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務報表不實證券詐欺訴訟是近年來新崛起的經濟犯罪型態之一，行為人的詐欺行為不僅要負擔相關刑事責任，更必須對投資人負擔民事損害賠償的責任，而對財務報表出具查核報告書的簽證會計師而言，近年來亦是投資人提出民事損害賠償的對象，顯見會計師的執業風險已有逐漸升高趨勢。 財務報表資訊重大不實，是民事損害賠償訴訟成立的先決要件。但財務報表審計是一項專業複雜的工作，發生財務報表資訊不實，並無法據此即逕行認定簽證會計師有故意或過失，其癥結點仍須回歸到會計師在審計過程中是否有善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以及專業上應有之注意義務。因此，本文將以執業會計師的觀點，對於會計師如何進行審計工作做一介紹，包括審計應遵循的法令規範以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等，讓一般大眾可以初步瞭解會計師並非是財務報表正確性的保證人，會計師的查核工作仍存有先天上與後天上的限制，而且並非是公司財務報表之編製主體。 投資人以證券交易法第20條之1作為請求權基礎提出民事損害賠償訴訟時，投資人所必須面臨的，即是所謂的「交易因果關係」與「損失因果關係」的舉證問題。為了達到證券交易法保護投資的目的，近年來我國法院開始引進美國司法實務判決發展出的「詐欺市場理論」，藉以解決上述舉證困難的問題。據此，本文除了將蒐集論述美國與我國關於證券詐欺的法規範，包括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於「詐欺市場理論」之最新見解與發展，並分成以下的主題分別論述： 一、效率市場的認定問題 包括美國司法實務判決對於效率市場的認定指標，以及我國司法實務判決對於我國證券市場是否為效率市場的見解。 二、交易因果關係 「交易因果關係」是否可以推定，歷來即是證券詐欺訴訟兩造攻防的重點。本文將對比較美國與我國證券法制對於因果關係的規範，包括「詐欺市場理論」對於「交易因果關係」的推定，以及被告可以提出反證的例示情形。此外，本文亦將蒐集比較我國司法實務判決對於「交易因果關係」的見解。 三、損失因果關係 「損失因果關係」是否可以採用推定方式認定？或是應由原告負擔起舉證責任？這一部分的認定往往涉及損害賠償範圍計算的認定，亦是曾經造成美國司法判決至為困擾的議題。對此議題，在2005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Dura案中已經獲得一致性之見解，確認「損失因果關係」採用推定是一種錯誤後，已經豁然開朗。但我國司法實務判決對於「損失因果關係」係採用推定？或是如同美國私法實務採用由原告舉證證明的方式認定，本文將蒐集我國近年來之司法實務判決予以分析、歸納與討論。 四、損害賠償計算範圍 在對於此部分的認定上，一般有「毛損益法」與「淨損差額法」兩種方法。本文將介紹這兩種方法之優劣，以及美國與我國司法實務判決對於這兩種方法之見解。 五、會計師民事損害賠償因果關係 在證券詐欺案件中，社會大眾常常對簽證會計師予以非難之程度甚高，會計師若要在此等地雷股案件全身而退，在執行審計業務過程中必須確實遵守證券法令以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的相關規範，保有專業上之警覺與注意義務，才能將損害與執業風險降到最低。本文蒐集我國司法實務判決對於會計師是否具有故意或過失之判決，以明瞭會計師在審計過程的過失內容與型態。

本論文探討的主要問題是，由於知識的欠缺、傳統僵化的因果關係及全有全無的賠償效果，民事醫療訴訟（醫療錯誤類型）之原告往往無法獲得賠償因而產生之不公平。為解決此問題，本論文擬先由上位的因果關係概念著手探討，蓋彈性的因果關係概念或許有助於患者目前之困境，而探討之具體主題則為「決定論」與「非決定論」之因果關係概念。在探討過上位之因果關係概念後，本文主張於依決定論觀點無法釐清因果關係問題時，引入非決定論或機率之觀點輔助認定因果關係；而機率觀點要如何具體適用於個案中，又可區分為兩個觀察側面，即風險面和機會面，升高風險事實上等於喪失或降低了機會。因此本文接下來針對「風險升高」及「機會喪失」兩個主題作詳盡探討，並觀察其對於因果關係及歸責問題所帶來的啟發。在風險升高部分，本文選定流行病學之因果關係作為研究對象，原因在於根據流行病學手法判斷因果關係時，風險升高概念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而且流行病學與實證醫學有密切的關聯，醫療訴訟中二造所使用之研究結果或統計數據多半係依據流行病學之方法作成，研究流行病學的方法對於理解訴訟二造提出之證據應有相當的助益。在探討完風險面之後，本文將選定於美國醫療訴訟中逐漸被普及適用之機會喪失理論，作為機會面之研究主題，並比較風險與機會之間之關係，進而討論機會本身是否具有價值，是否可作為請求賠償之依據。完成上述風險面及機會面之探討後，本文將檢視此二課題於我國學說及法院實務上之發展情形，在判決方面主要檢討「輔大學生健康檢查事件」中一至三審之判決，以及可作為重要參考依據之日本最高法院平成十二年之「生存可能性」相關判決。 在上述探討後，最後則回歸本文關心的主要問題，亦即，由於知識的欠缺、傳統僵化的因果關係及全有全無的賠償效果，醫療訴訟之原告往往無法獲得賠償，因而產生之不公平。由上述探討可知，因果關係概念不一定是僵化的，非決定論或機率之原因概念並不會與決定論之必要及充分原因概念相衝突；因此當根據決定論之原因概念，或傳統因果關係理論無法釐清因果關係爭議，且由於事件之專業性，使事實錯誤之不利益無論歸予原告或被告皆不公平時，唯一適當之方式即為引入機率之觀點比例認定賠償數額。在解釋方法上，則可參考上述輔大學生事件中一二審判決之見解，使用存活機會之概念（未來是否能進而擴及「維持健康之機會」及「治癒機會」，則有賴實務及學說發展），將存在於醫師過失行為與患者死亡或傷害之間，難以舉證之因果關係問題轉化為患者喪失機會之損害評價問題。當將之轉化為損害評價問題之後，法院即可根據民事訴訟法第二二二條第二項，自由心證比例認定患者之損害數額，並判予患者財產上及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而當法院自由心證時，二造所提出關於機會之統計數據或流行病學研究自然是重要的參考依據，但法院不須受數據絕對地拘束。

摘 要 本研究探討證交所實施盤中撮合取消兩檔限制、盤中瞬間價格穩定措施、收盤改採五分鐘集合競價、揭露未成交五檔的買賣委託價量等措施後，是否對期貨市場的績效指標，包括流動性、波動度與市場效率等產生變化，亦即考量台灣交易制度與市場結構與國外的差異性後，市場間是否存有外溢現象(spillovers)；此外，本研究亦檢視期貨對現貨的領先關係是否隨著現貨市場的交易限制減少及市場透明度增加而出現變化，本研究劃分研究期間為五個區段，分別是91年4月1日 ~ 91年6月30日、91年7月1日 ~ 91年7月26日、91年7月29日 ~ 91年9月30日、91年7月1日 ~ 91年9月30日與92年1月1日 ~ 92年4月09日，以探討這些新措施本研究的主要發現與研究結論如下： 1. 市場成交量與波動度均出現先增後減的現象，在假設總體經濟情勢無重大變化的前提下，現貨市場制度改革會對期貨市場造成影響，適度的透明度有助於提高市場一般流動性交易者的交易動機，但當市場的透明度提高到某一種程度時，反而會降低資訊內部人在公開市場的交易意願。 2. 傳統流動比率(ALR)與變異數比率在研究期間不存有顯著差異，顯示現貨市場的制度改革，並未對期貨市場的整體市場效率帶來改變。 3. 在領先落後關係上，期貨市場受現貨市場的影響力逐期減小，主要有以下可能解釋，分別是衝擊市場訊息屬於全面性(market wide)，台灣現貨市場有平盤以下不得放空的規定限制現貨市場對壞消息的反應能力、期貨市場自從開市以來就已有揭露最佳未成交五檔買賣價量資訊的措施、以及現貨市場後期由於缺乏這些資訊內部人的參與而使其對新資訊的反應仍然不如期貨市場快速。 4. 現貨市場受期貨市場的影響呈現先增後減，表示投資人在制度實施初期對新制度尚不熟悉，導致現貨市場出現短暫無效率的現象，但在2003年1月的揭示未成交最佳五檔買賣價量制度實施後，現貨市場變的更加透明化，使其對期貨市場前期新資訊的依賴程度已大幅減少。 5. 期交所於2002 / 07 / 29更改盤中之撮合方式，將由原本每十秒集合競價撮合一次之方式改為逐筆撮合，對期貨的市場市場並未造成顯著特殊的影響。 關鍵字：外溢效果、領先落後、交易制度改革、市場績效指標、VECM-GARCH、衝擊反應函數、Granger因果關係檢定、Johansen共整合 / Abstract The Taiwan Stock Exchange adopted four main trading mechanisms. (elimination of the two up/down tick, intra-day volatility interruption, 5-min closing call auction, and disclosure of the best five bid/ask price and volum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spillover effects on TAIFEX after considering the special market microstructure and trading systems in Taiwan. The major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rading volume and return volatility increase first and then decrease, under the assumption that ‘ no significant macroeconomic changes ’, spillover effects exists.

傷害保險之機能不但隨著現代社會之需要而變化，而傷害保險事業也可說已經蓬勃發展。然而，有關傷害保險之爭訟日益增多，尤其在保險事故的認定上，更是屢屢出現各種爭議，並逐漸有類型化之趨勢。 為此，立法院於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增訂保險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前項意外傷害，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所致者。」徵其目的，乃在於透過法律位階明文定義傷害事故，以期定紛止息，然在其他保險先進國家，此種立法例極為鮮見。 有鑑於傷害保險屬於保障人身意外傷害事故之重要險種，在傷害保險事故之認定上卻爭訟不斷，而上述最新之明文立法方式，是否真能解決紛爭，即有待檢驗。此外，在某些案例中，醫學鑑定報告及法醫學上的判斷雖不可欠缺，但在保險事故的認定與判斷方面，法律整理工作更是前提要件，例如保險事故之要件、舉證責任之歸屬等等。本文即欲引介並檢視其他保險先進國家對意外傷害認定爭議問題之處理方式，以作為我國處理相同爭議之借鏡。

金融部門與總體部門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金融部門的活動關係著總體經濟的熱絡與衰退；總體經濟的變化也時常影響金融部門活動。而貨幣政策為中央銀行穩定經濟的重要工具，在達成最終經濟目標前，時常會先衝擊金融市場的活動，進而影響就業、物價及經濟成長等總體面的經濟結果。本研究在基於金融部門與總體部門有著錯綜複雜的影響關係上，探討台灣在加入WTO後面對外來總體面的干擾時，分析貨幣政策對金融市場的影響效果，以期能在政策的選擇上有較佳的參考依據。 本研究以2002年台灣加入WTO為比較基準年，使用1998至2006年資料，以VAR模型與Granger因果關係探討貨幣政策與政策目標、金融市場間之有效性。實證結果發現，在貨幣政策目標間的傳遞效果上，以重貼現率作為貨幣工具無法有效影響操作目標；以拆款利率作為操作目標，在受到外來干擾下影響中間目標上有較佳的效果。此外，在貨幣政策目標與金融市場間的影響效果上，以準備貨幣為操作目標較能在受到外來干擾下影響金融市場；以廣義貨幣供給量M2為中間目標較能在受到外來干擾下影響金融市場。

本論述為找出國際化與績效的互動關係。首先，討論銀行國際化誘因，接著建立一國際化指標衡量台灣銀行業國際化程度，再檢驗兩者的關係。 採取1998年到2007年底台灣銀行業各年銀行資料，共計樣本數達486筆。由於資料為縱橫資料，故一般迴歸方式，加入固定效果與隨機效果以檢視不同的銀行特點是否有影響結果。另外檢驗國際化與績效和其他國際化誘因之間是否有互動的因果關係。 將國際化指標定義為海外資產比、海外營收比及海外費用比三者的一般加權指標。國際化誘因則採取：規模、績效、依循客戶、營收市占率、國內外利差、模仿跟風、市場開放與否等八項。結果發現，規模、依循客戶、國外利差等因素都顯著正向影響國際化程度，其中規模及依循客戶又與國際化程度有顯著的因果關係，故可推論國內銀行業國際化的誘因確實有擴大規模及依循客戶的考量。 以實證結果看來，國際化與績效確實會互相影響。另外，考量個別銀行的特性後，台灣銀行業符合固定效果模型。結果顯示，影響銀行績效的因素在不同銀行間沒有很大的差異，然而各銀行所屬的固定特性不同，確實會深刻影響銀行國際化程度的差異，亦即個別銀行的固定特性是影響國際化的重要因素。可見，銀行利用國際化策略而提升銀行績效的做法是有其前提所在，也就是本身條件要好。 銀行國際化、績效、規模等因素就像是一個迴圈，彼此影響。也可以說銀行要提升績效的方式有很多，國際化、併購、擴大市場都是策略之一，只是目前在國內銀行業市場有限的關係，造成國際化策略的自然形成，銀行國際化是一種過程、是一種手段，並不一定與績效有因果關係，只是現在剛好走到這裡。 /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bank performance and DOI(degre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We start with explore the incentives for banks to internationalize themselves. Then we structure an index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finally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various variables and performance. This study uses unbalanced panel data of the Taiwan bank industry from 1998 to 2007. Besides the often-used regression method, this paper also tests both fixed effect and random effect models with panel data, and examines Granger causality between bank internationalization, performance and incentive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We find that variables such as scale, customers-following and foreign interest rate spread positively affect bank internationalization; moreover scale and customers-following factor Granger cause bank internationalization. So we can conclude that utilizing-economies-of-scale and following-customers are two incentives justifying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y of Taiwan’s banks.

本研究針對七個國家包括：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日本、香港、與澳洲。檢驗各國主成分為REITs商品在內的不動產證券指數，對於該國的消費者物價指數與國際原油價格是否具有正向的通貨膨脹避險效果。並比較各國的普通股價指數對該國的消費者物價指數與國際原油價格的通貨膨脹避險效果。本研究首先檢驗各國不動產證券指數/普通股價指數之月增率與消費者物價指數/原油價格之月增率之間是否具有正相關性。並將消費者物價指數/國際原油價格之月增率以HP濾波分解成永久性部分與暫時性部分，以迴歸估計消費者物價指數/國際原油價格之月增率的永久性與暫時性部分對於不動產證券指數/普通股價指數之月增率是否有正向的解釋能力。並以Granger因果關係檢定通貨膨脹像消費者物價指數或原油價格的月增率是否會Granger影響不動產價格的月增率。最後在進行單根檢定確認各數列皆為I(1)數列之後，檢驗不動產證券指數/普通股價指數與消費者物價指數/國際原油價格是否存在共整合關係，亦即代表是否具有長期的均衡狀態。 結果發現，幾乎所有國家不動產證券指數的月增率不管是對物價指數的月增率或原油價格的月增率的相關係數大多為無相關，在美國、加拿大、與澳洲甚至有些微的負相關，沒有支持通貨膨脹避險的證據。而在迴歸分析的結果，在加拿大、英國、法國，與日本，物價指數月增率的永久性部分對不動產證券指數月增率有負向影響；在美國與香港則是物價指數月增率的暫時性部分對不動產證券指數月增率有負向影響。至於原油價格月增率的暫時性部分則在美國、法國、與澳洲找到對不動產證券指數存在負向影響的證據。其他國家則無法找到支持物價指數月增率或原油價格月增率的永久性或暫時性部分對不動產證券指數月增率具有正向影響。此外Grnager因果關係檢定中，只有美國的消費者物價指數月增率Granger影響不動產證券指數月增率。 而在假設無時間趨勢的共整合檢定之中，所有國家皆有顯著證據支持不動產證券指數與該國物價指數存在共整合關係，但若假設具有時間趨勢，只有加拿大，英國，日本與香港具顯著證據支持共整合關係的存在。而不動產證券指數與原油價格的共整合關係，不論有無時間趨勢，只有在加拿大、日本與澳洲這三個國家找到共整合關係存在的證據。 而普通股股價指數與消費者物價指數或原油價格實證結果顯示，相關係數檢定與不動產證券指數檢定結果相似，大多為無相關；只有美國、法國、與澳洲有些微負相關存在。迴歸分析中，物價指數月增率的永久性部分在加拿大、法國、與日本對普通股價指數月增率有負向影響；暫時性部分則在美國與澳洲對普通股價指數月增率有負向影響。原油價格月增率的暫時性部分在美國與法國對普通股股價指數存在負向影響的證據。而Grnager因果關係檢定中，在較多國家找到顯著證據支持原油價格月增率Granger影響不動產證券指數月增率。共整合檢定中，若不考慮時間趨勢，所有國家的股價指數均對物價指數存在共整合關係，但若考慮時間趨勢，則只有日本與香港有共整合現象；至於股價指數與原油價格的共整合檢定，不論有無時間趨勢，只有在日本、香港與澳洲找到些微共整合關係存在的證據。 整體而言，並無顯著證據存在支持不動產證券指數的報酬會隨著通貨膨脹的增加而增加；或是通貨膨脹的增加可以解釋不動產證券指數的報酬。然而不動產證券指數與消費者物價指數之間的確存在共整合關係，代表長期之下，兩者會往均衡方向調整，具有部分通貨膨脹避險能力。而普通股價指數與不動產證券指數的結果相同，但在檢設具有時間趨勢的共整合檢定上，不動產證券指數在四個國家存在共整合關係，普通股價指數則只有在兩個國家找到共整合存在的證據。不動產證券指數長期而言較普通股價指數具有較好的通貨膨脹避險效果。

本篇論文名為中性行為與幫助犯，然論文的主題並不是兩個不相關的概念，而是想藉由分析刑法上中性行為問題的起源與脈絡，進一步的去觀察中性行為問題在幫助犯概念上的定位。藉由本文的探討可以發現，我國學說在討論幫助犯的構成要件時，長期以來欠缺歸責論的思考。故在幫助犯的構成要件適用上產生了中性行為問題，反之如果能注重這方面的問題，則中性行為問題自然迎刃而解，故本論文名稱雖包含兩個主題，其實重點在後者，亦即幫助犯的構成要件。 本文在第二章介紹我國幫助犯概念討論的現狀與問題。於第三到五章則介紹外國實務學說，於第六章則提出自己的見解，先檢討外國學說的迷思，與探討中性行為問題在幫助犯的定位，之後借助刑法上客觀歸責的階層，區分為製造風險與實現風險兩個要件提出自己的見解，最後討論主觀故意的範圍後，歸結出本文對於中性行為問題的看法，與幫助犯的要件，並使用至今的討論成果來回頭解決我國實務與學說上的問題。

本文使用 1981 年 1 月 5 日至 1997 年 5 月 31 日台灣加權股價指數以及交易股數的資料探討台灣股市的時間序列特性，並且針對政府對股市的干預政策檢定政策干預的有效性。本文採用的實證方法包含 Augmented Dickey-Fuller(ADF)單根檢定，Perron 結構性改變檢定， ARCH 效果檢定，干預分析(Intervention Analysis)以及 Granger 因果關係檢定。實證檢定的結果如下： 1、在單根檢定方面，股價指數、交易股數和股價指數變異數三個時間序列都是一階穩定序列。 2、在 Parron 結構性改變檢定方面，股價指數、交易股數和股價指數變異數三個時間序列在 1990 年 5 月到 10 月之間曾經發生明顯的結構性改變。 3、在 ARCH 效果檢定方面，股價指數和交易股數二個時間序列的殘差項都有 ARCH(1)效果存在，而股價指數變異數的殘差項不存在 ARCH(1)效果。 4、在干預分析方面，穩定基金對股價指數的干預效果不顯著。 在漲跌幅限制方面，漲跌幅限制的變動對股價指數、交易股數及股價指數變異數的干預效果都不明顯。 在證卷交易稅稅率改變的干預分析方面，證卷交易稅稅率改變對交易股數和股價指數變異數沒有影響，但是證交稅稅率變動和股價指數呈現正向的關係。 5、在 Granger 因果關係檢定方面，本研究發現漲跌幅限制改變和股價指數漲跌二者互為因果，但是股價指數對漲跌幅的影響較大。 在證卷交易稅稅率改變與股市的因果關係方面，本研究發現股價指數的漲跌是證交稅稅率改變之因，顯示主管機關的證交稅稅率政策是受股市的市場狀況所左右。 / In this paper, I examine the effectiveness of official intervention in Taiwan's equity market. I consider the security transaction tax, price limit and stabilization funds as examples. The nonstationarity and structural changes of equity index time-series process were first detected and detrended. The Autoregressive Conditional Heteroskedasticity (ARCH) model is employed to examine the intervention effectiveness, since it allows for a formal test of changes in the index mean level, index conditional variance or both, in response to the changes of security transaction tax and price limit. The results implies that policy authority adjusted security transaction tax and price limit in accordance to the change of equity index level. I also find that the imposition of security transaction tax and price limit have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reducing the equity index volatility.

由於住宅價格變動毫無預警制度，人民往往憑著個人主觀的判斷而決定何時購屋或售屋，而此種主觀判斷住宅市場利多及利空的觀念，對住宅市場的供需會產生失衡現象，因此是否可從經濟面的訊息找到住宅價格變動的答案，使住宅價格在尚未變動前，政府即已掌握資訊，提前做好穩定住宅價格的因應對策，使民眾依其需要而購屋，則是本研究之主要目的。 　　本研究從文獻中整理出影響住宅價格變動的七個總體經濟變數，這些總體經濟變數包含工資、物價、所得、貨幣供給額、股價、匯率及利率等，並利用向量自我迴歸模式(VAR)進行實證，以便較客觀的獲得變數間的落後期數及暸解變數間雙向、單向及領先、同步、落後情形，且進一步探討住宅價格與每一個總體經濟變數間影響程度大小及影響情形，以釐清各變數之間的關係。 　　本研究利用VAR模型進行住宅價格與總體經濟變數關係的研究，經由實證，得到下列的結論： 　　一、實證結果方面 　　本研究之實證主要有因果關係檢定與分析、變異數分解之分析及衝擊反應之分析三方面，其實證結果如下所述。 　　（一）因果關係檢定與分析 　　由因果關係檢定與分析中，得到股價、物價、匯率、貨幣供給額及利率均能做為住宅價格變動的領先指標。 　　（二）變異數分解之分析 　　由住宅價格之變異數分解中，得知住宅價格自身的解釋程度僅占三分之一，另三分之二被其他的總體經濟變數所解釋，顯示住宅價格受總體經濟變數的影響相當大；而從其他總體經濟變數之變異數分解中，得知住宅價格變動會干擾到總體經濟變數，而使總體經濟變數受干擾而變動變動。 　　（三）衝擊反應之分析 　　從總體經濟變數對住宅價格的衝擊反應分析圖中可以明顯看出除工資外，其餘總體經濟變數變動對住宅價格造成的衝擊均相當明顯，但匯率及利率對住宅價格的衝擊是負向的。 　　住宅價格對所得、股價、匯率及利率的衝擊相當明顯，而其對匯率的衝擊是負向。 　　二、政策應用方面 政府的決策過程中常會有時間落後的現象，而本研究實證的目的則是要使政府能事先掌握住宅價格的變動，並提前做好穩定住宅價格的因應對策，減少政府決策過程的時間落後現象，而實證結果應用至政策方面的內容則由以下說明之。 　　（一）藉由因果關係檢定與分析的實證內容，可以縮短政府對住宅價格不合理變動問題認定落後的時間。 　　（二）從變異數分解之分析的實證內容中，可以使決策者在解決住宅價格問題時，將行動落後的時間減少。 　　（三）由衝擊反應之分析中，可以使政府在執行穩定住宅價格政策時，將衝擊落後的時間縮小。 / Since there is no alarm system in the change of housing prices, people often decide when to buy or when to sell based on personal and subjective judgement. Such concept to judge subjectively whether the housing market is bull or bear will cause unequilibrium in the supply and demend of the housing market. There it is possible to find out the answers to the change of housing prices from economic side so that the government can have enough information and can be prepared in the reaction to stabilizing the housing prices, and so that the public can buy house according to their needs is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Seven variables in macroeconomics influencing the change of housing prices have been taken from reative literature, including wage, commodity price, income, money supply, stock price, exchange rate, and interest rate. VAR has been employed to verify so that the more objective lagging period among variable can be known, and the bi-directional, uni-directional, leading, contemporaneous, and lagging situation among variables can be understood. Furthermore, the degree and the status of influence of each macroeconomic variable to the housing price will be investigated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 among the variables. 　　The present project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 between housing price and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We have the following findings: 　　I、In Empirical Study: 　　The empirical study in this project includes causal relation test and analysis, the analysis of variable decompositon, and the analysis of impact response. The results are shown in the following: 　　(I) Causality Test and Analysis 　　In the causality test and analysis, we find out that stock price, commodity price, exchange rate, money supply and interest rate all can be the leading indicators in the change of housing prices. 　　(II) The Analysis of Variable Decomposition 　　It is learned from the variable decomposition of housing prices that housing price can only explain one third of the cause in its change, the other two thirds are explained by other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It shows that housing prices are subject to the influence of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greatly. 　　From the variable decomposition of other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we know that the change in housing prices will affect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so that the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will change. 　　(III) The Analysis of Impact Response 　　It can be obviously seen from the analysis figure of the impact response of the macroeconomics to housing prices, all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will cause obvious impact to housing prices expect for wage. However, both exchange rate and interest rate have negative impact to housing prices. 　　Housing prices' impact to income, stock prices, exchange rate and interest rate is quite obvious, among which, the impact to exchange rate is negative. 　　II、Policy Application 　　It is a common phenomenon that there often will be lagging in time in government's decision making. The purise of the empirical study in this project is to let the government to know in advance the change of housing prices and to let the government to know in advance the change of housing prices and to let the government be prepared in the reaction of stabilizing the housing prices to minimize the lagging in the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The contents of application of the empirical study to policy are explained in the following: 　　(I) With the empirical results of the change of the causality test and analysis, the time for the government to recognize the unreasonable changes in housing prices can be shortened. 　　(II) With the empirical results of the analysis of variable decomposition, the decision makers' lagging in the action responding to housing pricescan be minimized. 　　(III) With the analysis in impact response, the lagging in impact will be minimized when the government executing her housing price stabilizing poli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