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一事件把人類從「後冷戰時代」帶入「反恐時代」，讓原先樂觀預見冷戰終結以後，人類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將建構「經濟安全」為主題的時代特性，很快又落入到以「複合安全」為思考主軸；而對整體人類最大的威脅也從「兩極對抗」過渡到「恐怖主義」。而恐怖主義的危險性不在於它的太強，是它的不對稱性及因為不對稱性而無所不在。 反恐是一場「敵暗我明」的戰爭，特別是恐怖主義與一般犯罪行為已無明顯之界線，因此現階段以美國主導的國際反恐行動，大致都不脫離「民事防堵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方式。鑒於反恐措施屬於低政治的範疇，卻需要高政治的嚇阻手段，因此一些以往不受重視或與恐怖主義沒有直接關聯的社會治安問題，逐漸被刻意凸顯並被提升至影響國家安全的位階；換言之，社會安全已和國家安全密不可分。 國際體系的轉變大致來說是大國之間的事。盱衡冷戰後亞太局勢演變，其中「美日同盟」經歷一段不穩定的發展，美中關係也因人權、民主價值觀衝突，以及中共企圖填補蘇聯瓦解後所留下的權力真空，經常出現磨擦。然九一一事件，改變了全球的安全型態；在國際社會的互動中，美國仍以世界超強的姿態居於領導地位，一面進行構建國際反恐聯盟，重新部署全球反恐行動兵力；另一方面調整外交策略，試圖重建世界新秩序。 九一一事件對兩岸關係最重要的影響，應該是促使美國更積極維護台海和平，避免世界其他區域爆發衝突，影響美國的全球戰略部署。總括而言，正因為美中雙邊之間仍存有許多的矛盾，台灣只要不誤判形勢或是操之過急，面對反恐戰爭後的台海安全形勢演變，縱然整體戰略環境未向台灣傾斜，仍應是機遇大過於挑戰。 台灣目前的威脅主要來自中共的外交孤立與軍事威脅，台灣應主動穩定兩岸關係，避免製造爭議性問題，降低台海軍事緊張；擴大台灣的柔性力量，這些力量包括經濟競爭力、科技創新力、民主號召力和資訊的普及力，以利融入國際社會。並隨國際反恐趨勢，從非政府組織切入，從敏感性較低議題著手，參加跨國性反恐行動，以爭取國際友誼。如此台灣應與全球化結合在一起，台灣更容易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