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改變了世人對戰爭型態的觀感，同時促成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調整，這個恐怖攻擊事件使得當前國際大國們齊一口徑，同聲譴責與撻伐恐怖主義，因此堅定了美國消滅國際恐怖主義及遂行反恐戰爭的決心，美國總統布希並強調，為了保護美國免遭恐怖分子的襲擊，必要時美國將實施「先制攻擊」。而公然支持國際恐怖主義活動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權，當然成為美國反恐戰爭的首役目標。隨著反恐戰爭的節奏，美國順勢將美軍前送歐亞大陸建立橋頭堡，以保護美國在當地的利益，進而拓展其全球戰略佈局。 中亞五國因為前蘇聯的解體，各國雖獲主權獨立的地位，但經濟上卻持續地衰退。後冷戰時期中亞各國挾其豐厚的能源優勢，開展其「經濟外交」的政策，援引外國的資金與技術，以改善國內的經濟景況。惟中亞各國的政經情勢仍飽受地區的民族極端主義、伊斯蘭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等「三股勢力」的威脅，呈現不穩定狀態。 後冷戰時期迅速崛起的中共，無論從地緣戰略或是經濟安全戰略來看，中亞地區的穩定將被中共視為影響國家利益的重要環節。尤其在中共「新安全觀」形成後，積極推動的「上海五國」至「上海合作組織」等機制的建構，從邊界糾紛、裁軍等安全問題，擴展至地區經貿合作的議題，皆顯示中共日益重視西部邊境的安全。 當美國反恐戰爭與中共中亞安全政策在中亞地區並行推動時，歐亞大陸的權力平衡板塊也立即受到擠壓與變動。美「中」兩國的國家利益在中亞地區所產生的競合效應，對區域穩定將造成相當程度的影響。如中亞各國協助美國「反恐」，使各國立即獲得資金的援助，而在地緣上與中亞緊鄰的中共，則藉著未來「新絲路」的潛在商機，吸引中亞各國的經貿合作。未來美「中」兩國在中亞地區的競合關係，將隨美國反恐戰爭及「上海合作組織」的運作而持續發酵。

地緣政治對國家關係的影響是一個難以迴避的客觀現實，作為兩個相鄰的大國，中印關係不可避免要受到地緣政治因素的影響，也就是說，兩國在考慮對彼此的政策時，很大程度地受到地緣戰略的影響。對中國來說，由於經濟和軍事實力的不斷提升，其屬於世界格局中的一強早已是不爭的事實；然而對於印度來說，由於1962年邊界戰爭的失利，使其長期在客觀形勢上受到中國的壓迫，使得印度在追求「名副其實的大國地位」上始終無法有突破性的進展，更使印度人在心理上產生了一種根深蒂固的「中國威脅論」，嚴重影響中印兩國之間信任關係的建立。 911事件發生之前，美國總統小布希為了抑制中國日益崛起的綜合國力，而在國際事務上大力鼓吹美印聯盟的構想，再加上印度在經濟發展方面的表現亮眼，因而使得印度的國際地位有明顯的提升之勢。911事件爆發之後，全球性的反恐戰爭強化了美印合作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儘管反恐戰爭初期美印關係一度因為巴基斯坦問題而降溫，但基本上兩國的關係還是持續朝著緊密的方向前進。從地緣戰略的角度來看，美日與美印的聯盟關係，逐漸對中國形成東西夾擊的態勢。過去印度被中國閉鎖在南亞大陸的地緣劣勢，目前反而轉變成箝制中國的最佳地理位置。當印度不再是中國可以蓄意忽略的角色之後，中印關係逐漸產生變化。 關鍵詞：911事件、反恐戰爭、中印關係、地緣戰略

傳統以來，各國政府所面臨的最大危機與災難莫過於來自敵國所發動的戰爭，然近年來國家安全的威脅已不再侷限於傳統性的戰爭，取而代之的是各種跨國恐怖組織所從事的破壞行動。2001年9月11日，以賓拉登為首的國際恐怖份子，對美國紐約世貿大樓及國防部五角大廈發動恐怖攻擊行動，事件發生後，我政府立即啟動國安機制，採取因應措施，預防恐怖份子連鎖反應，對國內治安造成衝擊。政府為因應反恐的需要，召開「三芝會議」、制定「反恐怖行動法（草案）」、成立「反恐怖行動小組」與「反超限戰策劃與指揮小組」、實施各項反恐演習、尋求國際反恐合作…等作為，均顯示政府對此議題的重視，惟反恐作業與相關措施在國內尚屬草創，確實有很多待克服之處。 國際恐怖主義的廣義定義有100多種，比較集中的也有20多種，迄今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定義。恐怖主義有著極其複雜的背景和根源，在一個恐怖組織或一件恐怖主義事件的背後，往往混雜著政治、經濟、社會、宗教、民族等多種因素，同時又有其與眾不同的特殊性。綜觀恐怖主義的發展趨勢有：謀求利用核、生、化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電腦網路成為恐怖活動的新領域；宗教狂熱型恐怖主義出現上升趨勢，其破壞性和殺傷性不受制約；恐怖組織呈現多元化發展；恐怖襲擊以象徵性、經濟性目標為重點。 聯合國已制定了12項全球公約，亦設立反恐怖主義委員會（CTC）、特設委員會及恐怖主義政策工作組，並運用相關機構從事反恐工作。九一一事件後，國際間的相關組織亦體認反恐意識主流，紛紛將反恐合作列為組織的重要工作，主要的作為包括建立反恐合作機制、反恐情報合作、簽署反恐協定、反恐軍事演習等。這段期間，世界各國和有關國際組織加大了反恐力度，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主要成效包括對阿富汗和伊拉克反恐戰爭的勝利、逮捕了伊拉克前總統海珊及數千名恐怖份子、國際反恐合作、及凍結了一億多美元與恐怖主義有關的資金。但是，從全球範圍來看，恐怖活動依然猖獗，賓拉登至今仍是漏網之魚、「基地」組織不但沒有被打垮，反而擴散至世界各地，當前國際反恐行動形勢仍然嚴峻。 台灣不是國際恐怖主義攻擊的主要目標，但不能排除成為恐怖份子藏匿地點或犯罪活動之中繼站、及恐怖攻擊報復美國的目標之一（已遭基地組織點名）；國內至目前為止沒有形成恐怖組織的條件，但需注意內在可能的潛在威脅因子，政府必須提出解決方案予以消弭；中共以超限戰之恐怖主義手段對台實施攻擊的可能性亦不大，惟需嚴防其為達目的採取非實體破壞之手段打擊台灣。 現行我國危機處理法制歸納起來略可區分為重大國家安全事件、實際戰爭狀態、重大災難事件、緊急危難或財政經濟重大變故、平時的安全及治安事件等五大類型，我國目前的反恐機制亦是依其相關規範而建制。依據相關的法令規定及現況，我國反恐怖危機處理機制有：國家安全決策機制及行政院反恐怖行動小組。恐怖主義活動的攻擊方式，概可分為五大類，即傳統性恐怖攻擊（爆炸、暗殺、武裝襲擊、綁架與劫持人質、劫機與劫持車船）、核、生、化及網路恐怖攻擊等，我國在反恐的整備上亦涵蓋這些威脅，在行政院反恐怖行動小組的統籌下，各有其中央主管機關策頒應變機制，負責指揮、督導、協調各級相關行政機關及公共事業執行各項反恐、防恐及救護工作。除了這些應變危機處理機制之外，當危機發生後，尚須啟動兩個救援體系：一是災害防救體系；二是緊急醫療救護體系。並視情況啟動一個備援體系：即全民防衛動員體系。以強化災害防救功能，確保緊急傷病患之生命及健康。 我國在反恐措施方面，從法律修訂、情資整合、維護海域（岸）安全、關鍵基礎設施安全防護、國軍應變整備、核生化處置能力、到資訊安全等工作，均積極的完成整備。在國際合作方面，亦與相關國家實施情報合作、洗錢防制工作、提供人道援助、簽訂「司法互助協定」、防杜高科技物資非法輸出、簽署「貨櫃保全計畫（CSI）」及配合「防止擴散安全倡議（PSI）」等反恐合作。 在我國反恐對策之建構方面，本論文分別從政策規劃、機制運作、執行措施、反恐能力、國際合作等五方面來探討，期能建構完備的反恐對策。 一、在反恐政策規劃方面：在外交戰略上，緊密與美關係而取得所需奧 援，且能與中共和平相處，另應提升與日本之安全交流；在國土安全上，將恐怖主義的威脅，由國安會納入國家安全戰略之中，作為政策指導原則，並由行政院負責全盤性反恐政策規劃。 二、在反恐機制運作方面：強化情報預警功能；加強情資整合及通報；提升情資研析能力；落實反恐機制整合；修訂重大劫持、破壞事件權責；精實反恐演習。 三、在反恐執行措施方面：儘速完成反恐怖行動法立法工作；修訂民航法設置安全人員；制定保防法；做好關鍵基礎建設弱點評估工作及強化安全維護；加強機場安檢工作；精進簽證及移民政策；嚴密空域安全管制；強化現有民防功能；化解國內統獨爭議與族群衝突；有效打擊相關金融犯罪；做好社會公共關係與媒體倫理工作；落實宣導教育工作。 四、在反恐能力整備方面：精實反恐能力；強化反恐訓練；嚴密網路安全維護；落實核能電廠安全工作；健全生化災害防救體系；加強生化防疫及醫療救護能力；做好毒物管制工作；精進生化戰劑反恐訓練；明訂國軍支援事項。 五、在國際反恐合作方面：持續與美國進行各項合作；以人道救援扮演「貢獻者」角色；以經濟實力推動反恐合作；加強洗錢防制合作；強化安全合作；全民外交首重文宣與鼓勵民間參與；發展亞太地區國家的關係；藉海軍巡防台海南疆及南海尋求與美軍合作。 最後，本論文之研究發現概述如次： 一、國際社會對恐怖主義一直沒有統一的認識，妨礙了反恐怖的國際合作。 二、恐怖主義發展走向，將使危害更加嚴重。 (一)宗教狂熱不斷上升，大量殺傷不受制約。 (二)結合運用現代科技，恐怖攻擊手法多樣。 (三)活動範圍逐漸擴大，攻擊目標趨向多元。 (四)運用資訊技術領域，組織呈現多元發展。 (五)組織串連策略聯盟，相互為用各取所需。 三、應發揮聯合國在國際反恐中的主導作用，增強國際合作效率。 四、國際反恐合作將是長期而複雜的工作。 五、我國應更重視非傳統性安全威脅。 六、我國現行反恐體系尚未完備，有賴政府積極建構。

九一一事件把人類從「後冷戰時代」帶入「反恐時代」，讓原先樂觀預見冷戰終結以後，人類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將建構「經濟安全」為主題的時代特性，很快又落入到以「複合安全」為思考主軸；而對整體人類最大的威脅也從「兩極對抗」過渡到「恐怖主義」。而恐怖主義的危險性不在於它的太強，是它的不對稱性及因為不對稱性而無所不在。 反恐是一場「敵暗我明」的戰爭，特別是恐怖主義與一般犯罪行為已無明顯之界線，因此現階段以美國主導的國際反恐行動，大致都不脫離「民事防堵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方式。鑒於反恐措施屬於低政治的範疇，卻需要高政治的嚇阻手段，因此一些以往不受重視或與恐怖主義沒有直接關聯的社會治安問題，逐漸被刻意凸顯並被提升至影響國家安全的位階；換言之，社會安全已和國家安全密不可分。 國際體系的轉變大致來說是大國之間的事。盱衡冷戰後亞太局勢演變，其中「美日同盟」經歷一段不穩定的發展，美中關係也因人權、民主價值觀衝突，以及中共企圖填補蘇聯瓦解後所留下的權力真空，經常出現磨擦。然九一一事件，改變了全球的安全型態；在國際社會的互動中，美國仍以世界超強的姿態居於領導地位，一面進行構建國際反恐聯盟，重新部署全球反恐行動兵力；另一方面調整外交策略，試圖重建世界新秩序。 九一一事件對兩岸關係最重要的影響，應該是促使美國更積極維護台海和平，避免世界其他區域爆發衝突，影響美國的全球戰略部署。總括而言，正因為美中雙邊之間仍存有許多的矛盾，台灣只要不誤判形勢或是操之過急，面對反恐戰爭後的台海安全形勢演變，縱然整體戰略環境未向台灣傾斜，仍應是機遇大過於挑戰。 台灣目前的威脅主要來自中共的外交孤立與軍事威脅，台灣應主動穩定兩岸關係，避免製造爭議性問題，降低台海軍事緊張；擴大台灣的柔性力量，這些力量包括經濟競爭力、科技創新力、民主號召力和資訊的普及力，以利融入國際社會。並隨國際反恐趨勢，從非政府組織切入，從敏感性較低議題著手，參加跨國性反恐行動，以爭取國際友誼。如此台灣應與全球化結合在一起，台灣更容易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

冷戰結束，適值全球因應國際體系解構與重建之時，2001年9月11日美國境內卻突然發生嚴重之恐怖攻擊事件震驚全球，此一事件除迅即引起全球強烈之反應，亦且挑戰當代國際安全研究規範，更將導引未來國際安全政策制訂之方向。 「戰爭」活動自歷史以觀，多以國家行為者行之，惟國家亦須按國際法規範使用武力。但「九一一」後，美國及恐怖主義組織在使用武力之具體實踐上，首先打破了戰爭僅能發生於國家之間的情況；其次，美國依「自衛原則」執行其特立獨行的「先發制人」反恐戰略，亦暴露出當代國際法無法有效規範武力使用之困境。 在恐怖主義犯罪日益猖獗及恐怖活動無所不用其極、危害不斷加重之情勢下，國際社會遂逐漸加大反恐力度，聯合國及相關國際組織亦針對恐怖主義犯罪制訂相關多邊公約，以遏制恐怖組織活動之蔓延，美國亦將反恐戰爭指導原則做為其國防政策執行重心，全力推動全球反恐行動，而境內擁有近二億穆斯林之東南亞地區，已成為美國在中東地區以外，首重之反恐戰場。 印尼為全球穆斯林信眾最多之國家，在印尼政治發展的過程中，伊斯蘭教與穆斯林組織一直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另由於印尼境內多島嶼之地理特性，有利於恐怖分子藏匿及連結，為恐發展成為恐怖主義溫床，美國對東南亞反恐亟欲肅清印尼地區，故與印尼合作反恐則成為必然之趨勢。長期以來，美國與印尼保持廣泛之合作關係，但在1999年東帝汶事件後，便中斷軍事合作關係，直到2005年11月，美國基於全球反恐戰略利益之考量方始恢復。 基於「九一一」後之多極體系國際政治環境與全球反恐趨勢，並為前瞻國際安全研究及安全政策新方向，本論文透過美國與印尼反恐合作之政策與實踐，探討美國東南亞反恐戰爭對區域安全的影響，並進一步瞭解美國此際於印尼之反恐戰略佈局，在實踐過程當中產生之互動與影響。並藉由美國與印尼在反恐戰爭之結盟意圖，單邊與多邊合作之實踐，及印尼對美國之反恐合作態度進行探討，從而分析美國與印尼反恐合作之目的及評估美國與印尼反恐合作成效；最後亦對我國未來之安全政策與反恐機制相關規劃，提供新的思考方向。 關鍵詞：恐怖主義、東南亞反恐戰爭、反恐合作、地緣戰略、國家利益

過去全球區域雖發生過多次大小無數戰爭，已顯示在未來強權爭奪戰爭中將趨於所謂區域性「低強度衝突」，19世紀末葉時，所有戰爭的65﹪均可歸類為低強度衝突，在1970年代，80﹪的戰爭都是低強度衝突，到了1980年代，更有90﹪的戰爭都屬於低強度衝突。過去的核武嚇阻固然充分發揮了其功能與效果，尤有甚者，各核子強權間之相互嚇阻更進一步阻止了此等強權中之某個潛在侵略者發動傳統性戰爭去攻擊另一強權。 其理由至為簡單，因為任何擁有核子強權國家亦恐懼其如對他國發動傳統性戰爭當會招致其核武之報復，進而提升為一場核武大戰。因之，在相互嚇阻與其他一些因素限制條件下，「低強度衝突」便成為未來國際間戰爭之基本模式。 由於國際戰略力量對比的重大變化，改變了「冷戰」時期打世界大戰的力量結構和戰略態勢，在新的形勢下，當今世界軍事形勢和各國軍隊建設正處於一個大變動、大調整的時期，世界各主要國家都在調整自己軍事戰略和軍隊建設的重點。美國仍處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強國，其面對新的國際環境，除在國防和軍隊建設中一方面採取削減軍費、裁減員額、逐步縮小規模，另一方面則透過調整軍備結構、突出發展重點於加強質量建設 ，以不斷提昇其綜合競爭與實戰能力。美國為維護及擴展在全球各地的戰略利益，正努力發展應付未來可能朝中、低強度區域衝突的力量結構和作戰能力，並同時調整其軍事組織架構編組。環顧新的世界局勢，中共軍事專家曾認為，當前國際走向世界大戰之可能性已不大，惟世界各地局部戰爭和地區性武裝衝突將日趨凸顯因而面對未來新的國際秩序和亞太環境， 中共除了積極發展先進具有嚇阻作用的戰略性武器外，首要即建立一支有效投射兵力的快速反應部隊，以因應未來可能出現的區域性小規模、高強度的局部性軍事作戰行動，而其性質並兼顧反恐怖、反暴亂、反劫持等特殊任務。 本篇論文藉由美軍、中共現有特種作戰部隊組建、任務遂行過程及發展趨勢例證中加以深入探討，進而研析國軍特種作戰部隊於現代戰爭型態 、環境下，應如何扮演、建構一支具有相當特色之戰力。期使在未來台澎防衛作戰中，發揮應有作戰效能；進而能擔任應急作戰之快速反應任務，俾供防衛作戰中用兵之參考。姑且不論未來作戰模式是「決定性或壓倒性武力」，都是贏得植基於「武力對武力」與「消耗」模式的下一場戰爭構想與作戰兩方面的基石中。快速掌控在透過「震撼」與「威懾」之運用，以影響敵之意志、認知與瞭解，使之屈從或順應我方之戰略政策目標。由此可知，若能運用一支量小質精兼具特種作戰效能的部隊，快速提供且能立即控制整個作戰利益地區及擴大其周遭環境之能力。除能達成決定性與優勢戰場覺知兩項任務外，預期快速掌控亦當能以更為有效的方法達成所列述之政治或軍事目的，以支持動用之武力，致使敵人全然無力對抗。故放眼未來，為順應此一自然趨勢，特種作戰部隊將會更加活躍、更受重視，特種作戰部隊的建設亦是當前國軍精進案中不可忽視的問題。 關鍵字：特種作戰、特種作戰部隊、特勤隊、快反部隊、非正規戰、反恐戰爭、低強度衝突

無人飛行載具或簡稱無人機是一種不實際搭載乘員的飛行裝置，不論研發的目的為何其核心概念皆是希望以機械來代替人力從事較為辛苦或較為危險的工作；歷史上記載無人機由來已久，但是類議題真正受到國際社會關切乃是2001年9月11日九一一事件後才開始。為了回應九一一事件對美國的威脅，美國除了以行使自衛權為由進攻阿富汗外，更發動了以全球伊斯蘭極端主義份子為對象的「全球反恐戰爭」並且開始大量投入武裝無人機執行定點攻擊行動，狙殺蓋達組織領導人或是與其有關聯的極端主義團體的成員。 隨著反恐戰爭的推進，美國派出的武裝無人機架次也逐年上升，隨之而來的是急遽上升的傷亡人數；驟增的傷亡數，尤其是平民傷亡引起了國際社會關切，其中「美國的武裝無人機攻擊是否違反國際法上關於武力使用的規範」成了急待解決的問題。本論文以當前國際法上關於武力使用的兩大規範：使用武力的合法性(Jus ad bellum)、武力使用的方式(Jus in bello)為途徑，檢視當前美國武裝無人機攻擊是否符合前述兩大規範，進而替美國武裝無人機攻擊衍生的國際法問題提供一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