此，冷戰後美國柯林頓政府一直在尋找可以降低兩岸軍事衝突的外交作為，只是他所採取的是一些以中共為主軸的作為，如較寬鬆的「一國三制」及接受中共的合平統一等，尤其在1996年台海危機後，更進一步提出對台「三不」政策，壓縮台灣在兩岸關係上的生存與迴旋的空間，削弱台灣在兩岸事務中與中共討價還價的能力，而間接的表示出美國在對華政策上傾向支持中共的統一方式。但在兩國論危機之後，美國總統柯林頓，即不再提對台「三不」政策，而改以「三大支柱」來延續美國一貫的三公報一法的精神。繼之，小布希在2001年10月的上海亞太經合會上亦表示，美國的中國政策不變；一個中國、兩岸對話及和平解決，同時強調美國在兩岸關係上將遵守「三報一法」，並重視對台軍售等。此外，美國也在亞太地區積極的戰略部署，並尋求與亞太國家的雙邊關係，以建構有利的美國亞太安全戰略環境。在戰略部署上除繼續強化美日安保基礎外，亦積極的和菲律賓簽訂部隊到訪協定，以利在台海方面建立較佳的戰略態勢。 　　1996年4月「美日安保共同宣言」發表以來，中共便一直對美日安保適用範圍擴大表示憂慮與抗議，尤其對新指針適用範圍涵蓋台海安全部分。故，冷戰後美日安保「新指針」的修訂，乃應亞太安全戰略環境變遷所產生，尤其是針對中共在冷戰後的一系列向外擴張行動。因此，冷戰後的美國的亞太安全戰略主要是透過美日安保軍事聯盟，來強化亞太地區的威脅平衡，以確保亞太地區的穩定與安全。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後，長期以來的台海安全政策，就是將美日安保體制適用範圍與《台灣關係法》相結合。故冷戰後之美日安保軍事聯盟，除可確保美國在亞太的軍事存在外，亦可透過該條款中「日本周邊有事」的事態之說來介入台海安全，美國的此一亞太安全戰略在台海安全作用上，可達到嚇阻中共武力犯台的戰略目標，進而確保台海安全。

中共對冷戰後美日同盟的評估：和平崛起論的困境 中文摘要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探討，由於冷戰時期的美日同盟關係主導東北亞安全戰略情勢的發展，但美日同盟關係在冷戰後不但沒有消失，反而藉由其之後條約的強化分別來達到美日兩國的國家利益，而面對東北亞的另一新興強權－中共，美日兩國的同盟及戰略部署帶給中共的戰略意涵是什麼？至於中共對美日安全同盟的認知，其新興的外交思維「和平崛起」又怎樣與美日關係競爭與合作，以及其後續發展情況會如何？而我們有以下的問題重點： （一）美日安保在各個階段的實施情況為何，以及它所代表的內涵及對美日兩國有何影響？ （二）冷戰前後的國際世界格局有何改變，並且對東北亞有何影響？我們可以從中歸結出什麼樣的總體性指標？並且在另經國際性的變動，如911事件、朝鮮半島核武危機及台海安全問題等等，中共對美日安保的認知有何轉變，並且在經由認知之後產生什樣的行為與政策。 （三）如果將中共如何認知美日安保的問題，納入在東北亞的區域國際關係體系中，並且加入探討影響到美日中三角關係的議題，如朝鮮半島問題、台灣問題等等，會有何不同面向的評價與觀點？ （四）如果從外交政策面向出發，探討冷戰後中共提出新型外交概念的目的，並且著重在胡溫體制下「和平崛起」的外交政策，那它與美日安保同盟體系有何關係與影響？並試圖觀察彙整出中共對外行為的原則、方法與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