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結束，作為冷戰時期圍堵共產陣營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以下簡稱北約)，似可在作為敵對的華沙公約組織瓦解後而解散。但是，北約非但未解散，其成員國不僅愈有擴大趨勢，組織功能也從冷戰期間著重被動性防禦、威嚇敵對勢力，改為主動以軍事行動干預冷戰後出現的區域局部衝突。1990年北約在倫敦召開首腦會議，會上通過《倫敦宣言》，明確宣佈北約將不因華沙的解體而解散，且在1991年5月相繼召開國防部長和外長會議，商討北約在冷戰後的地位及作用。與會國一致認為應對北約軍事作出調整，決定向中東歐國家提供某種程度的安全保護，並提出廣泛的合作計劃，以擴大北約的政治作用。為因應冷戰後世界局勢的變化，北約16個成員國在1991年底提出「新戰略概念」(New Strategic Concept)，將經濟、社會與環保等因素列為新增的國防政策，執行層面上除了包含原先具有的集體防衛能力，又列入對話、合作方式， 並至1999年北約成立50週年大會上通過「二十一世紀新戰略觀」得以完善。「二十一世紀新戰略觀」與以往北約戰略最大的不同，在於北約職權的範圍擴大到非會員國，由被動的防禦轉為以足夠的武力積極維持和平，顯現其本質已有相當大的改變。北約已將組織功能朝向因應危機處理的方向發展，逐漸成為具備主動、多元化的政治、軍事防衛體系。 　　北約擴展在多數學者眼中，其目的除了解決冷戰後中東歐國家民族衝突、走私、販毒與核武安全等日益嚴重問題外，戰略意圖則在於防範俄羅斯的再次興起造成歐洲安全上的恐懼，因此欲藉由廣納與俄羅斯鄰近的中東歐國家與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填補蘇聯瓦解遺留的真空地帶。 1995年北約公布《東擴可行性研究報告》，明確提出加入北約的條件和步驟，規定欲加入北約的國家必須滿足五項條件。 1996年12月北約舉行外長會議，正式宣佈北約擴展時間表，確定在1999年以前納入第一批新成員國家。1997年北約馬德里高峰會宣佈邀請波蘭、匈牙利、捷克參與入會談判，而在1999年北約成立50週年時，三國正式成為首批加入北約的原華沙會員國。由於北約的擴展計劃一直以來就遭受俄羅斯的反對，尤其強烈反對波羅的海三小國的入會，因此1994年發展的「和平夥伴關係」計劃(Partnership for Peace,簡稱PFP)， 便成為北約與中東歐、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國家增進交流的第二軌道，以緩和俄羅斯境內民族主義者的強烈反對，期望藉由軍事合作增進相互了解，促進這些國家的軍事、民主化發展，作為日後加入北約的準備。 　　因此，以往對於「北約擴展」的研究，學者的看法多是著重對俄羅斯的衝擊。以中國大陸為例，1999年以前對北約擴展的探討，多是附加在探討中俄關係的進程上。學者指出，促進1990年代中期「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建立的外部因素，其一在於中俄雙方認為美國藉北約擴展遏制俄羅斯的戰略空間，另外則是以1996新簽訂的《美日安保條約》牽制中共，東西包夾方式圍堵中俄。 中共的戰略因此以東南沿海的戰略部署作為第一要務，可見北約擴展對中共的衝擊不敵《美日安保條約》的迫切威脅性。不過，1999年北約出兵南斯拉夫，炸毀中共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一事，則喚醒中共對北約擴展的重視。經媒體大幅報導後，中國大陸的報章期刊不僅可見情緒性的文章批評北約暴行，學者從國際法、戰略層面探討北約出兵行動、組織演變等， 幾乎如出一轍將北約與美國劃上等號，視北約為美國建構單極世界體系的工具。大使館遭到北約轟炸，引發中共國內對於國際戰略、「和平與發展」、「韜光養晦」、對美「不搞對抗」綱領的強烈質疑，各種反西化、反全球化、反對私有化市場改革的「左傾」勢力，大有與民族主義情緒結合，挑戰冷戰後整體外交方針的趨勢。 因此，認為以美為首的北約在「中國威脅論」的影響下，將中共視為取代俄羅斯的新圍堵對象，而美國更深用意在於建構單極霸權。 　　除了喚醒中共對北約在冷戰後組織演變及擴展的認知外，就地緣政治而言，中共認為北約擴展的目標不僅限於歐洲。由於東鄰中國大陸的中亞地區自古即為兵家必爭之地，隨著蘇聯瓦解造成中亞地區的戰略真空，各大國紛紛意圖填補，其豐富的石油、天然氣等自然資源，也令各大國勢力尋求有利位置。西方勢力便以北約作為前進中亞的突破口，藉由與中亞各國建立「和平夥伴關係」計劃，積極與中亞國家發展多邊安全合作。中共認為北約的「亞洲化」趨勢目的在於配合美國的全球戰略部局，將擴展觸角伸向中亞，一是為控制中亞、高加索地區的油氣生產和運輸，二則為填補中亞地區的「權力真空」，奪取該地區的主導地位。不僅可以打通連接北約與美日安保同盟的戰略通道，在歐亞大陸建立安全體系，並以中亞地區為地緣政治支點，北約擴展和美日安保同盟為兩翼，抵制俄羅斯的復興、防止伊斯蘭教義派的滲透以及遏制中國大陸的崛起。 尤其911事件後，北約為配合美國的反恐行動，將反恐列為二十一世紀新任務之一，在鄰近阿富汗之中亞地區的軍事部署與軍事合作勢必將更為密切。中共因而擔心，北約在全球輿論的支持下，藉由打擊恐怖主義，鞏固在中亞地區的勢力，進而將北約腹地向東直逼中國大陸西部疆域，更為壓縮中共的戰略空間與衝擊在中亞地區的利益。不僅在戰略上對西部邊界形成軍事威脅，對中共構成戰略進逼之勢，北約是否會以「科索沃」模式干預中共境內的分離運動問題，也令中共倍感威脅。 　　由於中共「新安全觀」的制定背景基於對國際環境的認知，蘇聯瓦解令中共調整傳統的安全觀，在大規模軍事戰爭發生的可能性大幅降低的認知下，中共調整其國家安全利益，強調經濟安全的重要性，以因應冷戰後全球化帶來的新挑戰。中共因此在「新安全觀」的指導下，以雙邊外交與多邊外交擴大與各國的交往並積極參與國際組織，以構築發展「四化」的穩定環境。不過，國際環境並未如中共預期，除了冷戰期間潛藏的地區衝突、熱點一一浮現之外，「中國威脅論」的興起令中共深感遭受國際圍堵。因此，在1999年中共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一事發生後，中共如何因應北約擴展、對國際環境的認知為何？「新安全觀」是否遭到挑戰與調整，都是本文探討的焦點。

911恐怖攻擊事件，對世人造成無與倫比的震憾與驚駭，對世局形成絕無僅有的影響與衝擊。台灣身為國際社會的一份子，作為一個關心國家前途的公民，整個國際局勢的發展自不能置身事外，須儘早掌握身為小國的生存安全自處之道，以開拓國家未來發展的願景。 基於上述思維，作者以新現實主義華爾茲的國際政治體系理論的觀點切入，藉由文獻回顧，觀察911後台灣安全環境時，各家學者分別從國際安全、亞太區域、台海安全環境層面切入，發現每個環節對台灣安全都造成一定程度的衝擊，但相關因素卻又相互牽連，交叉影響，唯有將三個介面相連結，方可一窺台灣安全環境的全貌。 在新世紀的國際環境，國際體系結構下美中戰略互動，才是影響台灣安全的重要結構性因素。如果美中聯合反恐愈是成功，台灣付出的代價也愈是昂貴，台灣絕對不可輕忽911事件提供中美在反恐上絕無僅有的合作契機，反恐戰爭越久，中共扮演的角色愈形重要，美國就可能傾向中共的一邊，應切忌使台灣問題成為美中關係反恐的籌碼。 世界格局的重心正向亞太地區轉移，美中日三國的互動關係更決定了東北亞與東南亞地區的戰略安全環境。對東北亞情勢而言，911後美國支持日本承擔更多區域安全責任，是比較有利於台灣對抗中共的戰略威脅，如何強化台日關係具有重大實質意義。北韓核武飛彈危機，台灣應當注意美日同盟對北韓問題處理的動向；美國是否以台灣利益作為交換與中共合作的籌碼；又萬一在朝鮮半島擦槍走火，台灣尤須對中共藉機武力犯台預作防範。對東南亞情勢而言，政經整合趨勢已是強權角逐的利益所在，台灣卻無對話空間，對於台灣整體安全影響深遠。 911後台灣安全環境，美國與中共的互動存在於台灣戰略布局首要考量的決定性因素。相對於身處亞太形勢中的台灣而言，美中台三邊關係對台灣安全具有決定性地位。美中台三邊無法構成等邊三角形的對等關係，美中關係與美國因素對台灣安全更具有關鍵性影響。911後美國兩岸政策已向中共修正，兩岸關係政冷經熱，政府間僵持對立，而非傳統性安全威脅對台灣已形成潛在隱憂。整體而言，911後的台海安全環境已出現對台灣不利的走勢，而保持現狀不僅符合國際反恐訴求，也是台灣最佳的戰略選擇，關鍵轉捩點在2004年的台灣總統大選。 關鍵字： 九一一 反恐 台灣 生存安全 國際體系 美國全球戰略 中共新安全觀 美日同盟 北韓核武危機 東協 美中台關係 武力犯台 非傳統性安全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