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資訊可能使得個人與外界間的互動產生風險與不確定的情形，也就是擁有這樣資訊的個人若得知自己身上帶著有缺陷的基因，或是可能有某種疾病的家族性遺傳時，個人往往基於保護自己的前提下而不願意去公開或是刻意隱瞞這樣的資訊，這也就是基因資訊不對稱的情形。基因資訊所引發的問題可以概括為兩種：(1)基因資訊隱私：個人本身為基因資訊的唯一擁有者，雇主因為掌握不到基因資訊，在人力資源管理上可能會使得雇主雇用到不適任的員工；另外，保險公司若沒有基因資訊，則它將在原本須承擔的風險之外再承受更多額外的風險成本。(2)基因資訊公開：若個人的基因資訊得以公開或是被他人所取得，則一旦這樣的資訊被不當使用，在工作職場上，雇主可能會將患有某種疾病或潛藏某種疾病基因的人排除在職場之外；另外一種情形是發生在保險，身上帶有某種基因缺陷的個人，往往是保險公司所不願提供保險的對象 。 準此，因著基因資訊所致之基因隱私與基因歧視情形的發生以及對於個人在工作權以及財產權(保險)上的不利益，或是因為基因資訊不對稱，造成雇主或是保險公司的相對弱勢，擬於本論文研究探討的問題敘述如下： (1) 基因資訊運用管制的目的？基因資訊運用的類型為何？基因資訊運用可能引發的議題有哪些？ (2) 隨著基因科技的進展，透過基因測試的進行，可以幫助人類瞭解自己的基因組成。但這樣的基因資訊如運用在侵害個人隱私或是因此而遭到差別對待時，又該如何確保基因隱私權以及避免基因歧視？ (3) 為確保基因隱私權以及避免基因歧視，政府或管制機關該如何設計與選擇管制基因資訊運用的有效政策工具？

就我國而言，國家早期在紡織產業政策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違背自由市場經濟的原則，且以著強硬的手段介入產業發展的過程，使紡織產業能取得競爭優勢，進而蓬勃發展。但在二十一世紀中，全球化的呼聲貫徹雲霄。全球化下我國整體經濟環境有了很大的轉變。國家在全球化的趨勢下是否依然能有效地掌握產業政策，執行其政策工具呢？ 本文對論及國家角色的兩個重要理論：經濟自由主義與國家論作一說明，並藉由討論國家介入產業發展之理論，說明國家介入產業政策之理由與必要性。國家一旦選擇介入產業發展，就必須動用特定政策工具以達成政策目的，因此本文對政策工具之分類多所著墨，以瞭解國家有哪些政策工具可以運用。 本文的研究問題是：國家在紡織產業政策中所扮演之角色及其使用之政策工具為何？又全球化對產業政策產生何種影響與衝擊？面對全球化的國際競爭，台灣產業的優勢、劣勢、機會與威脅又為何？國家已制定哪些政策與工具以因應之，國家未來應該如何修正紡織產業政策以因應全球化趨勢的挑戰？ 本研究採用歷史結構分析途徑，政治經濟學途徑，並採用文獻分析方法。針對台灣五十多年來的紡織產業政策作一說明，將之分為五個時期，並嘗試釐清每個時期中所使用的政策工具。 本研究所得之結論為： 1.台灣的紡織產業政策由萌芽期逐漸邁入轉型期。 2.紡織產業不同階段所著重之政策工具不盡相同。 3.我國國家早期所扮演的干預角色，有助紡織業發展。 4.全球化使台灣紡織業出現各國競爭、供需失調、區域貿易保護與加入世貿之問題。 5.以SWOT分析說明紡織產業政策應加強之處：鼓勵行銷、電子化與兩岸分工。 6.全球化下政策工具轉為健全產業環境，國家角色轉為輔導產業發展。

國家以經濟援助之酬庸方式，作為對外政策之工具由來已久。二次大戰后，隨著美蘇 對峙，冷戰格局擴大，經濟援助成為美國圍堵政策工具，在馬歇爾計劃實施后，援助 對象擴及亞、非、拉丁美洲等國家，經援遂成為美國與第三世界全面關系中重要一環 。然美國此項政策，因其跨政經層面；兼具理想與現實；且溶入東西衝突與南北對抗 之中，故具高度復雜性和實驗性。本篇論文研究目的即是想從美國經援第三世界互動 關系中，能對經援政策之工具性價值，有較確切清晰地了解。 本論文共分為六章，論文分析架構簡述如下： 第一章 導論：說明論文研究動機目的，範圍限制和研究方法架構。 第二章 經援政策之歷史演變：以經援前期，六十，七十，八十年代四階段，分別闡 述其時代背景及政策目標重點。 第三章 經援政策之執行輸出：首先分析美援之區域分配及其重點，再以以色列、埃 及、巴基斯坦四個首要受授國作個案分析，并討論八十年代后，美國對中南美洲和非 洲之經援政策。 第四章 經援批判觀點及體制協調：從主觀意識上批判觀點和客觀存在之經援體制二 個角度，加以剖析。 第五章 經援政策之評估：綜合歸納各方評估意見，闡明美國經援之特性和限度。 第六章 結論：面臨國際秩序重整，遞嬗多變的時代，合作與發展成為未來世局發展 的契機和方向，據此展望美援政策之未來動向。

TFT-LCD產業為我國兩兆雙星產業之一，而相較於經由政府長期以來大力扶植的半導體產業，TFT-LCD產業在發展初期似乎不受青睞，完全是由產業界自力更生，時至今日，竟與日本、韓國形成三強鼎立的態勢。台灣的TFT-LCD產業究竟是如何發展，而創造出這驚人的成績？政府相關部門又是扮演何種角色？政府如何以政策工具推動產業研發，其影響為何？本研究分別從政府協助產業研發活動之正當性、工具性與實效性等三層次，輔以「文獻分析法」與「深度訪談法」等研究方法，加以論述之。 在政府協助產業研發活動之正當性層次上，本研究認為「修正理論」符合台灣真實現況。台灣身為工業後進國家，若單純以市場機制的運作與競爭，必將不敵先進國家。而且先進國家對其特定產業亦不會採取放任態度，台灣當然可以在WTO強調自由貿易與公平競爭的架構下，由政府提供相關誘因，促進產業發展，以提昇我國家競爭力。 政府協助產業研發活動之工具性層次上，本研究以「財政政策工具」、「人力政策工具」與「環境政策工具」三面向，探討對於TFT-LCD產業研發活動之影響。其內容分別為：「財政政策工具」包含『租稅減免』與『金融補助』；「人力政策工具」包括『人才培育』、『人才訓練』、『國防工業訓儲預備軍士官制度』與『人才延攬』，以及「環境政策工具」則是『科學園區』等項目。 就政府協助TFT-LCD產業研發活動之實效性層次言之，本研究認為在「財政政策工具」方面，租稅減免措施成效顯著，雖存在著租稅不公平的隱憂，但若引進「最低應納稅額」概念，應可促進租稅公平原則的落實；而金融補助措施，則對於TFT-LCD產業幫助不大，但若TFT-LCD產業廠商以銀行聯貸募集資金，基於國際慣例與風險控管之考量，政府在放寬銀行法對單一企業的授信限制時，仍須採取較為審慎的態度。在「人力政策工具」方面，人才培育制度能量不足、人才訓練目標衝突、國防役員額過少與人才延攬措施誘因甚微等，政府尤應注意。在「環境政策工具」方面，TFT-LCD產業在苦無足夠土地可以蓋廠的現實情況下，捨棄個別地區所生成的群聚效應，轉為放眼整個台灣地區，企圖改以台灣全島為TFT-LCD產業聚落的所在地。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相互配合，努力提供相關資源下，台灣TFT-LCD產業的發展相信將會是無可限量的。 最後，雖然政府過去在TFT-LCD產業的發展過程中，只扮演了間接輔助的角色，但面對先進國家的進步與其他後進國家的追趕，政府仍可由「促進產業研究發展」、「進行全球佈局」、「提高上游產業自製比率」、「放寬赴陸設廠限制」四大方面著手，努力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

自從 Pressman 及 Wildavsky 在 1973 年發表「執行：聯邦政府期望如何在奧克蘭市落空」， 首力陳政策執行過程對政策結果的重要性，獲得廣泛熱烈得迴響， 自此而後，研究執行的文章、書籍、刊物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使得政策執行成為被熱烈討論的一門課題。 儘管執行研究發展至今，已有許多令人稱羨的成果， 但是不少學者表示，政策執行的研究迄今仍面臨許多爭議與瓶頸有待克服及超越。 如 Helen Ingram(1990： p462-463)就表示， 目前研究政策執行的學者們所爭論不休的議題，包括了以下幾點， 例如執行究竟應從何處開始或在何處結束？真正影響執行的關鍵變數究竟為何？又應以何種的標準來評估政策的成功與失敗？ 為此， Ingram 在其所著一篇名為「執行： 一回顧與建議性的架構」 (A Review and Suggested Framework) 的文章中，便提出一個整合執行研究的理論架構，在此一理論架構中， Ingram 以因果理論為基礎來建構其政策執行理論模式， 並設計其執行理論中各類型政策與其執行途徑、評估標準之間的因果邏輯關係， 並且強調此關係會隨著情境或系絡的變化而隨時改變，形成另一種類型政策的因果關係。 換言之，Ingram 即是利用政策設計的概念，試圖整合政策執行研究的應然面與實 然面， 使政策執行的研究及分析能更具真實性與實用性。 就應然面而言，他以因果理論為基礎進行整合及建構各政策要素間的因果邏輯關係，並以此關係做為各類型政策設計的理論基礎； 就實然面而言，他則以「權力」此一要素在各政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更進一步深入地分析與解釋上述因果關係背後所隱藏的實質意涵，及其可能的變化情形。 綜而言之，筆者認為， Ingram 政策執行理論的最大特色在於， 其不但超越了傳統政策科學家舊有的思考模式，將政策規劃、政策執行、政策評估等政策過程作一整合性的分析， 同時更將公共政策視為設計政策方案的過程， 一方面吸收政策執行理論的經驗，且另一方面亦拓展了傳統政策規劃理論的視野， 超越了傳統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的觀念，以更負責、更具實務性的態度來看待政策執行， 可說是為政策執行的研究開啟另一新的研究方向與趨勢，頗值得吾人作更進一步的了解與探討。 總之， 本文之研究目的即在於了解與分析 Helen Ingram(1990) 的政策執行理論的實質意義與內涵， 並希望能將 Ingram 的政策執行理論與實務相結合，以做為後續相關研究之參考。

因應台灣少子化所帶來的社會衝擊，學者提出減緩少子化應從強化幼兒教育開始，馬英九總統遂於2008年大選期間的教育政見提出了具體主張：「5歲免費入學，促進幼托合一」。此項看似利多或回應民意的措施，卻引起社會各界的反彈與質疑，並針對少子化下的幼兒教育政策提出了不同政策替選方案。 而政策工具的研究大致上可分為二個大類，其中之一為對於政策工具本身的關注，也就是說政策工具本身的特徵，包含類型、優缺點、適用情境等等；另外一部分則是關注於政策工具如何與為何被選擇出來，亦即外在於政策工具本身之環境因素，如何影響政策工具選擇的過程。由此，本研究目的在於從相關文獻與相關政策行動者的深度訪談中，瞭解台灣5歲幼兒教育政策所使用之政策工具，各個主要的政策工具在強制性、直接性、自動性、透明度、可接受性等五個重要政策工具分析面向所呈現之特徵；接著，具體的分析、探討98學年度5歲幼兒教育政策之內涵、政策發展的背景脈絡與政策行動者對此政策的觀感與建議；再者，由於政策工具最終的選擇往往不只是理性分析的結果，反而受到許多非客觀因素的影響，使得政府很難提供「最佳的」政策工具來解決問題，因此本研究從與關鍵政策行動者進行之前測訪談與初步資料蒐集過程當中，歸納出本研究個案主要影響政策工具選擇之可能因素，包含理念、行動者與環境脈絡；最後，對台灣相關政策的制定過程提出改革建議。然而，在本研究付梓之際，教育部公佈99學年度「5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計畫」，筆者在時間緊迫之際，亦將此計畫之實施內容概要的介紹說明。 研究結果發現主要歸納為三個部分：第一，政策工具理論可以提供每一個所使用之工具一個概略之框架，然而實際分析的過程中發現，真實世界中的政策並非如同工具分類那樣單純，因此若欲針對實務上的政策，提供具體建議，必須超越抽象的工具理論，就實際情形深入研究，俾得到解答。 第二，針對目前5歲幼兒教育政策，相關行動者提供了幾項主要建議，包含以改善幼教品質為優先；釐清此政策之定位，為一福利政策或教育體制的一環；欲減緩少子化應重新規劃國家之育兒環境而非單一政策可以達到之目標；政策制定過程缺乏整體一致規劃，人事異動頻繁使得理念無法貫徹，不利於台灣社會之永續發展。 最後，在影響政策工具選擇的因素最重要的即為「理念」，針對此5歲幼兒教育政策相關行動者之理念主要有兩大分歧，其中之一為以學者為首支持幼兒教育公共化、非營利化，另一則為以私立幼教業者為首主張維持現狀、並由政府加以補貼；而行動者的手段與策略亦為一項重要影響政策制定過程之因素，學者由於其專家的身分使其意見具有代表性，私立幼教業者因其所面臨之生存危機，傾向採用激烈方式表達其訴求，如動員遊行、政治教換等，而各重要決策者的偏好，如總統、行政院、教育部、財政部、主計處等，亦對政策之決定有相當影響力。台灣特殊的環境脈絡，包含以私立為主要幼兒教育供給者之歷史背景、日趨嚴重的少子化情形、激烈選戰所衍生選舉支票文化與目前台灣的財政困境，這些因素皆影響著5歲幼兒教育政策的制定過程。

統一發票制度是政府課徵營業稅之主要工具，實施期間長達50多年。在此期間我國營業稅制從主要的總額型發展演進到加值型營業稅制，而此徵收工具迄今仍受重視，其應有獨特之處，值得評估研究。本研究主要是從兩個方向著手，第一部分是就統一發票制度之性質、制度內容及執行，評估其達成租稅政策目標之程度；第二部分係比較國際間實施加值稅國家的經驗，檢視此一工具之重要性，以及其改進空間或有其他可行的替代工具。本研究根據政策工具理論，從政策內容、執行組織、標的團體及環境之層面，及政策工具性質，從效能性、效率性、公平性、易用性及社會支持性之指標，予以評估，認為作為營業稅徵收工具的統一發票，以其高強制性及直接性，低自動性及可見性，其徵收效率並未比其他稅目之徵收工具高，容易造成稽徵人員依賴，另外其取得外界之支持亦呈現不定。至於加值稅實施之國際經驗比較部分，經考量經濟開發成長情形及資料取得之難易性，選取新加坡、英國、澳洲作為比較對象，並由各國稅制規劃、稅收統計，以及稽徵成效作相對性比較之基礎。評估結果顯示以新加坡及英國實施成效最佳，而統一發票作為加值稅稽徵工具之我國績效最低。研究總結，發現統一發票制度在稅收成長雖有助益，然因執行低效率，以及租稅減免過多，破壞中性原則，未能達成確實課稅之宗旨，惟仍具改進空間，是以本研究最後提出從制度簡化及加強執行兩方面之具體改進建議。 / The Uniform Invoice System (UIS) has been a main instrument for the collection of business tax in the last fifty years. Present research on an evaluation of this system has taken two major directions. The first is to evaluate the nature, design and execution of the local system, according to its achievement of the goals of tax policy; the second is to compar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in the imposition of Value-Added Tax. The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on the local system is to examine the necessity of UIS, and see whether there is still room to improve it or if there are any alternatives. The research uses indexes such as effectiveness, efficiency, equity, usability, and social support to survey the following aspects of the system: policy,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target group, and environment. The conclusion from this part shows that the UIS, with its nature of high coerciveness and directness, but low automaticity and visibility, has failed to operate to a high degree of efficiency as other taxes, and it has not been easy to obtain support from society. In addition, the success of the UIS has led to inertia on the part of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and less active auditing. The purpose of as research of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is to make a comparison between Singapore, UK, Australia, and Taiwan, focusing on the design of collection mechanism, tax revenue, and efficiency of administr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aiwan, with UIS peculiar to itself has not produce a better performance. The conclusion of the research of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dicates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UIS did not meet the goals as the government expected, owing to its low efficiency and an erosion of the tax base from too much tax exemption. Finally, the research suggests two ways to improve the system: simplification and strengthening of the enforcement.

隨著金融自由化與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國與國間的經濟關係日益密切，台灣能否持續提昇在全球經濟的既有地位，更攸關未來的生存發展。尤其目前台灣與世界各國經貿往來關係處於既合作又競爭的局面，因此，未來在維持國內經濟金融穩定與提昇國家競爭力等方面，中央銀行都將扮演關鍵的角色。 本研究係採用1998～2005年間的時間序列月資料，以計量方法中的有限時間落差分配（Finite Distributed Lag, FDL）模型，推估法定準備率、重貼現率、擔保放款融通利率及短期融通利率等四項主要貨幣政策工具的反應函數，以瞭解台灣貨幣政策在制定時重要的考量因素。而且，有別於目前既有的相關文獻，本研究於實證模型中加入選舉變數與政黨輪替變數，以探討首次政黨輪替前後，選舉因素是否會對台灣貨幣政策造成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台灣貨幣政策在制定時所考量的因素，分別就四項主要貨幣政策工具的反應函數而言，中央銀行採取降低法定準備率的寬鬆貨幣政策，主要係為達成促進經濟成長、維持物價穩定、降低失業率及維持匯率動態穩定等四項目標與因應貨幣實際需求；中央銀行採用降低重貼現率與擔保放款融通利率的寬鬆貨幣政策，主要係為達成維持匯率動態穩定的目標與因應貨幣實際需求；中央銀行採用降低短期融通利率的寬鬆貨幣政策，主要係為達成維持物價穩定、降低失業率及平衡國際收支等三項目標與因應貨幣實際需求。 　　此外，關於選舉變數與政黨輪替變數，對法定準備率、重貼現率、擔保放款融通利率及短期融通利率四項台灣主要貨幣政策工具的影響，均呈現不顯著的結果。足以證明在首次政黨輪替前後，台灣中央銀行在制定貨幣政策時，並不會受到選舉因素或政黨輪替因素的影響；亦獲致支持台灣中央銀行係在政治中立的基礎上，擬定與執行貨幣政策的結論。因此，針對媒體評述，台灣每逢重要選舉，執政黨偏好選前採用擴張性經濟政策，提升總體經濟表現，以贏得選舉，因而貨幣政策很有可能受到選舉因素的影響，但在對照本研究實證結果後，證明該項說法並不正確。 綜上所述，依據本研究實證結果發現，台灣中央銀行主要貨幣政策工具與貨幣政策最終目標的關係，不但符合理論面的要求，且在統計上亦多屬顯著，即中央銀行執行貨幣政策的目的係為實現其最終目標。

如何永續發展已成為人類面臨的重大議題，依據先進國外之經驗，透過智慧電網之相關技術，可以有效的提升能源效率與達成節能減碳之目的。在國外建置智慧電網的過程中，往往從先進讀表基礎建設(Advanced Metering Infrastructure, AMI)切入，AMI對往後智慧電網的延伸發展有很大的影響。 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討我國未來發展AMI創新政策之關鍵因素和其優先排序。首先藉由蒐集次級資料瞭解主要先進國家的AMI相關發展經驗，以及目前我國AMI的發展現況，再透過文獻探討國家創新政策，並以Rothwell &Zegveld之國家創新政策理論作為基礎架構，建立層級結構，運用模糊層級分析法(Fuzzy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FAHP )，針對國內AMI之相關產官學人員進行專家問卷調查，並整理出各項政策因素的權重排序，求出影響台灣發展AMI之創新政策關鍵因素。 從本研究實證結果顯示主層級之三項政策構面中相對權重最重的是「環境面」，在次層級十二項政策工具中，「公共服務」、「資訊服務」、「法規管制」的相對總權重最重，其為目前台灣發展AMI創新政策中最急需政府優先考量的關鍵因素。 /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s become major issue for human. According to the experience of foreign advanced countries, it can achieve the purpose effectively of improving energy efficiency and reducing carbon emissions through the related technologies of smart grid.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smart grid abroad, it often cuts into the Advanced Metering Infrastructure (AMI). AMI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future extending development of the smart grid. Therefore, the study explores the key factors and precedence of AMI innovation policy in futur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First,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v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AMI in major advanced countries through collecting the secondary data and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AMI in our country. Second, exploring country innovation policy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taking theory of Rothwell & Zegveld as infrastructure to build up hierarchical structure, and using FAHP (Fuzzy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method to conduct experts survey for relative persons of industry - government - academy of domestic AMI. Then, collating the sort weights for various policy factors. Finally, finding out key factors that affect development of Taiwan’s AMI innovation policy. From the empirical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relative weights in three main policy dimensions of the hierarchy is the “environmental surface”. The relative total weights of “public service”, “information service” ,“regulation control” and “political strategic policies” are the highest among twelve policies. They are key factor of most urgent priority for government to consider among developing AMI innovation policies in current Taiwan.

低放射性廢棄物的最終處置是我國目前面臨的棘手公共問題之一，縱使政府於2006年制定出「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例」作為選址依據，但至今選址業務推動仍然窒礙難行。為解構此政策難題，本研究共提出三個研究問題：一、選址草案在立法過程中有什麼爭議？最終選址條例運用哪些政策工具處理低放核廢問題？二、選址條例在執行過程中民眾如何看待選址所遇到的難題？又提出什麼樣的建議方案？三、綜合上述多元利害關係人對於選址條例的意見陳述，顯現出我國的政策過程存在哪些侷限？分析過程中，研究者以Elmore所提的四種政策工具為分析架構，探究此四種工具在選址條例中之運用情形與爭議。研究結果發現，最初行政政院版選址草案僅運用到強制規範、誘因、能力建立此三種政策工具，最後立委堅持新添入具有系統改變工具概念的地方性公投機制。除此之外，草案於立法審查過程中，另三種工具也發生爭議討論，強制規範概念的選址準則便被批評行政裁量範圍過大、忽略台灣獨特脈絡、缺乏課責機制。誘因概念的回饋金被詬病規劃過於模糊粗糙。能力建立概念的傳遞資訊與回應民意部分，則是在立委要求下明訂對全國民眾公佈資訊與回應提問的方法。將此立法審查爭議對照於民眾所提之意見，發現部分民眾意見其實立委也曾提出要求討論，可惜當時並未被採納，甚至是忽略。由此顯現我國目前代議政治之缺失，即民意代表並無法在政策制定過程全然地反應民意與調和真實社會的多元價值觀，導致所制定之政策與現實社會脫節，無能順利執行。為解決選址爭議，研究者彙整民眾意見提出之建議如下：坦誠公佈處置場與回饋金的負面影響資訊、藉由公正第三方舉辦雙向溝通的討論會、賦予民間組織監督處置場的權力、交代清楚選址條例與原住民基本的衝突關係等，以消弭當地居民的鄰避情結，促進選址政策執行。另外，為彌補現今代議政治之缺失，建議往後於選址政策的修訂或決策過程中，能援引更多元且富創新的途徑獲取廣泛利害關係人之意見，使得選址過程能更臻民主精神，而選址結果也更能被民眾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