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序論，討論國際體系研究途徑，分三節，第一節國際政治研究途徑概說，第 二節體系研究途徑概說，第三節小結。第二章體系角色分類變數，分三節討論，第 一節國家角色，第二節非國家角色，第三節角色分類變數對體系之影響。第三章體 系角色互動變數，分三節討論，第一節角色互動之內外環境，第二節互動方式，第 三節互動規則，第四章角色在體系中之結構，亦分三節，第一節角色能力變數，第 二節政治層次結構，第三節經濟層次結構，第五章則為綜合性的結論。

本文從中國的周邊安全態勢及其多邊外交戰略出發，在討論了美國在東亞及中亞地區的戰略佈局以及中國多邊外交戰略的背景因素和佈局政策以後，接著從美國因素介入中國推行該戰略的過程中，觀察美國因素所造成的影響，最後再以中國的政策回應探討雙方這一連串的互動過程，其所蘊含的意涵為何。 本研究發現，冷戰後美國勢力在全球範圍的擴張，與國際體系結構的變遷直接相關；對美國而言，由於國際體系結構由兩極對峙轉變為對其極為有利的一超多強格局，這也驅迫美國進一步向外構築其霸權版圖。另一方面，冷戰結束後霸權(美國)與崛起者(中國)之間的互動，可用軟制衡(Soft Balancing)的概念來加以解釋。由於在國際體系結構中占據支配地位的美國權力過於強大，導致沒有一個國家(或國家聯盟)有能力予以制衡，於是，身為挑戰者的中國採用較為迂迴、複雜的策略，尋求的是一種間接削弱霸權國權力的方式，而不是直接挑戰霸權國的軍事優勢或由霸權國領導的世界秩序；筆者認為，中國在其周邊地區推動的多邊外交就是一例。 關鍵詞：多邊外交、國際體系結構、軟制衡

本文主要通過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層次分析法對2012至2013年間中國在釣魚臺爭端中的重要外交決策進行分析。希望以此探討中國外交決策形成中的幾個主要影響因素。首先，本文以中國通過「過度反應」策略將日本對釣魚臺的單方面控制成功轉變為中日交叉控制為例，探討了國際體系層次上的結構變化對中國外交決策的影響。接著，本文以中國組建新的國家海洋局為例，探討了國內政治層次上的部門分工對中國外交決策的影響。最後，本文以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為例，探討了個人層次上的領導人特質對中國外交決策的影響。 國際體系、國內政治、領導人三個因素都在中國外交的決策過程中發揮著重要影響。首先，國際體系因素作為自變量，同時影響著國內政治因素和領導人因素。其次，國內政治因素和領導人因素作為幹預變量同時受到國際體系因素的影響，並且這兩者之間也存在相互影響。最後，最終的外交決策作為因變量同時受到上述三個因素的影響。

911恐怖攻擊事件，對世人造成無與倫比的震憾與驚駭，對世局形成絕無僅有的影響與衝擊。台灣身為國際社會的一份子，作為一個關心國家前途的公民，整個國際局勢的發展自不能置身事外，須儘早掌握身為小國的生存安全自處之道，以開拓國家未來發展的願景。 基於上述思維，作者以新現實主義華爾茲的國際政治體系理論的觀點切入，藉由文獻回顧，觀察911後台灣安全環境時，各家學者分別從國際安全、亞太區域、台海安全環境層面切入，發現每個環節對台灣安全都造成一定程度的衝擊，但相關因素卻又相互牽連，交叉影響，唯有將三個介面相連結，方可一窺台灣安全環境的全貌。 在新世紀的國際環境，國際體系結構下美中戰略互動，才是影響台灣安全的重要結構性因素。如果美中聯合反恐愈是成功，台灣付出的代價也愈是昂貴，台灣絕對不可輕忽911事件提供中美在反恐上絕無僅有的合作契機，反恐戰爭越久，中共扮演的角色愈形重要，美國就可能傾向中共的一邊，應切忌使台灣問題成為美中關係反恐的籌碼。 世界格局的重心正向亞太地區轉移，美中日三國的互動關係更決定了東北亞與東南亞地區的戰略安全環境。對東北亞情勢而言，911後美國支持日本承擔更多區域安全責任，是比較有利於台灣對抗中共的戰略威脅，如何強化台日關係具有重大實質意義。北韓核武飛彈危機，台灣應當注意美日同盟對北韓問題處理的動向；美國是否以台灣利益作為交換與中共合作的籌碼；又萬一在朝鮮半島擦槍走火，台灣尤須對中共藉機武力犯台預作防範。對東南亞情勢而言，政經整合趨勢已是強權角逐的利益所在，台灣卻無對話空間，對於台灣整體安全影響深遠。 911後台灣安全環境，美國與中共的互動存在於台灣戰略布局首要考量的決定性因素。相對於身處亞太形勢中的台灣而言，美中台三邊關係對台灣安全具有決定性地位。美中台三邊無法構成等邊三角形的對等關係，美中關係與美國因素對台灣安全更具有關鍵性影響。911後美國兩岸政策已向中共修正，兩岸關係政冷經熱，政府間僵持對立，而非傳統性安全威脅對台灣已形成潛在隱憂。整體而言，911後的台海安全環境已出現對台灣不利的走勢，而保持現狀不僅符合國際反恐訴求，也是台灣最佳的戰略選擇，關鍵轉捩點在2004年的台灣總統大選。 關鍵字： 九一一 反恐 台灣 生存安全 國際體系 美國全球戰略 中共新安全觀 美日同盟 北韓核武危機 東協 美中台關係 武力犯台 非傳統性安全威脅

在兩岸關係中，讓中共「不做」什麼，與美國會「做」什麼，是台灣國家安全中最重要也最複雜的事。其中又以中共一旦對台軍事行動，美國是否「軍事介入」，最為大家關注。由於部份國人期待著美國在中共武力犯台時會「做」些什麼，有恃無恐的心態，遮蔽了一個最重要也最根本的思維，亦即：維護台海和平與國家安全，最重要的應該是如何讓中共「不做」什麼，而非期待外人會做什麼！ 本文即藉由探討一旦台海有事，美國是否軍事介入？以及可能介入的方式，促使大家思考：「為了台灣的國家安全，與其處於被動的期待美國會「做」些什麼，但可能遭遇限制；不如反思如何採取主動積極的作為，讓申共不做什麼。」 從國際關係的角度，不論美國基於那種理由而採取軍事手段介入他國事務，真正的目的都是為了美國自身的國家利益。本文因此先從相關的學理，分別探討國家利益與美國政策之間的關連性，以及美國軍事介入與海外用兵的原則與目的。根據這些理論，分析兩岸雙方對美國國家利益的影響，據此引伸出不論是從經濟、政治以及戰略利益的層面，美「中」關係既具有合作與互利的關係，也存在著結構性的矛盾。 由於兩岸軍事衝突將使台海現狀造破壞，不利美國的利益。如果原因為中共主動發起，誠如布希所言：「竭盡所能，協助台灣防衛」，美國軍事介入的可能性較高。不過如果因為是台灣走向獨立而引發衝突，美國介入的可能性將大為降低。這就是美國所一再強調的「中共不武，台灣不獨」。 如果美國具有介入的意圖，美國如何介入，是否直接參戰？根據本文對美、 「中」、台三方的軍力以及中共動武的方式所做的研析；並從與實際執行軍事介入政策的美國軍方實務的層面，包括：美軍的作戰準則、教範，執行軍事行動，特別是海外用兵的規範與指導，軍事決策者、作戰指揮官必須思考的問題所做的研究發現：「就美軍的軍事作戰能力而言，贏得短期的勝利應無問題。但是美國脫身不易，最後反易遭受拘束、牽制，將導致極大的風險，因而降低美國直接參戰的可能性。」因此研究結論認為，屆時美國的軍事介入行動，將以加強軍援、武力展示、以及提昇前沿駐防戰備為主；如果派遣艦隊進入台海水域，也是為了執行屬於「非戰鬥人員撤離」的撤僑行動。理論上說，「非戰鬥人員撤離」也屬於軍事介入的行動項目之一。只是這種性質的軍事介入，與國人所殷切期盼的會有極大的落差。對台灣的國家安全，未必具有正面的意義。 關鍵字：國家安全 國際關係 國際體系 九一一事件 中國威脅論 台海衝突 導彈 軍事介入 軍事干預 國家利益 人民解放軍 武力犯台 終戰指導 反恐

國際關係也是社會關係的一環，對國際關係的研究必須植基於國家涉入的歷史、社會、文化等層面進行探求，否則很難對國際關係有著全貌的了解。在美國學界的實證主義長期宰制下，研究國際社會的英國學派長期受到忽視，隱沒於線性發展的歷史中。 為了發掘英國學派受到忽視的地位，本論文擬從下三點著手。首先，回溯英國學派的歷史起源、代表學者、名稱問題；再者，耙梳、整理英國學派的學術內涵，包括現實主義、理性主義及革命主義三個傳統，以及國際體系、國際社會及世界社會三個本體；第三、在美國實證主義的長期獨霸下，注重詮釋方法研究國際社會的英國學派是無法得到關注的。因此，這部分將從社會科學兩大陣營－實證主義及詮釋學著手，並進而帶入受實證主義籠罩的主流國際關係研究。本論文認為以實證主義研究具社會性的國際關係有其侷限，而多元、開放、重社會性的英國學派才能提供更完整的國際關係圖像。 本論文認為抱持多元開放、重視整體性、社會性、規範性的英國學派更能面對接踵而來的環境議題、全球化相關問題及人道干涉等全球性議題，如果正視國際關係也是社會關係的一部分，英國學派是能成為較適當的國際關係理論。 / Social relations encompass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o that the inquiry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ust embark on the historical, social, cultural context that states involved in. Otherwise we can’t envisage a comprehensive imag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der the dominance of positivism led by Americ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nglish School, whose intellectual focus is International Society, has been neglected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and immerged in the linear history. For the sake of exploring English School, the thesis sets out three schemes. First, it retrospects the history, leading figures and label of English School. Second, it elucidates the arguments of English School, including the three ontologies- International System,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World Society as well as three traditions, namely Realism, R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ism. Third, beginning with the discuss of Positivism and Interpretivism, the author argues Positivism has its limitation in societ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sequently, it is English School, which tilts toward an open and diverse inclination, that can tell a better story.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English School that stresses on holism, society and social norms can take on the upcoming global issues, such as environmental issue, globalization and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If we square up to the fact tha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s a part of social relations, English School can be a more adequat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本篇論文旨在探討中共與伊朗在各層面關係的演變，及兩國關係發展的限制。本論文的研究途徑係採取系統理論，透過國際環境、國內環境與決策者因素的探討，以瞭解中伊各項關係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 基本上，中伊兩國以「經貿互利、權力與安全」為主軸，分別進行各種層面關係的互動。首先，在中伊關係特點上，中伊政治外交關係的特點包括推動「反對霸權主義」、「反對單極國際體系」及追求「互利合作」。軍事關係的特點在於獲取政治與商業利益，降低伊朗研發武器的成本。能源關係的特點在於平衡兩國的貿易關係、確保能源安全。經貿與科技關係的特點在於創造對中伊兩國互利的經貿利益，促進伊朗科技發展。 以政策目標來看，中共對伊朗的政策目標在於推動與伊朗的國際議題合作；兩伊戰爭期間維持平衡的外交策略；促成兩伊戰爭的和平解決；鞏固中共對伊朗的政治影響力；推動中伊兩國在中東地區的議題合作；基於反對單極國際體系的理念，推動國際議題合作；推動與伊朗的國際議題合作；防範中亞地區分裂主義及基本教義主義擴張；增加中伊兩國在中東地區的議題合作；增加中共對伊朗核問題的影響力。在軍事關係上，中共對伊朗的政策目標包括提供伊朗所需武器，抵禦國外勢力的攻擊；避免伊朗遭受區域強權或國際大國的安全威脅；維護伊朗和平使用核能的權利。在能源關係上，中共對伊朗的政策目標包括平衡中伊兩國的貿易逆差；探詢與伊朗進行能源合作的機會；增加從伊朗進口的能源數量；爭取在伊朗的能源探勘計畫；增加中伊雙方能源合作的領域；增加從伊朗進口原油的數量；爭取在伊朗的能源探勘機會；增加中伊雙方能源合作的領域。在經貿與科技關係上，中共對伊朗的目標包括加強中伊雙邊貿易；增加與伊朗經濟合作的項目；促進中伊兩國的科技合作。 本文以政治外交、軍事、能源、經貿與科技作為實務分析的面向，並以三個時期為區分，分別是鄧小平時期(1979年至1988年)、江澤民時期(1989年至2002年)、胡錦濤時期(2003年至2008年)。在鄧小平主政期間，中伊關係以國家安全及權力平衡為主軸。中伊關係最重要的面向就是軍事關係。江澤民主政期間，中伊關係則以經貿互利及權力平衡為主軸。此時期經貿與科技關係、能源關係及政治外交關係則是雙方發展的重點層面。在胡錦濤主政期間，中共與伊朗關係改以「互利合作」作為主軸。此時期中伊的能源關係、經貿與科技互動成為雙方關係的重點，政治外交關係及軍事關係則退居其後。 綜觀中共與伊朗伊斯蘭政府關係的基礎，建立在中伊雙方國家利益考量。對中共而言，伊朗戰略地理位置重要，與中共同屬第三世界開發中國家，兩國歷史情誼淵源已久，都是促成因素之一。其次，在中東地區以親美政府為主的國家中，伊朗伊斯蘭政府反其道而行，抱持反美且不親蘇的立場，此外，伊朗能源蘊藏豐富，因此伊朗成為中共在中東地區的重要據點。 對伊朗政府而言，中共在以阿議題上，屬於少數較為同情巴勒斯坦立場的國際大國，同時中共反對現有的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體系、以第三世界開發中國家與伊朗立場相近。此外，中共在國際政治或區域議題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國際議題上更具有實質影響力。 從中伊關係的發展，可以發現幾個大趨勢：第一、中伊關係的發展中，主導權越來越操之在中共的手中；第二、中共在盱衡整體國家利益下，對於伊朗的強硬態度，已經無法給予強力支持；第三、中共與伊朗關係發展中，能源、經貿等實質利益，已經逐漸取代政治與戰略利益的重要性。第四、中共有意透過國際組織的力量，給予伊朗適當的壓力；第五、中伊雙方互動在遇到歧見時，向來秉持「求同存異」、「各取所需」的精神，以不傷害彼此既有關係的前提下，以獲取各自最大的利益。 展望未來中、伊兩國關係發展的前景，中伊兩國仍會維持各關係層面的議題式合作關係。中伊兩國政治外交關係的未來的動向，將取決於伊朗內部政治的演變與伊朗及美國關係的發展，如果伊朗國內的激進派持續在外交政策上採取不退讓的立場，美國對伊朗的政策將趨於強勢，如此，中共與伊朗關係的發展很難繼續突破。但是，面對伊朗豐富的能源儲量與產量，加上維護能源安全已經是中共的外交要項，美國倘若對伊朗採取強制作為，中共絕不可能默許。至於伊朗方面，它必須仰賴具有傳統友誼基礎，又是聯合國常任安理國的中共在各項議題上為其執言。因此，即使中共在某些議題的立場上向美國靠攏，但是伊朗也不敢斷然與中共反目成仇。其次，對伊朗而言，無論在經貿科技上或者能源上，中共是個較能信賴的國家，伊朗不願讓這些實質關係倒退。短期內中共與伊朗關係仍將以經貿、能源為主，政治外交關係將退居其次。此外，中共也將持續維持伊朗成為中東地區制衡美國勢力過度擴張的據點。 / The purpose of this dissertation is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Iran relations and to understand the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adjustment of bilateral relations. The writer intends to introduce system theory as analytical approach. The finding of this study is that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Iran is established on the mutually economic benefits, power and security. On the diplomatic dimension, China and Iran relationship is characterized by anti-hegemony, anti-unipolar international system, mutually benefits and cooperation. On the military dimension China and Iran relationship is characterized by enhancing Iran’s sovereign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China and Iran relationship is characterized by balancing mutual trade imbalance and ensuring energy security. On the economic technological dimension, China and Iran relationship is characterized by creating mutual interests for both nations and advancing Iran’s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policy objectives, China’s objectives are many folds. On diplomatic dimension China’s objective toward Iran comprises promoting issue cooperation with Iran, supporting Iran’s independent foreign policy, fending off foreign intervention in Iran’s domestic affairs, ensuring Iran’s status as a regional power. On military dimension China’s objective toward Iran comprises helping establish Iran’s national defense power, helping stave off potential security threats directed toward Iran. On energy dimension China’s objective toward Iran comprises balancing mutual trade imbalance. On economic dimension China’s objective toward Iran comprises enhancing mutual trade and tapping into Iran’s market. In terms of policy instrument, China and Iran try to achieve policy objective via the use of a variety of policy instruments, ranging from diplomatic bargaining, high ranking officers visits, arms sales, military cooperation, military officers visits, negotiation on Iran nuclear issue, energy trade, nuclear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energy joint development, economic and trade bargaining, engineering contract, assistance in technology and funding. This analysis is conducted from several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China and Iran relations, that is, diplomatic, military, energy, economic and trade dimensions. For the analytical needs, this analysis is mainly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from 1979 to 1988, 1989 to 2002 and 2003 to 2008. From 1979 to 1988 the central pillar of China Iran relations is on military dimension featured by national security and balance of power. From 1989 to 2002 the central pillar of China Iran relations is on economic-trade, energy and diplomatic dimensions featured by mutually economic benefits and balance of power. From 2003 to 2008 the central pillar of China Iran relations is on economic-trade, energy and diplomatic dimensions featured by mutually benefits and oooperation. From the track of China and Iran relations, several trends can be inductively identified. First the leverage is more favorable to China. Secondly China has reduced its all-out support for Iran’s militant foreign policy. Thirdly the substantive interests such as energy and economic ones have surpassed economic and strategic ones in terms of importance. Fourthly China try to press Iran to readjust the latter’s policy through the forc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Fifthly China and Iran will adopt the principle of ‘put aside the difference and pursue the consensus’ and ‘to serve one’s own need’ if there is conflicting opinion between China and Iran. From the process of China and Iran relations, some major limitations can also be identified. First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factor, particularly U.S. factor, is a critical source of limitation. China has to strike a balance in its relationship between Iran and U.S. Secondly China’s decision maker’s policy adjustment is also a source of limitation. In the process of its peacefully rising as a responsible great power, China chooses to abide by international regimes and keep cautious in dealing with Iran’s contentious issues. Thirdly China’s long standing principle of non-involvement in highly disputed issues also hamper China-Iran relationship. Fourthly the dominance of Iran’s conservative faction has indirectly impeded China-Iran relation. The future of China and Iran diplomatic relations will depend on the development of Iran’s domestic politics and U.S.-Iran relations. China will not allow U.S. to take military actions against and Iran will not give up China as a reliable great power. Over the short term, China and Iran relations will prosper on substantive issues, while political issues will lose its import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