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證責任係當事人在訴訟上為證據提出之責任。我國舊刑事訴訟法之訴訟制度，採澈底的職權主義，當事人之提出證據，係以協助法院發現實體的真實為目的，究其性質，為基於當事人之權利性。新刑事訴訟法兼採當事人主義之精神，規定檢察官負有舉證責任，並認當事人得為證據之提出。此規定之真義如何？性質如何？效果如何？皆為待解決之問題。本論文係就我國刑事訴訟法所採之基本訴訟制度加以分析，注重當事人舉證責任性質之探討，參酌英美法、日本法及其學說而為比較研究，以期就諸問題得一正確之解答。 本論文計分六章。 第一章「緒論」。本章重在觀念之澄清，先就舉證責任之理論背景扼要敘述；次就舉證責任與法院審理義務二者加以區分，藉澈底職權主義下舉證責任問題之探討，以避免二者之混淆；最后就各種不同刑事訟訴制度下舉證責任之作用，加以論述。 第二章「主張責任」。言舉證，必先有主張，離主張，無所謂舉證。主張責任係當事人提出訴訟上爭點事實之責任；舉證係以經主張之事實為對象。是以本章就主張責任之概念、性質、內容及分配諸問題，一一詳加說明。並就主張責任與舉證責任二者之關係，加以探討，進而分析因法院職權之介入，對二者關係所產生之影響。 第三章「舉證責任」。舉證現任之意義，因各國刑事訴訟所採制度之不同而異。本章由刑事訴訟之基本制度加以分析，藉之推敲舉證責任之真義。關於舉證責任之分配，則依據被告無罪推定之基本法則而為推論。基此法則，原則上被告並不負無罪之舉證責任，而應責成訴追者就被告之犯罪加以證明。於例外情形，為遏止某種犯罪所為立法技術之運用，因使被告負舉證責任，則為舉證責任分配之例外。對於舉證之程度、轉換、及效果諸問題，亦本各種訴訟制度之特質，一一加以解決，以免生附會之論。 第四章「提出證據責任」。在本章，由性質之探究，將提出證據責任與舉證責任加以區別；從性質之區分，以避免學者用語差異所產生之混淆。再本提出證據責任之性質及在訴訟上之作用，討論提出證據責任之分配、程度及效果諸問題。基於性質之不同，可明瞭提出證據現任與舉證責任，在訴訟上具有不同之效果與功能。 第五章「舉證責任之免除」。將無庸舉證之事實，分節討論。公知事實，因係一般人所周知，是以無舉證之必要，此為各國所同，於第一節敘述之。裁判顯著之事實及職務上已知之事實，是否得免除舉證責任，學者意見不一。在第二節中就各不同主張加以論列。英美法有裁判上認知之制度，其範圍如何？另以一節討論之。至於推定法則，負舉證責任之當事人，因該法則之運用，而免除舉證責任。於第四節中說明法律上之推定，係因法律之規定，而為專斷之演繹。事實上之推定，係論理的且歸納的推理作用。強調事實上之推定，應不可欠缺蓋然性，或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 第六章，「結論」。綜論各種訴訟制度下，舉證責任問題之理解。強調被告無罪推定之原則，以期人權之保障。本文認為，舉證責任規定之運用，應注重舉證責任之效果，方能發揮其功能。至當事人亦應善盡其提出證據責任，協力於訴訟之進行，方可達到刑事訴訟發現實體真實之目的。 本論文承蒙陳師樸生教授指導，關於大綱之擬定，寫作之重點及疑難之問題，均一一加以指示或解答，耳提面命，嘉惠良多。陳師於百忙之中，數度閱稿，備極辛勞，謹致誠摯之謝意。又承所主任李元族教授之關切鼓勵，予以許多寶貴之指示，獲益非淺，尤為感激。曹師鴻蘭及楊師敦和惠示珍貴資料，亦併此致謝。

本論文論述公正程序請求權在民事證據法上各主要議題之作用，重點論之如下： 「公正程序請求權理念之建立」，係為探討公正程序請求權之內涵與意義，以鋪陳應用該概念於與民事證據法關係密切之證據調查、事實認定過程之基礎。藉由歐洲人權法院相關判決，以印證歐盟司法機關對公正程序請求權在基本人權脈絡下之意涵及其在實際個案之解釋適用。另亦探討法律安定性與公正程序請求權之關係。因以公正程序請求權為前導法理所指向之程序內涵之一為實質公平正義的追求。建基於此目標，為使程序法注入新理論概念而與憲法層次之價值觀相連接，因此在立法論指向積極擴大「不確定法律概念」的立法應用，使司法裁量(Ermesson)於民事證據法的解釋、適用判斷空間於焉擴張，若對不確定法律概念的規範特質、規範目的不予釐清，而汎用於事實認定與證據調查程序中，同時司法裁量的運作空間在解釋論上，其寬窄勢必增加法官就其裁量判斷對當事人發生「突襲性裁判」之機會。以此對照同為法治國原則所衍生之法律安定性、法律明確性原則等之內在限制要求，不確定法律概念之指涉範圍則與之形成對立緊張關係。不確定法律概念是否應予限定，又如何與審判實務相銜接，其如何在「法官恣意禁止原則」下踐行，實值評估。值注意者為德國法學者關於法治國原則之正當程序及不確定法律概念之討論，其解釋論取向實值深思。 關於舉證責任之分配，我國新修正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七條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本條規定為德、日所無，而係我國所獨創。針對此舉證責任所設之通則規定，於審判實務上以公正程序保障之觀點以言，是否能臻至法律明確性之要求，而具體落實為操作性規則(Operations Regeln)，實不無疑義。如何於訴訟階段運用該條規定以合理分配敗訴之風險，以及建立一明確而穩固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乃直接衝擊當事人訴訟勝敗，在「原則-例外」脈絡下，如何保障當事人公正程序請求權，防免法律突襲，實有賴舉證責任分配一般原則之確立。另蒐集美國判決以觀察common law之舉証責任分配其原則是否以衡平原則為依據。此外，闡明權行使在實質上賦予法官介入個案調整紛爭當事人訴訟程序相對地位之職權。惟由於程序安定性之要求既在保護人民對於訴訟程序之信賴，如何保護實體權利、實現正義，均應依正當程序解決兩造糾紛始有可能為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等所信服，則闡明權如何平衡兼顧兩造利益，以維法官之中立；對以法尋求說做為程序目的論者而言，又如何平衡兼顧實體利益與程序利益，實值探討。而藉由對於闡明權行使之分析，以理解其為何引起法律適用的困難，以致於在司法審查密度、心證公開的決定上會成為一個有意義的問題。為促進訴訟，更進一步是否應將事案解明義務一般化?又如何於訴訟階段以一般化事案解明義務為基礎，使當事人盡力於證據之提出及其可期待性? 於充分賦予當事人公正程序保障之前提下，如何使當事人之證據提出責任具體化，為所關心之課題。 舉證責任減輕之體系定位之釐清將有助於解析整個事實認定之過程，在「原則-例外」基本原理的體系脈絡下，為達公正程序請求權所保障之實質公平，構成舉證責任減輕之事件類型，正當性及所採取之種類方式，其法理基礎均為關切之重點。現代科技文明，非但對自然生活環境帶來一定衝擊，更直接影響現代型紛爭、訴訟之蓬勃發展。文獻上對以公害、醫療、交通、產品責任等現代型訴訟為例，已累積相當成果。對受害人因欠缺得與財團企業、專門職業從業者相抗衡之專業知識與經濟實力，若需就其行為與「損害」間之因果關係負擔客觀舉証責任，實近於緣木求魚。則於訴訟法上應如何透過舉證責任減輕以減輕訴訟中弱勢原告之証明負擔，調整雙方不對等之訴訟地位以落實訴訟法上之「武器平等原則」，及損害賠償數額確定之舉證責減輕，究是否等同於衡平裁判之問題，實極有討論價值。另論述美國學者John Rawls提出之正義論做為平等原則在證據法操作性規則之可能性，及德國學者Prütting對勞動法證明責任之見解，對於經濟上弱勢地位之勞工與資本家間勞資爭議事件之探討深具啟發性。 「證據蒐集與事實認定之公正程序保障」，探討關於證據資料蒐集及各種證據方法之提出，在證據調查程序上各有何特性，又應如何保障公正程序之審理過程。訴訟對立之兩造，其實體利益及程序利益之消長在事實認定、證據價值判斷上決定勝敗，依此觀點下兩造之利害關係成為零合賽局，而非相互協助合作。證據蒐集方法中文書提出義務、協力義務等主張亦處於類似之狀況，則其以公正程序觀點檢視其範圍、正當性與界限，實有必要。 違法取得證據資料之證據能力部份，討論因科技發展帶動新穎證據方法之出現，使證據資料之取得來源益趨多元，如何決定新穎科學證據所應採之正當調查程序，對於我國社會徵信公司、討債公司林立之現況，自有其實證研究價值。就民事程序中負舉證責任人或第三人之違法取得證據，例如以電話竊聽，私下錄音或其他文件之竊取、未經同意之照片拍攝錄影、潛入工廠生產線以取得證據資料證明製程專利侵權等，產生追求真實之訴訟目的觀與程序或實體法規範衝突之情形，尚且擴及憲法之價值確立與衝突之問題。依正當程序及其他憲法原則之審判應如何合宜審度裁酌方得認定證據資料之證據能力，又如何忠實反映該新種證據方法所表彰之證據價值等，甚值注目。申言之，取得證據資料與其他基本權，如隱私權、人性尊嚴、人格權、財產權、自由權等價值之相互間對抗與衡量。 對於證據蒐集，一般認為，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在證據蒐集程序上相異處之一在於摸索證明之原則准否。而評估我國是否容許類似英美法系之事證開示制度(Discovery or Disclosure)，學者間爭議頗多。而在德國，學說及實務上有以辯論主義作為承認摸索證明禁止原則之理論依據者，而通說亦向來將摸索證明之許可性討論置於適用辯論主義之程序中為之。以程序制度之原則一貫性而言，是否應原則禁止，例外准許。而可能例外准許類型之範圍及考量因素為何，其程序態樣，及其法理基礎為觀察重點。摸索證明是否應與准許，對訴訟對立之兩造，影響至巨，而有與公正程序所要求之當事人具體化義務，證據聲明明確性等標準相衝突之虞。證據評價為另一論述重點，所蒐集之證據在自由心証下如何為證據評價本文襲承證據法學說對證明度等基礎概念之討論，說明關於何種證據方法、證據資料得成為法院事實認定之素材，即具證據能力及經嚴格證明，而對於解明事實而言又有多大助益（亦即證據價值）證據相關性(或關連性)問題與證明預斷之禁止原則等，凡此種種議題因均與法院認定事實之過程息息相關，誠有檢討實益與必要。 擬制自認與失權制度之公正程序保障部份，鑑於訴訟制度為一集團現象，司法資源有限，課紛爭當事人以訴訟促進義務，以達防止訴訟延滯、簡化爭點、審理集中化之目標，並賦予違反此義務者以失權之法律效果，對程序利益保護雖為一有效手段；然因其剝奪當事人進行攻擊防禦之機會，認定事實之基礎並非在於當事人積極而經自由意志判斷之訴訟行為，則在如何之法理支持下，乃能正當化此強制處分對擬制自認、遲延提出攻擊防禦方法之失權與其他程序上異議(責問)失權等所造成當事人程序及實體權利不利益之科處，實值深究。在審判實務上，對於擬制自認之運用，解釋適用之疑難。例如，對於所謂「不爭執」之定義、及擬制自認之效力等基本問題之疑義、沉默的證據力等為其著例。在證據調查或準備程序之爭點整理階段，公正程序權利如何保障以無悖於法治國之憲法原則，為著力關切點。

第一章緒論，旨在解明本論文之研究動機及論文架構。 第二章舉證責任分配體系與損害賠償數額之確定，旨在解明舉證責任分配之概念、舉證責任分配法則、舉證責任分配原則之體系建構，並在本章當中，將說明「損害賠償數額之確定」此一舉證責任減輕機制於舉證責任分配體系中之體系定位。 第三章損害賠償數額之確定之立法旨趣，旨在解明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二二二條第二項之立法旨趣，本文將先就外國法之相關規定及其立法旨趣加以解明，次針對民國八十九年所制訂民事訴訟法第二二二條第二項之立法旨趣從立法資料、學理上、實務上之看法加以解明其立法旨趣之所在。 第四章損害賠償數額之確定之適用範圍，旨在解明此一制度的適用範圍，針對因果關係、損害賠償請求權、損害賠償請求權之包括或(及)一律請求、與有過失等是否有此一制度之適用，將於本章加以解明。此外，針對學理上所提出之可能類推適用此一制度之事項，本章亦將一併予以討論說明。 第五章損害賠償數額之確定之構成要件，本章將先就法條之構成要件與德國法上之差異處加以解明，次就民事訴訟法第二二二條第二項之法文構成要件加以說明，末針對相關聯之制度亦一併於本章加以檢討分析。 第六章損害賠償數額之確定之法律效果，本章將就學理上所提出之證明度降低說、衡平裁量說、折衷說等三說加以說明分析，並對於我國實務上之看法整理分析。 第七章回顧與展望，係本論文對於損害賠償數額之確定此一制度所提出看法之整體性回顧，以俾讀者迅速地掌握本文對於損害賠償數額之確定之法理論、要件論、效果論之看法。

稅務案件涉及稅捐核課之行政程序和爭端解決之訴訟程序，兩者皆採職權調查主義，當事人對於待證事實之主張及證據聲請不拘束行政機關與法院，其得依其職權就必要且可能之證據為調查。而因稅務案件量大且相關證據皆處於納稅義務人之管領範圍下，致職權調查待證事實困難，故有當事人協力義務之規範，兩者相互影響。若當事人不盡其協力義務將可能使證明度降低，並於審判最終待證事實仍真偽不明時，以客觀舉證責任為判決分配。本文分析現行法規範下行政與訴訟程序中有權機關職權調查、當事人協力義務、證明度調整與舉證責任之分配，並以營利事業所得稅常見之爭議為例，探討現行實務作法是否與理論一致，並於文末提出相關現行作法之修改或法規範之建議，以供參酌。 / Tax administrative lawsuits involv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and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Both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and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follow the inquisitorial investigation. Tax authorities and courts can investigate the facts and circumstance according to their authority and are not restricted by the declaration of the parties. However, due to the fact of a large number of tax administrative lawsuits and tax information often accessible only to taxpayers, tax authorities and courts may encounter great difficulties in the inquisitorial investigation. Therefore, taxpayers are obligated to assist tax authorities to investigate the relevant facts and circumstance. Taxpayers’ obligation to assist tax authorties may have a counter-effect on tax authorities’ obligation to follow the inquisitorial investigation. When the cooperative obligation falls on the party, it may cause essening of the standard of proof. If there still not knows the truth at the end of final judgment, using objective burden of proof to allocate the judgment. This thesis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quisitorial investigation of the authority, cooperative obligation of the taxpayer, standard of proof adjustments, and the current burden of proof of legal norms. By examining the tax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cases concerning the Profit-Seeking Enterprise Income Tax, this thesis analyzes the discrepancy in the practice and the theory, and concludes with relevant suggestions to improve current practice and legal norms.

建築師為我國專門職業技術人員之一，但自1989年東興大樓及1997年林肯大郡事件發生後，使得居住安全有著顯著的關注，同時近年人民權利意識提高，法律環境也由過去建築師的技術執業環境中，成為其風險環境的一環。之所以成為建築師執業的環境風險主因在於建築師的養成教育中，技術教育函蓋了一大部分，法律教育付之闕如，基本的法律教育僅在於行政法及技術規範的範疇，在面臨執業環境所須的法律基礎知識在專業教育環境中所給的基礎法律教育是不充足，使得建築師雖然有技術但權利義務意識不足，這樣的不足，其實也是對委託人的權利義務同樣也具不利益的狀態。 依專門職業技術人員發展的歷史源流來看，專門職業技術人員的產生有其經濟學上的理論基礎，同時也與私法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因此，無論是由國家管制與專業倫理規範角度來看，雖在強化專業責任與專業紀律，最終目的都在使專門職業技術人員在運用專業權力時，完整地提供專業技術，使專門職業技術人員與委託人得私法關係完整。 目前專門職業技術人員依我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規定有十四類，建築師為其中一類，而我國所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詞彙類似於國外所使用「專業」及「自由業者」等詞彙，同樣在社會經濟發展佔有一定的地位，有謂建築師與其它三師（律師、醫師及會計師）並列為社會四師，其實這四師只是社會發展史上古老的行業而已。從目前研究探討四師之民事責任文獻資料，其它三師篇幅最多，而建築師之民事責任者微忽其微，而探討建築師責任之文獻多以法定義務形成內部專業倫理、公法或刑事的角度為主。筆者以網路關鍵字眼「建築師」搜索司法裁判資料結果，最高法院中民事案件與建築師關聯案件有1588件，刑事案件則達588件，兩者比例懸殊；除此以外，就建築師責任以現有的狀況而言，不是行政懲戒就歸究於刑事責任，就規範面看，民事責任也是法規範上處理損害填補的一種依據，但是探討建築師民事責任卻佔少數，而民事關係在實務上也確有其需要，同時基於筆者本身為建築專門職業技術人員，故希望能藉由論文撰寫的過程能自我回饋，並同時可以提供同業了解建築師的民事責任。 論文研究建築師民事責任，在研究方法以專門職業者的本質為探討基礎點，首先探討我國建築師法的沿革，並闡明現行建築師部分法定義務不明之處，後以契約中債之義務結構理論在建築師契約的給付義務（英文為performance，德文為architektenleistung）類型，並以案例探討建築師民事責任，並收集國外（以美、德、日三國）建築師的民事責任見解輔以國外建築師民事責任案例，來探討建築師民事責任。 文獻運用的策略，除參考現有契約理論文獻外，基於對建築師民事責任研究偏少，因此，參考律師、醫師的民事責任研究文獻做為建築師民事責任的研究參考點，借由同為專門職業本質共通點的民事責任基礎，並基於專業服務客體的不同，探討建築師民事責任所專屬的不同面相。故研究方法係參考現有專門職業的民事責任重要文獻，借由比對彼此職業特質，作為研究建築師民事責任的基礎。除實體法契約責任研究策略外，亦包含程序法中建築師民事程序責任中之舉證責任分配，基於現有探討的文獻不多，而就舉證責任也以參考其它專門職業者的舉證責任方面文獻，以提供建築師民事責任舉證責任的基礎。

證券詐欺訴訟因果關係要件之舉證問題，涉及實體法上規範要件種類之判定及詮釋、訴訟法上舉證必要性所要求之程度、客觀舉證責任轉換必要性之類型考量因素，以及反證證明度之評估等問題。 美國法院就證券詐欺訴訟之因果關係要件，係藉助傳統侵權行為法將因果關係區分為事實上因果關係（Causation in Fact）及法律上因果關係（Legal Causation）之概念(前者據以判斷責任成立與否，後者則用以界定責任之範圍)，創設了交易因果關係（Transaction Causation）及損失因果關係（Loss Causation），分別建立證明標準。個案操作上，交易因果關係及損失因果關係之舉證法則，不拘泥於傳統侵權行為之法律操作，均容有法律政策考量及彈性處理之空間。 反觀我國，在通說所採相當因果關係理論及因果關係二階論之下，原存在責任成立及責任範圍之不同論理層次；再者，基於證券集中交易市場有異於傳統面對面之交易型態，因果關係要件之認定較為不易，其證據評價及客觀舉證責任之分配，實牽動實體法上規範目的及法律政策之拿捏，而非單純機械式之套用。近年雖已有法院參採美國實務所發展之詐欺市場理論及效率市場假說，推定交易因果關係存在，惟此種「推定」在實體法及證據法上之論理基礎何在？法官因應證券詐欺訴訟之特殊性，又如何拿捏證據評價之程度，或於何種情況下得調整客觀舉證責任分配，以緩和規範理論或特別要件說下，一般舉證責任分配所造成之不公平，或作為一種落實實體法政策及管制目的之手段？本文研究之目的，即在於透過美國法與我國法之分析研究，嘗試就下列若干問題提出評估及具體建議： 一、我國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納入詐欺市場信賴推定之可行性 二、美國證據提出責任獨立移轉與我國主觀舉證責任依附於客觀舉證責任移轉有何本質上之差異 三、證券詐欺訴訟因果關係要件舉證責任減輕之具體類型 四、原告就因果關係要件是否得以較低蓋然性經驗定律建立表見證明 五、區分交易因果關係與損失因果關係之必要與實益 六、美國Dura Test於因果關係要件舉證責任之意義 七、我國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結合美國Dura Test適用之可行性

侵害名譽權民事事件涉及名譽權與言論自由之衝突，二者均係受憲法保障之基本權，究應如何調和方屬妥當？就此，立法者於我國刑法設有第310條第3項前段「真實不罰」之規定、第311條「善意適當評論」之規定，其次，釋字第509號解釋以合憲性解釋創設之「合理查證」，係大法官就平衡名譽權與言論自由之保障所劃定之憲法要求。 前揭刑法規定與釋字第509號解釋於民事侵權行為法制下應如何適用？本論文以我國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為基礎，探討侵害名譽權之民事侵權責任之實體要件如何定性、程序上其舉證責任如何分配，以及舉證責任減輕之必要與方式、訴訟上具體舉證活動之操作等相關議題。 由於此議題涉及憲法、民事實體法及民事程序法等領域，本論文整理並歸納目前國內該等領域之相關學說見解外，另參考美國誹謗法上著名之真實惡意原則等相關判決先例後，嘗試提出侵害名譽權民事事件之實體要件定位暨其舉證責任分配之一般原則、及類型化舉證責任減輕架構之建置。此外，本論文觀察我國實務判決，研究分析法院就該等議題之見解發展，與更進一步者，即具體訴訟法中法院係如何進行相關之舉證活動與證據認定。希冀能為侵害名譽權之民事事件提供兼顧法律安定性及個案正義，同時平衡名譽權與言論自由之保障之法制建置。

近年來，我國食品安全爭議屢傳，就違反食安法規而非法添加、製造之食品對消費者身體健康造成之損害，消保會於塑化劑、大統油事件中，皆曾透過民法、消保法、食安法上之商品責任規定，為消費者提出損害賠償之團體訴訟，然而，在實體上，食用不符合衛生安全法規製造生產之食品，是否可認定必然對人體健康造成損害？具體疾病之發生與規範意義下之損害應如何區別應用？另，消保法上懲罰性賠償金究否由食品製造業者連帶負擔賠償責任？在食安法下，懲罰性賠償金之連帶是否有相異之解釋？在程序上，因疾病發生於醫學判斷上之多因性，使問題食品與身體健康權受侵害間之因果關係舉證陷入困難；而長期食用問題食品卻未罹患疾病者，其健康權之受損又應如何舉證？凡此，為食品安全之損害賠償訴訟中不可避免之核心議題，本文擬以實務判決所遇困境出發，探求食安訴訟下商品責任之解釋與適用。

保險已成為現今社會一重要經濟制度，與證券及銀行共同為金融支柱。而保險已成為每個人生活的必需品，扶助很多遭遇突然事故或災變的家庭度過難關。教科書或文章已經說了很多保險是自助人助的論述。國人從早期對保險的排斥，到現在台灣保險覆蓋率世界第一，每人平均擁有約三張保單，即可證明國人對保險的接受度已經提高。 但依財團法人消費金融評議中心統計，前述金融三大支柱中，以保險的爭議最多。在2015年，產、壽險業申訴及評議案件占整體均為20%及60%以上，而銀行約在10%上下。究其原因，乃保險之經營技術較為特殊，且其為無形「產品」消費者若欲感受保險的存在，幾乎是在理賠階段。而理賠終究有不符合條件之情況發生；再者，消費者與保險公司理賠認定認知差距亦是爭議所在；最後，(保險)消費者主觀意念認為購買保險就是為了發生事故時能得到理賠，故更加深與保險公司間之對立。尤有甚者，以詐欺手段取得保險金，在申請與審理間，保險公司付出相當大的成本查證，但同時也因處理費時而造成客戶不滿(關於『保險詐欺』壽險理賠先進及前輩已有多篇文章論述，且非本文主題，故不予贅述，或容不才爾後以專文研究)。 本人在壽險業界任理賠人十有七年，有感理賠爭議來自三大類：一、壽險：以違反告知義務被保險公司解除契約之爭議為大宗；二、健康保險：此又可分為二類(一)手術爭議及(二)是否有住院必要之爭議。近年則以(二)為大宗；三、傷害險：在業界，傷害險的爭議件數並非最多，但所造成的影響卻為最大。本文以傷害險為研究主題，係以所造成的影響最大為發想；另外，保險法第一三一條所規定之文義是否足以弭平傷害險爭議(尤其在經過多次條文修正後)。從諸多案件中可以發現，一般人對保險法第一三一條條文「I傷害保險人於被保險人遭受意外傷害及其所致殘廢或死亡時，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II前項意外傷害，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所致者。」常有誤解，將之解釋為「非疾病即屬意外」顯然解讀錯誤！蓋若「非疾病即屬意外」此一論點成立，則按邏輯將無法解釋「老邁」身故此一自然現象(雖然最高法院民事判決一○三年度台上字第六一二號有稱『按意外傷害保險係承保意外傷害所致之損失，凡傷害或死亡之原因，非罹患疾病、細菌感染、器官老化衰竭等身體內部因素所致，而係外來、偶然等不可預見之事故所生，除保險契約另有特約不保之事項外，均為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按判定是否符合保險上之意外傷害，不能僅僅以「非疾病即屬意外」一語帶過，因為它還必須符合突發、偶然、不可預料等要件。 另外，當被保險人受到意外事故而致傷、殘或死亡時，而傷害結果摻有疾病因素「貢獻」其中時；或承保事故與非承保事故互有因果關係時，該次傷害結果得否認定為傷害保險之承保事故，則必須運用「近因原則」加以判斷。 保險人因承保事故發生而有給付責任，為因契約而成立「債」之關係。但事故是否為承保範圍，則為關鍵所在。於壽險，生存、死亡或殘廢理賠，認定較為簡單；但於傷害保險，被保險人是否因為條款約定之「意外傷害事故」致成傷害，因為事過境遷，事實很難認定。於法院繫屬時，被保險人(受益人)與保險公司間之攻防，即與舉證責任息息相關。若有一方舉證不能，即有受訴訟不利益風險。 / Insurance is now a major part of the economy system.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like stocks and bonds, or banks in the financial industry and it is now essential in our everyday life. Insurance helps the families that experienced accidents or tragedies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Lots of textbooks and articles have let us know that the insurance is the statement of cooperation. People in Taiwan had been rejecting the insurance in early days; however, until now, the usage rate of insurance in Taiwan has become the top class in the whole world with the average three policies per person, which can prove that insurance is more acceptable nowadays. Nevertheles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of Financial Ombudsman Institution, among the three important roles in the financial industry, Insurance, Stocks and Bonds, and Banks, Insurance is the most controversial. In 2015, the percentage of appeals and arbitration of Non-life and life insurance industry are over 20% and 60%. However, the banks have only around 10%. To explain this kind of circumstance, it is because that the value proposition of insurance industry is more special than others. The products of the insurance, the policies, are mostly intangible, which that the customers cannot recognize the product easily and only when the claims have been settled, the customers can reach the product directly. But, the claims are not always settled as long as the conditions are not met. Moreover, the recognition of the claims are not the same from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and that is the controversial point. Lastly, the customers regard the policies as the guarantees of the claims, which mean that they think once they bought the policies, the claims will be settled anyway as long as the accidents happen. Therefore, this thought strengthens the opposition of the customers to the companies. Furthermore, some people try to get the settlement using fraudulent methods. Such kind of activities costs the companies a lot to verify during the phase of application and processing. At the same time, due to the investigation, it also brings the dissatisfaction of the customers. I have been working in the department of claim of life insurance for 17 years and I have learnt that the controversies are basically from three categories, Life Insurance, Health Insurance, and Injury Insurance. For Life Insurance, most of the conflicts are from the obligation of disclose of the customers, and if the obligation is not fulfilled, the company will terminate the contract in the end. For Health Insurance, it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wo, one is surgery conflicts and the essentiality of being hospitalized and most of them are the second one. For the last, Injury Insurance, it doesn’t have the most cases of the conflicts, but it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This paper focuses on Injury Insurance due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st influential and whether the definition of Article 131(A personal accident insurer is obligated to pay the insured amount when the insured suffers injury by accident, or becomes disabled or dies on account of such injury. The term "injury by accident" as used in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refers to physical harm caused by unforeseen external events other than illness.), Insurance Act, can eliminate the conflicts of Injury Insurance or not. From lots of cases of Injury Insurance, normal people are not clear about the Article and misunderstand the contents as either disease or accidents. If the statement is true, then the natural death cannot be explained as an accident. The recognition of an accident cannot solely by such a brief definition because it has to meet the conditions of “Sudden”, “Accidental”, and “Unpredictable”. In addition, when the insured is injured, disabled, or dead caused by accidents and the outcome of the injury contains the elements of disease, or when the insured peril and the non-insured peril have causal relationships, whether the outcome can be recognized as the insured peril or not depends on the “Proximate Cause”. The insurer has the obligation to pay once the insured peril occur because of the contract and form the relationship of debt. However, the key of the issue is whether the accident is in the scope of the insured peril. In Life Insurance, the recognition of survival, death, or disability is simpler compared to Injury Insurance which contains more uncertain elements. On the other hand, in Injury Insurance, whether the insured is injured because of the insured peril or not is not easy to verify due to the fact is not the same as it happened. During the suit, the burden of proof has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the defendant and the plaintiff. As long as one cannot provide any proof, he has the risks of losing the suit.

近年來醫療事故層出不窮，使得醫療訴訟領域之研究成為十餘年來法律實務及學界新興課題。 　　關於醫療損害之民事賠償責任，傳統上我國法院實務向來係適用民法相關規定，83年開始施行之消費者保護法（以下簡稱消保法）及施行細則於有關「消費者權益」專章，針對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規定其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具有通常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企業經營者違背相關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責任。多數學者認為此部份之規定，係屬無過失損害賠償責任，蓋企業經營者如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僅得減輕其賠償責任，並不影響其賠償責任之成立 。 　　因消保法制定時，並未針對醫療行為是否為該專章所稱之「服務」？醫療機構是否為「企業經營者」？等問題為明文規定，從而該階段討論重點主要係針對「醫療訴訟是否適用消費者保護法」之議題；而87年1月2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以下簡稱台北地院）於馬偕醫院肩難產民事判決中將醫療行為認為係消保法上之「服務」範圍，醫療事業機構應負擔無過失責任後，對醫界則產生巨大震撼，唯恐此一判決將陷醫師及醫療機構於無止盡之醫療糾紛中，因此積極運作遊說修改醫療法，試圖將醫療行為排除於消保法之適用之外。 　　93年4月28日公佈修正之醫療法中，增訂第82條，明定：「醫療業務之施行，應善盡醫療上必要之注意（第1項），醫療機構及其醫事人員因執行業務致生損害於病人，以故意或過失為限，負損害賠償責任（第2項）」，有學者即認為，醫療法之性質屬於特別法，醫療法第82條第2項之增訂，已將醫師及醫療機構之民事責任定位為過失責任，而排除消保法之適用，醫師及醫療機構因診療行為致生損害於病患者，以故意或過失為限，始負損害賠償責任 。而不同見解則以此次醫療法修正只是提供消費者另一種可以對醫療機構及醫師損害賠償請求權的基礎，並未明文排除消保法第7條的適用為由，而認為未來消費者對於醫療糾紛的請求，仍可依據消保法第7條而為主張 。 在法院實務上，最高法院近年來作成的幾個判決，如九十五年度台上字第二一七八號判決、九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四五○號判決、九十六年度台上字第二七三八號判決及九十七年度台上字第七四一號判決等，或以基於「避免防禦性醫療」及「避免浪費醫療資源」的考量，而認為應以「目的性限縮解釋之方式」，將醫師所提供之醫療行為排除於消費者保護法適用範圍之外；或以此次醫療法第82條第2項之修正，已明確將醫療行為所造成之損害賠償責任，限於故意或過失，故認定醫療行為無消保法無過失責任之適用。就此，應有針對近年來實務及學說之不同觀點加以整理與評析之必要。 　　因醫療糾紛所引致之醫療訴訟，除可探討是否有消保法之適用外，在於醫療法第82條增訂後，相關民事責任如須依過失責任體系處理，而其責任態樣為契約責任與侵權責任，請求權基礎主要為債務不履行 及侵權行為。 　　在契約責任，因民法第227條第2項之增修，使得被害人就加害給付所產生履行利益以外之損害，得依不完全給付之理論請求損害賠償 ；而民法第227條之1之增訂，更係提供當事人得依債務不履行之規定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之機制，而充分保障債權人之人格權。此二條文之增修，使得債務不履行相關規定對病人於醫療訴訟中之保護，取得與侵權行為相關規定對等之地位，病人就醫師及醫療機構之醫療過失行為得依債務不履行及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損害賠償。 　　在侵權責任，因侵權行為除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外，尚有1999年增訂之民法第191之3條規定，規範危險事業、工作或活動責任，其為使被害人獲得周密之保護，請求賠償時，被害人只需證明加害人之工作或活動之性質或其使用之工具或方法，有生損害於他人之危險性，而在其工作或活動中受損害即可，不需證明其間有因果關係；但加害人能證明損害非由於其工作或活動或其使用之工具或方法所致，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則免負賠償責任 ，此一規定是否得成為醫療訴訟之請求權基礎，亦引發爭議 ；而醫療行為無論診斷或治療行為，均受到醫療法之規範，醫療法第1條明白揭櫫該法之立法目的在於：「提高醫療品質、保障病人權益，增進國民健康」，醫療法可謂為保障病人權益而設，其規範內容對於醫療人員課以特定義務，且係針對特定群體（病人）個人利益所為之規定，準此，則該法是否可認為係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之保護他人之法律 ？亦即，醫療訴訟民事責任依過失責任體系處理後，除民法第184條第1項之規定外，民法第191條之3及民法第184條第2項之規定是否亦得為醫療訴訟之請求權基礎？本文亦將針對此一部分加以介紹、討論。 　　此外，依傳統舉證責任分配之理論（特別要件說），主張權利發生之人，應對權利發生要件負舉證責任；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之規定即明。惟隨著當今科技知識之進步、社會之變遷，若僅為維護侵權行為法之過失責任主義而一再堅持此項舉證責任，對於負舉證責任之原告，自有相當之不利，尤其於醫療事故等現代社會侵權行為類型，基於公平原則，自應於訴訟法上緩和侵權行為之舉證責任，在訴訟上因舉證不足而遭受敗訴之危險，亦不應完全歸由被告承擔 。亦即，在醫療訴訟中，醫師及醫療機構與病人常存在專業知識之落差，即使適用消保法，病人仍需舉證醫療瑕疵、損害之發生及醫療瑕疵與損害間之因果關係，更遑論要求病人就侵權行為及不完全給付請求權各要件均應負舉證責任，對於病人可能顯得過苛 ，因而有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之規定，減輕病人舉證責任之必要。舉證責任減輕的方式有表見證明與事實說明自己、證明妨礙、加強非負舉證責任一造當事人之協力義務、強化法院職權探知、舉證責任轉換等。上開方式，如何具體適用於醫療訴訟，則有討論之必要。 　　法諺有云「舉證責任之所在、敗訴之所在」，醫療訴訟中之舉證責任分配，可謂價值判斷與利益衡量之難題。在醫療訴訟中，主張權利之原告，通常就醫療事故之發生經過有主張上及舉證上之雙重困難，因而有減輕其舉證責任之必要 。 　　就此，醫療法的修正結果顯然未達到定爭止紛、緩解醫病衝突之目的，惟法律架構已然如此呈現，重點在於法院在實務上應如何運用。本文期待透過理論上之評析，清楚判斷醫療訴訟之請求權基礎，並透過「舉證責任分配」機制之討論及架構，提供個案訴訟之參考，以兼顧醫病雙方權益，並合理解決醫療行為之風險分擔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