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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詐欺民事求償訴訟因果關係之舉證責任分配及減輕-以美國法及我國法為中心 / The burden of proof regarding the causation of civil liabilities arising from securities fraud—focus on the law of the U.S.A. and the R.O.C

王怡蘋 Unknown Date (has links)
證券詐欺訴訟因果關係要件之舉證問題,涉及實體法上規範要件種類之判定及詮釋、訴訟法上舉證必要性所要求之程度、客觀舉證責任轉換必要性之類型考量因素,以及反證證明度之評估等問題。 美國法院就證券詐欺訴訟之因果關係要件,係藉助傳統侵權行為法將因果關係區分為事實上因果關係(Causation in Fact)及法律上因果關係(Legal Causation)之概念(前者據以判斷責任成立與否,後者則用以界定責任之範圍),創設了交易因果關係(Transaction Causation)及損失因果關係(Loss Causation),分別建立證明標準。個案操作上,交易因果關係及損失因果關係之舉證法則,不拘泥於傳統侵權行為之法律操作,均容有法律政策考量及彈性處理之空間。 反觀我國,在通說所採相當因果關係理論及因果關係二階論之下,原存在責任成立及責任範圍之不同論理層次;再者,基於證券集中交易市場有異於傳統面對面之交易型態,因果關係要件之認定較為不易,其證據評價及客觀舉證責任之分配,實牽動實體法上規範目的及法律政策之拿捏,而非單純機械式之套用。近年雖已有法院參採美國實務所發展之詐欺市場理論及效率市場假說,推定交易因果關係存在,惟此種「推定」在實體法及證據法上之論理基礎何在?法官因應證券詐欺訴訟之特殊性,又如何拿捏證據評價之程度,或於何種情況下得調整客觀舉證責任分配,以緩和規範理論或特別要件說下,一般舉證責任分配所造成之不公平,或作為一種落實實體法政策及管制目的之手段?本文研究之目的,即在於透過美國法與我國法之分析研究,嘗試就下列若干問題提出評估及具體建議: 一、我國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納入詐欺市場信賴推定之可行性 二、美國證據提出責任獨立移轉與我國主觀舉證責任依附於客觀舉證責任移轉有何本質上之差異 三、證券詐欺訴訟因果關係要件舉證責任減輕之具體類型 四、原告就因果關係要件是否得以較低蓋然性經驗定律建立表見證明 五、區分交易因果關係與損失因果關係之必要與實益 六、美國Dura Test於因果關係要件舉證責任之意義 七、我國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結合美國Dura Test適用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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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案件舉證責任轉換之研究-以特別背信罪及內線交易之抗辯事由為檢討適例 / A Study on the Reverse Onuses in Criminal Law - Focusing on the Special Breach of Trust and Insider Trading

王妙華, Wang, René Unknown Date (has links)
刑事訴訟制度具有兩大目的,分別是發現真實以及保障被告人權,二者不可偏廢,不可為了發現真實而犧牲被告人權之保障,亦不得為了保障被告之人權,忽視真實之發現。 被告在憲法上受有無罪推定原則之保障,原則上無須證明自己無罪,舉證責任落在身為控方的檢察官身上,檢察官須就被告之犯罪事實予以證明至無合理懷疑之程度,使法官依據其所舉證之內容依自由心證予以衡酌,如未能形成超越合理懷疑之心證門檻時,依照無罪推定原則,即應對被告諭知無罪判決。 目前我國法已明文肯認無罪推定原則的保障,除了被告得因此享有相關之保障外,負責追訴犯罪的檢察官,身為控方,亦應善盡其舉證責任,當使法官形成超越合理懷疑的心證時,方能推翻對被告的無罪推定,對被告諭知有罪判決,然而,控方應負舉證責任縱然作為原則,但不可否認的是,本文認為仍有存在例外的空間,故試圖從舉證責任之架構釐清在無罪推定原則的制度下是否有轉換、調整之空間。 站在當事人對等的天平上,筆者認為立法者考量到特殊案件類型之需求,可以透過立法的方式將某些事項的提出證據責任轉換到被告身上,但說服責任則不可以移轉之,因為被告在訴訟上仍受有不自證己罪原則之保障,要將舉證責任予以移轉,筆者以為歐洲人權法院所形塑之標準可資參考,當爭點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且被告的防禦權未完全被剝奪時,當檢察官已就一定犯罪事實予以舉證時,即可將舉證責任轉換到被告身上,如此可使呈現在法庭上的證據越來越多,亦可使真實更容易被發現。 本文以經濟犯罪作為檢討舉證責任轉換可行性之主軸,並以特別背信罪與內線交易作為檢討之適例,試圖檢驗本文架構出的判準之可行性。然礙於篇幅有限,故僅以商業判斷法則及內線交易之抗辯事由作為本文檢討之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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