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架構共分五章： 第一章為緒論，旨在說明本論文之研究動機、問題意識、研究範圍、研究方法及架構說明，其中並說明網際網路發展之簡介、網際網路對資訊隱私權與犯罪偵查之影響。 第二章所欲討論者，乃資訊隱私權之發展與內涵。在本章中，首先就隱私權發展最早的美國，說明該國最高法院司法實務對於憲法層次隱私權概念建立與保障上，所做出的幾個重要性判決。之後再針對資訊隱私權的意義說明，並討論資訊隱私權的憲法爭議範圍，其中尤以憲法第四修正案的適用最為重要，故獨立討論該條之規範對象，並就該條中搜索的意義、實施搜索的實質原因與程序要件，及違反第四修正案之所產生的證據排除效果介紹之。次就資訊隱私權於我國憲法之依據及內涵，討論我國有關憲法層次的隱私權，在權利形成方法上，是否有全盤移植美國法制之必要，亦或針對我國憲法，提供資訊隱私權更明確的依據。第三部分則就侵害資訊隱私權之違憲審查，討論我國憲法有關侵害資訊隱私權，在抽象法律層次的違憲審查標準，及在具體案件中，是否有引進美國證據排除法則之必要？做為本此論文之後檢視成文法及具體案例之準則。 第三章則進一步討論我國網路犯罪之偵查實務，說明我國實務常見網路犯罪之類型，並舉出實際案例以供參考。第二部分則就目前網路犯罪偵查實務，試著從較為技術面的方向，簡略說明有關網路犯罪資訊的取得、犯罪者的追縱、證據的調查，其中有關證據的調查，則著重於通訊監察部分，至於常見有關搜索、扣押的討論，因與本文主題較不具關聯性，故省略不論。本章之目的，乃嘗試讓理論與實務有聯繫之機會，並說明我國在網路犯罪偵查方法上，有何困境之處。 第四章為本論文之主軸，在了解到我國網路犯罪偵查實務所面臨的困境後，本章首先就美國有關網路通訊監察法制，介紹該國憲法與司法實務在做出若干重要裁判後，立法者為提供更充分的保障，所特別制定的《電子通訊隱私權法》等法律，希望透過不同層次的資訊隱私權侵害，提供不同層次的程序保障，來平衡國家安全、犯罪偵防與隱私權保障。然而由於網路通訊監察的特殊性，使得FBI於2000年3月所發展出的新型網路監聽工具：Carnivore，引發大眾甚多疑慮，該國就Carnivore系統之運作依據及合法性，有著激烈的辯論，本文嘗試整理歸納正反意見，並提供本文觀點。在還來不及檢討Carnivore系統之合法性時，九一一事件促使《愛國者法》通過，賦予政府機關實施網路通訊監察時更大的權力。科技的進步，無疑使得網路使用者資訊隱私權受到更大的限制，本文也嘗議建議未來最高法院應改以結果取向的解釋方法來處理新型監聽工具所引發的憲法爭議，如此才能兼顧科技發展與人權保障。 在了解到美國有關網路通訊監察法制後，第五章則針對從資訊隱私權保障面向，重新檢討現行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規定之妥適性，並就我國未來針對網路發展新型監聽工具時，所應採行之建制原則，及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針對網際網路時代，所應做的修正，提出若干建議，並以之代結論。

本文介紹德國刑事訴訟法中電信通訊監察與談話監聽（包括住宅內談話監聽）措施的規定，與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基於人權保障對住宅內談話監聽所設立的要求，並藉由德國法規與判決所設立相關標準，進一步來審視我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有關規定是否妥適。 德國基於犯罪偵查目的之電信監察與談話監聽，主要規定在德國刑事訴訟法第100條a以下，對電信監察與談話監聽措施成立的要件作有詳細的規定，並作為本論文研究德國規定的主要架構。 其次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在2004年3月3日對住宅內談話監聽做出重要判決，判決認為私人生活核心領域 (Kernbereich privater Lebensgestaltung) 的保護屬於不可侵犯的人性尊嚴（Unantastbarkeit der Menschenwürde）。若涉及私人生活核心領域，則不允許基於刑事訴追目的進行住宅內談話監聽。並認為刑事訴訟法有關住宅監聽的部分規定未符合憲法上的要求，進而要求立法者修正相關規定。本文將介紹該判決所揭示的監聽基本原則，以及循該判決所揭示的原則，德國刑事訴訟法於2005年針對住宅內談話監聽措施所作的修正。此後，聯邦憲法法院上開判決所揭示的原則，並進一步導致2008年德國刑事訴訟法中電信通訊監察措施以及隱密性質偵查措施規定的大幅修正，本文亦將作一簡略介紹。 最後藉由德國刑事訴訟法中針對電信偵查措施與談話監聽的規定及其中所揭示的法律原則，反思我國現行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規定有何進步的空間，以及我國現今是否應採行住宅內談話監聽的偵查措施。

通訊監察區分為「犯罪通訊監察」及「情報通訊監察」二大種類，犯罪通訊監察須針對特定犯罪活動而為之偵查行為，而情報通訊監察則係針對外國勢力及其工作人員危害國家安全之行為而為國家預警情報作為。世界各民主先進國家在將通訊監察法治化及透過實際案例之修正後，逐步建立起類似之通訊監察立法通則，如比例原則、令狀原則監察、透明化、保護隱私權益、重罪原則、特定性、補充性原則等，幾已成為犯罪通訊監察法治不可違逆之普世價值； 然在情報通訊監察部分，各國則因歷史背景之不同，其情報通訊監察法治發展是不一而足，其法律保留、授權密度、證據能力、救濟及監督方式皆大相逕庭。 我國情報通訊監察規範於民國88年與犯罪通訊監察一併規範於「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中，條文規範略嫌簡略，依據民國100年修正之國家情報工作法，立法政策將朝向情報通訊監察單獨立法邁進。 為探討我國情報通訊監察制度之現存問題，本文研究分析美國「外國情報通訊監察法（The 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ct of 1978,FISA）」及德國「G10法（Gesetz zur Beschränkung des Brief-, Post- und Fernmeldegeheimnisses,Gesetz zu Artikel 10 Grundgesetz – G10）」之情報通訊監察法治，與我國現行規範加以比較，並對未來設立專法提出建議。 / Electronic surveillance can be divided into criminal surveillance and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Different from the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criminal surveillance should be solely engaged in for specific criminal law enforcement purposes.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is directed at the acquisition of the contents of communications transmitted by means of communications used between or among foreign powers for the purpose of national security. Through the electronic surveillance legalization process of the advanced democracy countries, we can summarize a few principles such as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warrant, privacy, felony, particularity and complementarity which have became the universal value of the criminal surveillance. Nevertheles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in each country is by no means an isolated case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background. They are different from law reservation, the intensity of judicial review, admissibility and judicial remedy, etc. In 1999, the rules of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were regulated in Communication Protection and Monitoring Law with criminal surveillance, and the regulations of the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re sort of incomplete. According to the amendment of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s Law of 2011, the independent legislation of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is imperative in future.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in Taiwan, the thesis introduced and compared the “The 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FISA)” in the U.S.A, and the “Gesetz zur Beschränkung des Brief-, Post- und Fernmeldegeheimnisses,Gesetz zu Artikel 10 Grundgesetz (G10)”in Germany with the Communication Protection and Monitoring Law in Taiwan. Hopefully the thesis could provide the directions of the independent legislation of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in future.

資訊科技的發達為人類的生活帶來了便利，同時也嘉惠犯罪實施的便利性，許多與犯罪相關的證據已經普遍以數位化的形式存在，在刑事偵查中對於這類數位資訊之保全成效，將直接影響到後續的刑事訴訟程序是否能順利地進行。因此有必要對於相關的法規範加以檢視，以期在顧及偵查效率的同時，亦能縮減對人民基本權利之侵害。 本文第二章介紹進入資訊數位時代之後，刑事偵查程序因數位資訊之保全所帶來的改變。第三章美國偵查實務討論美國法制對於數位資訊之保全在刑事偵查中的相關程序規定。第四章我國偵查實務探討我國法制對於數位資訊保全的相關規定，以及是否有可以借鏡外國法制優點改進之處。

nemo tenetur se ipsum accusare－沒有人必須自我控訴（niemand muß sich selbst anklagen），nemo tenetur se ipsum prodere－沒有人必須作為對抗自己的證人（man muß nicht gegen sich selbst als Zeuge auftreten），這兩句拉丁法諺即為不自證己罪原則（nemo-tenetur-Prinzip）：「沒有人有義務使自己承擔罪責」、「沒有人有義務對自己的罪行做出貢獻」、「沒有人有義務對自己的犯行主動提出不利證據」、「不得強迫任何人違反意志去積極證明自己的犯罪」，乃是法治國的基本立場，以尊重人性尊嚴的中心思想為基礎的刑事程序原則，而人性尊嚴關注的是，被告必須能自由決定是否願意將自己作為自己犯罪的證明工具，強制將自己的陳述提供作為刑事判決或其他相關處罰的條件，不僅欠缺期待可能，也違反人性尊嚴。 nemo tenetur這個在國內已是刑事訴訟圈子耳熟能詳的拉丁法諺，每個法律系學生都能領略一二，把它作為論文題目，乍看是燒冷灶，本文用意在引進比較法上的觀察，主要是介紹德國法，同時回顧國內文獻與現行法規。本文分作八章，包括【第一章 緒論】、【第二章 不自證己罪原則起源、國際發展與我國法依據】、【第三章 不自證己罪原則的適用與違反類型】、【第四章 不自證己罪原則與「訊問」關係】、【第五章 不自證己罪原則對強制處分的衝擊】、【第六章 不自證己罪原則與證據禁止】、【第七章 不自證己罪原則在「非刑事法」領域的發展】及【第八章 結論】，冀能對不自證己罪原則的輪廓，建立雛形。

科技的發展與進步為人類社會帶來許多便利，但若未善用於正當的途徑將可能產生某種程度的反噬而成為侵害他人權利之工具。全球定位系統（GPS）應用在日常生活中常見的方式為汽車導航，然其同時具備的定位功能若用以作為取得他人位置資訊以及行車軌跡之手段，即有侵害被追蹤者隱私法益之疑慮，因此，在刑事實體及程序法上有其探討之必要。私人使用GPS取得證據之行為可分別從刑事實體及程序法之角度進行剖析，在實體法上所可能涉及者為刑法第315條之1的竊視竊聽竊錄罪與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4條的違法通訊監察罪。本文首先詳細分析刑法第315條之1的內涵，並進而討論私人取得證據之行為是否構成刑法第315條之1的竊視竊聽竊錄罪。針對「非公開」要件的判斷，本文先就合理隱私期待的概念做出詳實的介紹，並輔以美國法上著名案例，從合理隱私期待的視角檢視「非公開」這個要件。另外，以GPS取得之資訊是否符合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中所稱「通訊」之意涵而有該當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4條之違法通訊監察罪的可能本文亦一併進行探析。 而在程序法的層面，私人使用GPS取得證據之行為與私人不法取證有涉，本文於定義私人不法取證後，進一步分析私人使用GPS取得證據之行為是否符合私人不法取證之內涵。私人不法取證之證據能力於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並無明文規定，實務與學說對此亦尚無較為統一之見解，本文嘗試從比較法的角度觀察，期能以外國法作為借鏡，提供不同面向的思考途徑。

自從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冷戰的結束，美國法律制度已成為世界上最具影響力之法律制度。不可諱言地，美國法律制度對其他國家法律制度的影響甚深，有些論者因此認為：因多數國家相繼仿效美國之法律制度，業已形成各國「法律制度美國法化」(Americanized)之趨勢。甚至，美國Maximo Langer教授，在其「論認罪協商制度之全球化及刑事訴訟程序之美國法化」乙文中表示，有人以美國之認罪協商制度為例，認為美國之認罪協商制度可能是辯論式制度送給糾問式制度的「特洛伊木馬」(Trojan horse)，大陸法系國家將逐漸被「法律制度美國法化」，將被全面屠城棄守。是否果真會如此，美國法律制度對我國之影響是否亦有可能造成我國偵查制度遭美國偵查制度「屠城」之結果？引發筆者對我國近年來自美國引進之若干偵查制度之關注與好奇，認有予以探究之必要。本文乃就我國近來有關偵查制度之重大修法，以特別偵查制度之獨立性、通訊監察之控制機制與刑事司法互助之書證調取等為例，探究該等制度從美國原貌，到移植至我國後之改變、衝突及現況，並提出本文之觀點，期能成為未來修法時之參考方向。 本文除前言及總結論外，第二章簡介美國之偵查制度，論文主體部分則分成特別偵查制度之獨立性、通訊監察之控制機制及刑事司法互助之書證調取等三章進行論述。 第三章為有關特別偵查制度獨立性之探討，由各國曾出現之特別偵查制度中，以美國、日本及南韓等國家之法制為例，分別介紹美國之「獨立檢察官」與「特別檢察官」、日本之「特搜部」及南韓之「大檢察廳中央搜查部」等特別偵查組織之歷史沿革及運作機制，其中特別就各國爭相仿效之美國「獨立檢察官」與「特別檢察官」制度多加介紹，最後再論述我國特別偵查組織之濫觴與發展，由高檢署查緝黑金行動中心到地檢署檢肅黑金小組，再到最高檢特偵組等我國廣義之特別偵查組織之發展歷程，而特偵組成立迄今之現況與制度之運作結果，對特別偵查制度之獨立性產生之影響，亦有待實務運作後之檢驗，其中最大爭議者諸如:付之闕如的檢察總長退場機制、再議程序及設置審級等爭議問題，目前都已出現，有待探究及修法解決。 第四章為有關通訊監察控制機制之探討，日本、美國、英國及我國通保法修法前後之存在不同通訊監察核發機制及聲請機制，就我國通保法修法後之通訊監察聲請機制模式採取「檢察官聲請獨占模式」，不採取「雙聲請主體模式」或「檢察官許可前置模式」，本文乃探究各種聲請模式之利弊得失。次以我國通保法修法所仿效之美國通訊監察制度為中心，介紹美國之法律及行政相關規定，引述美國聯邦檢察官在通訊監察程序中之角色，進而導出美國核發通訊監察書遠低於我國之原因，探究美國各種通訊監察之內控機制。最後以通保法修法後之實務觀點檢視本次通保法修法之控制機制，探討是否修法後即可達到仿效美國通訊監察制度所欲達到得以控制監聽浮濫之目的？ 第五章為有關刑事司法互助之書證調取，除介紹各種刑事司法互助態樣、我國現行之刑事司法互助有關之法規及實務運作外，並探討臺美司法互助協定之內容。並以向新加坡請求刑事司法協助為例，介紹如何請求調取涉外之銀行帳戶資料。另討論我國經由外國政府或組織取得證據之證據能力，由於我國並無刑事司法互助法之專法，致實務上產生極大之爭議，有予以深究之必要。 第六章為本論文總結，本文認為，美國之偵查制度對我國偵查制度的影響當然是不容置疑的，但我國絕非單純地複製一個美國形式的偵查制度模式，美國法對我國法制的影響並非全面性的美國化，僅占我國偵查制度改革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我國引進美國之偵查制度後已與美國原有之制度呈現出各種不同之風貌，當然引進後之機制正挑戰我國原有之偵查架構與制度，但並未形成「偵查制度全面美國化」的現象，更不必憂心會遭美國偵查制度全面「屠城棄守」。

壹 研究動機與問題提出 隨著近幾年來修法的大風，以及學者們的奮力投身與呼聲吶喊，與昔日相較之下，刑事訴訟的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視。然而實踐國家刑罰權的刑事訴訟法，就其本身而言，即是一部充滿緊張關係的法律。其不僅動輒涉及人民人身自由等各項權利，嚴重者乃甚至掌控人民的生殺大權；在此同時，這部法律又肩負者維持國家法治安定、實踐國家的刑罰權等重責大任。於是調和國家追訴義務與人民權利保障這二者間的緊張關係，便是刑事訴訟上的首要課題。在定位方面，不論是刑事訴訟的研究或是修法、實務動態，也日益跳脫了傳統單一性、同一性、訴訟行為等研究與思維，進一步地將刑事訴訟與人民權利、憲法規範作一連結。因此這對於刑事訴訟的衝擊，除了在調和國家追訴與人民保障時對於人權不再輕易忽略之外，在刑事訴訟本身的法制上，不論是立法或法律解釋方面，也因為憲法對此的影響與衝擊，而有了不少的調整 。德國大儒Roxin之名家名言「刑事訴訟乃憲法的測震儀」，實為此下了一個極佳的註腳 。 強制處分在刑事訴訟法上的重要性，實與證據法則不相上下。強制處分的發動，輕如傳喚，重則為羈押，在在均對於人民的基本權利有所干預；從憲法保障人民權利的觀點看來，強制處分在刑事訴訟領域上應有其獨特之處。而在現實面向上，近幾次的修法，屢屢涉及院、檢雙方間的關係，強制處分的權限分配問題，每每更成了眾所注目的焦點所在，其重要性也就更不在話下 。 二○○一年的刑事訴訟修法，在一片呼喊著「令狀主義」的當時，除了在搜索發動權限上的修改外，新法亦一併規範了無令狀搜索的情形。無令狀搜索有附帶搜索（新法第一三○條）、逕行搜索與緊急搜索（新法第一三一條）與同意搜索（新法第一三一條之一）四種情形。有別於逕行搜索與緊急搜索範圍大小之爭議，在修法過程當中，同意搜索的條文，並無太多爭議，在立法理由上，亦僅謂「經被搜索人同意之搜索，原為各國刑事訴訟法所允許，我國實務亦行之有年。為杜絕有關爭議，有明文規定之必要。又為免受搜索人是否出自願性之同意發生爭執，援明文規定將其同意意旨記明筆錄，以明責任。 同意搜索的新法明文規範，固然為本文研究的一個契機；然而，同意的問題絕非僅出現在搜索部分，除同意搜索外，同意更可能遍布於刑事訴訟上林林總總的強制處分之中。抽象的探討，諸如在無法律授權、無法官令狀的情形下，能不能經同意而對於被告或證人為抽血或相關的身體檢查？無羈押令狀下，能不能經嫌疑人同意而予以羈押？至於具體事例，諸如實務上一般所謂的「帶同起贓」是否能解釋為經同意、其行為是否合法？抑或於警局約談後，將嫌疑人帶至地檢署的過程中，其法律基礎為何？基於法律保留的規範下，有任何授權規範乎？可否解釋為同意？又此是否為自願性的同意？以上總總均是同意問題所欲探討、釐清者，不僅在學理上饒富生趣，亦有助於對實務操作流程的解釋。 且由近次修法對於強制處分發動權限的變動中，我們可以看出現今發動強制處分所須經的程序與耗費，較諸從前日益顯得困難；於此情形下，無令狀的發動強制處分勢必是未來的另一項可能與趨勢。衡諸各種無令狀強制處分的發動，又以同意發動的類態最為常見與容易，因此，到底在何種範圍內，可經由同意而免除法律授權規範與令狀形式而發動強制處分？以及應如何監控而讓同意不致淪為國家機關規避法律保留、令狀制度的手段？此即具實益。國家追訴機關可能為了免去繁瑣的程序，對於同意的運作勢必採取樂見其成的態度；但相對於擁有高權的國家，市井小民的同意是否真心真意，就是令人擔憂之處了。人民可能會因為避免時間的浪費或是免除自己的犯罪嫌疑而同意國家的某些作為；但是也可能是出於被迫而去忍受本不該忍受的事務。又非具法律專業知識的一般民眾，如何期待其有能力拒絕警方所要求的「同意配合」呢？因此，強制處分的同意，到底在何種情形下，國家可以藉由同意省卻繁瑣的程序，而人民卻又是心甘情願而無害的呢？如何發揮同意的優點，在緊張的刑事訴訟關係中，緩和國家與人民的益衝突，締造「雙贏」的局面，這即是本文所關切的。故本文以同意搜索的新法規範作為研究契機，將同意的問題放大到整個強制處分部分，希冀能對何種強制處分是可以僅經由人民的同意發動之、而哪些同意的存在則是與法治程序相悖而行的；經由同意而免除相關程序規範時所應具備要件，以及如何免去國家機關披上合法同意的外衣而濫為違法行為；同意自願性的確保、與同意無效、違法的處理；甚而是幾種特殊同意的介紹等等，作一全貌性的整理與處理。 貳 研究範圍 體系的安排上，基於把問題說清楚的最佳方式無非是從其根本著手，所以本文擬從強制處分的根本性質著手，著眼其為公法上的基本權干預行為，從基本權的干預角度切入。並在基本權干預的體系中，嘗試探尋同意的定位與角色，進而處理同意的界限問題。在性質上釐清定位後，再將同意於現行強制處分的運作，諸如其所應具備的要件與法律效果等等，作一整理與論述。最後復再以幾種特殊之強制處分的同意類型，作為特殊類型的介紹與具體適用個案探討，進而提出結論。 本文既欲從基本權干預方面著手，即免不了須先定義與釐清強制處分的性質，故以下即於緒論中先行概括交代強制處分與同意的用語、定位與性質（本編第三章）。其次再從基本權的捨棄、基本權行使等方面著手，由憲法、公法的角度，嘗試找尋同意的定位；隨即，在保障法治國家的價值秩序下，同意的容許應有其極限，是以即就同意是否應被容許、以及其容許的界限範圍作所整理與論述；最後在於整體的介紹基本權干預的審查過程，並於其中探尋同意的地位（第二編第一章）。其次將同意具體套用在現行的強制處分運作中（第二編第二章），以下則於強制處分的種類中，運用前所提及的同意界限，先行約略區分何種強制處分可將受干預者的同意視為其發動的正當權源，何種強制處分則於排除同意之外（第一節）。復再依次論述同意的要件（第二節），分別由同意能力、同意的自願性等實體要件著手，再予細究受拘禁者有無同意能力、自願性，以及自願性的內涵與解釋；相對於實體要件的程序要件，則係告知義務的踐行，亦即確立於同意行使時，應在程序上課予相對人（國家機關）一定的告知義務，以確保其同意的真意。附帶於此論述的另一重心，則係關於同意行使的時點、範圍，以及其可否隨時撤回；因同意的撤回與同意的範圍，皆涉及同意的合法性與該強制處分發動的範圍與基礎，故併於此處理。當同意涉及多數人時，往往出現共同權限與表見同意的問題；亦即多數人皆為同意權人時，其同意應如何行使？又或同樣涉及多數人時，可能存在具有外觀權限但卻無實權的表見同意，其同意的行使是否有效？是否為合法的同意，則亦為此處所處理者（第三節）。以同意為依據而發動的強制處分，其法律效果為何？是否為合法發動的強制處分？倘若為不具備同意要件而發動的強制處分，其又應該如何評價？法律效果又為何？此則是在同意總論的最後所將處理的（第四節）。 整體概括論述強制處分的同意後，接下來要處理的是同意的特殊問題（第三編）。在議題選擇上，基於涉及多數人的同意問題，本係強制處分同意中的重頭大戲，是以，在各論議題的選擇，本文即將談論皆將涉及多數人權利的共同住居的同意、通訊監察處分的一方同意問題，以及測謊同意等三部分。值得一提的是，本文所選擇的三個同意各論議題，雖可能皆涉及多數人權利，但處理的方法卻未必全然等同；而這樣的差異，也正是本文在各論部分選擇同時處理這三個議題的出發點之一。 首先，在共同住居的同意方面，本文首先關注新法同意搜索的條文通過後，其運作情形為何；又再進一步來看多數人共同住居時，其同意權限的行使問題，諸如其中一人同意即可，抑或需要全體同意始能搜索？再者，該多數人的住居同意與刑法侵入住宅犯罪的關聯為何，是否應與刑法上的侵入住宅同意作相同的判斷？此類問題日後無論在學說或是實務上勢必成為爭議之點，故亦為本文所關切者（第三編第一章）。其次則為通訊監察的同意問題；通訊監察與搜索扣押等有形的強制處分不同，該處分的實行常為相對人所無從得知的，其所干預人民權利的程度，著實不可小覷。然而通訊監察是否有同意問題？得通訊雙方同意的監察，在一般認識上，極少對於偵查效用有其助益；以通訊之一方的同意而發動通 訊監察處分時，這樣的處分行為雖對於偵查進度屢有助益，但是否得以被評價為合乎法治程序、合於刑事程序規範的偵查取證行為？又這樣行為在刑事程序合法與否的討論外，是否另將面臨相關的刑罰問題？以上這些處理與前述的共同住居同意，又有何相同或相異之處？則為本文第三編第二章所處理者。末者，科技與偵查技術日益精進的現代，刑事程序中可否使用測謊儀器？測謊所取得的證據又應如何被評價？犯罪嫌疑人基於自清，主動同意要求的測謊行為能否被容許？若容許同意測謊後，其又應如何運作？這些都是特殊同意議題的最後，本文所將處理的（第三編第三章）。 文末（第四編），則是結論的處理。希冀由從對強制處分與同意於基本干預體系的本質出發，以同意之總論作為介紹、論述的對象，進而提出面對強制處分同意時之相關必備的要件，與判定有效、合法同意的基準；再針對特殊同意的情形，介紹與論述三種特殊同意之強制處分的處理模式，盼能對整個強制處分之同意問題，提出簡扼且清晰的描繪，進而能提供同意實際操作上的參考。