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中國是一個分裂中的國家，與日本之間亦有歷史的宿怨，且中共與日本二者水都是冷戰後東亞地區的兩個崛起中的強國，對我國及東亞的安全與穩定，將有深刻的影響，值得吾人深入研究。研究目的：本論文的目的在分析冷戰後影響中共與日本安全關係的國際與國內因素；釐清中共與日本雙邊安全關係的發展；並儘可能評估冷戰後中共與日本安全關係的發展，對我國及東亞地區安全與穩定的影響。二、研究途徑與研究架構：研究途徑：本文採用「理性研究途徑」，即假設一政治體系中所有的政治角色或其特定階級，在從事重大的政治行為時，是依據理性的思考與判斷做正確的設計及強化其目標成就。應用理性途徑能對重大的政治現象，提供令人可以接受的解釋。研究架構：本文採用系統理論的分析模式為主，參考郝思迪及金淳基等人研究國際政治時所使用的分析架構。三、研究範圍：時間範圍：自冷戰結束（一九八九年底）至一九九七年三月止。四、研究限制：筆者不擅日文，是本文最大的缺憾。 第二章 冷戰時期中共與日本安全關係的回顧 一、中共建政後至與日本建交前：此一時期的中（共）日安全關係受美蘇在東亞的權力競逐所制約。但中共與日本之間的經貿需求卻使兩國的安全關係得以改善。此一時期，美日安保條約的簽訂，對中共與日本之間的關係造成嚴重的傷害，但是受到美蘇戰略關係的轉變，促使中（共）日關係的正常化。二、中共與日本建交後至冷戰結束：中共與日本和約的簽對兩國的戰略安全關係有大幅度的提升，中共得以日本做為與美國戰略合作的橋樑。釣魚台的爭議雖然在中共刻意擱置下未構成兩國安全關係的重大影響，但是仍未日後兩國的關係埋下伏筆。至國日本的軍國主義的復甦、修改教科書引發中共的抗議及六四事件的爆發，都為兩國的友好關係增添變數。 第三章 冷戰後東亞地區的國際關係 一、冷戰後東亞國際關係的特質：在結構層次上，多極化的趨勢、經濟與科技重要性日益升高及影響結構穩定的變數持續發展是主要的特質。在單元層次上，美蘇東亞戰略的轉變及調整對東亞地區產生很重要影響。二、對中共與日本安全關係的影響：結構多極化使中共與日本有意在冷戰後於東亞地區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在兩強崛起的過程中，可能造成若干利益上的衝突。經濟科技重要性的提升，使經濟科技大國的日本更有利於成為區域的大國。至於東亞地區不穩定的因素，對中共與日本安全關係的影響更形重大。美蘇東亞戰略的轉變，使中共與日本對彼此之間的權力競逐更為重視。 第四章 冷戰後影響中共與日本安全關係的國內因素 一、日本的政治大國的理想：冷戰後日本對於其「經濟大國，政治侏儒」的國際地位感到不平，想利用其經濟實力成為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並希望 藉著派遣自衛隊參與聯合國的維和行動，使日本能在經濟以外的領域對國際社會有所貢獻，並爭取更高的國際地位。然而中共對日本的政治大國理想感到不安，深恐日本會藉此機會再度走上軍事大國的舊路。二、中共與日本的經貿關係：日本對中共的經貿援助對中共與日本的安全關係有很大的助益，日本藉由經援中共，使中共不致於因經濟困頓而走上對外侵犯的道路，而日本更可以佔有中國大陸的廣大市場。三、中共與日本之間的歷史爭議：中共對於日本發動二次世界大戰的責任問題毫不放鬆，且對於日本國內一再發生否認侵略責任的言行，中共一再加以譴責，認為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復甦。四、意識型態對兩國安全關係的影響：中共近年來大力鼓吹民族主義的重要性，甚至於用以「抗日」，做為與日本發生爭論時，團結國內力量的利器，若中共一再以此作為對外關係的工具，在有意的挑撥下，可能成為影響兩國安全關係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五章 冷戰後中共與日本安全關係的發展 一、中共國防現代化對兩國安全關係的影響：本節從探討中共國防現代化的戰略、目標、策略、成果及日本的反應來分析冷戰後中共與日本安全關係的發展。二、日本增強軍備對兩國安全關係的影響：本節從冷戰後日本增強軍備的原因、背景、戰略、成果及限制來分析日本增強軍備對中共的影響，此外，中共如何看待日本增強軍備，亦是本節的分析重點。三、釣魚台主權爭議對兩國安全關係的影響：本節分析中共與日本在釣魚台爭議中的立場、策略及爭議的發展與兩國可能採取的策略，對冷戰後兩國在安全關係上的發展。 第六章 冷戰後中共與日本安全關係的發展對東亞安全的影響 一、東亞國家的軍備擴張：受到中共與日本增強軍備的影響，東亞國家都有若干程度的軍備擴張，對東亞安全造成若干程度的影響。二、區域安全機制的興起：除了擴充軍備之外，東亞國家還謀求以建構區域安全機制，並使中共與日本都能加入此一機制，受此機制的制約，使兩國增強軍備不致對其他國家造太大的影響。 第七章 結論 中共與日本之間基於彼此合作互利的認知下，短時間內不致發生重大的衝突。但在兩者間因存在著許多的爭議，未來的發展值得吾人謹慎注意。

本論文探討戰後初期日本對華政策，從日本外交檔案及其他文獻等來分析到中日和平條約締結的經過。本論文不但說明國外環境的變化，而且著眼國內因素進行研究，顯示日本對華政策的形成過程。 在美國對日佔領時期，日本與美國合作而恢復獨立，且被編入美國圍堵政策的體制中。但因為筆者懷疑日本是否因美國的唯唯諾諾決定了中國問題和安保問題等，本論文驗證其問題。依據這樣的分析，本論文顯示中日和平條約締結經過的事實目的。

冷戰後的日本與中共的外交關係一直是東亞地區國家的關注焦點，本論文從國際體系變遷、國家利益面向切入探討兩國關係的現況與問題，希望藉以部分解釋緣何當前兩國關係陷入低潮的現象。筆者認為冷戰結構崩解雖未徹底改變東北亞的體系結構，卻是促動日本與中共外交關系出現變化的動因，而中共及日本兩國在冷戰後時期間缺乏互信且互將對方視為潛在威脅的事實則使兩國形成當前的競爭與合作並存的關係。 本篇論文的基本研究理念為：「體系變遷的影響促成各國國家利益變化，致使外交政策必須調整，進而影響對外關係」，而研究者可從「國家對於體系變遷所感受到的國家力受損度」與「國家貫徹政策的決心與力度」搭配體系變遷程度的顯著與否，來區分國家政策（決策）類型，並據此列出四種類型：驚動的強硬式、活潑的促進式、審慎的保護式、及慣性的默認式，以政策類型的選定作為判斷國家在雙邊關係的地位。 在章節安排方面，本篇論文分成兩大部分，前三章將從體系變遷與國家利益變動對日中關係的影響作理論性分析，後兩章則將以焦點分析的方式，來探討日中關係中的爭議點，以及日本對中共經濟援助的梗概。

冷戰的終結對於東南亞地區的國際局勢和政治、經濟、安全環境都產生了深遠影響。面對美、日、俄、印度與中共等大國勢力在東南亞的互動與交織影響，東協除積極實行大國平衡戰略，以達成大國間相互制約與權力平衡，確維東南亞地區穩定安全，並藉此提升東協在區域政治影響力與安全之地位。 中共與東協間的經貿關係隨著1980年代後彼此政治關係解凍，經濟與貿易之合作發展亦隨之突飛猛進。雙方藉由區域經濟合作與經濟全球化潮流，並藉由各種的經貿優惠安排來獲致區域經濟發展空間。在冷戰後中共與東協經貿關係日益密切，與經濟互賴程度漸增觀之，中共對東南亞地區穩定與影響力不可小覷。 而中共為拓展其影響力，除向周邊國家釋放善意，積極與東協互動，圖能提升中國的國際形象與邁向大國地位。積極運用東協區域論壇來促進對話合作、維護地區和平，並發展新安全觀以擺脫冷戰思維，促進該區域合作互利與和平發展。 就歷史言，領土爭議一直是中共與鄰國衝突隱憂，然而中共分別在1995年和2002年制定了南海行為準則和宣言，主張「擱置爭議，共同開發」舉措，除了是藉此方式迴避主權問題，其在主權與領土問題之態度是難以妥協的。雖目前中共軍事能力凸顯渠具備大國之實力。而以亞太各國的軍備水準現狀衡量，中共當前國防現代化是以嚇阻為主，其目的除嚇阻鄰近諸國對南中國海染指意圖，並維持南中國海已成中共領域現狀。然就亞洲觀點來看，中共國防武力之現代發展與壯大，對東協各國之疑懼與區域安全維持仍不容忽視。朝向多極體系發展過程，促使該區域政治、經濟與安全情勢日益重要。 中共之所以與東協積極開展廣泛合作，其思維仍是由國家整體戰略與國家利益出發。藉與東協的各項合作與關係發展，謀求國家生存與領土完整，進而拓展並維護其經濟利益。此外，在中共積極作為下，與東協多項合作仍須透過其各成員國之協調而進行，凸顯出國家仍是雙邊互動的主角，也驗證了現實主義所強，即使國際社會中有國際組織的存在，國家仍舊是主要行為者。在理論上，中共與東協在促進合作互利時，較能契合新自由制度主義的觀念，但若以中共對東協的政策目標言，則屬以國家利益、權力結構及平衡等現實主義考量來推動政策。 / It has been a deep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politics, economy, and national security of Southeast Asia after the end of cold war. ASEAN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not only puts strategy of balance into practice to reach mutual condition and the power of balance between big powers but makes sure the regional stability of Southeast Asia and puts ASEAN to be in an advantageous position on regional political influence and security. Along with the thaw of politic and economic rel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the cooperation of economy and trade development is also immediately advanced by leaps and bounds. Thanks to trend of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both parties develop regional economy by trading preferential agreements.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image and become a big power, and to shed away the ideal of the cold war, in the hope of develop a new idea about security, China has been interacting with ASEAN countries. Furthermore, they try to have peaceful dialogues to bring regional peace and development.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erritory dispute has been a conflict of underlying concern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countries. However, China set South China Sea Code of Conduct in 1995 and 2002, which claimed that “leave aside the dispute of sovereignty and jointly develop this region” to fudge sovereignty problem which is awkward. What is more, China develops armament not only to threaten Southeast countries but also to declare South China Seat is part of China. In addition, from Asia’s point of view, it can not be emphasized too much, on the ground that China develops national defense. As a result, it is becoming important to develop multi-polar system to make stable on politics, economy, and security in Asia. The reason why China starts cooperating with ASEAN is that it intends to maintain national strategies and national interests. Moreover, it further seeks nation’s well-being, fullness of territory, and economic benefit. Even if there ar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 nation is still a key role in bilateral agreement according to realism, seeking that most of the negotiation is not through ASEAN but among countries. Theoretically,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can account for the reason that China collaborates with ASEAN in economy.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eyes of politics, it is an integrated consideration to wheel and deal strategies for national interests, power equalization based on re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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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戰結束之後，俄羅斯繼承了蘇聯的地位，而北約存在的必要性則成為了學者爭論的一項議題。而本文便針對冷戰結束後俄羅斯與北約雙方之互動做一綜合性之評述，以文獻分析法為主，兼以歷史分析法，以及克里姆林宮政治研究途徑與地緣政治之觀點，試將近二十年的俄羅斯-北約關係做一清楚的解讀。 其次，本文亦針對晚近發生的俄羅斯與格魯吉亞間的衝突，在俄羅斯與北約之間互動以及關係發展之影響，做一完整且有系統的整理。

中共對冷戰後國際格局的評估，著重在大國權力的重新排列與組合，並認為新興強權的崛起勢將影響國際權力結構與平衡。然自冷戰結束以來，國際體系仍維持著以美國為主導的單極體系，1997年中共在面對當前國際形勢所提出的「大國外交」即是追求以權力為核心的國家利益。中共的國際戰略旨在維護和鞏固其在國際領域中的國家利益，自建政以來，歷代領導人審視國際權力結構的動態，制訂其國際戰略，俾在權力平衡的運作中，追求最大的國家利益。 中共認為冷戰結束後，世界處於空前規模的調整與磨合時期，「大國關係」將是國際形勢發展與變化的決定性因素。新的國際格局形成將主要取決於大國力量的消長、演變和確定何為相對穩定的戰略關係。本文為瞭解江澤民時期之中共「大國外交」戰略與歐盟間的關係發展與影響，採用歷史文獻分析法，藉由多元研究途徑，探討中共「大國外交」發展的背景歷程、內涵定位、中歐間政策及對美、俄、日、台關係發展的影響。 中歐經貿關係持續成長，雙邊關係穩定發展，中國與各大國的關係空前地深入而多元，中國對各大國的貿易關係都替各國帶來龐大的經貿利益，從而中國本身也獲得相當大的外交成果。未來中共仍將充分利用與各大國的對話機制深入發展關係，並妥慎處理與各大國的矛盾與衝突，仍將是中國「大國外交」戰略中，至為關鍵的重要外交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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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當代中國學為核心，並以1968年肇基的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為實際個案，探討臺灣在此學術領域的發展與嬗遞。東亞研究所由吳俊才先生一手創建，標誌臺灣在此學門的學術化與國際化，並能與美國及其他國際學術機構接軌與交流，此所也因而在早先擁有卓越的國際學術聲譽。其後，隨著美蘇兩極的冷戰到後冷戰國際局勢的變化，以及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轉變影響，都使國際學界在研究方式上產生不同層次的討論，東亞研究所也在這些影響之下不斷進行議題與研究方法的擴充與調整。因而，本文再劃分三個時期，並從課程演進、博碩士論文的學術產出、東亞季刊到東亞研究的期刊刊文，深入觀察東亞研究所的不同面向發展與實際成果。其中，在課程方面可區分為兩大系統與四大領域，也因為具有臺灣自身特色的課程安排，使得初期聘任師資雲集國內包括國際關係研究所、政大與臺大各領域的傑出師資，同時國外許多學術機構優秀人士也在此客座。隨著與國際學術界持續交流，研究方法也從過去較為強調文獻與歷史的方式，轉而從1970年代中後期逐漸走向更為社會科學化的趨勢，並逐步在師生的專著與博碩士論文中引用不同範際的學門領域相關研究理論與範式，同時也因為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實際的田野調查也成為重要的研究方式，這些從理論對話與實地檢證的不斷融合與發展，呈現更多不同當代中國學的樣貌。此外，隨著國際局勢與兩岸關係的變化，東亞研究所也逐漸在兩岸學術交流上扮演重要角色，包括舉辦相關學術會議與兩岸學者交流。時序至今，東亞研究所也面對更多學術的挑戰，包括相關學門與機構也不斷在此領域有所著墨，因而如何調和原有的意識形態與中共黨史等傳統課程與新課程，以及逐漸深化當代中國學，展現獨特性與走向東亞學派都是未來持續努力的目標。

軟權力是指一個國家透過該國具有吸引他國的特色的文化、政治的價值觀、外交政策的正當性、有道德的說服力來形塑、感動、模仿，甚至同化他國的一種能力；文化軟權力是指通過該國的文化和意識形態的魅力來潛移默化他國的一種無形力量。文化軟權力是軟權力中的組成部份之一，作為軟權力中的文化因素對於當前硬權力持續發展的中國來說，是極需重視的一個課題。 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至今，經濟實力不斷大幅成長。然而，冷戰後的國際社會卻開始出現中國威脅論的聲音，使得中國備覺壓力而感於中國的崛起需要一種相對於軍事與經濟這樣的硬權力的不具有威脅意味的軟性權力，來化解中國威脅論的負面說法。因此，以悠久且優良的傳統文化來建立一個屬於中國特有的軟性權力，並建立崛起中的正面形象，是中國當前的重要國家戰略之一。 本篇論文主要採取質性研究方法中的文獻分析法，以及應用奈伊的軟權力理論，分析文化軟權力在國力中的角色，並闡釋中國對文化軟權力的形塑過程，以及在冷戰後，中國的前、後兩位領導人如何運用中國的軟權力優勢—傳統文化，於其內、外政策思維中。 關鍵字：軟權力、文化軟權力、冷戰後時代、中國威脅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