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論文主要是研究當代新儒學與現代民主政治的「接榫」問題，嘗試作哲學與政治學、社會科學之科際整合研究，希望能使傳統儒學得以再生與重建，並使得中國民主化的路向有所突破創發。 本文的研究方法是：採用現象學與詮釋學的方法，歷史研究途徑與文化比較研究，及沈清松教授所研創的對比法，來探討當代新儒學的民主觀。 在本篇論文中的各個章節安排，是根據底下的思考脈絡與研究進程：第一單元、關於民主概念的分析，與當代新儒學的民主政治課題。第二單元、關於當代新儒家的「民主開出論」及其辯論，與當代新儒學的「自我轉化」之道。第三單元、包括三個重要的研究課題：(一)關於「道德第一義」與「人性幽暗論」，(二)關於民主與自由的緊張關係，(三)關於公民社會與公民文化。最後，兼論中國大陸「馬列主義的儒家化」之困境。 本文探討了當代新儒家的「民主開出論」及其辯論，包括：村治型的梁漱溟、憲政型的張君勱、學術化型的賀麟、格義型的熊十力、坎陷曲成型的牟宗三、道德意識型的唐君毅、人格純化型的徐復觀等哲人，以及當代新儒學中生代與新生代學者的民主思想。 本文的研究成果，簡述如下：一、當代新儒家之強調「高次元的傳統」，往往會形成「極致型」的文化性格，而傾向於走上「高調的民主」道路；自由主義者之強調「低次元的傳統」，往往會形成「工具型」的文化性格，而傾向於走上「低調的民主」道路。儒家的性善倫理道德觀在民主政治的開展中，可能會導致大起大落的「高調民主」，而西方的原罪的倫理道德觀在民主政治的開展中，則較會導致穩定中平的「低調民主」。二、當代新儒家有明顯的「民主政治的道德義務論」之傾向，他們認為民主政治必須建立在道德理想的基礎上，政治自由必須預設道德自由。他們雖承認道德界與政治界之分際，但不認為這兩界不是不相干的。三、關於當代新儒學的自我轉化之，筆者認為這需要轉化希爾斯的「實質性傳統」、韋伯的「卡理斯瑪權威」，及博蘭尼的「支援的覺識」與「默會的知識」等概念，將它們運用在對儒家「仁學」與「禮學」之新詮上。四、吾人可以藉哈伯瑪斯的「溝通行動理論」，以「互為主體哲學」代替「意識哲學」，把重心放在「公共領域」與「公民社會」上，來重建儒家的內聖工夫之「道德主體性」，並將外王事功之「政治主體性」獨立出來，讓兩者有主體交換互動的「程序主義」民主。五、筆者認為：中國大陸的「馬列主義的儒家化」，雖致力於「馬列主義」與「儒家思想」的調和，然而它仍舊面臨著在「批孔」與「尊孔」間左右徘徊之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