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務案件涉及稅捐核課之行政程序和爭端解決之訴訟程序，兩者皆採職權調查主義，當事人對於待證事實之主張及證據聲請不拘束行政機關與法院，其得依其職權就必要且可能之證據為調查。而因稅務案件量大且相關證據皆處於納稅義務人之管領範圍下，致職權調查待證事實困難，故有當事人協力義務之規範，兩者相互影響。若當事人不盡其協力義務將可能使證明度降低，並於審判最終待證事實仍真偽不明時，以客觀舉證責任為判決分配。本文分析現行法規範下行政與訴訟程序中有權機關職權調查、當事人協力義務、證明度調整與舉證責任之分配，並以營利事業所得稅常見之爭議為例，探討現行實務作法是否與理論一致，並於文末提出相關現行作法之修改或法規範之建議，以供參酌。 / Tax administrative lawsuits involv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and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Both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and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follow the inquisitorial investigation. Tax authorities and courts can investigate the facts and circumstance according to their authority and are not restricted by the declaration of the parties. However, due to the fact of a large number of tax administrative lawsuits and tax information often accessible only to taxpayers, tax authorities and courts may encounter great difficulties in the inquisitorial investigation. Therefore, taxpayers are obligated to assist tax authorities to investigate the relevant facts and circumstance. Taxpayers’ obligation to assist tax authorties may have a counter-effect on tax authorities’ obligation to follow the inquisitorial investigation. When the cooperative obligation falls on the party, it may cause essening of the standard of proof. If there still not knows the truth at the end of final judgment, using objective burden of proof to allocate the judgment. This thesis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quisitorial investigation of the authority, cooperative obligation of the taxpayer, standard of proof adjustments, and the current burden of proof of legal norms. By examining the tax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cases concerning the Profit-Seeking Enterprise Income Tax, this thesis analyzes the discrepancy in the practice and the theory, and concludes with relevant suggestions to improve current practice and legal norms.

隨著行政任務之多元化，政府的職責不僅消極地保障人民權益不受違法侵害，並積極推動重大公共建設，提供人民生活上之照顧，為達成前述任務，政府必須擬定計畫，合理分配有限資源。由於性質重要且達一定規模之重大公共建設，於開發過程中，常事涉不同利益關係人及不同行政機關之權限，在計畫未公布實施前，應經計畫擬定、聽證舉行及計畫裁決等程序後，始可妥善有效實施。此種確定計畫程序之作用，在於藉由程序之參與，廣納各方意見，期考慮更為周詳，使最終確定之計畫內容合理妥善可行，俾於具體實施時可順利進行；並提高行政效率，建立民眾對公共政策良好之觀感及信賴，達成公部門推動政策之目標。 我國現行規範行政計畫之法制，僅有行政程序法第163、164條區區2條文，其中164條中心理念，緣自德國計畫確定程序之引進，就一定地區土地之特定利用或重大公共設施之設置，所為之計畫設計及規劃程序。在德國計畫確定程序不僅法規範完善，且行之有年，在程序集中及減少日後爭訟之層面，具有一定效果。法務部雖於2001年3月基於行政程序法第164條第2項之授權而嘗試訂定「行政計畫擬訂、確定、修訂及廢棄程序辦法草案」，就計畫之擬定、聽證程序之進行、計畫之確定等相關程序為詳細規範，賦予最終之確定計畫裁決一定之法律效力，以期達到程序集中的效果，然本辦法草案迄今仍未完成立法付之實施，無法發揮實質功效。 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國家推動重大公共建設時，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如何作出令人信服之決策，此緣於權力來源之正當性、決策內容與程序之合理性外；亦須思考公部門對於私部門或環保團體之不信任、民眾過於追逐開發行為所產生之暴利期待、環境與經濟之連動性及國家中長程之發展方向與目標等人文議題，並參考國外案例，融合本國風土人文予以克服與解決。另試圖將行政計畫確定程序運用在臺北市廣慈開發案，以行政程序所追求之民主、效能及公開之原則，解決其所面臨之困難。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法学) / 甲第20132号 / 法博第197号 / 新制||法||157(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法政理論専攻 / (主査)教授 淺田 正彦, 教授 酒井 啓亘, 教授 濵本 正太郎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aw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稅捐稽徵機關應依職權調查各項課稅事實基礎，課稅資料來源多樣而繁複，部分課稅資料之釐清及相關課稅事實之實質掌握，均有賴納稅義務人之參與及協力。就稽徵程序經濟性原則考量，無論係基於課稅高權或依法平等課稅之租稅公平正義，稅法均需建構一套課予納稅義務人協力行為之相關規定，並規範不為或怠為協力行為之相關法律效果，以免部分納稅義務人，藉以達成租稅規避之目的，而造成租稅不公。 本論文將以職權調查事實原則及納稅義務人協力行為兩者間之關連性論述說明，並闡明稅務調查程序應遵守之基本要求，租稅為人民基本權利之限制，稅務調查程序及調查方式應更重視人民權利之程序保障，且應受比例原則之拘束。一般論及租稅協力要求，無論學界或實務大多以協力義務一語帶過，然協力行為本身之法律性質及法律效果為何？課予協力行為之前提與限制、納稅義務人因違反協力行為而使稽徵機關取得推估課稅之權限，其相關規範為何？稽徵機關得以其掌握之間接資料，推估納稅義務人之所得據以核課稅捐之推計課稅，係因稅捐行政程序與一般行政程序具有本質上之特殊性使然，而對課稅基礎之推估，如財產交易所得之推計、當地一般租金標準、執行業務收入及費用標準、營利事業同業利潤標準之推估等；而推計課稅係立基於稽徵經濟原則及租稅公平原則之考量，採用間接證明之方法，以接近實額課稅之最大蓋然率估計所得額，為實額課稅之不得已的例外規定，亦經大法官釋字第218號解釋肯認與憲法第19條租稅法律原則無違，惟推計課稅攸關人民之租稅負擔，對人民權利影響甚巨，故推估方法之選擇及採行是否合理客觀，推估結果是否與實際差異過大而偏離事實，其法律規定、稽徵實務、相關界限及行政法院之審查態度，對納稅義務人而言，實有重大意義。 納稅義務人違反協力行為而遭不利處分之爭訟案件占一般稅捐爭訟案件之比例頗大，本論文除就納稅義務人協力行為之法規範基礎予以論述外，另針對實務上爭議之案型加以剖析並整理爭點，以窺探實務見解之相關論述認定觀點，期對整個租稅制度之協力行為體系及租稅實務之操作能更清楚及有系統的掌握與瞭解，並希望能對實務界及納稅義務人有所幫助。

我國所得稅係採年度申報自繳制度，具有大量、反覆之特性，因此稅捐稽徵機關在所得稅申報期間之前，即已進行各種課稅資訊之蒐集活動，除藉此定出各類所得、費用標準，以作為核課依據外，嗣人民申報其年度所得稅後，即將蒐集之課稅資料與申報資料互相勾稽，作為選定事後審查對象及釐正申報資料與核定所得額之依據；當年度之所得稅申報資料及核定情形復又成為次一年度之課稅基本資料來源及比較對象，二者環環相扣，互為因果關係，形成一個獨立體系，而得以單獨作為研究之對象。次為掌握稅務調查制度之全貌，必須對其作全面性之審視及檢討，故本文採用源自日本之行政法學研究方法「行政過程論」從實現稅務行政目的之過程，歸納、整理所得稅事前課稅資訊蒐集活動及事後審查階段之調查手段、程序、屬性、相關人之法律關係、調查效果及其救濟途徑，以宏觀角度檢視現行法制下之稅務調查制度，藉以發現問題並試圖提出解決方法或修法建議。 / Taiwan adopts an annual self-reporting system for income tax return. Such reporting system involves massive and recurrent information. Hence tax authorities would collect all kinds of tax information before the annual income tax reporting period and use such information to set out the norm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income and expenses as basis for taxation. Upon receiving the annual income tax returns filed by taxpayers, tax officers would check the filed data against the collected tax information, and based on the results, determine the taxpayers to be audited and the assessed income tax.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an annual income tax return and the results of assessment become the source of basic tax information and comparison for following year’s return. Hence income tax returns of two successive years are interrelated and can form discrete units for research purpose. In order to grasp the full view of the tax investigation system,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of the system is necessary. Thus this study employs the methodology of the “theory of administrative process” originated in Japan to examine the tax investigation system under the prevailing law in a macroscopic manner, from the process of tax administration, pre-filing tax information collection, the means, procedure and attributes of post-filing investigation, legal relationship of the parties concerned, to the effect of investigation and remedies available. This study attempts to discover problems, and based on which, propose solutions or suggestions for regulatory amendment.

基於租稅法定主義及租稅事務具國家行使高權及大量行政之特性，依稽徵行政之本質，原以單方之行政處分為常態之行為方式，但亦有徵納雙方作成協議之情形。為解決複雜且為數衆多的租稅問題，稅捐機關必須面對與納稅義務人間之各項爭議，尤須加強溝通管道之暢通，經由租稅和解與稅務協談等協議行為來解決紛爭的方法，在稅捐稽徵實務上已益顯重要。惟以稅務協議方式解決紛爭是否違背租稅法律主義與課稅平等原則？又行政機關有依職權調查事實、探求真實之義務，為依法行政之重要原則，以稅務協談或和解等協議行為方式減輕稅捐機關職權調查之義務，兩者間界限如何劃分？均有探討之必要。 稅務協談在稽徵實務上行之多年，有其積極之作用，協談因無法律授權依據而不具法律拘束力，其性質雖僅為陳述意見或行政指導，但在稽徵實務運作上，對徵納雙方間就課稅事實認定歧見之排除，仍具有實質之功效。稅務協談在稽徵實務之運作狀況及今後應如何發展，方能使徵納雙方間建立公平的法律關係，為本文研究重點之一。另在訴訟實務上，行政法院針對特定狀況之稅務事件，會對徵納兩造試行和解，以終結訴訟程序，惟訴訟和解以當事人對爭訟標的有處分權為要件，本文即須探究稽徵機關對訴訟和解之爭訟標的有無處分權。 稅務協談或行政上之和解為課稅事實認定程序之協議行為，依據該協談或行政和解之結果，發生確定課稅事實之效力，稅捐稽徵機關再依據協議所確定之課稅事實作成課稅處分或復查決定，行政程序並不因協談或行政和解而終結。訴訟和解則係徵納雙方就已核定之稅捐發生爭執，行政法院試行和解成立則發生終結訴訟程序之效果。訴訟和解兼具確認實體法上法律關係之和解契約行為與終結訴訟程序之訴訟行為等雙重性質，且其適用標的範圍上與稅務行政上和解或協談有相似及融貫之處，本文爰予比較說明。 針對目前我國租稅訴訟和解之實務運作情形、其與現行稽徵實務上之稅務協談及稅務行政上和解契約間之關係如何？學說見解與稽徵實務上應如何調和方能使稅務協談符合法制並運作得宜？往後稽徵機關與納稅義務人間有關租稅爭議之協議行為又將如何發展？本文將逐一探討並研提可行性建議。

由於各類產業之快速發展，服務於各產業之建築與設施工程，規模愈為龐大，功能亦愈趨複雜，為使各類建築或設施能滿足業主需求及發揮應有的功能，建設過程需有越來越多專業廠商的投入，不論於設計或施工階段皆然，諸如建築、結構、給水、排水、電力、空調、消防、弱電、電梯及裝修等各項專業工程，特殊的建築或設施工程需要特殊的專業承商加入。因此工程專案執行中，經常發生多個平行之施工承商先後或同時進行施工的情形，使得各承商間存有相互協調與彼此配合之緊密關係，而當其中任一承商發生延誤或錯誤的情形時，均可能造成其他承商之延遲、破壞或重工而產生延誤或損失。由於各承商彼此間並無契約關係存在，為使各承商之工程界面得以順利且妥善的進行，有賴業主、承商與關連承商間充分協調與配合，因此業主與承商對於工程界面整合工作所應承擔之義務與責任應有妥善的安排，符合公平合理之原則，工程方得以順利進行如期完成。 實務對於工程界面協調工作等各種有賴業主協力行為之事項，多數見解認為應適用民法第507條定作人協力行為之規定，然而由於工程實務上需透過業主協力事項之性質並非同屬一類，若單以民法第507條解釋所有現象，則與工程實務產生落差，而造成許多難以執行的情況；並且由於國內工程案件屬於買方市場，業主擁有較高之談判地位，契約條款多半係由業主預先擬具，因此難以期待業主於契約中賦予本身更多責任之約定，在法院實務見解執意要以契約具有明文約定始將業主協力行為解釋為真正義務之見解下，實難化解工程執行所面臨之困境，因此確有重新檢討定作人協力行為法律性質之認定基準，透過契約解釋予以補充目前法律規定所不足以適用的情況。而實務上最常發生因關連廠商因素導致工程延誤或錯誤之情況，卻常因缺乏合理的風險分配條款或未能清楚載明責任之歸屬，導致工程爭議頻生，因此有必要透過風險分析探討發生原因，並規劃適當之風險分配機制，將風險分配予具有優勢風險承擔能力的一方，以合理分配當事人雙方之權義及達到契約執行之最佳效益。 本研究以實務案例點出常見工程界面整合協調實務上常見之爭議課題，並透過工程風險分配原則與實務操作模式之研究，解析契約雙方風險承擔能力及最適風險分配之安排；透過定作人協力行為之研究，分析定作人應負擔之義務與責任；最後藉由國內外常見工程契約範本之比較分析，針對工程界面整合協調工作發生可歸責承商、可歸責業主及不可歸責雙方等情況進行探討並提出建議。希望借由本研究能作為工程及法律界對於工程界面之責任型態有更正確的認識，以期降低工程爭議及提昇執行效益。

從層出不窮的社會案件中，不難窺知，實務上社會給付行政，存有落實不力、進而對弱勢者造成諸多不利益影響之問題，誠揭櫫了，建立專屬於弱勢者社會給付之行政體系之必要性。然而，對於弱勢者社會給付行政體系之建立，首要前提便是─須確立對弱勢者族群，國家有給予較多之保護與保障之職責。據此，於憲法層次意義上的討論便格外具有其重要性。爰此，本文將主軸置於社會國原則之探討，以及國家保護義務之分析，並嘗試推敲二者間之相互關係為何，以作為對弱勢者保護之憲法基石。主要參酌德國法制實務與學理之探討，作為討論之軸心；並對照我國實務暨學理上的討論為統整融合。 奠定於社會國原則與國家保護義務所建構之憲法核心思維基礎後，本文認為進行關於弱勢者社會給付行政體系之建立，將更具正當性與合理性。復而秉持著上開憲法上中心思想，參酌比較法制度，針對社會給付行政實務中廣泛可見之行政指導，以及相對於傳統干預行政體系之社會給付行政特性，進行微調與修正。前者將以日本法制度為對照組；後者則以德國社會行政程序法為主要觀察對象，遂嘗試擬定一我國社會給付行政體系之雛型。嗣後並反觀我國法制度規範，推敲採納該體系之可行性與可效倣理由。 透過對弱勢者社會給付行政體系之憲法上社會國原則暨國家保護義務之基礎，以及行政法體系之雛型，解決目前實務可能發生之怠為／不為、錯誤之行政指導；民眾協力義務要求程度之疑問、機關職權調查之必要性；乃至於實體層面信賴保護原則之相關問題。另外，並針對協力義務與職權調查容忍義務部分，涉及社會給付與受領社會給付者之憲法基本權衝突的議題做一檢視；以及源自英美國家之「工作福利」（workfare）制度，立於憲法基本權侵害之切入視點，檢討納入我國社會給付行政制度之運行操作是否合適妥當。

工程契約變更在工程進行中極為常見，其亦為常引起工程爭議事由之一。惟我國民法承攬一節，係對於具有完成一定工作特徵之契約而設，並未針對工程契約之特性與特殊問題設置規範，因此，在工程契約中解釋與適用法律時，常出現困難與見解不一之情形，定作人與承攬人權利義務關係處於不明確之狀態。以我國法角度探討工程變更爭議中當事人權利義務關係，應有必要。 本文將工程契約變更之爭議略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在何種情形下定作人應辦理工程契約變更？此問題涉及工程契約變更之原因以及契約工作範圍。契約之工作範圍如何以契約解釋加以認定？工地狀況與契約工作範圍之關係為何？工作範圍的改變應如何認定？此等將於本文第三章討論。 第二部分是當定作人辦理工程契約變更時，雙方權利義務為何？於此之下將討論定作人除有變更之權利外，是否有變更之義務？承攬人除得請求報酬外，是否有通知、繼續施工及照顧維持工地之義務？其次，定作人應如何辦理工程契約變更？於此將討論工程契約變更之程序、主體、時間、方式、應遵循之法令。定作人辦理工程契約變更限制為何？本文略整理出幾項限制：1.針對工作指示變更2.契約通常範圍之限制（契約同一性之限制）3.減少工作之限制4.政府採購法之限制5.建築法規之限制。最後，承攬人於定作人辦理工程契約變更時，是否得請求調整報酬及展延工期？此等問題將於第四章討論。 第三部分置於第五章之下，當定作人未辦理工程契約變更，但定作人其他指示或行為造成承攬人施作契約外工作時，承攬人得否請求依契約中工程變更約定調整報酬及展延工期？此問題涉及所謂「擬制變更」理論，本文認為不應援用擬制變更理論解決爭議，而應將定作人其他指示或行為造成承攬人施作契約外工作之情形區別以下類型討論：1.雙方就契約之約定解釋歧異2.有瑕疵之契約規範及業主未揭露資訊3.趕工4.業主干擾或在履約過程未能協力配合，以此為主軸分析當事人於我國法下之法律關係。反之，如不認為承攬人施作契約外工作時係因定作人其他指示或行為所造成，乃是承攬人自行施做時，則產生承攬人得否主張無因管理或不當得利之問題？最後，將一併於第五章討論實務中常見之漏項與實做數量爭議，釐清與工程契約變更之關係。

民96年5月民法親屬編修法前，我國強制認領制度存有不少爭議與缺失，其乃立於生父之立場，儘量設置多重限制，以阻止非婚生子女取得婚生子女之地位。不過，經過民國96年5月民法親屬編之修法，強制認領制度在我國立法沿革上產生重大變革，不僅刪除有關強制認領請求權行使條件及行使期間之限制，更刪除向來遭受詬病之不貞抗辯規定，同時承認死後認領制度，對於非婚生子女權益之維護，與真實主義之追求，均可獲得保障。不過，就死後認領效力之部分，因受限於民法第1069條但書之規定，被認領人對於已死亡生父之遺產無法享有繼承權，故就結論而言，死後認領對非婚生子女實質意義不大，使得此次修法之規範目的無法達成。因此本文建議，可將同條但書之「第三人」透過目的性限縮之方式排除生父之其他繼承人在外，同時立法論上參照日本民法之規定，設計遺產分割後僅能請求支付相當於應繼分之價額之制度，以權衡遺產分割之安定性與被認領人之利益。 鑑於DNA鑑定技術在現今已成為親子關係解明之最佳利器，於認領訴訟上即應積極運用，課予當事人或第三協力義務，以協助發現真實，達成實體法上之規範目的。例如，在當事人就親子關係之存在已為一定程度之釋明後，DNA鑑定即得作為法院優先調查之證據；在現行法下，為發揮勘驗命令之效用，於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法院所為之檢查命令時，宜於訴訟上依證明妨礙之規定對其為不利之判斷，以達到制裁之效果；甚至在立法論上，基於發現血統真實、保障子女之血統認識權，無論係對訴訟當事人或訴外關係人，皆可考慮採取直接強制之手段以迫其履行協力義務。惟，在積極運用血緣鑑定技術之同時，為兼顧保障檢查義務人之人權，對於使用之時機與手段亦須慎重。例如：原告起訴時須先提出一定之客觀事實而足以懷疑某人為生父，以防止證據無端摸索；義務人有健康受損等正當理由時，得拒絕接受檢查；如立法論上承認對當事人或關係人得採取直接強制之手段，則應注意「直接強制之最後手段性」等。如此一來，方能在兼顧發現真實與保障人權之前提下，達成實體法上之規範目的。 最後，強制認領之變革亦可能對人工生殖政策產生衝擊。亦即，基於民國96年5月民法親屬編修法已承認死後認領，透過類推適用之方式，子女婚生性之問題應可獲得解決，且進而可發生親屬間扶養或代位繼承之效力，因而本文認為，倘若相關制度上之設計能給予該子女一個符合正常人格發展之環境，則在可以符合子女利益之原則下，將來人工生殖法未必無開放死後人工生殖之空間。至於如有法規範外之死後人工生殖子女之出生，在亡父生前同意之前提下，應准許其類推適用民法第1067條規定請求死後認領，以保護留後子女之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