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旨在透過事件研究法來測試年報公告之時間性(Timeliness)與其所顯示之好消 息(Good news) 或壞消息(Bad news)間之關聯性。本研究所要探討之問題如下： 1.上市公司公告時間分佈之情形如何？ 2.是否公告時間落差越長，會計年度報告之資訊內涵越少？ 3.是否有好消息提前公告，壞消息延遲公告之現象？ 4.是否市場會將延遲公告視為壞消息之訊息？ 5.民國77年證券交易法之修訂是否對問題1.至問題4.之現象產生影響？ 本研究之對象為上市公司民國71年至民國80年之會計年度報告。資料來源為工商時報 及經濟日報。又因民國77年證券交易法之修訂，遂將資料分為民國71年至民國75年及 民國76年至民國80年二組，藉以比較二組之特性，看是否證券交易法的修訂有其影響 。 第一組55家公司，共計275 個觀察值；第二組49家公司，共計245 個觀察值。 茲依本文所要解簽的問題將本研究之結果彙總說明下： 1.民國71年至75年，證券交易法尚未修正之前，公告期間之分布從84天以下到197 天 以上，在證券交易法修正後，民國76年至民國80年，除了3 個觀察值之外，公告時間 落差均縮短至126 天以下，對於時效性有明顯之提昇。 2.從個別公司之公告習性來看，民國71年至75年及民國76年至80年前後二組的差異有 ： (a) 公告時間落差分布之標準差由14天縮短為6 天 (b) 公告時間落差分布之全距由38天縮短為16天 (c) 與前一年度公告時間落差差異之絕對值由17天縮短為7 天。 3.未發現公告時間落差越長，會計報告之資訊內涵亦隨之降低的現象。 4.未發現好消息提前公告，壞消息延遲公告的現象。 5.未發現延遲公告本身即被視為壞消息之一訊息的現象。

消息來源的研究是近年來傳播研究的新趨勢，因為透過對記者所依賴的消息來源的特 性分析，可以一窺媒介組織的運作，讓我們重新為新聞定義。同時，從社會學的角度 來看，消息來源本身的分析，也可 以了解社會權力的分配與展現。本研究基於這兩 個觀點，分析民國６６與民國７６兩年的中央日報與中國時報所引用的消息來源，有 何特性？如何被處理？ 本研究分五個章節，約五萬言。 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問題陳述與研究目的。 第二章文獻探討：將從記者與消息來源的互動與消息來源處理方式等角度探討中外相 關研究。 第三章研究方法：本研究採內容分析法，並運用X2分析T 檢定F 檢定與因素分析等統 計。 第四章資料分析。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將與電視消息來源的分析作一比較，並提出日後研究上的建議。

本研究在探討科技人員的傳播行為與其創新性的關係。研究對象係以國科會□資中心發行的「科技簡訊」與「技術資料」的讀者為主，藉問卷訪問的方式以獲得有關科技人員的各項資料。 本研究以百分率顯示各資料的分佈；以簡單相關測量科技人員各項基本資料與創新性的相關；以chi-square顯示各種傳播習慣間的關聯性；以單項變異數分析測量各傳播習慣和創新性、現代性的差異程序。 根據研究結果證明，科技消息來源的多寡與教育程度有顯著相關，與年齡、收入則相關不顯著；與創新性、現代性相關不顯著的有專業素養、職位、收入、媒介接觸和個人接觸；與創新性、現代性相關顯著的有專利發明、看電視習慣、看報紙習慣、閱讀科技雜志習慣及技術性問題討論的情形；此外教育程度與現代性成正相關，與創新性的相關卻不顯著。至於科技人員的媒介接觸與其對兩刊物的評價成正相關。 本研究的發現是：科技人員最常接觸的媒介是報紙、科技雜誌等印刷媒介，科技人員的人際傳播頻繁，而年長的科技人員較常參加各種科技活動，有關參與職訓與否和出席專門會議、參加技術問題討論間有顯著關聯性，發表研究報告的多寡與出席專門會議、參加研究活動間亦有顯著關聯。科技人員的專業素養與媒介接觸、個人接觸成正相關，職位與收入、個人接觸成負相關，收入與專業素養成正相關，學歷與收入、科技消息來源、現代性成正相關，科技人員對科技新知，大部份不只停留在「知道」階段，多數已進入「興趣」階段，只有2.0%的人「不想」知道更進一步消息，而且多數科技人員都曾進入「採納」階段，有些是把新觀念運用在工作中，有些是把新產品實際運用在工作上。

本論文旨在研究記者如何與消息來源建立關係、維持關係與修補關係，在文獻部分，除了援引新聞學上「資訊津貼」的概念，並引用社會學、社會心理學理論包括：建構主義論、社會滲透理論、疑慮消除理論、社會吸引與自我揭露與社會資源交換，以及與中國社會相關的「差序格局」理論與「面子功夫」，證明為了滿足需求而進行互動的各種人際溝通行為，同樣適用於記者與消息來源間的互動。 本研究採取「社會調查法」與「深度訪談法」兩種方式進行研究，先將以問卷調查方式，針對目前採訪黨政新聞的報紙記者進行問卷調查，以取得這些受訪者他們與消息來源建立關係、維持關係與修補關係的輪廓，之後針對該結果後對四位資深的平面報紙記者進行深度訪談，藉以瞭解他們各自與消息來源建立關係、維持關係與修補關係的獨門心法。 初步統計回收問卷結果顯示，多數受訪者自認，自己「認知環境」、「語言修辭」與「溝通技巧」三個項目能力良好，顯示稱職的記者必須具備一般水準以上的交友能力。雖然七成以上的受訪者都自認能力良好，可是他們在就學期間與就業後，學校與所屬媒體提供的幫助很少，以致於他們多半靠自行摸索、家庭教育即與同儕互動取得相關技巧與能力。有九成四的受訪者在進行與消息來源互動之前，都會事前蒐集消息來源的資料，顯示「情搜」確實有助於記者與消息來源的互動。相當符合疑慮消除理論的觀察。 進一步針對問卷結果進行分析顯示：一、多數受訪者承認與消息來源是朋友，而且有「情感」因素涉入。新聞學者指出記者與消息來源建立關係，主要的動機是為了取得資訊津貼滿足工作需要，然而在經過互動建立關係後，雙方的關係會開始產生「質變」，這個論點在本研究中再度獲得證實。當雙方的關係朝「情感」方向趨近，雙方滿意彼此的程度也會提高，同時記者的表現也有變好的趨勢。二、只要善用溝通技巧與面子功夫，少數自認無關情感關係的受訪者認為不妨礙其工作表現。而更少數關係惡劣的受訪者藉由尋找其他消息來源、從比自己更弱的人身上取得資源，或者終止關係，仍可成功的「存活」在採訪路線上。 就記者與消息來源維持關係的分析發現：一、七成四的受訪者表示和消息來源維持朋友關係長達五年以上，絕大多數受訪者與消息來源間的關係已經超越工作需要，滲入情感成分，證實的記者與消息來源間，除了資訊津貼與有利情報這種實體性資源的交換外，還會交換其他看不見、買不到的資源，像是友情。二、七成五的受訪者表示自己曾經回報過消息來源，證明記者與消息來源間確實存在交換行為，而且為了維持關係，記者還會利用可操之在我的資源，作為回報或交換，這些資源包括有利報導、有利建議、有利情報與實際的禮物等，這個結果明白的像消息來源揭露記者想要藉此提高消息來源互動的意願，以及維持關係的用心。 三、使用最多的不是消息來源最期待的「對他有利的報導」，而是「對他有利的情報」與「對他有利的建議」，顯見受訪者與消息來源互動中，心中仍有一把新聞意理的尺，約束記者不可以逾越自己的職分，成為消息來源的傳聲筒。 至於記者與消息來源如何修補關係的分析結果發現：一、衝突不愉快其實無礙於互動的繼續，本研究證實了這一點，記者與消息來源因為本身職務的關係，存在「資訊」與「姿態」的不對等，縱使自認與消息來源「關係良好」，也有五成的受訪者曾與消息來源發生不愉快或衝突，但不因此讓關係破裂。二、多數受訪者感覺愉快的經驗，但是只有部分人選擇將不愉快向消息來源挑明，印證黃光國(1997)的「中國人的關係模型」中，中國人習慣採取忍讓以保持關係、Gans(1981)的記者反制消息來源的三項策略（反擊、屈服、避免）隱然相合。三、經由自己與消息來源發揮「溝通技巧」相互討價還價，事後雙方不但和好如初，關係還會有越形緊密的傾向，這個現象印證了「關係可回復理論」，顯示衝突對於記者與消息來源的關係來說不一定是壞事，經過適當溝通，關係不但不會破裂，還有可能因此「不打不相識」，讓原本的關係更進一步。 最後，調查發現數受訪者感覺消息來源會想操弄輿論，但受訪者多不會因此而妥協，改變報導接受操弄。此外，媒體規模與立場確實會影響記者與消息來源建立關係、維持關係與修補關係的工作，新進記者都必須經歷忍受採訪機關與消息來源的「大小眼」。一旦與消息來源建立關係情況會慢慢改變，消息來源會根據與記者的「交情」提供程度不等的新聞素材，當雙方累計了一定的「信任」後，縱然記者轉換到其他媒體，消息來源會變得「對人不對事」，給予若干消息或方便。這種因為信任與交情而超越媒體規模、媒體立場的關係，從人際傳播的理論中，也可以找出答案De Vito(1998)。另外，當有人居中協調，修補了對方的面子，相當程度有助修補記者與消息來源的關係。 本研究的限制，在文獻上因為學界對於記者與消息來源間的關係雖多有討論，但重點都放在記者如何抗拒消息來源的操弄，與避免記者被消息來源同化，並沒有教導記者如何與消息來源建立關係、維持關係與修補關係方面的文獻，必須從社會學、心理學、社會心理學與人際傳播學中以有關人際互動智能或技巧的理論，來探考記者與消息來源建立、維持和修補關係的意義與途徑，在實證研究上，目前國內新聞媒體眾多，競爭激烈，加上記者各自路線的性質不同，而且數目委實眾多，專長也各不相同，經口試委員建議，只將研究對象鎖定主跑黨政路線的平面媒體記者。有鑑於上述限制，建議未來研究者可朝向相關系列研究累積資料，建構理論，裨益深入研究記者與新聞來源關係，幫助後續研究者進行研究。以及如何將研究範圍擴大到其他路線與媒體的記者，探討他們與消息來源建立關係、維持關係與修補關係的條件與處境。

本研究係以實證方式，探討我國上市公司自願性盈餘預測時點之時間特性。此處所指自願性盈餘預測，係指公司內部（包括管理當局、董事會）主動揭露未來一年之盈餘預測，不同於證管會所規定之強制性盈餘預測或分析師預測。 　　研究主題如下： 　　1. 台灣上市公司自願性盈餘預測時點之分佈情形與特性為何？2. 公司自願性盈餘預測時點是否具有好消息提前預測，壞消息延遲預測之現象？3. 公司自願性盈餘預測的修正幅度，是否會隨著與被預測年度之會計年度終了日的接近，及預測次數的增加而下降？4. 公司自願性盈餘預測的宣告，是否具有資訊內涵？5. 未預期盈餘與累積異常報酬間，是否存在變動幅度及變動方向相同的現象？本研究測試期間為民國80年至民國84年，計有樣本公司328家，1799個觀測值。並分別將樣本以盈餘預測時點依區間分組、依盈餘預測次數分組及盈餘預測時點之星期分佈等三個角度切入探討。 　　彙總本研究之實證結果如下： 　　一、自願性盈餘預測的時點分佈1. 公司自願性盈餘預測的分佈時點呈低闊峰的型態，不同於強制性財務報表公告呈正偏態及高狹峰。此乃由於此種盈餘預測並非強制性規定的結果。2. 公司在做盈餘預測時點與季節有關，通常第一次預測時點集中在前一年12月及當年1月，第二次則集中在當年4月，第三次以後則以當年11月及12月為多。3. 自願性盈餘預測時點之星期分佈，並未發現有偏好某天的情形。 　　二、自願性盈餘預測時點與消息型態之關係1. 自願性盈餘預測時點不管是依區間分組或以次數分組，均發現好消息時公司有提前發佈預測，壞消息則延遲做預測的情形。且好（壞）消息的幅度與提早（延遲）發佈時間之關係存在相當比例之關係。2. 自願性盈餘預測時點之星期與消息型態之關係，雖有壞消息在週六發佈的傾向，但並不顯著。 　　三、自願性盈餘預測修正幅度與預測時點、預測次數及星期分佈之關係1. 未發現自願性盈餘預測時點愈接近被預測年度的年底，其預測變異程度會愈小。2. 在依預測次數分組後，當盈餘預測是與去年實際盈餘相較時，在第二次預測後，其修正幅度確實隨預測次數增加而降低。3. 以預測時點之星期分組，當盈餘預測是與上一次預測相較時，公司有將向下修正且幅度較大的盈餘預測於週六發佈的傾向。 　　四、自願性盈餘預測與資訊內涵之關係實證結果顯示，自願性盈餘預測確實具資訊內涵，且其大多在事件日及其後一、二日反應為多。 　　五、未預期盈餘與累積異常報酬之關係實證結果顯示，未預期盈餘與累積異常報酬之關係，在變動幅度上相距頗大，在變動方向上亦頗不一致，故其關係並不明確。

本研究係以實證的方式，探討我國上市公司財務報表公告日之時間落差特性。研究主題包括： 　　1.我國上市公司財務報表公告時間特性為何？ 　　2.公司財務報表的公告時點是否因公司規模、未預期盈餘、相對獲利能力、審計作業複雜度及會計師查核報告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3.我國證券市場是否存有公告時間落差愈長，其資訊內涵愈少的現象？ 　　4.我國上市公司財務報表是否有好消息提早公告，壞消息延遲公告的現象？ 　　5.民國77年證交法的修訂，對上述特性有何影響？ 　　本研究的測試期間為民國71年至民國82年，由於民國77年1月29日證交法修訂時對財務報表公告期限有了較明確的規範，故本研究依證交法對公告期限規範的有無，將樣本區分為二組。第一組（民國71年至75年）包括46家公司，共230個觀測值，第二組（民國76年至82年）包括85家公司，共595個觀測值。實證結果彙總如下： 　　1.不論從年度別或各公司別加以測試，證交法修訂前後年度之時間落差特性皆有明顯的不同。因此，民國77年證交法的修訂應可增進財務報表公告的時效性及可預測性，利於投資者及時取得會計資訊。 　　2.不論在證交法對公告期限有無規範，公告時間落差和公司規模皆呈反向關係。 　　3.在證交法修訂前，未預期盈餘和公告時間落差呈反向關係，而在證交法修訂後，則無法偵測出此現象。 　　4.在證交法修訂前，相對獲利能力和公告時間落差呈反向關係，但在證交法修訂後，其關係不若修訂前顯著。 　　5.未發現審計作業複雜度和公告時間落差有關。 　　6.未發現會計師查核報告型態和公告時間落差有關。 　　7.不論證交法對公告期限有無規範，皆無法偵測出財務報表的資訊內涵會隨著公告時間落差的增減而改變。 　　8.在證交法修訂前，當盈餘具好消息型態時，管理當局確有提早公告的傾向；在證交法修訂後，則無法偵測出此一現象。 　　9.就股價面而言，無論在證交法修訂前或修訂後，皆未發現有好消息提早公告，壞消息延遲公告的現象。 　　10.如以盈餘、股價綜合探討。在證交法修訂後，當盈餘具好消息且提早公告者，確會有正的異常報酬，除此之外，其他各組皆無法偵測出盈餘、股價及提早（延遲）時間落差三者間有任何關係。

台灣媒體在高度競爭的商業環境下，積極向閱聽人靠攏，新聞產製過程逐漸改變，以爭取市場機制下的生存空間。本研究關注台灣《蘋果日報》具有鮮明的市場導向風格，組織與個人如何進行爆料新聞的守門工作，重點在於《蘋果日報》對民眾為消息來源的價值判斷和查證原則為何。 因為民眾是爆料新聞的主要消息來源，本研究首先就消息來源與新聞守門的關聯切入，再論及爆料新聞守門機制與傳統新聞有何差異。本研究發現，爆料新聞以民眾為消息來源轉變新聞角度，試圖以社會百態的新聞內容貼近大眾生活。至於新聞守門的常規，不論在截稿時間、路線分配以及採訪、寫作方式上，都不同於以往的傳統新聞。 而在組織目標和新聞常規的規範下，《蘋果日報》內部一貫以讀者服務為基本原則，以讀者為本、供其所需，成為終極價值。但不可諱言，蘊藏在《蘋果日報》爆料新聞背後的邏輯，仍以銷售量為依歸，以消費者導向的商業考量為最終目的。因此，《蘋果日報》採取賣「內幕」作「服務」求「利潤」的策略，打造出風格獨樹一幟的爆料新聞。

回顧60年來刺激兩岸敏感政治對立融冰的力量，一是攸關人民肚子的經濟發展，另為挑動人民情感的民間交流，而媒體報導則是扮演最佳催化劑的角色，充當兩岸人民的耳目，透過新聞報導逐步揭開彼此神秘的面紗，隨著兩岸政治情勢演變及區域經濟發展，彼此互動交流日益熱絡，2001年首批中國媒體記者來台駐點採訪，讓兩岸訊息交流更進一步，政府在2009年放寬駐點記者採訪地域管制措施，更是一大突破，但仍維持限制政府官員接受駐點記者採訪措施。 本研究除延續前人的研究腳步，分析中國在台駐點記者報導內容呈現，同時觀察駐點記者對台灣真實的建構是否存在框架，並期盼了解中國在台駐點記者面對採訪區域不再受限的採訪環境，新聞報導的內容及報導新聞的地域性，是否發生變化，另對中國在台駐點記者報導新聞的消息來源進行分析，進而了解政府放寬對中國在台駐點記者管制措施、限制政府機關對中國在台駐點記者發言的影響，嘗試提出對管制措施的檢討與建議。 本研究結果發現，中國在台駐點記者仍以台北市為主力採訪地域，政府放寬駐點記者前往大台北以外地區採訪的管制措施，對於駐點記者採訪報導大台北以外地區新聞的比重，並無顯著影響。本研究駐點記者報導新聞的類目建構，特別列出有別於過去研究者的「台海兩岸交流」類目，研究發現駐點記者半數以上的報導內容，均屬台海兩岸交流新聞，放寬採訪地域提供自由的採訪環境，對於駐點記者採訪報導的新聞內容，並無顯著影響。 至於駐點記者消息來源，則發現駐點記者在政府放寬採訪地域管制措施前一年，其最主要消息來源為可指認姓名之台灣政府官員，但在政府放寬管制措施後，在各項消息來源中的比重，迅速降為第三位，顯示中國在台駐點記者呈現疏離台灣政府官員消息來源的現象。 有關駐點記者對台灣真實的建構方面，本研究發現駐點記者在政治經濟新聞迴避展現台灣民主政治、開放社會及爭取國際地位的新聞取向。報導社會司法新聞，則明顯關注前總統陳水扁被控貪瀆案的起訴、羈押、判刑等，難免有形塑陳水扁貪瀆形象的新聞框架。至於民生新聞部分，駐點記者對三聚氰胺毒奶粉、高雄世運、台北聽奧、美國帶骨牛肉進口台灣等議題未見著墨，則可發現駐點記者迴避報導台灣主權、涉外事務的新聞框架。 本研究認為，中國在台駐點記者報導新聞未能完全反映真實台灣，即使放寬管制採訪地域，也未見駐點記者採訪新聞的觸角積極伸往台北市以外的台灣其他地區，仍未將真實的台灣現狀，透過報導傳達給中國大陸的民眾。建議政府可考量加強對中國在台駐點媒體公關作為，遇有重大新聞事件，立即針對駐點記者召開記者會，提供詳盡新聞資訊；配合政府發展觀光政策，密集安排駐點記者採訪報導台灣具有潛力觀光景點；因應國際重大事件，則機動對駐點記者召開記者會，明確說明台灣政府立場，以更進一步落實政府開放中國記者來台駐點採訪政策的初衷。

在瞬息多變的國際社會裡，企業面臨更多不同類型的危機衝擊，加上現代傳播科技日新月異，平面、電視、網路及行動載具等媒介平台，使得新聞事件的傳播更加快速且無遠弗屆，尤其媒體對危機事件不斷的重覆報導，在社群網站不斷地被網友轉貼分享、再轉發，使新聞事件持續發酵延燒，更因此擴大危機事件的影響範圍及程度，增加企業處理危機事件的困難度。 雖然新聞工作者依據專業意理處理新聞，但報導內容卻經常呈現「偏頗」（bias）的情形，新聞並非僅是中立的資訊，內容其實充滿了意識型態。因此，媒體對於事件的報導角度、報導內容、標題及措詞，甚至是新聞評論所採取的立場，亦即，經由媒體所建構的新聞報導內容，都將可能影響閱聽眾對新聞事件的認知與了解。 由於華航及長榮航為台灣最大的兩家國籍航空，兩航的營運規模相近，在航空市場上不可避免彼此競爭，媒體對兩家航空公司危機事件報導的方式與陳述事件的角度，將使閱聽眾對兩航的觀感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及評價。 因此，本研究嘗試比較國內報紙對華航及長榮航危機事件的報導，並進行分析，探討新聞報導中平面媒體如何建構兩航的新聞事件，及對兩航事件的報導是否存在差異性，而這些報導差異性是如何展現，尤其華航在 1994-2002 年間曾經連續發生過多起重大飛安事故，長期揹負的飛安包袱是否也影響媒體的報導立場，都是本研究亟欲了解的問題。 本研究以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兩年之間華航與長榮航不同種類危機事件的新聞報導內容進行分析，研究結果得知兩航在報紙媒體之危機事件相關報導中，除報導量有明顯的差異存在之外，版面位置、報導方式及主要消息來源引用等，均無明顯不同；在報導立場的總評價亦無明顯差異，兩航都是負面批評比例高於正面評價。且經分析發現，華航飛安類負面報導佔其所有負面批評之43.5%，長榮航飛安類負面報導佔其所有負面批評之64.3%，亦即華航負面新聞報導並非如預期之多，由此可以得知華航過去飛安紀錄不佳的包袱，經多年努力後，已不致影響媒體報導立場。

本研究的核心問題乃為探究在二次金改公股銀行私有化的政策變遷過程中相關的社會團體在新聞媒體上所進行的各項策略工作是否造成社會輿論的轉向？ 研究發現可區分為兩種不同層次來說明：首先在媒體報導上，本文透過內容分析發現針對公營（股）銀行私有化此一政策的相關新聞報導與評論不管在報導的數量或性質上，都發生在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工會罷工的前後。此乃「為何」社會輿論發生重要的轉折的關鍵點，並與後續公營（股）銀行私有化方案轉向成為公營（股）銀行彼此之間整合具有在時間上高度的相關性。此外，除停留在新聞媒體報導內容的分析工作上，本論文亦透過消息來源的統計找到主要提出不同觀點的社會團體，並採用深入訪談的方式來了解其在推動相較於不同立場的政府與企業時，所採取的各種消息來源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