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一、釣魚臺列嶼是位於基隆東北方，琉球群島主島沖繩島的西南方，先島諸島(宮古、八重山群島)北方的一群礁岩島嶼，由釣魚嶼、黃尾嶼、赤尾嶼、以及南、北小島等五個小島，及數十礁岩所組成。地質上是臺灣島的大屯及觀音山火山邁向東西延伸入海底的突出部分，與彭佳嶼、棉花嶼、花瓶嶼，同處於中國東海(East China Sea)大陸礁層邊緣是其凸出部分，和琉球群島的宮古、八重山、沖繩各群島間，有深邃的琉球海溝相隔。1971年美國片面將其軍事占領之琉球併同釣魚臺列嶼之行政管轄權交給日本，激起世界各地華人的保釣運動，亦使得在釣魚臺列嶼主權及其水域爭端不斷，迄今仍為東亞的爭議熱點之一。 二、只要提到釣魚臺列嶼，在中華民國到就會聯想：「保釣運動」、「石油探勘」、「漁事糾紛」、「主權歸屬」、「漁權談判」，甚至「臺灣統獨問題」、「美日安保涵蓋」等爭議性的問題；日本則迄今仍強硬表示：在釣魚臺問題上「並不存在『需要解決所有權』的問題」；而美國總是一再以「對釣魚臺列嶼主權爭端各方不表立場」表現其中立的態度；若不能正本清源詳究其初始，釣魚臺問題將隨著時光荏苒，與人云亦云的偏頗見解而逐漸模糊了問題的焦點。 三、美國建國以來藉19世紀中葉的「門羅主義」在西半球發跡，並在太平洋西岸的滿清中國以「門戶開放」政策平衡各列強，分享在滿清中國豐厚的經貿利益；並在太平洋與加勒比海用武力掠取殖民屬地，其貪婪擴張與歐洲列強無分軒輊，只是規模較小；20世紀之初為了開通巴拿馬運河，用武力在哥倫比亞支持分離主義，以交換運河開鑿權利。 四、1912年主張「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同盟會建立中華民國後，美國為了防止其原在滿清中國之利益受損，遲至1913年袁世凱就任大總統方才承認中華民國政府。自1910年代中期崛起的東亞強權日本，於1915年提出「21條要求」，美國視之為日本的「門羅主義」極為不滿；1922年美國以「華盛頓會議」，《四國公約》、《五國公約》、《九國公約》三個公約，要求中華民國、日本及列強，承認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並與日本及列強相互承認在中華民國之既得利益，並維持美國在太平洋的屬地與交通線的安全；但1930年代初期，日本在「門戶開放」政策的架構下，繼續拓展日本在中華民國的利益。 五、美國吸取「日俄戰爭」，俄羅斯敗於日本的教訓，不願意單獨面對的東亞強權日本；1930年代末期至1940年代初期歐戰期間，美國利用援助已經戰亂多年的中華民國，在中華民國廣袤的領土，用中華民國軍人與百姓的性命，拖住日本精銳部隊，以保護美國在太平洋的屬地及資產；直到日本1941年因法國「維琪政府」垮台，德國讓日本進入中南半島使用海空軍基地，直接威脅美國屬地菲律賓，以及荷屬東印度的美國油田，美國才認真對日經濟制裁；此前，美國與日本始終維持經貿關係，供應日本對中華民國侵略所需的戰略物資，並在交易中賺取日本外匯。 六、太平洋戰爭後，美國佔領了包括日本在內，大部分太平洋戰略要地，到簽訂《舊金山對日和約》，前後歷經七年，美國在東亞做了些什麼﹖美國摧毀日本所有工業、軍事、政治系統，使日本無力再影響美國在亞洲的利益；一方面，美國當時即已經產生，要永久佔領這些戰略要地的構想，其中包括美國遠東指揮部直轄的「琉球民政府」所管轄的區域在內；另一方面，美國為求繼續維護其在中華民國的「門戶開放」政策，阻止「共產國際」勢力擴張，在亞洲，不擇手段的干涉其他主權國家內政，培植狹隘且悲情的地方民族主義，為美國戰略利益服務；製造了分裂的兩岸，與分裂的兩韓；並且隻手籌劃變調的《舊金山對日和約》；讓已完全受美國控制的日本，成為其西太平洋軍事戰略前緣的起點，並以「保持臺灣繼續由親美政府主政」之設計關鍵，作為美國西太平洋戰略前緣的緩衝與屏障。 七、1960年代，以民主陣營領導者自居的美國，繼續致力分裂南北越，卻因力不從心，乃悄悄轉變政策，以解決越南問題作為利益交換條件，最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解，使越南在十數年戰亂後，而仍淪陷於共黨的世界；並在《舊金山對日和約》的架構下，用「歸還琉球剩餘主權」、「臺灣地位未定論」，布局危險的東亞權利平衡，使美國在東亞地區，能維持其「保護者」的形象左右逢源，繼續使用西太平洋軍事戰略要地上的基地，而日本、南/北韓、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相互牽制。1979年美國更進一步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正常化，卻以《台灣關係法》戰略模糊為手段，做對美國有利之操作，落實海峽兩岸分離分治之局。 八、1990年冷戰結束，蘇聯瓦解，美國冷戰的議題不存在了，卻改利用「中國威脅論」為議題，支持美國繼續在西太平洋軍事存在的理由；中華民國在美國的影響下，1990年代初期迄2000年的10年間，政治生態發生了徹底的變化，對兩岸問題的處理，亦可以明顯看出藍(國民黨)綠(民進黨)陣營執政壁壘分明的氛圍，卻有倚靠美日安保體系的共同點；但中華民國漁民在釣魚臺列嶼問題上，卻因為藍色陣營初期倚靠美日安保體系，以及綠色陣營執政刻意討好日本支持獨立主張，反而不斷受到日本的歧視，與美國的忽視，已達幾乎無法生存，而要自力救濟的地步。 九、本文屏除過去反共宣傳的意識形態、狹隘且悲情之臺灣地方民族主義窠臼，由美國西太平洋戰略利益檢視釣魚台列嶼問題，反思中華民國之國家利益及未來，認為中華民國在既有憲法的規範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尋求兩岸的共同利益，解決釣漁臺列嶼問題；安全的確是中華民國生存的關鍵，但若能正確認知歷史，記取歷史教訓；就長遠觀之，中華民國的安全關鍵核心在於「兩岸和解」，而不在於美國設計的「美日安保體系」、「一法，三公報」(《臺灣關係法》、《上海公報》、《建交公報》、《八一七公報》)，以及「六項保證」架構，這些僅是美國長久以來，維持其西太平洋軍事戰略利益的操作的工具，對海峽兩岸和解毫無遠景可期。

釣魚臺列嶼位處東中國海大陸礁層邊緣，釣魚臺列嶼自被發現命名以來，歷經一連串歷史時局的演變，其領土主權歸屬問題牽涉到中國大陸、日本與台灣經濟資源之分配與海洋戰略之發展。而我們整個社會卻普遍缺乏海洋意識。尤其迄今「重陸輕海」、「以陸控海」的陸權思維仍然根深蒂固。基於此特殊歷史背景與現實結構的制約，台灣僅有海洋國家之名，而無海洋國家之實。 本論文研究之目的在探討：隨著中國大陸勢力崛起其海洋戰略之發展，與美國為確保其在亞太地區之國家利益，在日美合作關係之下日本海洋戰略之發展。在此種情勢下，我國究竟應如何兼顧國內外環境，維護國家尊嚴與人民福祉，尋求解決釣魚臺問題的最佳途徑，更期能對台灣在海洋戰略事務之發展上有所助益。本論文研究方法係採用歷史研究法、文獻分析法、比較研究法為主，同時以法律研究法為輔。從海洋戰略著眼，但因其涉及範圍廣泛，故將其範圍作目的性限縮：僅在釣魚臺列嶼主權爭議問題，引發台灣、中國與日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表達與論述己方的立場作其探討，並兼論中國與日本在其地略位置基礎與形勢考量下海洋戰略之發展沿革，並探討其海洋戰略在擴及成地區性戰略時對其他當事國之考量觀點與相關聯性，作為台灣在現今國際劣勢下，尋求如何妥善解決釣魚臺列嶼之爭議，發展國家海洋戰略事務之借鏡，以達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之效。 海上安全已成為全球化新興環境的核心議題。我國藉由海洋與世界接軌，理論上，有相當機會因落實海洋政策而成為世界最富強的國家以因應來自海上的安全威脅，確保海洋利益。本文研究目的在於隨著中國大陸勢力崛起其海洋戰略之發展，與美國為確保其在亞太地區之國家利益，在日美合作關係之下日本海洋戰略之發展，在台灣現況下有何值得借鏡並如何改進並強化本身洋戰略之發展。

本文主要通過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層次分析法對2012至2013年間中國在釣魚臺爭端中的重要外交決策進行分析。希望以此探討中國外交決策形成中的幾個主要影響因素。首先，本文以中國通過「過度反應」策略將日本對釣魚臺的單方面控制成功轉變為中日交叉控制為例，探討了國際體系層次上的結構變化對中國外交決策的影響。接著，本文以中國組建新的國家海洋局為例，探討了國內政治層次上的部門分工對中國外交決策的影響。最後，本文以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為例，探討了個人層次上的領導人特質對中國外交決策的影響。 國際體系、國內政治、領導人三個因素都在中國外交的決策過程中發揮著重要影響。首先，國際體系因素作為自變量，同時影響著國內政治因素和領導人因素。其次，國內政治因素和領導人因素作為幹預變量同時受到國際體系因素的影響，並且這兩者之間也存在相互影響。最後，最終的外交決策作為因變量同時受到上述三個因素的影響。

釣魚臺列嶼爭端是影響東海區域和平穩定的主要因素，該海域除蘊藏豐富生物及非生物資源外，更因其具有重大的地緣戰略利益，對亞太區域安全有深遠之影響。惟歷經歷史時局的演變，主權歸屬問題涉及中共、日本與臺灣等國，基於特殊歷史背景與國際間一中政策制約，使我國僅有海洋國家之名，同時影響我對於上述島嶼之主權主張。 中共挾著新崛起的大國氣勢，明確提出「海洋強國」之戰略目標，透過整合內部海上執法機關，展現維護國家海洋權益之決心，進而鞏固和擴大海洋維權成果。然囿於其海域被島鏈封鎖，戰略迴旋空間有限，為實踐其海洋戰略利益，面對周遭潛在的軍事威脅和海洋爭端，中共目前正積極拓展海上力量。臺灣應如何突破外交困境，並於維護國家尊嚴與人民福祉之間，尋求解決釣魚臺海域爭端之最佳途徑，作為在現今國際劣勢下，發展國家海洋戰略事務之借鏡，以達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之效。 海上安全儼然已成為全球化新興環境的核心議題，在面對中共積極強化東海經營管理策略及戰略部署的同時，我國更應該思考如何強化海洋政策作為，藉此與世界接軌，構建與各大國間的等距平衡交往戰略，從中獲得外交自主性，以確保國家最大利益。 / The territorial disputes of Diao-Yu-Tai Islands are the decisive factors to the stability of the East China Sea (ECS). ECS has not only rich living and non-living resources, but also profound effects on the security of Asia-Pacific area due to the significant geo-strategic interests thereof. According to the evolution of historical events, the Islands’ sovereignty disputes among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of China, Japan and Taiwan. Based on the special historic background and constraints of the international realism of one China policy, Taiwan is merely a marine country and has a difficulty to claim the sovereignty right of the Islands. China, the rising power, specifically set out the strategy of establishing itself as a “marine power” by integrating the internal 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to demonstrate the determination of maintaining its maritime rights and interests so as to consolidate and expand the outcome of safeguarded rights. However, blocked by the Island chain of Asian Pacific that leads to insufficient defense and response space, China actively reinforces the maritime power to fulfill its ocean strategic interests and manage the potential military threats and maritime disputes. Taiwan shall break through the diplomatic bottleneck to seek for the best solution on the disputes of the Diao-Yu-Tai Islands to assert the national rights and people welfare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adverse situation. The maritime security is the core issue of the Globalization development. Facing to the strengthened stewardship strategy and military arrangement in the ECS of China, Taiwan should think over the marine policy to synchronize with the world and seek for the balance among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As a result, it is beneficial for Taiwan to win the independent authority in diplomacy to ensure national best interests.

本論文旨在探討2008年後中國與日本兩國的政治、經濟關係。1990年代中期以來，中日兩國出現經濟關係持續高速開展，而政治關係冷淡的結構性矛盾現象。然而，2008年金融風暴的發生，嚴重衝擊日本經濟，中國卻仍維持高經濟成長率，且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日的國家能力與國際地位皆發生了劇烈變化。本文藉由結構現實主義與互賴理論為研究途徑，並以「政冷經熱」概念加以補充，嘗試結合「中日戰略互惠關係」、「釣魚臺主權爭議」、「參拜靖國神社」、「中日經貿概況」、「中日韓FTA」與「稀土」等中日間雙邊關係多項議題的現實情勢，探討2008年以來中日政治與經濟關係的變化。研究發現：2008年以來，中日因釣魚臺主權爭議激化、衝突頻率增加及層級增強，並於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中日雙方亦無法取得共識，且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建構受到侷限，進而導致中日經貿總額連年呈現負增長、中日韓FTA談判進程延宕、稀土之爭危機懸而未決。顯示中日關係「政冷」導致「經冷」，結構性因素影響大於經濟互賴因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