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築師為我國專門職業技術人員之一，但自1989年東興大樓及1997年林肯大郡事件發生後，使得居住安全有著顯著的關注，同時近年人民權利意識提高，法律環境也由過去建築師的技術執業環境中，成為其風險環境的一環。之所以成為建築師執業的環境風險主因在於建築師的養成教育中，技術教育函蓋了一大部分，法律教育付之闕如，基本的法律教育僅在於行政法及技術規範的範疇，在面臨執業環境所須的法律基礎知識在專業教育環境中所給的基礎法律教育是不充足，使得建築師雖然有技術但權利義務意識不足，這樣的不足，其實也是對委託人的權利義務同樣也具不利益的狀態。 依專門職業技術人員發展的歷史源流來看，專門職業技術人員的產生有其經濟學上的理論基礎，同時也與私法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因此，無論是由國家管制與專業倫理規範角度來看，雖在強化專業責任與專業紀律，最終目的都在使專門職業技術人員在運用專業權力時，完整地提供專業技術，使專門職業技術人員與委託人得私法關係完整。 目前專門職業技術人員依我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規定有十四類，建築師為其中一類，而我國所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詞彙類似於國外所使用「專業」及「自由業者」等詞彙，同樣在社會經濟發展佔有一定的地位，有謂建築師與其它三師（律師、醫師及會計師）並列為社會四師，其實這四師只是社會發展史上古老的行業而已。從目前研究探討四師之民事責任文獻資料，其它三師篇幅最多，而建築師之民事責任者微忽其微，而探討建築師責任之文獻多以法定義務形成內部專業倫理、公法或刑事的角度為主。筆者以網路關鍵字眼「建築師」搜索司法裁判資料結果，最高法院中民事案件與建築師關聯案件有1588件，刑事案件則達588件，兩者比例懸殊；除此以外，就建築師責任以現有的狀況而言，不是行政懲戒就歸究於刑事責任，就規範面看，民事責任也是法規範上處理損害填補的一種依據，但是探討建築師民事責任卻佔少數，而民事關係在實務上也確有其需要，同時基於筆者本身為建築專門職業技術人員，故希望能藉由論文撰寫的過程能自我回饋，並同時可以提供同業了解建築師的民事責任。 論文研究建築師民事責任，在研究方法以專門職業者的本質為探討基礎點，首先探討我國建築師法的沿革，並闡明現行建築師部分法定義務不明之處，後以契約中債之義務結構理論在建築師契約的給付義務（英文為performance，德文為architektenleistung）類型，並以案例探討建築師民事責任，並收集國外（以美、德、日三國）建築師的民事責任見解輔以國外建築師民事責任案例，來探討建築師民事責任。 文獻運用的策略，除參考現有契約理論文獻外，基於對建築師民事責任研究偏少，因此，參考律師、醫師的民事責任研究文獻做為建築師民事責任的研究參考點，借由同為專門職業本質共通點的民事責任基礎，並基於專業服務客體的不同，探討建築師民事責任所專屬的不同面相。故研究方法係參考現有專門職業的民事責任重要文獻，借由比對彼此職業特質，作為研究建築師民事責任的基礎。除實體法契約責任研究策略外，亦包含程序法中建築師民事程序責任中之舉證責任分配，基於現有探討的文獻不多，而就舉證責任也以參考其它專門職業者的舉證責任方面文獻，以提供建築師民事責任舉證責任的基礎。

近年來醫療事故層出不窮，使得醫療訴訟領域之研究成為十餘年來法律實務及學界新興課題。 　　關於醫療損害之民事賠償責任，傳統上我國法院實務向來係適用民法相關規定，83年開始施行之消費者保護法（以下簡稱消保法）及施行細則於有關「消費者權益」專章，針對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規定其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具有通常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企業經營者違背相關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責任。多數學者認為此部份之規定，係屬無過失損害賠償責任，蓋企業經營者如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僅得減輕其賠償責任，並不影響其賠償責任之成立 。 　　因消保法制定時，並未針對醫療行為是否為該專章所稱之「服務」？醫療機構是否為「企業經營者」？等問題為明文規定，從而該階段討論重點主要係針對「醫療訴訟是否適用消費者保護法」之議題；而87年1月2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以下簡稱台北地院）於馬偕醫院肩難產民事判決中將醫療行為認為係消保法上之「服務」範圍，醫療事業機構應負擔無過失責任後，對醫界則產生巨大震撼，唯恐此一判決將陷醫師及醫療機構於無止盡之醫療糾紛中，因此積極運作遊說修改醫療法，試圖將醫療行為排除於消保法之適用之外。 　　93年4月28日公佈修正之醫療法中，增訂第82條，明定：「醫療業務之施行，應善盡醫療上必要之注意（第1項），醫療機構及其醫事人員因執行業務致生損害於病人，以故意或過失為限，負損害賠償責任（第2項）」，有學者即認為，醫療法之性質屬於特別法，醫療法第82條第2項之增訂，已將醫師及醫療機構之民事責任定位為過失責任，而排除消保法之適用，醫師及醫療機構因診療行為致生損害於病患者，以故意或過失為限，始負損害賠償責任 。而不同見解則以此次醫療法修正只是提供消費者另一種可以對醫療機構及醫師損害賠償請求權的基礎，並未明文排除消保法第7條的適用為由，而認為未來消費者對於醫療糾紛的請求，仍可依據消保法第7條而為主張 。 在法院實務上，最高法院近年來作成的幾個判決，如九十五年度台上字第二一七八號判決、九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四五○號判決、九十六年度台上字第二七三八號判決及九十七年度台上字第七四一號判決等，或以基於「避免防禦性醫療」及「避免浪費醫療資源」的考量，而認為應以「目的性限縮解釋之方式」，將醫師所提供之醫療行為排除於消費者保護法適用範圍之外；或以此次醫療法第82條第2項之修正，已明確將醫療行為所造成之損害賠償責任，限於故意或過失，故認定醫療行為無消保法無過失責任之適用。就此，應有針對近年來實務及學說之不同觀點加以整理與評析之必要。 　　因醫療糾紛所引致之醫療訴訟，除可探討是否有消保法之適用外，在於醫療法第82條增訂後，相關民事責任如須依過失責任體系處理，而其責任態樣為契約責任與侵權責任，請求權基礎主要為債務不履行 及侵權行為。 　　在契約責任，因民法第227條第2項之增修，使得被害人就加害給付所產生履行利益以外之損害，得依不完全給付之理論請求損害賠償 ；而民法第227條之1之增訂，更係提供當事人得依債務不履行之規定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之機制，而充分保障債權人之人格權。此二條文之增修，使得債務不履行相關規定對病人於醫療訴訟中之保護，取得與侵權行為相關規定對等之地位，病人就醫師及醫療機構之醫療過失行為得依債務不履行及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損害賠償。 　　在侵權責任，因侵權行為除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外，尚有1999年增訂之民法第191之3條規定，規範危險事業、工作或活動責任，其為使被害人獲得周密之保護，請求賠償時，被害人只需證明加害人之工作或活動之性質或其使用之工具或方法，有生損害於他人之危險性，而在其工作或活動中受損害即可，不需證明其間有因果關係；但加害人能證明損害非由於其工作或活動或其使用之工具或方法所致，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則免負賠償責任 ，此一規定是否得成為醫療訴訟之請求權基礎，亦引發爭議 ；而醫療行為無論診斷或治療行為，均受到醫療法之規範，醫療法第1條明白揭櫫該法之立法目的在於：「提高醫療品質、保障病人權益，增進國民健康」，醫療法可謂為保障病人權益而設，其規範內容對於醫療人員課以特定義務，且係針對特定群體（病人）個人利益所為之規定，準此，則該法是否可認為係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之保護他人之法律 ？亦即，醫療訴訟民事責任依過失責任體系處理後，除民法第184條第1項之規定外，民法第191條之3及民法第184條第2項之規定是否亦得為醫療訴訟之請求權基礎？本文亦將針對此一部分加以介紹、討論。 　　此外，依傳統舉證責任分配之理論（特別要件說），主張權利發生之人，應對權利發生要件負舉證責任；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之規定即明。惟隨著當今科技知識之進步、社會之變遷，若僅為維護侵權行為法之過失責任主義而一再堅持此項舉證責任，對於負舉證責任之原告，自有相當之不利，尤其於醫療事故等現代社會侵權行為類型，基於公平原則，自應於訴訟法上緩和侵權行為之舉證責任，在訴訟上因舉證不足而遭受敗訴之危險，亦不應完全歸由被告承擔 。亦即，在醫療訴訟中，醫師及醫療機構與病人常存在專業知識之落差，即使適用消保法，病人仍需舉證醫療瑕疵、損害之發生及醫療瑕疵與損害間之因果關係，更遑論要求病人就侵權行為及不完全給付請求權各要件均應負舉證責任，對於病人可能顯得過苛 ，因而有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之規定，減輕病人舉證責任之必要。舉證責任減輕的方式有表見證明與事實說明自己、證明妨礙、加強非負舉證責任一造當事人之協力義務、強化法院職權探知、舉證責任轉換等。上開方式，如何具體適用於醫療訴訟，則有討論之必要。 　　法諺有云「舉證責任之所在、敗訴之所在」，醫療訴訟中之舉證責任分配，可謂價值判斷與利益衡量之難題。在醫療訴訟中，主張權利之原告，通常就醫療事故之發生經過有主張上及舉證上之雙重困難，因而有減輕其舉證責任之必要 。 　　就此，醫療法的修正結果顯然未達到定爭止紛、緩解醫病衝突之目的，惟法律架構已然如此呈現，重點在於法院在實務上應如何運用。本文期待透過理論上之評析，清楚判斷醫療訴訟之請求權基礎，並透過「舉證責任分配」機制之討論及架構，提供個案訴訟之參考，以兼顧醫病雙方權益，並合理解決醫療行為之風險分擔問題。

本研究以「我國司法判決之敘事分析初探―目標可贖回遠期契約(TRF)爭議為例」，聚焦於法庭活動之司法敘事，透過對民事判決書之文本分析，探討原告及被告如何就爭議事件進行對己有利之敘事策略與方式，以及法官如何於判決書中就其認定之法律事實與因果推論撰寫判決。 本研究發現，基於「舉證責任分配原則」及「訴訟書狀撰寫規定」，原告、被告及法官之司法敘事應可區分為「故事」及「論述」二者。其中常見「夾敘夾議」文體，係為認定「法律事實」所作之論述，但常忽略提出具有連貫性且符合邏輯推論之法律事實。 而當法律爭訟發生時，雙方當事人需將自己認定之事實分以「故事」及「論述」讓法官有興趣聽、聽得懂並相信所說為實，如此才能贏得訴訟。因而「敘事」對當事人之攻防與判決書的事實建構益顯重要，司法敘事策略與方式及其意義與價值於焉產生。 /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conduct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on the narratives in Taiwan’s judicial judgments by using examples of dispute cases on Target Redemption Forwards (TRF). Analyses are conducted on texts of civil judgment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how plaintiffs and defendants respectively develop their strategies and methodologies of narratives for winning cases, and how judges narrate the legal facts that they affirm a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in their verdicts. It was discovered in the study that,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distribution of the burden of proof" and the "regulations on the drafting of litigation pleadings," judicial narratives made by plaintiffs, defendants and judge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wo parts, namely "story" and "discourse." A frequently used form of writing, "narration interspersed with comments," is normally made for the purpose to affirm "legal facts." When a legal dispute takes place, the parties concerned are required to provide narratives (stories and discourses) in the court, including interpretation of the facts that they affirm by using relevant evidences. In order to win the case, however, the narrator must ensure that such narratives are interesting, understandable and persuasive to the judges. "Narratives," therefore, play important roles for constructing the facts by the two parties and for preparing the court verdicts. The strategies and methodologies used for judicial narratives are then of significant meanings and values.

證券詐欺訴訟因果關係要件之舉證問題，涉及實體法上規範要件種類之判定及詮釋、訴訟法上舉證必要性所要求之程度、客觀舉證責任轉換必要性之類型考量因素，以及反證證明度之評估等問題。 美國法院就證券詐欺訴訟之因果關係要件，係藉助傳統侵權行為法將因果關係區分為事實上因果關係（Causation in Fact）及法律上因果關係（Legal Causation）之概念(前者據以判斷責任成立與否，後者則用以界定責任之範圍)，創設了交易因果關係（Transaction Causation）及損失因果關係（Loss Causation），分別建立證明標準。個案操作上，交易因果關係及損失因果關係之舉證法則，不拘泥於傳統侵權行為之法律操作，均容有法律政策考量及彈性處理之空間。 反觀我國，在通說所採相當因果關係理論及因果關係二階論之下，原存在責任成立及責任範圍之不同論理層次；再者，基於證券集中交易市場有異於傳統面對面之交易型態，因果關係要件之認定較為不易，其證據評價及客觀舉證責任之分配，實牽動實體法上規範目的及法律政策之拿捏，而非單純機械式之套用。近年雖已有法院參採美國實務所發展之詐欺市場理論及效率市場假說，推定交易因果關係存在，惟此種「推定」在實體法及證據法上之論理基礎何在？法官因應證券詐欺訴訟之特殊性，又如何拿捏證據評價之程度，或於何種情況下得調整客觀舉證責任分配，以緩和規範理論或特別要件說下，一般舉證責任分配所造成之不公平，或作為一種落實實體法政策及管制目的之手段？本文研究之目的，即在於透過美國法與我國法之分析研究，嘗試就下列若干問題提出評估及具體建議： 一、我國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納入詐欺市場信賴推定之可行性 二、美國證據提出責任獨立移轉與我國主觀舉證責任依附於客觀舉證責任移轉有何本質上之差異 三、證券詐欺訴訟因果關係要件舉證責任減輕之具體類型 四、原告就因果關係要件是否得以較低蓋然性經驗定律建立表見證明 五、區分交易因果關係與損失因果關係之必要與實益 六、美國Dura Test於因果關係要件舉證責任之意義 七、我國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結合美國Dura Test適用之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