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時期，東南亞區域發展受限於美蘇軍事力量的影響而互有對峙。直至二十一世紀開始，隨著美蘇在東南亞地區部署的軍事力量逐漸撤出，加上中共經濟成長與綜合國力的提升；使中共在深化與東南亞周邊鄰國外交關係發展上創造出了有利條件。中共藉由經濟合作與軍事外交等手段執行其在東南亞地區的睦鄰政策，亦符合了中共在亞太地區和平崛起的戰略意涵。 本論文研究目的，在透過文獻檢證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共在東南亞地區推動的軍事外交政策，研究東南亞地區在中共地緣戰略目標中的價值；並針對中共在東南亞地區推動軍事外交有關重大議題及軍事合作之立場實施分析。 研究發現中共解放軍已從過往單純由國家領導人意識主導的對外交往模式(如抗美援朝、援越抗美)，轉換躍進至改革開放後新軍事變革、加速國防現代化與對外軍事交流之務實行動(軍事人員交流、區域安全對話、聯外軍事演習、維和行動等)；顯示二十一世紀後中共在軍事外交的操作思考模式上將更趨近於務實、交往形式更為多元、執行內容更為複雜。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共解放軍將隨著軍事交流形式的多樣化與參與深度，透過東南亞區域為跳板，在既有政治與經濟實力基礎支持下，擴大且加深對全世界各個區域的軍事交流；藉以獲得更多國家的認同與支持，最終目的不只是單純扮演維護亞太安全的負責任大國，而是具備挑戰美國世界霸權的企圖。

美國在兩次波灣戰爭後使國家深陷反恐戰爭的泥沼，加上經濟風暴國力因此而衰退。在這樣的情況下，歐巴馬政府以結束反恐戰爭為由，在國際戰略上進行收束，以節約國家資源耗費。但美國在亞太地區陷入兩難：中國的快速崛起以及在區域內影響力的提升，使美國產生濃厚的不安全感，感到必須提早加以遏阻，以免威脅美國優勢地位與亞太地區利益。 美國的亞太戰略當然是美國全球戰略與整體外交安全政策設計的一環，顯示中美已從「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轉向「應對共同挑戰的夥伴關係」。歐巴馬認為，地緣經濟時代來臨，美國不能單打獨鬥，在21世紀亞太地區將引領世界前進，美國不能與亞太共同體脫鉤，「亞太再平衡政策」已成美國外交最緊迫之關切。 冷戰結束初期，亞太各國原本期待此一區域因東西兩極意識形態對抗格局的不復存在，以及多數區內國家均以經濟發展為首要任務下，能使得亞太區域安全情勢相對呈現穩定的格局。初期雖能保有部份樂觀的發展，但至1990年代中期，在中共快速崛起，區域的軍事實力與經濟實力發展愈形失調之後，此區的安全情勢也隨之變化。 歐巴馬政府基於亞太地區政經地位的提升，企圖轉向強化對該地區在政治、外交、經濟及軍事等方面的優先地位，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以維持區域長期的安全與穩定，確保美國的重要利益及領導地位。

冷戰後，中共外交作為上已有重視軍事外交的趨勢，一方面是由於軍事關係原本即為雙邊關係的一環；另一方面，軍事上的交流與合作同樣會有戰略上的意涵，可供中共加以運用。 本論文研究目的在對中共軍事外交做一全面的認識，從中了解其在中共總體外交作為上扮演何種角色。論文首先對「軍事外交」此一概念做出釐清，解釋其在冷戰後發展之原因。並對中共軍事外交做一回顧與介紹中共執行軍事外交的組織架構，且分析其目的。其次，了解冷戰後中共外交政策上的思維與軍事戰略，藉此觀察中共軍事外交在外交政策與軍事戰略中的角色，對中共軍事外交有一背景上的認識。並從儀式性的軍事交往深入到戰略層面行動，以及長期的職業軍事教育交流、非傳統安全領域之合作與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從中探究出其發展上的機遇與挑戰，並以外部衝擊與內部限制作為分析的分水嶺。最後綜合歸納出中共軍事外交對內外的影響。 研究發現中共軍事外交日漸蓬勃有其國內外大環境配合，但同時也受其制約，而冷戰後中共軍事外交更趨靈活，在發展的層面日漸擴大，並融合進中共的中長程目標，對我國的威脅將與日俱增。

九一一事件把人類從「後冷戰時代」帶入「反恐時代」，讓原先樂觀預見冷戰終結以後，人類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將建構「經濟安全」為主題的時代特性，很快又落入到以「複合安全」為思考主軸；而對整體人類最大的威脅也從「兩極對抗」過渡到「恐怖主義」。而恐怖主義的危險性不在於它的太強，是它的不對稱性及因為不對稱性而無所不在。 反恐是一場「敵暗我明」的戰爭，特別是恐怖主義與一般犯罪行為已無明顯之界線，因此現階段以美國主導的國際反恐行動，大致都不脫離「民事防堵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方式。鑒於反恐措施屬於低政治的範疇，卻需要高政治的嚇阻手段，因此一些以往不受重視或與恐怖主義沒有直接關聯的社會治安問題，逐漸被刻意凸顯並被提升至影響國家安全的位階；換言之，社會安全已和國家安全密不可分。 國際體系的轉變大致來說是大國之間的事。盱衡冷戰後亞太局勢演變，其中「美日同盟」經歷一段不穩定的發展，美中關係也因人權、民主價值觀衝突，以及中共企圖填補蘇聯瓦解後所留下的權力真空，經常出現磨擦。然九一一事件，改變了全球的安全型態；在國際社會的互動中，美國仍以世界超強的姿態居於領導地位，一面進行構建國際反恐聯盟，重新部署全球反恐行動兵力；另一方面調整外交策略，試圖重建世界新秩序。 九一一事件對兩岸關係最重要的影響，應該是促使美國更積極維護台海和平，避免世界其他區域爆發衝突，影響美國的全球戰略部署。總括而言，正因為美中雙邊之間仍存有許多的矛盾，台灣只要不誤判形勢或是操之過急，面對反恐戰爭後的台海安全形勢演變，縱然整體戰略環境未向台灣傾斜，仍應是機遇大過於挑戰。 台灣目前的威脅主要來自中共的外交孤立與軍事威脅，台灣應主動穩定兩岸關係，避免製造爭議性問題，降低台海軍事緊張；擴大台灣的柔性力量，這些力量包括經濟競爭力、科技創新力、民主號召力和資訊的普及力，以利融入國際社會。並隨國際反恐趨勢，從非政府組織切入，從敏感性較低議題著手，參加跨國性反恐行動，以爭取國際友誼。如此台灣應與全球化結合在一起，台灣更容易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

從冷戰結束至今日，人類對於安全的需求並沒有因為兩極對抗的消融而減緩。相對地，當立即的軍事威脅下降，卻令以往冷戰對峙所壓抑的經濟全球化、種族、宗教、文化、社會或區域主義衝突一一浮上檯面。這樣的背景之下，亞太地區作為一個充斥著複雜種族、宗教、文化、政經體制與歷史糾結的國際舞台，對於安全理念的探討就一直受到各國相當的重視。 雖然，冷戰後亞太各國共同成立了為數不少的多邊合作組織，然時至今日，亞太地區在面對一九九七年金融危機、二○○一年九一一事件及反恐戰爭時，卻在對危機的預防、處理、善後與救援措施上，明顯產生各國在認知與因應策略上的矛盾及衝突。易言之，強權的安全觀勢必左右其戰略安排及政策實踐。因此，毫無意外地，亞太區域安全的實踐必然需要透過區域中各強權對於安全理念落實上的折衝及妥協。尤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所主張的「合作性安全」、日本及東協國家主張的功能性不同的「綜合性安全」、借鏡歐洲安全經驗的「共同安全」，甚至是中共近年來落實的「新安全觀」。 而當九一一事件爆發及全球反恐戰爭的開展，其所蘊含的安全意涵，包括政治民主化、民主體制的維護、金融透明、關注失敗國家、強化全球反恐作戰及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的合作，卻是傳統安全理念所無法單獨切割處理的。因此，最後本文嘗試將各安全理念重疊及互補的部分加以融合，以「新綜合性安全」體系作為未來亞太區域安全實踐的可能方向，並分析台灣所處的形勢，畢竟亞太地區是我們安身立命的所在。 關鍵詞：亞太安全理念、共同安全、合作性安全、綜合性安全、新安全觀、九一一事件、全球化、新綜合性安全

東協成立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促進東協各會員國之間「在平等與夥伴的精神之下，採取共同努力，促進區域內各國的經濟成長、社會進步與文化發展，以增進東南亞國家成為繁榮與和平的基礎。」隨著冷戰結束，大國影響改變，中共與日本積極介入東南亞地區，加上1999年 4 月，隨著柬埔寨的加入東南亞十個國家全部成為東協成員，實現了東協最初建立的願望。但在相互平等、不干涉內政及和平解決衝突的基礎上，東協推動區域安全合作的機制（東協方式的協商模式）面臨極大挑戰與衝擊。 本論文共分七章，第一章緒論，揭示本文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範圍與限制及論文架構等。第二章探討東南亞安全環境，從東協的成立，在諸多歷史情結與仇恨糾結中，東協十國出現的背景原因，及探討冷戰前後影響東協安全合作機制形成的因素，從中瞭解「信心安全建立措施」在東協國家間的重要性。第三章 1967-1989東協「信心安全建立措施」的歷史脈絡，從「東協方式」談起，以新自由主義的概念嚐試瞭解不同於歐盟整合的「東協方式」。第四章1990年後東協內部「信心安全建立措施」的發展與特徵。針對冷戰後東協內部安全機制加以探討，如各國之間透過那些機制和平解決雙邊邊界問題等。第五章東協國家主導的由外而內安全合作模式，探討東協區域論壇及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之成立背景、主要議題及對東協安全合作機制的影響。第六章今後東協推動內部「信心安全建立」的機會與挑戰。東協內部對「信心安全建立措施」的看法與態度亦影響執行成效，東協內部解決衝突的機制是否健全，由「信心建立措施」發展到「預防性外交機制」之可行性。第七章結論。藉著上述的探討，瞭解東協內部信心安全建立機制之演進及發展，為東南亞區域安全找到新的方向。

近年來，日本的防衛政策發生了許多重大的變化。如日本政府認可了「集團自衛權」的行使權、美日兩國修訂了新版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以及日本國會通過了新的「安保法案」，這些變化勢必將帶給亞太地區不小的影響。在此之中，2013年，日本政府所制定的新「防衛計畫大綱」更顯示出了日本安全觀在面對快速變化的國際情勢之下，不停地求新求變以確保國家安全的意圖。 「防衛計畫大綱」是為日本防衛政策的最高指導方針，具有非常高的重要性。故本論文將以防衛計畫大綱作為基礎材料，對日本冷戰後的安全觀變遷進行研究。防衛計畫大綱至今(2016)共有五個版本，從第一版(1976年)到最新的第五版(2013)，橫跨了冷戰與後冷戰時代，其中各版的內容更是發生了許多變化。如冷戰時代，日本的主要威脅是來自於蘇聯的全面入侵。而到了後冷戰時代，防衛政策的重心則是開始創造能夠對應「複合事態」的新體制。 本論文將基於「新古典現實主義」與「歷史制度論」兩大理論的角度，對防衛計畫大綱展開分析。並特別著重於「政策的繼承性」、「國內政治勢力的演變」、「中日關係發展」以及「亞太地區安全形勢」等等議題。在探究日本安全觀變遷的同時，試圖理解日本防衛政策所具有的特殊性。 / Japan's defense policy changes significantly in recent years. New cabinet decision of the right of collective self-defense, new Guidelines for US-Japan Defense Cooperation and new national security bill. Definitely, those changes will impact Asia-Pacific Security. In those transitions, new Japanese National Defense Program Guideline(NDPG) will be a relevant reference to see why and how does Japanese security view get changed. This research will use NDPG as basic materials to find out the transition of Japan's security view in the Post-Cold War. NDPG has five editions for now. Form first edition(1976) to fifth edition(2013), NDPG can tell us what 's the difference of Japan 's security between Cold War and Post-Cold War. This research based on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to analyze NDPG. Furthermore, we will concern of “Succession of policy”,” transition of domestic political power”,”China-Japan relations”and” Asia-Pacific Security”and so for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