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務案件涉及稅捐核課之行政程序和爭端解決之訴訟程序，兩者皆採職權調查主義，當事人對於待證事實之主張及證據聲請不拘束行政機關與法院，其得依其職權就必要且可能之證據為調查。而因稅務案件量大且相關證據皆處於納稅義務人之管領範圍下，致職權調查待證事實困難，故有當事人協力義務之規範，兩者相互影響。若當事人不盡其協力義務將可能使證明度降低，並於審判最終待證事實仍真偽不明時，以客觀舉證責任為判決分配。本文分析現行法規範下行政與訴訟程序中有權機關職權調查、當事人協力義務、證明度調整與舉證責任之分配，並以營利事業所得稅常見之爭議為例，探討現行實務作法是否與理論一致，並於文末提出相關現行作法之修改或法規範之建議，以供參酌。 / Tax administrative lawsuits involv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and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Both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and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follow the inquisitorial investigation. Tax authorities and courts can investigate the facts and circumstance according to their authority and are not restricted by the declaration of the parties. However, due to the fact of a large number of tax administrative lawsuits and tax information often accessible only to taxpayers, tax authorities and courts may encounter great difficulties in the inquisitorial investigation. Therefore, taxpayers are obligated to assist tax authorities to investigate the relevant facts and circumstance. Taxpayers’ obligation to assist tax authorties may have a counter-effect on tax authorities’ obligation to follow the inquisitorial investigation. When the cooperative obligation falls on the party, it may cause essening of the standard of proof. If there still not knows the truth at the end of final judgment, using objective burden of proof to allocate the judgment. This thesis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quisitorial investigation of the authority, cooperative obligation of the taxpayer, standard of proof adjustments, and the current burden of proof of legal norms. By examining the tax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cases concerning the Profit-Seeking Enterprise Income Tax, this thesis analyzes the discrepancy in the practice and the theory, and concludes with relevant suggestions to improve current practice and legal norms.

稅捐稽徵機關應依職權調查各項課稅事實基礎，課稅資料來源多樣而繁複，部分課稅資料之釐清及相關課稅事實之實質掌握，均有賴納稅義務人之參與及協力。就稽徵程序經濟性原則考量，無論係基於課稅高權或依法平等課稅之租稅公平正義，稅法均需建構一套課予納稅義務人協力行為之相關規定，並規範不為或怠為協力行為之相關法律效果，以免部分納稅義務人，藉以達成租稅規避之目的，而造成租稅不公。 本論文將以職權調查事實原則及納稅義務人協力行為兩者間之關連性論述說明，並闡明稅務調查程序應遵守之基本要求，租稅為人民基本權利之限制，稅務調查程序及調查方式應更重視人民權利之程序保障，且應受比例原則之拘束。一般論及租稅協力要求，無論學界或實務大多以協力義務一語帶過，然協力行為本身之法律性質及法律效果為何？課予協力行為之前提與限制、納稅義務人因違反協力行為而使稽徵機關取得推估課稅之權限，其相關規範為何？稽徵機關得以其掌握之間接資料，推估納稅義務人之所得據以核課稅捐之推計課稅，係因稅捐行政程序與一般行政程序具有本質上之特殊性使然，而對課稅基礎之推估，如財產交易所得之推計、當地一般租金標準、執行業務收入及費用標準、營利事業同業利潤標準之推估等；而推計課稅係立基於稽徵經濟原則及租稅公平原則之考量，採用間接證明之方法，以接近實額課稅之最大蓋然率估計所得額，為實額課稅之不得已的例外規定，亦經大法官釋字第218號解釋肯認與憲法第19條租稅法律原則無違，惟推計課稅攸關人民之租稅負擔，對人民權利影響甚巨，故推估方法之選擇及採行是否合理客觀，推估結果是否與實際差異過大而偏離事實，其法律規定、稽徵實務、相關界限及行政法院之審查態度，對納稅義務人而言，實有重大意義。 納稅義務人違反協力行為而遭不利處分之爭訟案件占一般稅捐爭訟案件之比例頗大，本論文除就納稅義務人協力行為之法規範基礎予以論述外，另針對實務上爭議之案型加以剖析並整理爭點，以窺探實務見解之相關論述認定觀點，期對整個租稅制度之協力行為體系及租稅實務之操作能更清楚及有系統的掌握與瞭解，並希望能對實務界及納稅義務人有所幫助。

基於租稅法定主義及租稅事務具國家行使高權及大量行政之特性，依稽徵行政之本質，原以單方之行政處分為常態之行為方式，但亦有徵納雙方作成協議之情形。為解決複雜且為數衆多的租稅問題，稅捐機關必須面對與納稅義務人間之各項爭議，尤須加強溝通管道之暢通，經由租稅和解與稅務協談等協議行為來解決紛爭的方法，在稅捐稽徵實務上已益顯重要。惟以稅務協議方式解決紛爭是否違背租稅法律主義與課稅平等原則？又行政機關有依職權調查事實、探求真實之義務，為依法行政之重要原則，以稅務協談或和解等協議行為方式減輕稅捐機關職權調查之義務，兩者間界限如何劃分？均有探討之必要。 稅務協談在稽徵實務上行之多年，有其積極之作用，協談因無法律授權依據而不具法律拘束力，其性質雖僅為陳述意見或行政指導，但在稽徵實務運作上，對徵納雙方間就課稅事實認定歧見之排除，仍具有實質之功效。稅務協談在稽徵實務之運作狀況及今後應如何發展，方能使徵納雙方間建立公平的法律關係，為本文研究重點之一。另在訴訟實務上，行政法院針對特定狀況之稅務事件，會對徵納兩造試行和解，以終結訴訟程序，惟訴訟和解以當事人對爭訟標的有處分權為要件，本文即須探究稽徵機關對訴訟和解之爭訟標的有無處分權。 稅務協談或行政上之和解為課稅事實認定程序之協議行為，依據該協談或行政和解之結果，發生確定課稅事實之效力，稅捐稽徵機關再依據協議所確定之課稅事實作成課稅處分或復查決定，行政程序並不因協談或行政和解而終結。訴訟和解則係徵納雙方就已核定之稅捐發生爭執，行政法院試行和解成立則發生終結訴訟程序之效果。訴訟和解兼具確認實體法上法律關係之和解契約行為與終結訴訟程序之訴訟行為等雙重性質，且其適用標的範圍上與稅務行政上和解或協談有相似及融貫之處，本文爰予比較說明。 針對目前我國租稅訴訟和解之實務運作情形、其與現行稽徵實務上之稅務協談及稅務行政上和解契約間之關係如何？學說見解與稽徵實務上應如何調和方能使稅務協談符合法制並運作得宜？往後稽徵機關與納稅義務人間有關租稅爭議之協議行為又將如何發展？本文將逐一探討並研提可行性建議。

摘要 審判中調查證據即係發現真實過程的核心，證據調查聲請係訴訟參與人於審判期日以書面或口頭向法院請求就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證據方法為提出、調查。 為求與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1項用語一致，刑事訴訟法第95條第4款應修訂為「得聲請調查有利之證據」。又證據調查聲請的提出必須為清楚的表示，且該聲請並不需由法院為進一步的評估衡量，即當事人聲請之主觀意思需清楚，而不需再由法院再為進一步認定判斷。依據德國學界見解，證據調查聲請需具備證據主張（Beweisbehautung）與明確指出法定證據方法（Benennung eines bestimmten Beweismittels）二項要件。證據查明聲請(Beweisermittlungsantrg)係與證據調查聲請相似概念，聲請人欲藉證據查明聲請之調查結果，而獲得聲請證據調查之要件事實，因此通常係就缺乏一定待證事實或特定證據方法所為的聲請。法院對於證據查明聲請亦不能輕易忽略、不考慮，而仍須於澄清義務範圍內做出合義務之裁量決定（nach pflichtgemäßem Ermessen），此時，有德國刑事訴訟法第244條第3項及第4項理由存在時證據調查聲請可被駁回，證據查明聲請自亦可依此理由予以駁回；反之，如果不符合德國刑事訴訟法第244條第3項及第4項理由時，依據德國刑事訴訟法第244條第2項法院需依職權做出合義務裁量，如果認為無調查必要即予以駁回， 依據德國最高法院的見解，法院全面的事實澄清義務擴及至法院明知及可得而知的情形（bekannt sind order hätten bekannt sein müssen），然而澄清義務不只要求充分的調查，並且也要求符合事實及證據情況的調查，如此才是理想的查明行為，因為基於真實發現而要求不計代價的偵查及證據調查並不符合刑事訴訟的目的，因此縱然在澄清義務作為整個程序的指導原則要求下，也必須依據現實上的證據及事實情況才能判斷調查程度為何始不違反澄清義務要求。本文以為職權調查範圍內之證據應以發現可能性、調查三基準作為判斷基準，從而落入此範圍內之證據，法院負有應依職權調查義務，而不在區分是否為案內案外證據，一概皆有「蒐集」義務。職是之故，刑事訴訟法法第163條第2項本文既以「為發現真實」作為發動要件，此屬於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之要件內涵，又使用「得依職權調查證據」用語，讓人混淆法院面對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竟有裁量權限實屬不當立法。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但書縱然使用「應依職權調查證據」而無裁量空間，然而使用「於公平正義之維護」、「對被告關係有重大關係事項」此等不確定法律概念，實在有解釋操作上困難。 德國刑事訴訟法第244條第3項第2句各款相對駁回事由規範內涵本文亦一一加以分析：一、公眾週知事實：聲請調查的待證事實若為公眾週知之事實即屬於顯然不必要之證據取得，所謂公知事實，係指廣為一般人所知悉之事實，極具有通常知識經驗之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的程度。二、待證事實不具重要性： 不具重要性事實係指，如果在待證事實與判決事件間無法判斷辨認出有任何關聯性，或是儘管有這樣關聯性存在，但卻無法對判決產生影響，則該證據調查便是無關聯性或不必要的。三、待證事實已臻明確：聲請人所聲請調查的待證事實已被積極證明而已臻明確時，繼續其他的證明便無必要。四、完全不適當證據方法：所謂完全不適當的證據方法係指法院根據確實可靠的生活經驗預測，判斷藉由這樣的證據無法獲得證據調查聲請所希望取得的結果，而不能證明所主張的事實。 五、無法取得之證據方法：所謂無法取得的證據係指對於該證據的取得，法院盡一切有意義的努力都不會有結果，且另一方面亦無法合理期待在可預見期間內法院能夠獲取該證據。六、意圖拖延訴訟：根據德國聯邦最高法院的見解，法院對於意圖拖延訴訟所提出的證據調查聲請，僅在符合下列要件而加以駁回時始謂合法：（一） 客觀要件：1. 依據法院的看法所聲請的證據調查不能為被告帶來任何一點利益，毫無調查的希望。2. 被請求的證據取得、調查本質上係會明顯拖延訴訟終結的時點。（二）. 主觀要件：被告本身明知客觀要件的情形，並且他意圖藉由聲請該證據調查僅係為了達到拖延訴訟的目的。七、假定真實：假定真實係指聲請證據調查證據之人在聲請中所提出之主張，即使沒有證據證明，亦得基於某些原因直接將之「視為」真實。 本文以為我國法之規定明顯有下列二個不足之處，第一，未對完全不適當之證據方法加以規範，造成體系上缺漏；第二，未對意圖拖延訴訟明確訂立駁回要件，對人民權利保障似嫌不週，須加以立法以確實保障人民訴訟上權利。本文以為我國法之規定明顯有下列二個不足之處，第一，未對完全不適當之證據方法加以規範，造成體系上缺漏；第二，未對意圖拖延訴訟明確訂立駁回要件，對人民權利保障似嫌不週，須加以立法以確實保障人民訴訟上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