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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論刑事訴訟法之勘驗-以勘驗權限分配與勘驗筆錄之調查為中心 / A study on the inspection of the 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 - Focusing on the allocation of inspection authority 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inspection records 張建強 Unknown Date (has links) 一、觀念釐清： 1、勘驗之證據方法是指由實施證據調查之主體親自勘驗，而不包括調查勘驗筆錄在內。若實施證據調查之主體未親自對勘驗標的進行觀察、體驗，而僅調查由他人所製作之勘驗筆錄者，將無從直接依其感官知覺作用而獲得證據資料，反之僅是以他人書面轉述之內容作為證據，性質上應屬於文書之證據方法。 2、勘驗權限之有無與勘驗筆錄得否作為證據使用並無直接關係。在偵查階段，勘驗權限之有無主要應著重在強制處分之發動權限；反之審判階段強調證據調查之嚴格性，上述規定均非以賦予勘驗筆錄證據能力為其目的，故自不得以法院或檢察官有勘驗權限，即推論其勘驗筆錄一概具有證據能力。 3、審判中，法院原則上應親自實施勘驗以調查證據，僅於構成實質直接性例外之情形，始得以調查勘驗筆錄取代法院親自勘驗。於個案中已符合直接審理原則之例外情形，始應考量勘驗筆錄是否具有證據能力之問題。二、勘驗筆錄之證據能力： 1、不論實施勘驗者為法官、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其所製作之勘驗筆錄均為傳聞證據，而應受傳聞法則之拘束。其中就法院或法官所製作之勘驗筆錄而言，基於法官公正、中立之定位，應得類推現行法第159條之1第1項之規定，肯定其符合傳聞例外而得作為證據使用，但仍應注意當事人及辯護人在場權之保障。 2、檢察官所製作之勘驗筆錄，應得類推第159條之1第2項之規定，原則上具有證據能力。但基於保障當事人反對詰問權之觀點，偵查中檢察官若無正當理由，仍未通知當事人或辯護人於勘驗時到場者，既無從藉由即時提出意見以確保筆錄之真實性及正確型，應認為該勘驗筆錄具有第159條之1第2項「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而不應允許作為證據。 3、至於司法警察（官）所製作之勘驗筆錄或勘察報告，除經當事人同意者外，得由製作該勘驗筆錄或勘察報告之司法警察（官）於審判中到庭，具結證述其勘驗筆錄製作之真實，並賦予當事人及辯護人為反對詰問之機會後，肯定該勘驗筆錄或勘察報告具有證據能力。不得以現行法第212條未將司法警察（官）規定為勘驗主體，便認為其勘驗結果絕對不得作為證據。勘驗強制處分證據方法勘驗筆錄司法警察傳聞法則直接審理在場權
2	數位證據之刑事證據調查程序 / The admissibility of digital evidence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劉秋伶 Unknown Date (has links) 隨著電腦及網路之普及，數位化生活已成時代趨勢，反映在刑事訴訟程序上，亦有愈來愈多案件以數位證據作為犯罪事實之證明。由於數位證據具有易於修改、無限複製、不易個化製作人、無法以感官知覺理解、可回復以及蒐證困難之特性，因此，在證據調查上具有其特殊性。本文在第三章介紹美國法對數位證據之調查，第四章討論數位證據與傳聞法則之關係，在適用上，並非所有數位證據均受到傳聞法則之拘束，應區分數位證據之類型而定。就證據方法及證據調查方法部份，我國為因應新型態之證據，於92年2月6日增訂第165條之1，以規範科技視聽設備及電腦資料等新型態證據之調查。惟此規定未區分數位證據之類型，一律要求法院必須於審判期日調查，反而造成訴訟程序之拖延。因此本文第五章探討數位證據應適用之證據方法及證據調查方法。數位證據取得證據資格後，第六章則進一步評價數位證據之證據價值。數位證據電磁紀錄證據方法傳聞法則驗真錄音錄影電子郵件證明力鑑定勘驗書證 Digital Evidence
3	強制認領之變革與親子關係解明協力義務呂世文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民96年5月民法親屬編修法前，我國強制認領制度存有不少爭議與缺失，其乃立於生父之立場，儘量設置多重限制，以阻止非婚生子女取得婚生子女之地位。不過，經過民國96年5月民法親屬編之修法，強制認領制度在我國立法沿革上產生重大變革，不僅刪除有關強制認領請求權行使條件及行使期間之限制，更刪除向來遭受詬病之不貞抗辯規定，同時承認死後認領制度，對於非婚生子女權益之維護，與真實主義之追求，均可獲得保障。不過，就死後認領效力之部分，因受限於民法第1069條但書之規定，被認領人對於已死亡生父之遺產無法享有繼承權，故就結論而言，死後認領對非婚生子女實質意義不大，使得此次修法之規範目的無法達成。因此本文建議，可將同條但書之「第三人」透過目的性限縮之方式排除生父之其他繼承人在外，同時立法論上參照日本民法之規定，設計遺產分割後僅能請求支付相當於應繼分之價額之制度，以權衡遺產分割之安定性與被認領人之利益。鑑於DNA鑑定技術在現今已成為親子關係解明之最佳利器，於認領訴訟上即應積極運用，課予當事人或第三協力義務，以協助發現真實，達成實體法上之規範目的。例如，在當事人就親子關係之存在已為一定程度之釋明後，DNA鑑定即得作為法院優先調查之證據；在現行法下，為發揮勘驗命令之效用，於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法院所為之檢查命令時，宜於訴訟上依證明妨礙之規定對其為不利之判斷，以達到制裁之效果；甚至在立法論上，基於發現血統真實、保障子女之血統認識權，無論係對訴訟當事人或訴外關係人，皆可考慮採取直接強制之手段以迫其履行協力義務。惟，在積極運用血緣鑑定技術之同時，為兼顧保障檢查義務人之人權，對於使用之時機與手段亦須慎重。例如：原告起訴時須先提出一定之客觀事實而足以懷疑某人為生父，以防止證據無端摸索；義務人有健康受損等正當理由時，得拒絕接受檢查；如立法論上承認對當事人或關係人得採取直接強制之手段，則應注意「直接強制之最後手段性」等。如此一來，方能在兼顧發現真實與保障人權之前提下，達成實體法上之規範目的。最後，強制認領之變革亦可能對人工生殖政策產生衝擊。亦即，基於民國96年5月民法親屬編修法已承認死後認領，透過類推適用之方式，子女婚生性之問題應可獲得解決，且進而可發生親屬間扶養或代位繼承之效力，因而本文認為，倘若相關制度上之設計能給予該子女一個符合正常人格發展之環境，則在可以符合子女利益之原則下，將來人工生殖法未必無開放死後人工生殖之空間。至於如有法規範外之死後人工生殖子女之出生，在亡父生前同意之前提下，應准許其類推適用民法第1067條規定請求死後認領，以保護留後子女之利益。強制認領真實主義死後認領遺產價額支付請求權 DNA鑑定檢查協力義務證明度主要事實間接事實經驗法則鑑定勘驗證明妨礙直接強制家事事件法草案人工生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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