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在美國外交政策之功能，包括：扮演政府和公眾之間的中介功能；對當前或是即將形成的議題、問題或提議進行認定和評估；將理念和問題轉換為政策議題；在政策辯論時發揮咨詢和獨立自主意見；在政策形成過程中提供相關人士交換意見和訊息的建設性論壇。 隨著網際網路的發達，美國主要智庫的研究成果均披露於網站上，不但其研究成果更廣為人知，影響力更為擴大，在美國之外隨時可透過各智庫網站獲得該智庫的最新政策建議。尤其在1990年代末，美國重要智庫開始增設有關中國研究或亞太研究之項目，使外界可以透過網路同步得知美國智庫對中國政策、亞太政策、兩岸關係之最新訊息。美國智庫研究成果方資訊化已成為研判美國對華政策時，不可或缺的主要來源。 本研究透過大量英文一手資料的分析，希望能達成本研究的意義，即更全面、更準確地了解美國智庫對華政策，以及對美國政府外交思維之影響，並提供台灣政軍決策者在研判美國和北京對台政策時之參考。

民進黨自成立以來，向來被公認是屬於派系共治、多元決策的政黨，黨內的派系政治（factionalism）型態與派系權力鬥爭的程度，影響了黨的政策路線走向，更進而決定了民進黨未來的發展，因此長期以來民進黨各個時期中國政策路線的走向，亦深受著黨內派系勢力消長及各派系合縱連橫的影響。 事實上，民進黨創黨之初其中國政策主要是以「開放、和緩、接觸」爲基調，因此在1986年通過的「自決黨綱」，即主張台灣前途應交由人民來決定，而未設定統、獨的方向，然而隨著國內政治環境的重大改變及兩岸交流日益熱絡的狀況，早期所提出的積極主張已不再佔有優勢，其中國政策路線趨於謹慎、保守化的立場，而重心也開始移轉至「台灣主權獨立運動」，相對地主張「激進台獨」的泛新潮流系則日漸成為黨內主流，並相繼通過了「四一七決議文」、「一００七決議文」、「公投台獨黨綱」等，而這也導致後來泛美麗島系與泛新潮流系二大派系，對於中國政策主張「務實台獨」路線與主張「激進台獨」路線的論爭。直至1998年為尋求黨內各派系共識所舉辦的「中國政策研討會」後，民進黨的中國政策才正式轉趨為較開放的階段，並為未來執政作準備，而脫離早期激進的極獨路線進入較為務實的台獨路線，並於1999年5月通過「台灣前途決議文」，表明了民進黨對台灣前途的看法與主張，首度接受了「中華民國」的國號，承認了中華民國的合法性，並間接處理了民進黨「台獨黨綱」的問題，成為民進黨追求事實獨立的綱領性文件。 2000年3月18日第十屆總統大選民進黨獲勝並順利取得執政權，其執政前期陳水扁總統在基於「穩定大於一切」的基調下，相繼提出了「四不一沒有」、「九二精神」、「兩岸統合論」、「鬆邦戒急用忍」等柔軟路線的政策，然而在中共無善意回應又惡意打壓下，在執政後期陳水扁總統則態度轉趨強硬，並提出強調以「台灣主權認同」為主體的「一邊一國論」、「正名」、「公投」、「制憲」等政策。而綜觀民進黨執政四年來的決策運作模式，可以發現執政後的民進黨，因決策中心已經轉移到政府相關部門，而中國政策也主要是以陳水扁總統對外的兩岸政策宣示或談話為主，因此黨只是扮演「以黨輔政」、「以黨強政」的角色，相對的派系對於中國政策的影響力已逐漸弱化，取而代之的則是陳水扁總統「一人決策」的運作模式；而另一方面，隨著四年來兩岸之間因「一個中國」問題始終無法得到共識，及中共對於民進黨政府的極度不信任，兩岸關係也停滯不進、持續陷入僵局，尤其是在陳水扁總統又再度連任第十一屆總統後，未來在「台灣正名」、「公投」及「制憲」等議題上，也將會使兩岸關係及美「中」台關係三方都面臨極嚴重的考驗。

九一一事件把人類從「後冷戰時代」帶入「反恐時代」，讓原先樂觀預見冷戰終結以後，人類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將建構「經濟安全」為主題的時代特性，很快又落入到以「複合安全」為思考主軸；而對整體人類最大的威脅也從「兩極對抗」過渡到「恐怖主義」。而恐怖主義的危險性不在於它的太強，是它的不對稱性及因為不對稱性而無所不在。 反恐是一場「敵暗我明」的戰爭，特別是恐怖主義與一般犯罪行為已無明顯之界線，因此現階段以美國主導的國際反恐行動，大致都不脫離「民事防堵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方式。鑒於反恐措施屬於低政治的範疇，卻需要高政治的嚇阻手段，因此一些以往不受重視或與恐怖主義沒有直接關聯的社會治安問題，逐漸被刻意凸顯並被提升至影響國家安全的位階；換言之，社會安全已和國家安全密不可分。 國際體系的轉變大致來說是大國之間的事。盱衡冷戰後亞太局勢演變，其中「美日同盟」經歷一段不穩定的發展，美中關係也因人權、民主價值觀衝突，以及中共企圖填補蘇聯瓦解後所留下的權力真空，經常出現磨擦。然九一一事件，改變了全球的安全型態；在國際社會的互動中，美國仍以世界超強的姿態居於領導地位，一面進行構建國際反恐聯盟，重新部署全球反恐行動兵力；另一方面調整外交策略，試圖重建世界新秩序。 九一一事件對兩岸關係最重要的影響，應該是促使美國更積極維護台海和平，避免世界其他區域爆發衝突，影響美國的全球戰略部署。總括而言，正因為美中雙邊之間仍存有許多的矛盾，台灣只要不誤判形勢或是操之過急，面對反恐戰爭後的台海安全形勢演變，縱然整體戰略環境未向台灣傾斜，仍應是機遇大過於挑戰。 台灣目前的威脅主要來自中共的外交孤立與軍事威脅，台灣應主動穩定兩岸關係，避免製造爭議性問題，降低台海軍事緊張；擴大台灣的柔性力量，這些力量包括經濟競爭力、科技創新力、民主號召力和資訊的普及力，以利融入國際社會。並隨國際反恐趨勢，從非政府組織切入，從敏感性較低議題著手，參加跨國性反恐行動，以爭取國際友誼。如此台灣應與全球化結合在一起，台灣更容易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

新興強權的崛起，勢將影響國際權力結構。自冷戰結束以來，國際體系維持著以美國為主導的單極為主多極體系，然全球化的影響，美國權力不免出現離散的下降趨勢。中共的崛起，成為可能挑戰以美國所主導的國際體系，使美中間的權力互動成為世人關切的焦點。 中共的國際戰略旨在維護和鞏固其在國際領域中的國家利益。自建政以來，歷代領導人審視國際權力結構的動態，制訂其國際戰略，俾在權力平衡的運作中，追求最大的國家利益。中共在面對「中國威脅論」的不利態勢，在16大以後，胡、溫領導以「和諧世界」戰略做為外交政策的指導原則；充滿理想主義的和諧世界戰略，能否改變國際間對中共這個新興強權的疑慮，成為全球矚目的焦點。 本文為瞭解中共和諧世界戰略與美中台間的關係發展與影響，採用歷史文獻分析法，藉由多元研究途徑，探討中共和諧世界戰略發展的歷程、背景與內涵及與美中台關係發展的影響。 研究發現，和諧世界戰略充滿理想主義色彩，但本質仍是追求權力平衡的觀點，企圖改變現階段美中權力結構的不和諧與不對等；和諧世界戰略提出後，受到主要國家的歡迎，相對的拉近美中之間權力結構的差距；但美國對中共威脅認知、雙方對權力的觀點、其他主要國家（戰略樞紐者如：俄、日、印、歐盟等）的抉擇及台灣問題的潛在衝突等，仍將影響美中台關係的未來發展。 / The rise of emerging powers is bound to affect the power struc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Since the conclusion of the Cold War, a uni-multipolar system with the US as the only superpower has been dominating the arena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However, the US power diffuses and descends as a result of globalization. On the other hand, China’s rise to regional hegemony and the subsequent adjustment of it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is posing a challenge to the US-dominate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yste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Washington and Beijing has become a critical fact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politics. The PRC’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aims to secure and consolidate its national interests in the global society.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unist regime, the paramount leaders have examined the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power structure and formulated it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accordingly in order to pursue the maximum national interests in the operations of balance of power. Since the sixteenth Communist Party Congress, Hu Jintao and Wen Jia Bau has enshrined “harmonious world” as the guidelines for the country’s foreign policy. The latest international strategy sets a new dir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 Since then whether or not the nominally idealistic “harmonious world” strategy helps reduce America’s suspicion of the potential rival has taken the limeligh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is paper adopts document analysis and employs diversified research approach to explore, in terms of balance of power,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PRC’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the contents of the “harmonious world” strategy,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strategy up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China and Taiwan.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include the following points: The PRC’s “harmonious world” strategy is only idealistic in name but in essence, it still holds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wisdom of balance of power; the strategy aims to rectify the existing discord and asymmetry in the power struc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and, although the strategy reduces the gap in the US-China power structure to a certain extent, America’s perception of China threat, mutual recognition of the contrast of national power, the decisions of other strategic pivots (such as the strategic hub are: i.e. Russia, Japan, Indi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dispute on Taiwan will continue to dict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 PRC and the Taiwan.

中國大陸在1993年8月31日與2000年2月21日，由大陸國台辦與新聞辦發表了兩篇對台白皮書，台灣的輿論界掀起一陣對於中共對台白皮書的討論與報導，兩岸關係的議題也倍受關注。在此，本研究希望能藉由中共發表兩次對台白皮書為研究時間始點，並使用內容分析法，研究《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等三大報社論針對兩岸關係的篇數、標題、立論觀點、統獨偏向及稱呼兩岸用語之差異。 研究發現，對兩岸議題著墨較多的報業，統獨偏向的立場也較為明顯。《自由時報》社論的篇數一直是最多的，甚至是其他兩報的兩倍，《自由時報》的統獨偏向也是最偏獨立。至於，《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兩報的統獨立場相近，社論篇數也相近。 社論標題方面，從1993年到2000年，社論標題主角都回歸以「台灣」優先，只有最偏統一的《中國時報》還以「兩岸」優先。由於2000年新政府執政，因此三大報提及「新政府」的比例大幅增加。標題主題方面，2000年三大報對於兩岸議題較少以國際觀點來談，也較少以兩岸歷史淵源來談，而較關注主權議題、國家安全以及台灣人民自決。 社論立論觀點方面，1993年，「兩岸經貿交流」、「兩岸主權議題」是三大報社論常用的立論觀點，然而在比例上，《聯合報》、《中國時報》比較偏統一的報業最關注「兩岸經貿交流」，《自由時報》比較偏獨立的報業卻最關注「兩岸主權議題」。2000年，「兩岸經貿交流」、「兩岸主權議題」還是三大報社論常用的立論觀點，然而在比例上，統獨偏向是中立稍偏獨立的《中國時報》還是最關注「兩岸經貿交流」，而統獨偏向中立較偏獨立的《聯合報》以及最偏獨立的《自由時報》卻最關注「兩岸主權議題」。更值得關注的是，當比較偏獨立的《聯合報》、《自由時報》都關注「台海安全情勢」的同時，立場最不偏獨立的《中國時報》卻關切「兩岸歷史淵源」。 社論稱呼兩岸用語，2000年，三大報的統獨偏向都往獨立移動，因此，稱呼「中共」的比例減少。《聯合報》、《自由時報》常稱對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時報》則常稱對岸為「中國」。三大報在2000年還是最常稱呼「台灣」，但是其次就是稱呼「中華民國」、「我國」以及「台灣共和國」，可以發現國與國的思維更加明顯，而國共關係的思維較為減少。 值得一提的是，研究發現《聯合報》社論的統獨偏向與《中國時報》相近，《中國時報》不論在1993年或2000年都比《聯合報》偏統一。《聯合報》、《中國時報》與當權者的關係，由於《中國時報》與當權派的關係較《聯合報》良好，雖然《中國時報》的統獨立場比《聯合報》還偏統一，《中國時報》卻不像《聯合報》被貼上「親中共」的標籤。若硬要貼上統派標籤只要《聯合報》被歸類至統派媒體，《中國時報》也應該在列。但是在1992年底大規模的退報運動當中，《聯合報》、《中國時報》都同樣報導大陸官方談話，卻只有《聯合報》遭抨擊是「中共的傳聲筒」。本研究發現《聯合報》與《中國時報》有相近的兩岸統獨立場、同樣的報導卻有不同的際遇，極重要的關鍵是報社與當權者的關係。

911恐怖攻擊事件，對世人造成無與倫比的震憾與驚駭，對世局形成絕無僅有的影響與衝擊。台灣身為國際社會的一份子，作為一個關心國家前途的公民，整個國際局勢的發展自不能置身事外，須儘早掌握身為小國的生存安全自處之道，以開拓國家未來發展的願景。 基於上述思維，作者以新現實主義華爾茲的國際政治體系理論的觀點切入，藉由文獻回顧，觀察911後台灣安全環境時，各家學者分別從國際安全、亞太區域、台海安全環境層面切入，發現每個環節對台灣安全都造成一定程度的衝擊，但相關因素卻又相互牽連，交叉影響，唯有將三個介面相連結，方可一窺台灣安全環境的全貌。 在新世紀的國際環境，國際體系結構下美中戰略互動，才是影響台灣安全的重要結構性因素。如果美中聯合反恐愈是成功，台灣付出的代價也愈是昂貴，台灣絕對不可輕忽911事件提供中美在反恐上絕無僅有的合作契機，反恐戰爭越久，中共扮演的角色愈形重要，美國就可能傾向中共的一邊，應切忌使台灣問題成為美中關係反恐的籌碼。 世界格局的重心正向亞太地區轉移，美中日三國的互動關係更決定了東北亞與東南亞地區的戰略安全環境。對東北亞情勢而言，911後美國支持日本承擔更多區域安全責任，是比較有利於台灣對抗中共的戰略威脅，如何強化台日關係具有重大實質意義。北韓核武飛彈危機，台灣應當注意美日同盟對北韓問題處理的動向；美國是否以台灣利益作為交換與中共合作的籌碼；又萬一在朝鮮半島擦槍走火，台灣尤須對中共藉機武力犯台預作防範。對東南亞情勢而言，政經整合趨勢已是強權角逐的利益所在，台灣卻無對話空間，對於台灣整體安全影響深遠。 911後台灣安全環境，美國與中共的互動存在於台灣戰略布局首要考量的決定性因素。相對於身處亞太形勢中的台灣而言，美中台三邊關係對台灣安全具有決定性地位。美中台三邊無法構成等邊三角形的對等關係，美中關係與美國因素對台灣安全更具有關鍵性影響。911後美國兩岸政策已向中共修正，兩岸關係政冷經熱，政府間僵持對立，而非傳統性安全威脅對台灣已形成潛在隱憂。整體而言，911後的台海安全環境已出現對台灣不利的走勢，而保持現狀不僅符合國際反恐訴求，也是台灣最佳的戰略選擇，關鍵轉捩點在2004年的台灣總統大選。 關鍵字： 九一一 反恐 台灣 生存安全 國際體系 美國全球戰略 中共新安全觀 美日同盟 北韓核武危機 東協 美中台關係 武力犯台 非傳統性安全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