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近年來店頭市場的發展迅速，規模不斷擴大，資金大量流入，重要性大為增加，加上資訊科技的進步，使資金在各市場間甚至是國際間的流動非常迅速，因此本研究試圖在高頻(high-frequency)的資料型態下，將價量因果關係的概念應用在探討集中市場與店頭市場之間的關係。首先是利用一般的Granger檢定討探其線性因果關係，接著利用Baek and Brock(1992)的非線性檢定模型檢定其是否存在著非線性因果關係。 研究結果顯示，在高頻的資料型態下，台灣股票市場的集中市場與店頭市場其各別市場的價量之間存在有雙向的線性因果關係，而集中市場與店頭市場之間亦存在有雙向的線性因果關係。當然最重要的在非線性因果關係方面，集中市場與店頭市場其各別市場的價量之間，以及集中市場與店頭市場兩市場之間亦存在有雙向的非線性因果關係。

自1993年七月，大陸第一家企業『上海石化』赴紐約證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 NYSE)掛牌並發行美國存託憑證(American Depositary Receipt, ADR)之後，許多大陸企業先後至美國各證券市場進行掛牌上市。然而，發行美國存託憑證的行為將如何影響到企業價值的變化，是各方研究所希望深入探討的議題，故在本研究中，以Tobin's q作為觀察指標，探究大陸企業赴海外掛牌與Tobin's q之間的關係，並且將其與大陸國內未赴海外掛牌之公司進行比較，從而檢驗跨國掛牌對公司產生之效益。實驗結果顯示，比起僅在大陸國內市場掛牌的企業，發行美國存託憑證的企業確實存在赴海外上市的溢酬。並且，本研究藉由不同的存託憑證發行種類特性的角度，探討企業在不同的掛牌情形下對Tobin's q影響的程度，結果顯示出在發行美國存託憑證與Tobin's q的關係中，資訊揭露程度越高的高等級存託憑證，如公司參與型第三類存託憑證(Level-3)，對於Tobin's q將呈現較高的正面影響。此外，本研究也藉由迴歸設計，探討沙賓法案對於赴美國發行存託憑證第二類及第三類的公司與Tobin's q之間的關係是否會產生變化，以及企業赴美發行存託憑證與Tobin's q之間的因果關係。結果顯示沙賓法案的頒布對於赴美國發行公司參與型第二類及第三類存託憑證的大陸企業具有顯著的影響；然而，企業發行美國存託憑證並不受到Tobin's q高低的影響。

在貿易國際化、自由化的時代潮流中，台灣地區已逐步地對外開放國內市場。惟為了避免貿易自由化帶來負面影響，並確保產業在國內市場的權益，我國亦已建立了一套貿易救濟制度。此一制度不僅是對外貨藉由不公平貿易措施（傾銷、補貼）進入我國市場的一種反制，及對於公平貿易採取進口救濟之防衛措施，同時更是完備國內貿易法令、健全貿易環境所不可或缺的。我國反傾銷法規之立法，特別是關稅法第四十六條之一、第四十六條之二，貿易法第十九條（八十二年二月五日），平衡稅及傾銷稅課徵實施辦法（八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使我國反傾銷法所規範之損害要件與國際規範相同，但此一國內規範仍有諸多待澄清之處。一．損害範圍：相同產品（關稅法）與競爭產品（貿易法）之爭議；二．損害對象：國內產業（關稅法）與競爭產業（貿易法）之爭議；三．損害程度：實質損害（貿易法）與重大損害（關稅法）之爭議；四．因果關係：傾銷效果（課徵辦法）與傾銷進口（貿易法）之爭議。 　　對於上述爭議點，頗有必要依據ＷＴＯ反傾銷協定之規範，修正相關法規，以避免不必要之疑義，且於損害認定調查時，不致於偏離問題之要點。

傷害保險於我國實際販售之歷史悠久，屬相當傳統之保險商品，且為保險實務中最為廣泛使用的險種。惟傷害保險雖已在我國和世界各國運行多年，其所生之爭議卻仍層出不窮。其原因不外乎，我國法院對於傷害保險意外事故之要件仍未有一穩定不變之定義，傷害保險之因果關係理論亦是各法院採取不同之解釋。 本篇論文主要探討傷害保險意外事故要件之定義與因果關係之判斷。意外事故要件之定義部分，除整理目前學說見解、實務判決，並提出本文對於意外事故要件之定義，以期切合保險法中意外事故之條文用語並有效釐清相關爭議案件，本文搜尋大量實務判決，並對其中較棘手之爭議案件進行分析與研究；因果關係部分，目前實務判決於傷害保險案件上，有時採「相當因果關係」有時採「主力近因原則」，究應採何種因果關係判斷原則，本文提出意見，並詳述因果關係之實際操作流程。此外，關於數項條件競合造成損害結果發生之案例，亦深入探討、歸類，進而提出各種類型案例之相對應處理方法。

This paper follows Ghysels, Gourieroux, and Jasiak (1998), examines the causal relation between price and volume in Taiwan Futures Market. I use high frequency intraday data of Taiwan Stock Exchange Capitalization Weighted Stock Index in Taiwan Futures Exchange; and analyze the causality between returns and volume series, which are transformed into Markov chain, with Granger’s causal tests. I analyze the data with two different time category, trading time and calendar time. In our research we find out that Taiwan futures market has a bi-directional causality between price and volume in trading time analysis, as to the calendar time analysis, only price to volume unidirectional causality exists. Unlike the unidirectional causal relation that Ghysels, Gourieroux, and Jasiak (1998) observed in French security market.

本研究利用市場分析師常使用的總體經濟指標和不動產產業指標來研究其與營建類股價的關聯性，探討分析師所利用的不動產各項指標是否具備代表性。同時，產學界亦存在一些不動產市場指標，本研究也將探討這些指標是否對於預測營建類指走勢有所幫助。 本研究以總體及產業觀點切入，利用VAR及誤差修正模型來探討總體環境及房地產市場和營建類指間的關聯性，並試圖從中找出影響營建類指的關鍵因子。就總體經濟指標來說，實證結果顯示貨幣供給額及利率都是營建類指的領先指標；但營建類指和大盤指數的關係相當薄弱，大盤指數的上漲無法帶動營建類指的上揚；就不動產產業指標來看，營建類指和產業指標間存在長期均衡關係，其中，營建類股價長期調整速度高於台北市房價的調整速度，而因果關係檢定結果顯示營造生產毛額年增率領先營建類指，而營建類指又領先房地產景氣綜合判斷分和建照執照申請面積，營建類指和台北市房價及營造業受雇員工人數具有反饋效果，此結果顯示營建類指在資訊的反應上並未全然領先，這與營建類指長期不受投資人青睞，致使其無法快速及完全的反應資訊有關。 在整體營建產業走弱的因素使然下，本研究建議營建類股票的投資人應注意政府對於房地產的產業政策，政府的政策做多除可有效提升房地產景氣外，更可拉抬營建類股票的股價，此外，預期貨幣供給額上升及市場利率走跌時對於營建類股價將產生正面的效果。

自從 Pressman 及 Wildavsky 在 1973 年發表「執行：聯邦政府期望如何在奧克蘭市落空」， 首力陳政策執行過程對政策結果的重要性，獲得廣泛熱烈得迴響， 自此而後，研究執行的文章、書籍、刊物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使得政策執行成為被熱烈討論的一門課題。 儘管執行研究發展至今，已有許多令人稱羨的成果， 但是不少學者表示，政策執行的研究迄今仍面臨許多爭議與瓶頸有待克服及超越。 如 Helen Ingram(1990： p462-463)就表示， 目前研究政策執行的學者們所爭論不休的議題，包括了以下幾點， 例如執行究竟應從何處開始或在何處結束？真正影響執行的關鍵變數究竟為何？又應以何種的標準來評估政策的成功與失敗？ 為此， Ingram 在其所著一篇名為「執行： 一回顧與建議性的架構」 (A Review and Suggested Framework) 的文章中，便提出一個整合執行研究的理論架構，在此一理論架構中， Ingram 以因果理論為基礎來建構其政策執行理論模式， 並設計其執行理論中各類型政策與其執行途徑、評估標準之間的因果邏輯關係， 並且強調此關係會隨著情境或系絡的變化而隨時改變，形成另一種類型政策的因果關係。 換言之，Ingram 即是利用政策設計的概念，試圖整合政策執行研究的應然面與實 然面， 使政策執行的研究及分析能更具真實性與實用性。 就應然面而言，他以因果理論為基礎進行整合及建構各政策要素間的因果邏輯關係，並以此關係做為各類型政策設計的理論基礎； 就實然面而言，他則以「權力」此一要素在各政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更進一步深入地分析與解釋上述因果關係背後所隱藏的實質意涵，及其可能的變化情形。 綜而言之，筆者認為， Ingram 政策執行理論的最大特色在於， 其不但超越了傳統政策科學家舊有的思考模式，將政策規劃、政策執行、政策評估等政策過程作一整合性的分析， 同時更將公共政策視為設計政策方案的過程， 一方面吸收政策執行理論的經驗，且另一方面亦拓展了傳統政策規劃理論的視野， 超越了傳統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的觀念，以更負責、更具實務性的態度來看待政策執行， 可說是為政策執行的研究開啟另一新的研究方向與趨勢，頗值得吾人作更進一步的了解與探討。 總之， 本文之研究目的即在於了解與分析 Helen Ingram(1990) 的政策執行理論的實質意義與內涵， 並希望能將 Ingram 的政策執行理論與實務相結合，以做為後續相關研究之參考。

對於私部門儲蓄（private saving）之組成成分──公司儲蓄（cor- porate saving）與家庭儲蓄（household saving）間究竟存在著什麼樣 的互動關係，因涉及政府之租稅重分配政策是否可提升私部門儲蓄的課題 ，一直是關心資本形成的經濟學者所爭論的焦點。本文即希望透過 Granger- Sims檢定法則，首次透過因果關係的角度澄清兩者之間的關連 關係，確立可能存在的因果方向及型態，以作為政府施政時的參考。臺灣 地區之實證結果顯示：公司儲蓄(SC)、家庭儲蓄(SH)不論在所得稅負變數 是否存在下，均呈現同向之回饋因果關係。個體儲蓄決策過程中，超理 性 (ultra rationality)並不存在，一旦公司儲蓄、家庭儲蓄兩者之一有 所增減，必帶動另一者作同方向之變動，對整體私部門儲蓄率之變動只有 加劇而無抵消之效果。是故在所得稅負重分配政策的採行上，政府須審慎 考慮其對私部門資本形成所帶來之負面打擊。

本研究選取發達成熟市場的美國以及金磚四國其中一份子的俄羅斯及巴西分別檢視股價報酬率與成交量之間的動態價量關係(Dynamic Price-Volume Relationships)，本研究採行Granger (1969)因果關係檢定、近似無關迴歸模型檢定的研究方法，進行兩大部份分析，第一、三國各自進行股價報酬率與成交量之間是否在不同資料型態設計中有相異的價量因果關係。第二、引進以美國次貸風暴發生時間點視為結構變動點，進行次貸風暴發生前後各國股市價量領先落後情形是否發生異動。本研究選以美國、巴西、俄羅斯，各自所代表的股價指數分別是，美國代表指數分別是標準普爾500指數(Standard and Poor’s 500 Index)、那斯達克綜合指數(Nasdaq Composite Index)、道瓊綜合平均指數(Dow Jones Composite Average Index)、巴西為巴西指數(Bovespa Index)、俄羅斯代表為俄羅斯交易系統指數(RTS Index)。 本研究有別於先前文獻具體研究價值之處，本研究發現美國股票市場的價量關係因應著每個不同股價指數的屬性有所呈現出不同的價量關係樣貌，並且透過資料型態設計的不同、結構變動點的納入與以國家為出發的角度，洞察出美國、巴西、俄羅斯的價量關係會根據經濟體成熟度、產業結構、金融市場開放程度等因素，探究出可能出現不同價量關係的狀況。 其實證結果指出，就美國三大指數而言，以採納的所有資料型態綜觀歸納出，美國三大指數具有量先價行的因果關係，且以S&P500、Nasdaq指數以及空頭資料型態的Dow Jones指數呈現出價先量行的關係存在。次貸風暴的發生，美國三大指數具有價先量行的因果關係。 巴西Bovespa指數在每日空頭、每週多頭資料型態具有價先量行的結果，而當次貸發生前後皆不具任何的因果關係。 俄羅斯RTS指數除了在空頭資料型態部分，其餘皆呈現價先量行的結果，而在多頭資料型態部份，呈現量先價行的結果。而當次貸發生後，皆喪失任何因果關係。

自從2005年7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大幅改革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後，中國境內人民幣即期匯率便開始大幅升值。為穩定其在改革起步階段的人民幣即期與遠期市場，國家外匯管理局遂在2006年10月20日發布通知，禁止境內機構參與海外人民幣NDF業務。另外，早在2005年人民幣匯率改革之前，中國人民銀行在2003年11月就已經在香港提供人民幣清算業務，逐漸形成「香港離岸人民幣即期匯率」(CNH)。因此本篇論文旨在探討境內外人民幣的互動關係，藉由不同政策發佈時點前後的比較，歸納出境內外人民幣即期與遠期匯率之間的相互影響關係與影響程度。 本篇論文選取時間分別為2006年6月7日至2007年3月20日及2009年3月2日至2013年3月29日兩段期間之境內外人民幣每日收盤匯率，研究方法以向量自我迴歸為主，搭配ADF單根檢定、Johansen共整合檢定、Granger因果關係檢定及衝擊反應分析等進行人民幣NDF和即期匯率互動關係的探討。 實證結果顯示：(一) NDF監管政策並沒有完全阻隔境內外之連結，反而在境外投資人對沖人民幣風險的超額需求下使一月期人民幣NDF與境內人民幣即期匯率(CNY)之關係更緊密。(二) 離岸人民幣即期匯率(CNH)逐漸接軌境內人民幣即期匯率(CNY)，且境內信息優勢仍然明顯。(三) CNH仍無法完全取代NDF的地位。 隨著人民幣國際化腳步不斷加速，未來可預期人民幣將成為亞太地區的主要領導貨幣，因而了解境內外人民幣的互動與中國官方的匯率政策之間的關係變顯得十分重要，希望藉由本篇論文的撰寫對後續的研究能有所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