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價衡平原則」及「最大誠信原則」乃保險制度存立之基石，保險法第64條據實說明義務之根本精神即源自此二原則，藉由課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詳實提供與該保險有關的事實資料的義務，以作為保險人判斷的依據，使保險人所承擔之風險與所收取之保險費相當，然實務上有多件案例為: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在當初訂立保險契約時，未據實說明，被保險人發生保險事故後，要保人或受益人故意不通知保險公司，待至契約訂立後二年除斥期間經過，保險公司已無法依保險法第64條解除契約始通知保險公司，實重大違背「對價衡平原則」及「最大誠信原則」，而嚴重動搖保險制度之存立；惟「除斥期間」之訂立乃係基於追求法律關係早日確定，避免權利人消極行使權利讓法律關係懸而未決，是以，於保險法第64條針對保險人之解除契約權，「除斥期間」亦為一重要且不可或缺之限制。故如何在「除斥期間」之限制下有效解決此問題，乃本文研究之目的，盼能藉由本研究定紛止爭，更進而達到維護保險制度存立之目的。 本文嘗試先就保險法第64條據實說明義務之要件、規範架構加以介紹，再從我國實務判決為出發點，探討如何在現行法的架構下解決問題。本文以為，保險金請求權人故意拖延至除斥期間屆滿始請求保險給付之情形，雖得透過目的性限縮保險法第64條、民法第92條、民法第148條及民法第184條加以解決，惟在實務上，仍尚未成為定論，雖有少數判決肯認得援引部分前揭條文，然目前僅為少數見解，可能無法對於惡意之保險金請求權人產生遏止效果或警惕作用，尚須透過實務上保險公司的積極防範措施或修法加以解決。故本文最後一章以立法論的角度觀察，探討是否得藉由外國立法例之借鏡，在立法上根本解決本研究問題。首先將介紹各國之立法例，再來加以比較分析他國與我國立法之異同，再就我國之立法提出修正建議。本文認為在現行法架構下、保險公司實際操作面向下皆無法真正解決此問題，根本解決之道仍應係對現行法加以修正。

新版個人資料保護法大幅擴張了適用範圍，其中一項修正重點在於告知義務及當事人書面同意；為保障當事人程序參與權，向當事人蒐集個人資料時，應明確告知當事人第8條所規定事項，使當事人在了解資料處理相關事項後，才有辦法做出是否進入該資料處理程序的決定。該條規定妥善的保障了當事人的資料處理程序參與權，卻亦導致金融業大規模的作業風險。 保險業是個大量牽涉到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的產業，不同的保險行銷通路會產生各式各樣的交易模式；若藉由任何保險通路招攬保險時，均須進行第8條告知義務，將大幅增加業者法律遵循成本、作業風險，並可能造成當事人受重複告知的困擾。是以，本文目的在於探求個人資料保護差異性之空間，藉由業務員、電話行銷及銀行保險等三種保險行銷通路出發，探討不同通路下差異性適用個資法之可能性，進而再分析不同通路下蒐集個人資料時告知義務之程度差異。 本文檢視了保險核心原則、英國資料保護法及德國新保險契約法等外國立法例後發現，向當事人所揭露之資訊應根據交易情形之不同而有差異性存在；此外，根據各通路相關規範之規定，本文認為不同保險行銷通路在適用個資法告知義務時應有程度上之差異。藉由業務員通路招攬保險而蒐集當事人資料時，由於符合個資法第8條第2項第2款「履行法定義務所必要」之蒐集，應減輕業者告知義務；然而，電話行銷通路應提供要保人相對充足的保障，故向當事人蒐集資料時，仍應回歸個資法第8條第1項告知義務；而根據現行銀行保險相關規範，透過銀行通路招攬保險時，除了金控公司蒐集當事人之姓名與地址外，其他資料依然要回歸適用個資法之告知義務。金融業是個受到高度監理的行業，在個資法修正施行前，已有許多牽涉到蒐集、處理或利用當事人資料之既有規範，為了能有效達到個資法第1條之目的，本文建議應確定個資法「法定義務」之範圍，並具體定義第8條第2項第5款之「當事人明知應告知之內容」。

訪問買賣之消費糾紛有逐年增加之趨勢，然而國內研究文獻卻相當稀少。本論文嘗試以較宏觀之角度，整理歸納學說理論及實務見解，並與外國法進行比較分析，藉以檢討現行法規範及提出修正建議。 第一章「緒論」：本論文之研究動機與目的在於探討實務上訪問買賣常見之糾紛類型，並依消費者保護法規範之體系，從定義、適用範圍、企業經營者之告知義務、消費者之解除權逐次展開，檢討現行法是否足以預防或解決問題？主管機關或司法判決對於訪問買賣有何發展性之見解？外國法制對於類似行銷方式之規範，是否有值得我國借鏡之處？期本文之初步探討能拋磚引玉。 　　第二章「訪問買賣之規範」：介紹我國消費者保護法及其施行細則、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與範本、地方消費者保護自治條例等有關訪問買賣相關規範；外國法部分主要介紹與我國法制淵源較深之德國及日本相關規範，其餘主要國家法規範摘要則列為附錄。 　　第三章「訪問買賣定義及適用範圍之檢討」：由於消費者保護法對於訪問買賣之定義及適用範圍不夠清淅，具體個案是否可適用訪問買賣易形成爭議。就訪問買賣之定義：「指企業經營者未經邀約而在消費者之住居所或其他場所從事銷售」而言，其簡短之文字並無法清楚勾勒那些情形符合訪問買賣。實務上常見業者主張其到宅銷售係先以電話聯繫，經過消費者事先同意，不屬「未經邀約」之情形，另有主張消費者成立契約係在展覽會場或業者之營業場所，故不屬訪問買賣。究竟何種行銷方式符合消費者保護法所定義之「訪問買賣」？在法律定義曖昧不明之情況下，主管機關於函釋中所表示之見解及司法判決實務所承認之類型，即顯重要，故除了學說之外，本論文將實務見解納為主要觀察對象，並嘗試將觸角伸展至外國法規範，尋求解答。其次，在訪問買賣之適用主體上，金融商品結合訪問買賣之行銷方式為實務所常見，而多層次傳銷參加人亦有購買傳銷商品自用之情形，是否可適用消費者保護法訪問買賣之規定？學說及實務見解存有極大之爭議，本論文就此爭點加以整理並提出解釋意見；在適用之客體上，外國法對於訪問買賣多有除外適用之標的，我國法並未有排除之規定，全國工業總會對此曾提出修正建議，是否應適當調整無條件解除權之適用客體，本論文嘗試從客觀之角度加以分析。 　　第四章「告知義務及解除權規範之檢討」：為保護消費者於訪問買賣過程中處於弱勢之地位，要求業者應盡買賣條件等資訊提供義務及賦予消費者猶豫期間以重新考量，為比較法上所常見，惟我國之規範內容與外國法相較，除了告知內容顯得不夠充分外，亦欠缺違反告知義務之法律效果，造成許多業者未遵守告知義務，而消費者亦不瞭解自己權利所衍生之糾紛；另外，有關契約解除後，雙方當事人如何回復原狀，亦屬實務上常見之爭議，依現行法制，雖可適用民法第259條等相關規定加以補充，惟若能針對訪問買賣之特性，考量作特別之規範，應較能定分止爭。 　　第五章「訪問買賣常見消費糾紛類型及實務發展」：經歸納司法院網站所公布最近10年（2000年至2009年）與訪問買賣相關之裁判，發現其契約標的以涉及教材及各類學習課程最多，其次為度假村會員權。此外，訪問買賣銷售人員於行銷時，經常對於資金不足之消費者宣稱可分期付款，惟實際上卻讓不知情之消費者簽下金融機構貸款申請書，一旦發生業者停業、倒閉之情形，消費者不但無法繼續受領商品或服務，反而成為金融機構訴追貸款之對象，形成大量「假分期 真貸款」之爭訟案件。本章針對上述三種消費糾紛類型，探討如何解決類似爭議。 　　第六章「法制上之建議－代結論」：現行法有關訪問買賣之規範難以符合時代之需求，非但學說存有爭議，主管機關之見解亦常瞹眛不明。實務判決依個案事實，或有引用外國立法例作為法理，依誠信原則調整企業經營者與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然檢討現行法規範，適當地修正或增訂，為釜底抽薪之道。本章綜整前面各章節之議題，就未來修法可思考之方向提出建議。 / The disputes over” door- to- door sales” are increasing year after year. However, the related dissertations are rare. This thesis is trying to generalize theories and rules in order to review current laws and bring up some suggestions. The first chapter “preface” states about the motive and objective of this thesis which is aiming to find the dispute types. Meanwhile, in compliance with the article order of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from definition, application, information notification to rescission, review if current laws could prevent or resolve disputes. Furthermore, observe foreign legislation which is worth imitating. The second chapter ”the statute of door- to- door sales” which is introducing related national statutes and local ordinances； meanwhile, introducing German and Japanese codes, etc. The third chapter “review on definition and application of door- to- door sales”： Since the legal definition “door- to- door sales means a sale completed through trader’s solicitation at the consumer's premises or other locations without any invitation” is not specific enough, there are lots of controversial issues such as－ （a） If a consumer shall be considered to have made an express request for a visit by the trader by reason only that the consumer consented to the visit by the trader after an initial contact at which the trader indicates expressly or by implication that the trader is willing to visit the consumer？ （b） If a consumer agreement that is concluded at the trader’s place of business or the trade fair could be considered “door- to- door sales”？ In addition to discussing above-mentioned issues, who and what subjects are applicable to “door- to- door sales” articles in CPA is a question, too. If an investor or a participant in multi-level sales may apply to them？ If the supply of goods which, by reason of their nature, are liable to deteriorate or expire rapidly, or the supply of audio or video recordings or computer software which were unsealed by the consumer shall render the consumer the right of withdrawal？ This thesis is trying to analyze foregoing issues objectively. The fourth chapter” review on obligation of providing information and withdrawal of contract”： The consumer is often unprepared in contracts made at the doorstep;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provide the consumer a right of cancellation over a period of days and adequate information to enable him to understand the contract. However, the CPA is too simple to protect consumers when comparing with foreign laws. In case we could aim 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oor- to- door sales” to regulate individually, the disputes would decrease. The fifth chapter” familiar disputes and legal opinion development”：To sum up the cases filed during last ten years, the most related contract subjects are learning materials including encyclopedias, language books or on-line lessons, etc.；The second is time-sharing membership which is usually touted by taking advantage of human vulnerability；Besides, “linked credit agreement” is also regularly seen. This chapter would make a study of how to resolve the similar problems. The sixth chapter “legal suggestions-instead of conclusion”：Domestic “door- to- door sales” statutes are not able to meet time steps. Not only is there discrepancy between theories, but the opinion of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is not clear. Some court cases cited foreign laws as jurisprudence to revise the right or obligation between the trader and consumer； Nevertheless, if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could overhaul the current statutes, the problem-solving methods may be found and established.

nemo tenetur se ipsum accusare－沒有人必須自我控訴（niemand muß sich selbst anklagen），nemo tenetur se ipsum prodere－沒有人必須作為對抗自己的證人（man muß nicht gegen sich selbst als Zeuge auftreten），這兩句拉丁法諺即為不自證己罪原則（nemo-tenetur-Prinzip）：「沒有人有義務使自己承擔罪責」、「沒有人有義務對自己的罪行做出貢獻」、「沒有人有義務對自己的犯行主動提出不利證據」、「不得強迫任何人違反意志去積極證明自己的犯罪」，乃是法治國的基本立場，以尊重人性尊嚴的中心思想為基礎的刑事程序原則，而人性尊嚴關注的是，被告必須能自由決定是否願意將自己作為自己犯罪的證明工具，強制將自己的陳述提供作為刑事判決或其他相關處罰的條件，不僅欠缺期待可能，也違反人性尊嚴。 nemo tenetur這個在國內已是刑事訴訟圈子耳熟能詳的拉丁法諺，每個法律系學生都能領略一二，把它作為論文題目，乍看是燒冷灶，本文用意在引進比較法上的觀察，主要是介紹德國法，同時回顧國內文獻與現行法規。本文分作八章，包括【第一章 緒論】、【第二章 不自證己罪原則起源、國際發展與我國法依據】、【第三章 不自證己罪原則的適用與違反類型】、【第四章 不自證己罪原則與「訊問」關係】、【第五章 不自證己罪原則對強制處分的衝擊】、【第六章 不自證己罪原則與證據禁止】、【第七章 不自證己罪原則在「非刑事法」領域的發展】及【第八章 結論】，冀能對不自證己罪原則的輪廓，建立雛形。

首先說明，本文並不著重於法制史之研究。蓋刑事訴訟之動態發展，研究範圍仍應以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之規定為主軸，其中我國實務呈現新舊見解交錯影響之狀況，相關的偵審歷史痕跡將於相關章節鋪述，並涉及我國歷年相關學說發展。 關於我國實務見解研究，著重於我國最高法院歷年來所做成的判例，並輔以2003年修法前後最高法院關於偵訊自白的判決、刑事庭決議，其中並納入相關的初級審、上訴審法院判決、座談會以及檢察署研究決議，比較分析我國實務界對於偵訊自白概念與判定證據能力的處理模式。之後並檢討我國實務見解產生的問題。 本文亦將分析我國學說對於偵訊自白的處理，尤其是學說判定偵訊自白證據能力的議題，嚴重受到實務見解「自白法則」之影響，導致偵訊自白的證據能力難以為有系統的說明。相較於此，本文擬從我國歷年修法之相關法制進行研究，並以德國、美國的現行法、判決實務、學說討論進行比較分析。其中在相關議題上，採擇歐陸法系典範的德國學說、實務論述、並及於近年我國刑事訴訟法修訂的法律繼受國美國及日本的學說與相關實務見解，部分並佐以筆者所知悉的歐洲人權法院判決。論述時尤著重於相關概念的說明，特別是在外國學說或實務引介時，探討其所所涵蓋之範圍，避免文義上之誤解 。

保險契約為民事契約之一種，法律關係從成立、生效至終止階段與一般民事契約大致相同，但是有一點效力狀態為保險契約所獨有，亦即「停效」與「復效」狀態，為何保險法上會有停效與復效之制度？其制度目的為何？理論基礎何在？法律性質為何？這些我國法上論述較少，故必須從外國法之資料文獻去分析探討，本文主要分析美國及日本實務及學說，希望能找出一套符合法體系一貫性，並能兼顧保險契約當事人權益之理論架構。 本論文首先從實際發生的一件保險理賠糾紛，點出目前人壽保險契約停效、復效法制之問題。其次，分析保險契約效力層次有幾種，而停效復效之狀態位在哪一個層次。第三，從美國法及日本法角度定義停效及復效之法律性質。第四，介紹壽險契約停效之原因及其法律狀態，進一步討論這三種停效原因相關法律問題。第五，從美國法院判決去分析復效的要件。第六，討論壽險契約復效之相關爭議問題。例如，保險人終止權行使期間之限制、申請復效是否須保險人同意？要保人申請復效時，是否負告知義務？復效與不可抗爭條款、復效與自殺免責條款等等。文末，就復效之相關問題及現行保險法規定，提出個人之拙見及修正條文。

於科技發展進步、資訊傳遞方式多樣化之現代生活，因遠距通訊工具問世，即使交易雙方當事人分處兩地亦能締結契約，為消費模式揭開全新一頁。鑑於此一新興交易中，企業經營者單方面提供交易資訊為消費者獲知交易內容的主要方式，容易衍生企業經營者利用對於資訊的壟斷，誘導消費者與之締約，故於消費者保護法中設置「郵購買賣」特別規定予以規範。 惟關於現行郵購買賣定義及效果規範之適用仍存在多項爭議問題與不確定性，有關郵購買賣定義之現存問題，諸如「郵購買賣」用語妥適性如何、郵購買賣適用客體內涵爭論、應否以「未檢視商品」及「買賣契約」作為郵購買賣構成要件；於郵購買賣效果規範部分，對於資訊告知義務履行方式是否須以要式為限，尚無明確規制可供遵循，以及有關無條件解除權猶豫期間之起算方式、無條件解除權適用客體是否合宜等爭點，仍曖昧不明。 其中尤以交易客體多樣化所衍生問題最受矚目，新型態交易客體不同於過去傳統實體商品，軟體設計、數位化商品、新興服務等軟實力，已然成為台灣躍居世界舞台不可或缺要素，然尚欠周延之消費者保護法規可能扼殺此等新興交易客體發展空間，譬如對於本質上具有「無限複製」與「完整複製」特性之數位化商品行使無條件解除權者，縱該數位化商品附有反複製技術，仍無法完全排除該反複製技術遭受破解之可能；又如消費者針對通常於締約後即履行之服務主張不附理由解除契約之際，亦因服務所具無法回復原狀性質，將致消費者接受全部服務後卻不必支付價金之結果，實則前述事例於現行法規範下，企業經營者所負經營管理成本已然失控。 是以，揆諸郵購買賣所具特殊交易性質、交易客體複雜化等背景，與現行郵購買賣規範交錯致生問題引發筆者研究興趣，並以之成為本文撰寫起點，同時祈能藉由本文就郵購買賣構成要件與效果規範相關問題之發覺，及援引參照日本消費者保護法規內容，由法制面之檢討著手，釐清各項爭議原委，探尋法規範更為整備之修正可能性與方向，以彰消費安全保障之目的。

保險契約又稱之為「最大善意契約」或「誠信契約」，歸因於保險契約之制定需仰賴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之善意與誠信，而於保險事故發生前最重要者為保險法上據實說明義務及危險增加通知之義務，此二義務要求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提供大量個人資料，俾使保險制度能順利運作。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關於敏感性個人資料部分之蒐集、處理、利用部分遲遲尚未施行，連帶影響保險法上據實說明義務及危險增加通知義務之履行無所適從。 自外國立法例觀之，個人資料保護隨著資訊發展而逐漸受到各國重視，爰參考OECD經濟合作發展組織之隱私保護原則、歐盟個人資料保護指令及經濟合作發展組織亦提出隱私保護暨個人資料跨國傳遞指導原則，對於美國、英國及日本保險實務對於個人資料保護法實施分別制定不同措施。美國最早提出告知後同意原則，並由美國保險監理協會制訂保險資訊與隱私保障標準模範法典予以落實；英國則遵照歐盟個人資料保護指令特別制定特種個人資料處理原則，將個人資料種類予以不同程度化區分；日本對於個人情報保護法除金融廳制定金融領域下指針外，其生命保險協會及損害保險協會分別制定生命保險業之個人情報處理指針及損害保險公司之個人情報保護指針。基此，以上各國之立法及保險實務運作，亦為我國制定保險法第177條之1之參考依據。 惟保險法第177條之1於主體面、客體面、內容制定、免除告知義務規範及過渡條款之設計等皆有可議之處。本文分析保險法上據實說明義務及危險增加通知義務與個人資料同意權之衝突，並依據保險事業發展中心委託研究計畫及行政院草案，以立法沿革及法規面逐一剖析保險法第177條之1之妥適性並給予立法建議。希冀本研究能有助於保險實務上對於現行個人資料保護法之制定，予以明確且完善之配套措施，並為保險法第177條之1開啟新紀元。

本文所謂的臥底偵查，係指為抗制特別危險之重大犯罪或偵查困難度極高之犯罪，刑事偵查機關為達成追訴犯罪並實現國家具體刑罰權之目的，在一定期間內安置具有司法警察身分或不具司法警察身分之人員蟄伏於犯罪組織或犯罪環境中，以隱匿真實身分之方式蒐集犯罪證據及提供犯罪情報之特殊偵查方法。 臥底偵查目的既在於臥底者以隱匿真實身分之方式，暗中蒐集犯罪證據以及提供犯罪資訊，然運用此種特殊偵查手段的結果卻有可能會侵害到人民受憲法保障之隱私權、秘密通訊權、居住自由權、資訊自決權等基本權利或牴觸不自證己罪、人性尊嚴等憲法原則，故刑事偵查機關如運用臥底偵查而攫取龐大訴追利益的同時，亦逾越基本權利的保護界限，則該臥底偵查行為自宜定性為干預基本權之強制處分，此時，如臥底偵查仍未取得法律授權基礎，其取得之證據自有罹於無證據能力之虞。 鑑於法務部以及立法院均已提出不同版本之臥底偵查法草案，以期將實務上行之有年但卻備受適法性指摘之臥底偵查予以法制化，是以在方法上，本文將就臥底取證規範之現行規定與未來立法動向進行必要之比對，換言之，本文除將論述在現行法制不備的情況下，如何透過學說上法哲學、法解釋學之觀點或歷來實務判例(決)累積之見解，在臥底取證可能面臨之適法性困境及兼顧人權保障的議題上，提供一個兼具「發現真實」與「程序保障」的調和解決方式。此外，針對臥底偵查在取證規範上之立法趨勢，本文亦期能就相關草案中有待商榷或有所疏漏之處提出建言，以達到適時導正立法動向與彌補規範漏洞之研究目的。 本文架構之舖陳，首先，擬先行探討臥底偵查可能違反哪些「法律」規定之取證規範，換言之，亦即先行探討臥底偵查之「違法」取證與證據排除之程序關聯問題，而這些「法律」規定之取證規範，有刑事程序法之規定，有刑事實體法之規定，另亦有兼具刑事程序法與實體法性質之規定，本文在上開取證法律中，將先探討具有共通規範性質的取證規定，再依取證手段及取證客體之差異次第論述個別取證規定的違反與證據排除之關聯性。 其次，再上探臥底取證可能違反之「憲法」規定或憲法原則，換言之，亦即探討臥底偵查之「違憲」取證與證據排除之關聯問題，由於作為「應用憲法」之刑事訴訟法與憲法的關係極為直接而密切，故在判斷某一證據有無證據能力時，現行法律有無規定並非唯一依據，蓋如憲法基於維護更高價值的考量，則縱使國家機關取證過程合法，其所取得之證據也未必有證據能力，是以論究臥底取證可能違反哪些「憲法」規定或憲法原則以及與證據排除之關聯爰有必要。

在醫療糾紛與日俱增的趨勢下，醫療損害民事責任之研究，無疑是法學研究所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除了在實體法層面上，建構適當的醫療損害賠償歸責體系外，程序法上發展出一套特別適用於醫療訴訟的舉證責任分配規則，對於司法審判實務尤具實益。此一舉證責任分配規則具有適當緩和過失責任與無過失責任爭論之作用，使民事損害賠償法面對醫療糾紛得以發揮功能，進一步正當化醫療傷害去刑化努力，並能減少體制外抗爭上演。 關於醫療行為所生損害賠償責任可概分為：基於「醫療瑕疵行為」與基於「自我決定告知義務違反」兩種類型之損害賠償責任。在一般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本原則—規範說之適用下，病患（或家屬）原則上仍必須就「醫療疏失行為」、「受有損害」、「兩者間存在因果關係」等要件負舉證責任，惟鑑於醫療資訊上的高度專業性、證據的構造性偏在情況及醫界組織上的專業自律性，不論在醫療疏失或因果關係之舉證上，病患都遭遇舉證上的困難。因此，有必要在一定條件下，適當修正規範說於醫療訴訟之適用，發展出醫療訴訟之舉證責任分配特別規則，以減輕病患的舉證責任。 就醫療瑕疵類型之舉證責任分配特別規則，實包括以下各種舉證責任減輕之制度：表見證明、民法第二二七條之舉證責任減輕、重大醫療瑕疵之舉證責任減輕、證明妨礙、違反文件義務與診斷報告作成及確保義務之舉證責任減輕、可完全控制危險領域之舉證責任減輕、損害賠償之舉證責任減輕等，及證明度之降低等制度。關此，本論文整理德國及我國學理看法、實務案例，並就上述各項制度逐一詳細討論，俾使讀者瞭解各項舉證責任減輕制度之實際運作功能。 另在「病患自我決定告知義務違反」之類型上，根據目前多數見解，每一個侵害身體完整性的醫療行為，都是構成要件該當的身體侵害，此一侵害本身即表徵出違法性，唯有存在「病患有效的同意」，始得排除之。因此，關於「對病患已善盡告知義務」且「已取得病患之同意」，醫師或醫院則負有舉證責任。關此，本論文乃以「醫師告知」、「病患同意」為主軸，分析「告知後同意」原則所衍生之舉證責任問題。 最後，本論文除了回顧歸納各章節之重要結論外，並再就醫療訴訟上之舉證責任分配規則體系，重新作一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