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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序論，討論國際體系研究途徑，分三節，第一節國際政治研究途徑概說，第 二節體系研究途徑概說，第三節小結。第二章體系角色分類變數，分三節討論，第 一節國家角色，第二節非國家角色，第三節角色分類變數對體系之影響。第三章體 系角色互動變數，分三節討論，第一節角色互動之內外環境，第二節互動方式，第 三節互動規則，第四章角色在體系中之結構，亦分三節，第一節角色能力變數，第 二節政治層次結構，第三節經濟層次結構，第五章則為綜合性的結論。

《桃花扇》是作者孔尚任經歷十餘年三易其稿而成的心血結晶。它一問世就獲得當時劇壇很高的聲譽，與洪昇的《長生殿》一起稱為「南洪北孔」，成為清代傳奇的壓卷之作。而它只在康熙年間一度盛演，從清代至民初，不管全本戲或折子戲都很少演出，出現似乎被舞台界冷落的現象。然而在當代戲曲「改編」《桃花扇》的機率增多，各地方劇種乃至話劇、電影、電視取材移植，其改編劇作多達十幾篇。 再次喚醒觀眾對《桃花扇》戲劇性價值和魅力的認知。而無論是崑曲作品還是其他地方戲劇種，許多改編本之內容，隨著作者對主題意識的解讀與對人物形象的型塑，開展了許多嶄新架構劇作的空間。因此本論文從這些改編本的比較和分析中，看到在不同時代裡，運用不同形式，具有不同思想的作者，所表現出來的再創作。故筆者擬對《桃花扇》在當代戲曲中的改編發展略加探討，以展現「經典作品的再創作」的意義和其靈活性。 至於本論文研究的範圍，僅限於當代戲曲的改編，選擇從1949年至今，在各劇種戲曲作品和電視、電影等戲曲影視作品對《桃花扇》的改編本為主要探討對象，而現代戲劇／話劇形式排除不談。並且把當代戲曲《桃花扇》改編本，按照其載體，分類為三大系統：崑劇改編作品（有4種不同改編本）、其他劇種改編本（包括京劇、越劇、湘劇、楚劇、桂劇、黃梅戲、粵劇、閩劇，共有12種版本）、影視作品（黃梅戲電視劇、歌仔戲電視劇有2種）， 總共18種改編本。而先分類研究討論，從而在一本多作的現象中，力求析探不同載體所呈現出來的不同改編現象。 在第一章，首先回顧歷來《桃花扇》劇壇演出的情況。而按照其演出情況的趨向和戲曲史上的意義，再分清代、現代、當代三個時期。從該劇在舞臺上的搬演情況切入，探討每個時期《桃花扇》在舞台上的不同地位，要釐清其背後的原因。從中論辯《桃花扇》的演出之所以變得沉寂，是受政治上的原因，絕非《桃花扇》缺少戲劇元素，難以搬上舞台。 從第二章到第四章，按照其載體分類，分別考察當代崑劇界改編本、其他劇種改編本、影視戲曲改編本的情況。而每一章，先簡單了解各劇種的特點，然後對每一作品進行研究，針對各作品的簡單概述、主題意旨、情節結構、人物塑造、藝術成就等方面，略加介紹與討論。 第五章作為前三章個別分析的結果和總結，重新歸納《桃花扇》當代戲曲改編本對原著的改編重點：主題意旨、人物形象、情節結構，再分析改編本對原著重新解釋和再創作的傾向。而在主題意旨方面，本文就參考梁燕女士的歸類模式，分入道型、 圓道型、 載道型， 加以發展研究。就情節結構而論，當代改編本都要面對將原著龐大的內容，整理縮短為三四個小時內演完的難題，並且取捨原著結構上的「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的雙線結構，而出現不同面貌：只選擇侯李愛情線、保留雙線結構、增加新編情節。而隨著觀念的開放，當代戲曲開始重視人物的複雜面，因此改編本描寫香君時，有的依循原著傳統；有的強化其政治思維；有的發掘自我意識、強調自主抉擇；有的甚至改變其出身背景。而塑造侯朝宗形象，其改編度更大，有的忠實歷史，描寫他晚節不忠；有的試圖恢復原著的原貌，選擇入道；有的則彰顯其知識份子風骨；有的試圖深掘其複雜矛盾的內心世界。而因各地方戲的民間特色和文藝的政治性標準的影響，歌頌勞動人民的樸實、純淨、愛國思想的作品頗多。也為了豐富內容或劇情的需要，有些改編本創造新的人物。 　　最後總結本文的研究成果，繼而探究當代戲曲改編本對傳奇《桃花扇》的影響：崑劇改編作品藉其整本戲的演出，能夠搶救文化遺產的意義、其他改編本為古典劇作如何找出合理的解釋而強化古典原著、發揮現代劇場藝術和影視載體的優勢進而更突顯其戲曲藝術等意義，以此對改編本的意圖和再創作給予肯定。並提出困境與檢討，以省視所論述成果與未來展望。

本篇論文主要是研究當代新儒學與現代民主政治的「接榫」問題，嘗試作哲學與政治學、社會科學之科際整合研究，希望能使傳統儒學得以再生與重建，並使得中國民主化的路向有所突破創發。 本文的研究方法是：採用現象學與詮釋學的方法，歷史研究途徑與文化比較研究，及沈清松教授所研創的對比法，來探討當代新儒學的民主觀。 在本篇論文中的各個章節安排，是根據底下的思考脈絡與研究進程：第一單元、關於民主概念的分析，與當代新儒學的民主政治課題。第二單元、關於當代新儒家的「民主開出論」及其辯論，與當代新儒學的「自我轉化」之道。第三單元、包括三個重要的研究課題：(一)關於「道德第一義」與「人性幽暗論」，(二)關於民主與自由的緊張關係，(三)關於公民社會與公民文化。最後，兼論中國大陸「馬列主義的儒家化」之困境。 本文探討了當代新儒家的「民主開出論」及其辯論，包括：村治型的梁漱溟、憲政型的張君勱、學術化型的賀麟、格義型的熊十力、坎陷曲成型的牟宗三、道德意識型的唐君毅、人格純化型的徐復觀等哲人，以及當代新儒學中生代與新生代學者的民主思想。 本文的研究成果，簡述如下：一、當代新儒家之強調「高次元的傳統」，往往會形成「極致型」的文化性格，而傾向於走上「高調的民主」道路；自由主義者之強調「低次元的傳統」，往往會形成「工具型」的文化性格，而傾向於走上「低調的民主」道路。儒家的性善倫理道德觀在民主政治的開展中，可能會導致大起大落的「高調民主」，而西方的原罪的倫理道德觀在民主政治的開展中，則較會導致穩定中平的「低調民主」。二、當代新儒家有明顯的「民主政治的道德義務論」之傾向，他們認為民主政治必須建立在道德理想的基礎上，政治自由必須預設道德自由。他們雖承認道德界與政治界之分際，但不認為這兩界不是不相干的。三、關於當代新儒學的自我轉化之，筆者認為這需要轉化希爾斯的「實質性傳統」、韋伯的「卡理斯瑪權威」，及博蘭尼的「支援的覺識」與「默會的知識」等概念，將它們運用在對儒家「仁學」與「禮學」之新詮上。四、吾人可以藉哈伯瑪斯的「溝通行動理論」，以「互為主體哲學」代替「意識哲學」，把重心放在「公共領域」與「公民社會」上，來重建儒家的內聖工夫之「道德主體性」，並將外王事功之「政治主體性」獨立出來，讓兩者有主體交換互動的「程序主義」民主。五、筆者認為：中國大陸的「馬列主義的儒家化」，雖致力於「馬列主義」與「儒家思想」的調和，然而它仍舊面臨著在「批孔」與「尊孔」間左右徘徊之困境。

本文以當代中國學為核心，並以1968年肇基的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為實際個案，探討臺灣在此學術領域的發展與嬗遞。東亞研究所由吳俊才先生一手創建，標誌臺灣在此學門的學術化與國際化，並能與美國及其他國際學術機構接軌與交流，此所也因而在早先擁有卓越的國際學術聲譽。其後，隨著美蘇兩極的冷戰到後冷戰國際局勢的變化，以及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轉變影響，都使國際學界在研究方式上產生不同層次的討論，東亞研究所也在這些影響之下不斷進行議題與研究方法的擴充與調整。因而，本文再劃分三個時期，並從課程演進、博碩士論文的學術產出、東亞季刊到東亞研究的期刊刊文，深入觀察東亞研究所的不同面向發展與實際成果。其中，在課程方面可區分為兩大系統與四大領域，也因為具有臺灣自身特色的課程安排，使得初期聘任師資雲集國內包括國際關係研究所、政大與臺大各領域的傑出師資，同時國外許多學術機構優秀人士也在此客座。隨著與國際學術界持續交流，研究方法也從過去較為強調文獻與歷史的方式，轉而從1970年代中後期逐漸走向更為社會科學化的趨勢，並逐步在師生的專著與博碩士論文中引用不同範際的學門領域相關研究理論與範式，同時也因為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實際的田野調查也成為重要的研究方式，這些從理論對話與實地檢證的不斷融合與發展，呈現更多不同當代中國學的樣貌。此外，隨著國際局勢與兩岸關係的變化，東亞研究所也逐漸在兩岸學術交流上扮演重要角色，包括舉辦相關學術會議與兩岸學者交流。時序至今，東亞研究所也面對更多學術的挑戰，包括相關學門與機構也不斷在此領域有所著墨，因而如何調和原有的意識形態與中共黨史等傳統課程與新課程，以及逐漸深化當代中國學，展現獨特性與走向東亞學派都是未來持續努力的目標。

本論文從現階段台灣本地的現象出發，爬梳「另類」（alternative）男性氣質的思考與脈絡，而大眾文化的論述又如何建構、行銷、挪用「型男」；進一步分析行動者本身透過跨文化消費與跨性別展演的實踐，重新理解當代的男生／身。 第一章即以台灣本地近年的男性雜誌、電視節目與服裝、化妝品的市場發展為始，勾勒出目前本地型男的發展樣態，接而回溯國外型男的發展歷史，討論國內型男現象如何「引入」國外的風潮。本研究以Paul du Gay與Stuart Hall（1997）所提出的「文化迴路」（the circuit of culture）的概念，作為本研究的思考脈絡依據與研究架構。 第二章的歷史背景陳述，爬梳了男性裝扮的歷史沿革，分別從大眾媒體與消費市場的角度來剖析該風潮的成長與發展，突顯了男性裝扮在歷史脈絡中的轉變，交雜實體的「物」與社會思潮的討論，搭建了本文於今討論的背景基礎。本章透過（數）個經典媒介文本作為對象，分析包括時尚雜誌、電視媒體、網路媒體、消費地景等，剖析媒介文本與消費地景的轉變對男性裝扮的建構與影響，以探討當代男性受媒介文本與消費地景影響後，透過消費與性別的展演作為實踐的方式之可能。 第三章為型男的跨文化消費探討，首先透過消費市場的現況搭建出台灣本地男性消費市場的面貌與幅度，繼而將探討行動者如何透過消費進行自我的風格建構，以及這些風格援引自哪些文化想像與風格類屬，進一步從中釐清消費物、消費文化與消費者之間的三重關係，並構築出台灣本地型男消費的力道與意涵。就個體的身份認同上，個體即在我群與差異化我群之間游移擺盪，正也對照於時尚本質的雙重曖昧性。同時，就跨文化層面來看，台灣本地的現象受到日本、歐洲、美國的文化影響，這三股力量的流動與相互作用，共構了本地行動者對於型男為何物的遙想。然而，本地的行動者也並非被動地接收各類資訊與文化傳播，反而主動地挪用、轉化、拼貼了異文化原始風格的意涵，重新塑造出新的形象，也產生新的意義。 第四章則是討論型男的性別展演，透過與理論的對話，以性別的跨界做為論述主軸，輔以型男自我闡釋的性傾向與性別認同，探勘型男在性別的認同上的突破與變異，勾勒出跨性別認同的光譜。本章以五位不同性取向的男性作為案例故事，從個案中看出「美」可作為男性氣質表現的選擇之一，陰柔的男性不必然是同志，異性戀男子也可以很Gay化；男同志可以與異性戀男子產生性別互動的關係，雙性戀的男性也可以在性傾向的光譜上遊走。因為對於身體的自覺與情慾的自主，才讓男性的性別想像有了更多的可能。 第五章則為結論部份，將對本研究的各面向作一總結，透過與行動者的訪談與二手資料分析，釐清行動者的意圖，沿著文化消費與性別認同兩主軸的概念進行討論，並指出研究過程中的限制與未來可能發展的方向。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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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荀子人性論的研究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從當代新儒家一派對於荀子性惡論的批評，透過各種論述來強調其「性惡論」不能成立，其對於孟子的批判乃不明人性的真義，以此來貶抑荀子的思想與地位；到陳大齊、張亨、韋政通等學者，開始對於荀子「性惡論」作「客觀」疏理而欲顯現出荀子哲學的價值，但荀子的價值仍不可與孟子同日而語；一直到近年有一批學者積極闡述荀學的價值與意義。但無論荀子人性論的研究如何開展，這些研究始終有著一個迷思：始終執著於探究荀子人性論中人是否有天生的內在價值。無論是早期當代新儒家一派明言其無而以此批評荀子的人性論無根，或是近年來學者所提倡的「潛在的性善論」、「弱性善論」，或以「人觀」、「人的概念」來言其有，進而肯定荀子人性論的價值，都沒能跳出這個追求內在價值根源的窠臼。這樣的論述似乎隱含著一個思維：「性善論」才是好的有價值的，也就是我稱為受到「性善的誘惑」下的思考進路。 我認為，荀子人性論研究應該要跳脫以往以孟子性善論為基礎、以根本善為進路的思考框架，而轉以惡為核心思維去探究荀子的人性論。也就是說，我們應該正視「性惡」的正當性，不必對「惡」有所避諱；只要一套修養工夫論是將人導向美善境地的理論，就是有價值的論述，「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惡」又有何關係呢？我將這樣的研究進路稱之為「後新荀學」。所謂「後新荀學」一則凸顯出其與「新荀學」以善為參照的論述觀點之不同，一則顯現出以後現代思維為方法去探尋荀子性惡論的意義與價值的進路──一種不追求形上價值、不追求永恆根源、不追求完滿無瑕為善必然性的思考模式。 在「後新荀學」的思維下，我們可以打破對於性惡的偏見，重新理解荀子性惡論的內涵與意義，並應該了解到，一個講求「人性本惡」的人性論也是有其正當性與價值的。進一步我們應該破除以往對於「善」的迷信，而誤將《荀子》中諸多脈絡以孟子「性善」的思維來思考，而對荀子的理論產生誤解與責難。除此之外，我們也應該了解，即便人沒有內在根源的善，在現實中依舊有產生善行的可能，並不一定要以基礎主義或是本質主義那樣的思維來作思考，也就是說在儒學人性論在孟子「人性本善」一路外，荀子「人之性惡」一路也應有其合理的地位與公平的理解。因為荀子的性惡論是搭配著一套完整的修養工夫論，就整體而言其具有使人趨向善的可能與理想，由此可以正可以凸顯出荀子作為儒家的正當性及其人性論的合理性。

何謂現當代中國之民族主義? 此種民族主義如何想像出「中華民族」這個共同體? 中國民族主義之話語是否在習近平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以來有所變化? 本論文試圖通過有關民族主義之理論, 中國研究文獻與中國民族主義話語之分析來探討以上幾個問題. 方法論上, 本論文提供兩種二分法: 其一為民族主義話語「公民–領土」與「族裔–文化」之不同內容, 其二為民族主義「尋求建立政體」與「維護既有政體」之不同方向. 本作者適用此兩種二分法來重新解釋幾代中國政治領導層之人物所講出來的民族主義話語之內容與方向. 因此, 此篇論文將打造理論, 敘述與「社會現實」之間的對話來闡明中國政治至關重要方面之一 : 即「中華民族」持續不斷的再定義. 了解到現當代中國民族主義之內容與方向在很大程度上有助於我們對中國人民共和國政治之認識, 更能夠讓我們進一步地理解在「大中華」所存在的政治與社會問題之一. 不僅如此, 本論文所體現之學習方式具有延伸性, 而因此能夠適用在其他個案上, 使民族主義學之文獻變得更為一致. / What kind of nationalism exist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how does that nationalism imagine the Chinese nation? Has the rhetoric of nationalism in mainland China changed since the ascent of Xi Jinping to the position of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This thesis seeks to address these questions by analyzing theories of nations and nationalisms, secondary literature on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a volume of primary sources representative of Chinese nationalist discourse with an emphasis on the Xi Jinping era. Methodologically, this study presents a dichotomy of nations as either ethno-cultural or civic-territorial in content and nationalisms as either polity-seeking (state-seeking and revisionist) or polity-based (nationalizing and status-quo reinforcing) in orientation. These distinctions are then applied to reinterpret the content and orientation of official nationalism across generations of Chinese political leadership. This study therefore generates a dialogue between theories, narratives, and “social realities” that illuminates a critical aspect of Chinese politics: the ongoing redefinition of “China” as a nation. Discovering the nature of Chinese nationalism in this context is crucial not only for an understanding of politic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but indeed for greater clarity on a key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 throughout “Greater China.” Furthermore, the approach embodied herein can be applied to other cases to bring greater consistency to the literature of nationalism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