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的目的，在比較諮商過程中，使用錄影反饋和錄音反饋的諮商方式，對於個案自我概念的影響。 為了解答問題，本研究的假設有三：(1)諮商過程中，使用錄影反饋和一般的諮商方式，對於個案自我概念的影響，無顯著差異；(2)諮商過程中，使用錄音反饋和一般的諮商方式，對於個案自我概念的影響，無顯著差異；(3)諮商過程中，使用錄影反饋和錄音反饋的諮商方式，對於個案自我概念的影響，無顯著差異。 30名受試隨機分配為三組進行實驗：錄影諮商組、錄音諮商組和一般諮商組，每組各10名。為了確知在實驗前受試自我概念的情形，便於觀察經過實驗處理後所發生的變化，因此採用有前後測的實驗設計。 諮商地點是在中國青年服務社「張老師電話」的晤談室，由兩位女性輔導員進行實驗，每位受試都接受三次諮商晤談，每次相隔一星期。第一次諮商是建立諮商關係；第二次諮商是將諮商過程錄影或錄音下來；第三次諮商是把第二次諮商的錄影或錄音放映給受試看聽，一般諮商組受試在第二次、第三次諮商時，則採用一般的諮商方式進行晤談。 本研究工具「田納西自我概念量表」，各受試在該量表上的評定可以獲得十個分數：(1)生理自我、(2)倫理自我、(3)心理自我、(4)家庭自我、(5)社交自我、(6)自我認識、(7)自我接受、(8)自我行動、(9)積極自我概念總數和(10)自我批評。該量表中文修訂本的再測信度：積極自我概念的總數為.90，其他各分測驗為.73到.88。 本研究結果的統計分析分為二方面：(1)根據三組各自我概念後測的分數，採用二項式變異數分析法以考驗假設；但對於三組間自我概念前測分數的差異已達顯著水準者，則採用共變數分析法處理；(2)根據三組各自我概念前後測變化的分數，採用二項式變異數分析法以考驗假設。如果變異數分析法發現各組間有顯著差異，則採用杜凱氏法進行事後比較。 研究結果發現： (1)諮商過程中，不論使用錄影反饋、錄音反饋或者一般諮商方式，對於個案的倫理自我、心理自我、家庭自我、社交自我、自我認識、自我接受、自我行動和積極自我概念的總數方面的影響，都沒有顯著差異。 (2) 在生理自我概念方面，諮商過程中，採用錄音反饋諮商方式比錄影反饋諮商方式較能使個案產生積極的改變；錄音反饋諮商方式也比一般諮商方式較能使個案產生積極的改變。錄影反饋和一般諮商方式對於個案的生理自我概念之影響沒有顯著差異。 除了假設的考驗以外，本研究還有二個額外的發現： (1)本研究兩位不同背景的輔導員對於各組個案自我概念的影響，沒有顯著差異。 (2)諮商過程中，使用錄影反饋、錄音反饋或者一般諮商方式，對於個案的自我批評（即自我防衛的程度）之影響，沒有顯著差異。 本文對研究的結果，研究的限制，以及將來進一步的研究，並加以討論。

國內電視事業的發展，自中視與華視相繼成立後，早期由台視獨佔市場的局面，已轉變為鼎足而三互相競爭的態勢。但由於廣告市場總額與市場成長率皆有限度，無法出現奇蹟性的突破，因之，競爭的結果，除了造成市場佔有率的此消彼長，此長彼消有限的出入外，亦引起同業間的對抗行動，導致節目製作成本的高漲，使競爭所得成果，產生某種程度的抵銷，對電視業的前途，不無重大影響。 電視台為支應龐大的開銷及謀求爾後長遠的發展，全力行銷競爭的開源措施，既受市場的限制，而效果又殊難預作一定數量的控制，於是其經營方式乃加變通，除仍致力於爭取市場佔有率外，對如何提高節目製作效率，使管理趨於科學化，以節省開支的作法，格外重視。 事實上電視事業由於以前缺之競爭壓力，其經營方式不無缺乏效率與浪費之處，就中尤以節目製作管理的問題，隱藏若干有待商權改善的成因。在電視台講求「節流」之際，如能加以發掘，分析並提供解決建議，對電視事業的發展，將有裨益。本報告研究的動機與目的，即在於此。 根據上述動機與目的，本報告特就電視節目製作過程中最基本的錄影耗時情形，提供數量性的個案研究，分析其耗時特徵與影響因素，期能有助於各電視台，對其有限資源（包括影棚、器材設備、製作人力）的使用，作更佳的規劃與控制，提高其錄製管理效率。具體言之，本報告研究的主題內容有下列三個要項： （一）檢定錄製量壓力、節目類型及導播，是否為錄製耗時的主要工具性變數，並且為僅有的主要變數。 （二）以數量分析個別耗時因素（或變數），影響錄製耗時情形。 （三）推估個別導播製作各種類型節目，在不同的錄製量壓力下，耗時的常態及其變異情形。 本報告研究所需資料，全部根據華視民國六十一年一至三月份節目製作耗時的實際紀錄。運用統計方法，針對研究實用性目的，先對各項節目影棚內的耗時狀況加以描述，再就其耗時成因作解釋性的分析，進而建立函數模型，表達耗時率與其重要決定因素的對應關係。就實用價值的觀點，這些因素耗時後果的求出，在管理上具有重大的應用價值。 依上方法，認定主要的工具性變數有下列三項： （一）錄製量壓力： 在各種錄製耗時因素中，錄製量壓力為主要部份，經統計分析顯示： 1.錄製量壓力對總耗時率的影響顯著；對偶發變動的影響非常顯著；對不良率影響不顯著。 2.錄製量壓力越緊迫，必然造成棚內總耗時率的提高及偶發變動的增大。而因錄製量壓力的不良率後果，並無顯著差異，所以其較高總耗時的形成，完全是由於影棚內準備工作費時較久所導致。 3.連續性節目每週錄製量高於l80分鐘者，棚外準備匆促，棚內總耗時率增高急劇。 4.連續性節目每週錄製量低於l80分鐘者，錄製耗時降低較為有限。 5.錄製最壓力越緊迫，偶發事件越難預防，使用影棚需要寬排偶發變動時間，因此影棚生產力亦將受影響。 （二）節目類型： 因節目類型之不同，導致下列錄製耗時的變異： 1.戲劇性節目中，電視劇型節目的錄製耗時，一般均較高，且錄製量壓力加大時，耗時率隨之急劇增高；而舞台劇型節目，因其製作較為單純，不良率極低，錄製耗時短而穩定。此型節目，即使錄製量壓力加大時，其錄製耗時並不隨同急劇增高，而呈緩和上升狀態。 2.非戲劇性節目中，現場綜藝節目，因其製作遠較戲劇性節目簡單，耗時較少；音樂節目，由於要求格調較高，特殊技巧的配合等頗為複雜，其不良率與總耗時率皆冠於其他節目；知識性節目，主在介紹現實生活智識，製作方式，多為傳統講授或座談，其耗時最少。 （三）導播： 本報告對耗時函數模型的設計，是以各項節目製作耗時經銷除每次製作的偶發變動，得出其耗時常態，而將其成因歸屬於「錄製量壓力」、「節目類型」及「導播」三個因素，並經析離前兩項因素的影響後，把剩餘的變異歸因於「導播」。 不同的導播，有不同的耗時特徵，對於錄製耗時顯然偏高或偏低的導播，進一步運用「工作研究」方法，加以個別瞭解、比較與分析。找出差異原因，分別誘導改進使減少耗時，在管理作業上，具有積極意義。本報告內對各個耗時差異比較顯著的導播，一一列舉其耗時資料並予詳細說明的用意，即在於此。 依上個案研究的結果，受對中華電視台提供下列建議： （一）連續性節目每週播出需要量高者，宜提前錄製。 （二）每次錄製淨長與每週錄製次數，宜針對導播特性，作不同的安排。 （三）舞台劇型節目的錄製，宜增加其每次錄製量，以減少拆搭次數，提高影棚生產力。 （四）影棚使用的規劃，宜運用實際耗時資料，作更精確的安排。 （五）影棚使用的控制，宜運用耗時日報資料，重點追查，避免錯誤重蹈。 （六）對耗時顯著偏高或偏低之導播，宜進一步用「工作研究」方法，比較分析其原因，以期積極增進錄製效率。 （七）建議定期繼續辦理綠製耗時分析，並應用貝伊氏方法(BAYESIAN METHOD)，以綜合其分析結果，作為估計錄製耗時的基礎。 （八）建議進一步取得國內外電視向業的錄製耗時資料，著手比較分析。 本報告共分五章，第一章為導論，說明研究的動機與目的，研究的範圍與限制，及研究的構想與設計等。第二章為電視節日錄製情形的探討，及排檔耗時狀況的描述。第三、第四兩章係分別對戲劇性節目與非戲劇性節目錄製耗時的因素分析。第五章為結論與建議，扼要說明研究結果並提出具體建議。

鑒於科技建警時代來臨，錄影監視系統運用範圍越來越廣泛，加上媒體大幅報導使用成效，導致新增議題持續不斷發生。本文先以預防犯罪角度探究錄影監視系統建置成因、運用及維護管理模式，取臺北市12個行政區2005年至2015年間各式刑案發生數，採竊盜案件發生數、強盜搶奪案件發生數及違反偽造文書印文案件發生數為被解釋變數，其中對照組為偽造文書印文案件發生數，監視器總數量為主要解釋變數，輔以守望相助組織、員警人數等與警政業務相關及多數犯罪實證研究文獻較常使用之解釋變數，從縱斷面及橫斷面的資料進行觀察，再透過「追蹤資料」（Panel Data）並運用「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固定效果模型及隨機效果模型進行資料分析，評估錄影監視系統數量配置上差異是否與刑案發生數有顯著關聯，藉以探討錄影監視系統建置數量多寡對於治安影響的程度。 研究發現，根據最小平方法的估計，監視器總數量與竊盜案件發生數呈負的顯著關聯，與強盜搶奪案件發生數及偽造文書印文案件發生數則無顯著關聯，顯示錄影監視系統僅對於特定類型刑案發生有犯罪預防效果，運用錄影監視系統雖然有利於破獲強盜搶奪案件，但在預防強盜搶奪案件發生效果並不顯著，同時驗證臺北市在錄影監視系統數量分配上並非僅以轄區人口數、土地面積及暴力、竊盜案件平均發生數為基礎。最後，本研究建議警政機關在錄影監視系統配置上應視影響刑案發生數之因素分配，如做整體預防犯罪決策應多考慮其他社會因子，在未來設置時，應適時變更宣導方向提高民眾治安滿意度，並針對系統設備有效管理維護，因時因地制宜，經由整合公私部門提高覆蓋率，以減少治安死角。 / In view of the coming of technical police age, the Closed-circuit television （CCTV） is applied more and more broadly. With the greatly reported effects by the press, new issues keep emerging. This article discovers the coming reasons, application and managed modes behind CCTV. We adopt the statics of the offense known to the police, larcenies, forceful taking and forgery from 2005 to 2015 among 12 districts in Taipei City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the number of the forgery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number of monitors as the main response variable. We also take commonly used response variables in mutual help organizations, the number of the relevant police duties , and research papers of criminal evidence to observe the information vertically and horizontally , then conduct data analysis via Panel Data, 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 Fixed Effect Model and Random Effect Model and estimate if there’s connection between the number of CCTV and criminal cases to see if the number of CCTV and has any impact on the public order.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number of CCTV h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relevance with the larcenies, while forceful taking and forgery go opposite, according to the estimation of OLS. It shows that CCTV has positive influence on criminal prevention only to certain criminal cases. CCTV is benefit busting forceful taking, but not preventing it. Nevertheless, it proves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CCTV in Taipei City isn’t just based on the district population, area, violence and the avg. number of force taking simultaneously. Finally, we suggest that Police Agency & Subordinate Branch allot CCTV depending on the factors of criminal cases. For example, considering more sociocultural factor when making decisions about criminal prevention and changing the ways of propaganda timely to improve the public order satisfaction. Furthermore, managing and maintaining system facilities effectively and change tactics as the situation and time demand to reduce the high crime rates by integrating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and higher coverage.

共一冊，約六萬字，計分六章，每章約三至四節。 內容： ぇ首先闡述本研究的背景與動機，並界定論文的目的和範圍。 え就台北市居民觀賞錄影帶居民的生活型態（A、I、O ）加以分析歸類出幾個群體， 然後以各群體的觀賞動機與人口統計變項加以研究，探求各群體觀賞錄影帶的動機和 人口變項是否有所不同。其次由各觀賞群對錄影帶因素偏好，觀賞型態，媒體選擇來 源等各變數分析之。 ぉ由上述探究中，找出不同市場區隔的觀賞錄影帶行為差異，從行銷學的觀點，擬出 行銷策略達到區隔市場、尋求立基益處，作為錄影帶業者之參考。

第一章：緒論。（一）研究動機（二）研究目的：１•瞭解臺北市民使用錄影機的程 度；２•瞭解臺北市民使用錄影機的動機。 第二章：理論與架構。（一）文獻探討。（二）研究架構。 第三章：研究方法。（一）問卷設計與變項測量。（二）抽樣：以臺北市十八歲以上 成年人一百八十名為樣本，進行問卷調查。（三）資料蒐集步驟。（四）資料處理與 統計分析。 第四章：結果的分析與解釋。（一）錄影機的使用程度。（二）錄影機的使用動機。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一）結論。（二）建議。

本研究以內容分析法比較共200首台灣與美國音樂錄影帶中的性內容以及愛情關係表現。研究結果顯示美國音樂錄影帶中的性內容普遍高於台灣的音樂錄影帶，不論是在歌詞表達或影像呈現中。但值得一提的是，臺灣2010年音樂錄影帶中相較於2000年音樂錄影帶中性內容增加的幅度大於美國2010年音樂錄影帶中相較於美國2000年因樂錄影帶中性內容的增加。而且愛情表現方面，台灣的歌曲不論是在2000年還是2010年都有超過80%以上的歌曲為愛情歌曲；美國歌曲則較為多元，從2000年到2010年，少了20%的愛情歌曲。 總體來說，此研究結果與先前研究的結果類似：台灣歌曲中的愛情表達多為無性的表達，而美國歌曲中則較易將愛情等同或化約成肉體慾望，且不論歌曲主題，性內容也較常表達在歌曲中。雖然台灣音樂錄影帶及歌曲中的性內容還尚未達到足以造成威脅的程度，由2010年的增加多於同時期美國的音樂錄影帶顯示未來研究更應重視這一塊因為大眾流行音樂錄影帶在年輕族群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若其不當性內容持續增加，勢必會對年輕族群的性觀念及行為造成影響。 / This study examines 200 music videos from Taiwan the USA for their sexual content lyrical and visual presentation. The second focus is the illustration of themes in songs. Results of a content analysis shows that in terms of sexual content in music videos, the USA is still more sexual than Taiwan as a whole; however, the increase of sexual imagery in music videos is greater in Taiwan in 2010 compared to in 2000 than that from USA in 2010 compared to 2000. Within-country comparisons show that the increase in images is greater than that in lyrics from 2000 to 2010 in both countries. For themes in songs, in both years, over 80% of the songs analyzed from Taiwan are love theme songs. Songs from the USA are more varied, and from 2000 to 2010, there are 20% less love theme songs. On the whole, this study agrees with previous studies, which found that love manifested in lyrics is often an asexual kind of love in Taiwan, while in the USA physical desires are often outright portrayed, regardless of the song themes. Although the sexual level in music videos images have not yet reached an alarming level, researchers should, however, keep track of the sexual content because music videos do take up a part in forming a socializing environment, especially for the young people.

中文摘要 近年來治安問題日益受到重視，錄影監視系統之設置也成為改善治安的重要策略之一，臺北市里長以裝設錄影監視系統作為預防犯罪的重要政見，致里鄰監視器大幅成長甚至達全國之冠。里長無公權力且缺乏維管監視系統之專業力，為解決里辦公處設置之錄影監視系統大幅成長衍生纜線附掛凌亂、維修經費不足及隱私權等問題，臺北市政府決定整合並移轉警察局專業管理。 本研究以網絡政策治理的觀點分析臺北市錄影監視系統建置政策決策，探討里鄰錄影監視系統產生治安與資訊隱私難以兼顧之政策弔詭。個案聚焦於臺北市錄影監視系統之整合過程相關利害關係人意見，期能回顧建置過程相關問題並針對現況缺失提出改進之策。 本研究以立意抽樣的方式選定臺北市錄影監視系統整合期間實務運作者進行深度訪談，並蒐集官方機構有關臺北市錄影監視系統建置相關資料，兼採文獻分析法及個案研究法以取得描述性資料。研究主要目的包含：(1)探討臺北市里長建置管理錄影監視系統產生的問題；(2)探討臺北市錄影監視系統整合政策決策過程；(3)依據研究結果提供建置錄影監視系統相關建議及公部門如何與民力合作改善治安之未來方向。 研究結果如下：(1)人民重視治安甚於隱私；(2)里長沒有公權力不適合管理監視器；(3)里長建置之錄影監視系統機器老舊廠牌規格各異，警察局無法以接收方式整合；(4)新系統設置點位經警察局以治安專業評估，移轉過程難以配合里長一支換一支的期待；(5)利害關係人意見往往沒有那麼客觀；(6)警力有限民力無窮，以中長期而言整合社區資源結合民力協助警力為重要的未來方向。 而針對上述的研究發現，本研究提出三點建議：第一、維護治安應凝聚社區認同；第二、應加強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能力；第三、落實民間設置錄影監視系統之管理。 / Abstract Recently, the public security is a significant issue concerned by government. Setting the closed-circuit television (CCTV) system is one of the 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the public security. Village chiefs in Taipei have an important political view: To set neighborhood CCTV for crime prevention. As the result of that, the number of neighborhood CCTV in Taipei is the top in Taiwan. However, the village chiefs have neither public right nor the specialty for maintain the CCTV system. In order to conquer the problems: messy cables, lack of funds and privacy issues caused from the neighborhood CCTV, the Taipei City Government make a decision to shift the management rights to the police department. From my studies, I analyze the policy of Taipei CCTV and search for the community safety and privacy issues caused by the neighborhood CCTV. My research cases focused on the related-stakeholders’ opinions to the processing of Taipei CCTV integration. As we focus on that, we can propose better policies to improve the problems we have now. I chose purposive sampling as the way to select the workers in Taipei CCTV integration processing to have in-depth interviews. Moreover, I collected some information of Taipei CCTV from government resources and used literature review methodology with case review to have a descriptive research. The main propose of my studies including (1) To investigate the problems from the setting of CCTV by village chiefs. (2) To verify the processing of making Taipei CCTV integration policy. (3) To give some suggestions about how government and citizens work together to improve the community security in the future. Result as below: (1) Citizens thought securit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privacy. (2) Village chiefs aren’t suitable to manage the CCTV because they have no public right to do that. (3) It is difficult for police department to integrate the CCTV system because the monitors were old and the brands of CCTV were different. (4) The new CCTV system from police department is difficult to meet the every requirement from village chiefs. (5) The Opinions from related-stakeholders are not quite objective. (6) The number of police is limited. Thus, it is important to combine the citizen and police together to improve the public security. As follows, I have three recommendations. First, we need to agglomerate social identity to maintain the public security. Second, we need to improve the abilities on risk management and crisis handling. Third, we need to manage the setting of CCTV system.

隨著電腦及網路之普及，數位化生活已成時代趨勢，反映在刑事訴訟程序上，亦有愈來愈多案件以數位證據作為犯罪事實之證明。由於數位證據具有易於修改、無限複製、不易個化製作人、無法以感官知覺理解、可回復以及蒐證困難之特性，因此，在證據調查上具有其特殊性。 本文在第三章介紹美國法對數位證據之調查，第四章討論數位證據與傳聞法則之關係，在適用上，並非所有數位證據均受到傳聞法則之拘束，應區分數位證據之類型而定。就證據方法及證據調查方法部份，我國為因應新型態之證據，於92年2月6日增訂第165條之1，以規範科技視聽設備及電腦資料等新型態證據之調查。惟此規定未區分數位證據之類型，一律要求法院必須於審判期日調查，反而造成訴訟程序之拖延。因此本文第五章探討數位證據應適用之證據方法及證據調查方法。數位證據取得證據資格後，第六章則進一步評價數位證據之證據價值。

首先說明，本文並不著重於法制史之研究。蓋刑事訴訟之動態發展，研究範圍仍應以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之規定為主軸，其中我國實務呈現新舊見解交錯影響之狀況，相關的偵審歷史痕跡將於相關章節鋪述，並涉及我國歷年相關學說發展。 關於我國實務見解研究，著重於我國最高法院歷年來所做成的判例，並輔以2003年修法前後最高法院關於偵訊自白的判決、刑事庭決議，其中並納入相關的初級審、上訴審法院判決、座談會以及檢察署研究決議，比較分析我國實務界對於偵訊自白概念與判定證據能力的處理模式。之後並檢討我國實務見解產生的問題。 本文亦將分析我國學說對於偵訊自白的處理，尤其是學說判定偵訊自白證據能力的議題，嚴重受到實務見解「自白法則」之影響，導致偵訊自白的證據能力難以為有系統的說明。相較於此，本文擬從我國歷年修法之相關法制進行研究，並以德國、美國的現行法、判決實務、學說討論進行比較分析。其中在相關議題上，採擇歐陸法系典範的德國學說、實務論述、並及於近年我國刑事訴訟法修訂的法律繼受國美國及日本的學說與相關實務見解，部分並佐以筆者所知悉的歐洲人權法院判決。論述時尤著重於相關概念的說明，特別是在外國學說或實務引介時，探討其所所涵蓋之範圍，避免文義上之誤解 。

為了達到國家追訴犯罪的利益，依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76條之1，任何人除非法律另有規定，否則都有「作證義務」－但並不代表證人必須當然忍受國家的任何行為，而在設計證人相關制度時也應考慮證人的主體性感受。本文將以「偵訊中對證人的錄音錄影規定」為研究中心：首先，將說明「偵訊中對證人的錄音錄影」在錄製及其使用上的特性及對證人、其他程序參與者的影響，還有與相關的法院審理原則的關係以及所需要的資源，並以此作為規範需求的討論基礎；再來，將介紹我國目前的制度及實務操作情形，並與外國法制規定交相對照比較；之後將集中在我國及外國法院就「偵訊中對證人的錄音錄影」在審判時作為證據使用的情形討論；最後，欲處理的是「律師把『偵訊中對證人的錄音錄影』用於審判外陳述」的行為應如何看待、規範，並就國內目前所提出的草案及建議，從外國法相關規定的角度出發加以省視該立法建議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